1968年的12月22日，毛泽东做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从1950年代开始，到1980年代初结束，有近2000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上山下乡。这一遍及全国城乡的大规模运动，在中国现当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然而，1990年代第一波知青运动学术研究热潮过后，“记录、回顾和研究知青运动的高潮”迟迟没有到来，主要原因是受限于史料。
从2010年开始，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动员了50多名老知青志愿者，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和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金大陆担任主编，从6000余部地方志中爬梳知青运动的相关史料。近日，他们4年努力的成果—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的600万字的《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六卷本，以下简称《史料辑录》）终于问世。12月21日，该书在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和2014“新史料·新方法·新视野”知青学术论坛。
对于这套知青史料集的出版，相关领域的学者认为，这些新史料势必将推进知青史的研究，拓宽和深化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而在这次的知青学术论坛上，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问题，再次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地方志中整出的新史料，将极大推进知青研究
关于知青研究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出现在1987年。1990年代，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同时也出现了通史性的专著，主要有刘小萌等合编的《中国知青事典》，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8-1980》以及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史卫民、何岚的《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这些研究的出现，说明史学界已经不满足于文学书写和知青个体的回忆等民间书写，开始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史学研究对象。但其中大部分历史学者本身即是知青，而且原本的研究领域并不在现当代史方面，如刘小萌、定宜庄原本是主要研究清史的，知青史研究算是“副业”，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知青史研究底子薄弱，与学科化、专业化仍有距离。
然而，史学研究得以推进的根本要素之一是史料，因为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料的匮乏，将原有史料消耗殆尽后，知青史研究逐渐进入了瓶颈期。刘小萌告诉早报记者，近20年很少有重要的史学研究成果出现，现在《史料辑录》的出现，正是“雪中送炭”，“当时我能看到的北京方志只有一种，现在在这套史料集里我们就能看到52种。”
在史学研究中，新史料的出现往往会引发新一波的学术研究高潮。金光耀说，当初蒋介石日记解密、苏联档案公开曾引发国际国内研究高潮，那么，这套知青史料集也很有可能刺激学者的研究热情。金光耀告诉早报记者，《史料辑录》为知青研究引入新方法和新视野提供了可能。
《史料辑录》题目关键词之一的“中国新方志”，是指“文革”结束后所修的地方志，与中国传统方志相对。自1977年起，修志工作在少数县市展开，1980年代普遍起来。到2005年，全国规划的省市（地）县三级志书6319部已经有86.36%完成修撰。这些新方志里保存了大量包括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内的珍贵当代史资料，里面的原始数据更是民间口述、回忆中所缺乏的。
金光耀认为，可以借用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研究方法，对知青史进行“大数据”的定量分析。比如，以往无论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档案还是刘小萌等人的研究，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安置经费问题仅有全国层面宏观的总述，而没有给出各省的具体经费数据，“而在地方志中，尤其是专业志如劳动志、财政志中都有，这就使我们可以从省乃至县的层面上了解知青安置经费的各地实际使用情况。从中我们能看到各省之间的明显差异，甚至是省内各县间的不同。”
另外，借助《史料辑录》中对于知青婚姻状况的数据，整合、比较后能发现原本不被注意的问题，比如，“文革”期间，浙江某些地区的知青与农村青年结婚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两倍还多，而且男知青农婚率远多于女知青，与一般的认识相反。“大数据”定量研究的可能为概括共性、分析差异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新史料还会为知青史研究带来视野的拓宽。数据呈现出地域差异，和区域研究的视野互为表里。“近年来，欧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是区域史研究。中国太大，各区域的差异非常明显，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区域可能比"中国"更具有书写的可能，比如清史中的江南史研究。”刘小萌对早报记者说。
