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重庆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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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一座叫重庆大厦的楼宇，仿佛香港的香港，又如全球化的孤岛。香港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从2006到2009年间，和他的学生开始系统地对重庆大厦作田野调查，包括与这间大厦的业主、旅馆、餐馆、手机店、兑换店的经理和员工、入住大厦的商人、滞留大厦的避难者、保安、游客、警察、性工作者、托儿等各色人等交谈，甚至随着他们的商业路线、回家路线一路跟踪到孟买、加尔各答、拉各斯、内罗毕等地，见他们的家人和伙伴，最后描绘出大厦人群的民族志。

　　 重庆大厦位于大厦林立的尖沙咀商业区，却如孤岛与周围格格不入。香港本地人每每徜徉尖沙咀一带，到得重庆大厦门前，望门口的南亚人和非洲人而却步，仿佛那是一个黑洞般的贫民窟。而此间流连的商人，主要来自非洲和南亚的小商人，而非当地富商巨贾，犹如苏东剧变之后西伯利亚铁路上的国际倒爷，或者今天往返港深两地依靠体力携带手机、奶粉、图书的水客，多是依靠行李将他们在重庆大厦买到的手机、服装等廉价商品带回去。据麦高登教授的估计，从重庆大厦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手机交易量的20%。这种与中环所代表的香港全球化枢纽角色反差极大的角色，被麦高登称为“低端全球化”。

　　 其中要害，恰是这种低端全球化可能才真正反映了全球化的实质，作为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建立在对那些被排斥人群或曰“他者”的残酷剥削基础上，而在新自由主义的光环下视而不见。时至今日，这一歧视仍然通过香港部分大众对大陆观光客的“蝗虫”心态而表达出来，在过去半年的政治进程中屡有表达并被当局继续利用，作为激化冲突然后分而治之的新的类殖民主义手段。因为，大陆旅游者的抢购行为近乎低端，无处不显示着他们与大陆权贵相区别的“低层”关系，而强化了与香港本地民众相区隔的“他者”形象，与重庆大厦的认知序位如出一辙，也充分暴露出大陆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化中的尴尬地位：河北奶农倒奶的同时，大陆中产消费者们却为避开三聚氰胺的威胁而诉诸香港进口奶粉，引发双方的民族主义冲突，得以继续维持一套强化区隔“他者”的全球化世界工厂秩序。

　　 在这个意义上，整个中国又何尝不是一座全球化中的孤岛?只是，在麦高登的田野中，他从重庆大厦的楼邦自治中看到了世界主义的解决路径，那么中国呢?

　　 吴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记者看书：《世界中心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

　　 原载 印度之窗

　　 香港重庆大厦经常名扬海外，由外国旅游节目《LonelyPlanet》推介，到王家卫拍成电影《重庆森林》，它几成为香港地标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麦高登(GordonMathews)用四年时间，亲历其境研究，发现重庆大厦不只是各色种族出没之地，原来这幢大厦发挥神奇作用，它除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亦扮演“全球文化超巿”的角色。

　　 香港人时常经过尖沙咀的重庆大厦，错觉认为它属于印巴及非洲人的地方，内里充满廉价宾馆，并且是龙蛇混集的犯罪温床，除了低消费游客外，甚少本地人进入。自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在2013年出版《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一书，令外界知道这幢大厦是“低端经济全球化中心”，非洲有两成廉价手机来自重庆大厦，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在此实现“中产梦”。

　　 从2006年至2009年之间，麦高登每周一至两晚住在重庆大厦，亲自记録并了解内里的商人、店主、政治庇难者、临时工，以至妓女的生活。这里有南亚裔印巴人、非洲人及少数华裔商人等，他们通过这幢大厦进行贸易，非洲批发商一般在此购买来自中国的山寨版手机，然后运回国售卖，从中取利，而南亚裔人及华裔商人提供电子货品为主。此外，重庆大厦亦是「第三世界国家成功人士俱乐部」，它不一定令他们致富，郤能提升社会阶梯，西非很多人买不起1300美元的机票，能够到香港经商，可以说是身份的象征。

　　 麦高登教授发现该大厦内有120多个国家的人，他与非洲店主成为朋友。“就算不提香港，重庆大厦的所有商人多多少少在他们祖国还算富裕。这一点在重庆大厦背景下很容易被忽略，人们常常见到非洲人在吃住上讨价还价，尽管重庆大厦已经很廉价，但是它在这些发展中世界游客眼中仍然代表了发达世界的水平。这些年轻商人代表了他们袓国的上流阶级，他们付得起飞来香港的机票钱，这令他们许多同胞梦不可及。”

　　 据麦高登统计所得，重庆大厦有129个不同国籍人士，种族之间的问题是最大特色之一。他在书中提到，这里的人际关系不算融洽，有曾发生战争的种族，好像印度及巴基斯坦，也有信仰冲突的人，如穆斯林与基督徒、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等，但重庆大厦主要为赚钱，他们比较和气。另外，贫富差距的冲突也没有，临时工或政治避难者赚取较低的工资，他们被剥削但没有怪罪剥削者，他们只是尽力让自己提升。他在书中指出，“重庆大厦与香港其他地方，中国大陆、或其他资本主义地区并无两样，它也表现出巨大的贫富差距。不过，重庆大厦有一些可见的不同之处，不同于露声色的企业剥削，重庆大厦中剥削者与被剥削的人认得彼此的脸庞，受剥削的人不寻求反抗，而是向剥削者看齐。”

    各色人种在重庆大厦内，仿如世界公民，在离乡别井的一幢大厦内，经营自己另一种人生。麦高登把这一群拥有永久香港居民资格的南亚人，或永不能回国的非洲政治避难者，形容为“不得已的世界主义”者，其实他们是飘泊无家的人。在这幢代表地球村的大厦内，他们从食物到宗教习俗，活出“全球文化超巿”，每个人选择自己的文化方式，在重庆森林内活出自己的人生。

　　 “大厦中更多的南亚人，多多少少认为自己只是暂时住在香港，尽管他们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因为他们觉得香港是个华人地区，所以不是他们的家，他们的梦想也许不是回到南亚国家，而是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这也许是一种不得已的世界主义，这些人也许感觉自己是世界公民，但那是出于苦涩的文化需要，而非世界主义的选择。”

　　 重庆大厦建于六十年代，不少香港人都认识它，看完这本书才知道重庆大厦不是三反五反之地，它有系统运作而且受到法律约束。大厦内贩卖仿冒商品或雇用非法劳工或逾期居港人士，一旦揭发会受到严惩。不过，香港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他们偶尔会被起诉，但麦高登认为，这些人在香港相对安全，当局会有少许容忍，对多样化人口比较宽容，重视商业令重庆大厦发挥正面影响力。

　　 麦高登出版这本书后，每周仍替非洲政治难民补习英文，重庆大厦内里的人不少已成为朋友。麦高登指，他在写书的研究阶段，香港人对这里有点害怕，现在仍有不少这样的情况，但多了中学生及大学生来这里了解，除了这本书令他们改观外，主要因为不少香港人不喜欢大陆人，他们渐觉重庆大厦是个好地方，确实多了香港人来此吃饭或购物，这是一个转变。

香港向来称自己为国际城巿，但其实不然，麦高登直接指出，香港最大群外国人是外来家庭佣工，这个城巿却没有太看重他们，现在中环的白人没那么多，你所看见的国际化景象都在尖沙咀，尤其在重庆大厦，这里几乎有来自全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