此外，丰富而集中的史料，对于如知青生产劳动、精神生活、与当地群众关系、返城情况，以及诸如知青所到之处当地政府所做的工作、各地为知青工作所设置的专门机构的运作状况、国家对知青安置的基本情况等专题性研究的推动，也是可以想见的。
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该怎么评价？
对知青运动的书写，不仅局限于历史书写，按照金光耀的划分，还包括文学书写和民间书写。文学书写在历史书写之前，主要是同“伤痕”文学一样将知识分子苦难归之于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极“左”路线，另外在内涵上则充满了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悲壮性。而民间书写主要由作为亲历者的知青所做，他们的回忆、口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独特而珍贵的史料，但主题大都集中在倾诉苦难和讴歌青春，如四川知青1991年在成都举办“赴云南20年回顾展”时，提出的口号就是“青春无悔”。但是历史学的研究并不一定与亲历者的感觉相重合，甚至存在相当大的疏离。
美国学者柯文在其经典研究《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中早就揭示，事件的亲历者、旁观者和研究者，对事件的视角和认知有着巨大的差异。在知青运动评价这个问题上，柯文的观点再次得到了印证。亲历者从个人经历出发，将所见所感呈现出来，毫无疑问，这种经验对他们来说就是“真实”；但历史研究者追求的“真实”并非基于个体体验，而是基于实证研究。刘小萌认为，良好的历史学工作者做出任何论断，必然是在占有各种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史料证据基础上。
对于知青运动这段历史的评价问题，只要从总体情况和制度、现实层面考量，都会明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严重失误”（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而从知识青年的角度来看，“青春无悔”这种判断和评价则也是部分个体知青的真实情况，知青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当地农村产生了积极影响。
“知青运动对农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170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很大一部分是到边疆和偏远山区，或多或少为当地带来一些新鲜的文化成分。但这种影响跟一代青年所付出的代价、农民付出的代价、国家付出的代价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1700万知青在最好的年华中断了正常的教育，这种损失无论是对于个人来讲还是从国家发展角度来讲，都是不可弥补的。”刘小萌对早报记者说。
知青运动的“浪漫化”，影响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使得这些文艺作品多数是在讴歌青春，反过来又使“浪漫化”加剧。金光耀和金大陆都是具有知青身份的学者，他们认为，之所以“青春无悔”式的追忆大量曝露在公众面前，主要是因为知青回忆录的撰写者大多数都是后知青时代的“成功者”，而那些或埋骨或终老乡野的知青无法或无由发声。
“成功者”有能力有意愿追忆往事，并且往往将昔日之苦难与今日成功建立因果联系。比如，一位后来成为理论工作者的知青就说，“在我们今天的成功中，都能看到当年兵团生活的痕迹。”但是两位学者在《史料辑录》前言中强调，“知青在追忆青春时不能没有自省和反思，因为他们的青春处在一个疯狂、荒唐的非常年代。”作家张抗抗也曾尖锐批评：“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人、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是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么？”
学术研究的这种看法，自然会引起知青的困惑和反驳。刘小萌本身就是知青，也和众多知青在口述采访过程中建立了个人友谊，“知青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他们虽然不了解或不认同你的观点，但当我提出采访时，他们都毫无保留地提供了帮助，只要一提你是知青，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待你。”不过，刘小萌坚持史学研究逃脱个人经验视角的理念，还是遭到了很多误解和非议。
今年年初，刘小萌有感于民间层面对知青上山下乡“浪漫化”、“美化”过度和现在青年人对那段历史的隔膜，接受了共识网的采访（题为《刘小萌：不要美化“上山下乡”》），重申了他的一贯观点：切不可把那个肆意践踏人权的时代理想化。于是，立即有人发问质疑：“刘小萌，你是知青？”并称刘小萌为“这个英雄群体的耻辱”。这也从侧面说明，更加深入和全方位的知青史研究和探讨很有必要。
在本次新书发布会和论坛上，以知青身份参会的张韧发言说，她觉得自愿上山下乡是她人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经历，她在插队时也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但是她也知道，很多知青没有她那么幸运，所以作为知青在讨论这段历史时，要有清醒认识：要把“文革”前和“文革”中情况分开，自愿与被迫分开，个人与整体分开。
但是张韧也提到，她的这些想法可能会引起很多知青的不快。确实如此，在论坛接近尾声，一位知青站起来讲述了她的经历，最后说：“我想请问各位学者，难道我们把我们一生最好的年华拿去建设祖国边疆和农村，真的错了吗？到底该怎么评价我们的一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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