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23日,对于从事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日子。当代社会学界的泰斗、科学社会学的先驱者罗伯特·金·默顿在经历了与六种癌症的顽强抗争后,走过了他充满智慧的92年人生旅程,在留给人们无限的精神财富的同时永远地离开了他所毕生追求和挚爱的社会学事业。
"如果说我能够看的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这句源自牛顿的格言是默顿1965年撰写的《站在巨人的肩上》一书的主题。他花了23年的时间收集了该书用到的奇闻轶事。虽然这本书可能不是默顿最著名的一本著作,但它也算得上是默顿最特殊的一本书了。它的出版为默顿在科学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以至于人们现在还普遍认为默顿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也是一位科学巨人。曾经是默顿学生,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兼人事部主任的乔纳森·科尔(Jonathan R. Cole)回忆说,在一次"社会结构分析"的课堂上,默顿曾经做的一次非正式的调查,调查的内容是让学生估计他的身高。默顿实际身高为6英尺1英寸,但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高估了他的身高许多,足见默顿所具有的魅力和威信。
然而,面对人们的种种颂扬,默顿却淡然处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由于人们对科学家的推崇,往往把他们去人格化了,有时候甚至是偶像化了。对此,默顿认为一个公正的态度是应该把他们看做人,而不是神,因为巨人也是处于人们不可避免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承受着方方面面的压力和体验着形形色色激情的人。默顿自己就是如此看待巨人的,正是站在巨人的肩上,默顿创建了他富有特色的经验功能主义、中层理论学说和科学社会学的思想,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现代社会学上广泛采用的新概念。可以说,那些想要从事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要站在默顿的肩上,从他的思想中吸取足够的养分才能理解社会学的真谛。
功能分析:理论解释与方法运用的融合
功能分析被当代许多社会学者认为是解释社会研究材料最有成就和最有前途的一种分析方法,它初步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60年代后发展成为西方社会学中的主流方法,且至今在社会学方法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默顿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对功能分析的突出贡献主要有三点:
一是强调区分负功能(dysfunction)和正功能的存在。默顿认为,在进行功能分析时,应裁定所分析的对象系统的性质和界限,因为对某个系统具有某种功能的事项,对另一个系统而言就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功能。凡是社会结构要素及其关系对于社会调整与社会适应起促进和帮助作用的是正功能,而导致社会结构及其关系破裂的则是负功能。
二是区别了显功能和潜功能。默顿认为,在进行功能分析时,应注意分析社会文化事项对个人、社会群体所造成的客观后果。那些有意造成并可以认识到后果的是显功能,而非有意造成的和不被认识到后果的是潜功能。默顿指出,社会学者的特殊贡献不但在于研究社会行动者有意安排的预期后果(显功能),而且主要在于研究社会行动者未预期的或不为一般人所觉察的后果(潜功能)。
三是提出了一整套功能分析的范式。默顿认为,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学状况,就必须确立起一整套社会学定性分析的范式。默顿以功能主义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他著名的功能分析范式,其中包括11个方面的问题:(1)功能归属问题;(2)主观意向问题;(3)客观后果问题;(4)功能指向问题;(5)功能需求问题;(6)功能实现机制问题;(7)功能选择问题;(8)结构约束问题;(9)动态与变迁问题;(10)功能分析的效度问题;(11)功能分析的意识形态问题。
默顿在提出自己一整套功能分析范式之前,指出了以往的功能分析存在着三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功能的统一性(functional unity)。即认为社会系统的任何局部都对整个社会具有功能。默顿认为文化事项是否都一致地对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以及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履行功能应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一个公设。二是功能的普遍性(functional universality)。即认为一切标准化的社会形式或文化形式都具有积极功能。默顿指出对不同的系统而言,社会或文化事项是具有不同的功能结果的。三是功能的不可替代性(functional indispensability)。即认为特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化形式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默顿认为,功能需要实际上是多样性的,它存在着"功能选择"、"功能替代"的情况。默顿通过对以往功能分析的上述批评与检视,进一步指出了以往的功能分析多侧重于理论解释,而对方法的运用重视不够,因此,它常常造成理论解释与方法运用的分割运行。在默顿看来,功能分析既是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理论,也是一种收集资料的有效方法,是理论解释与方法运用的一种融合。
总体上说,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把结果层次的功能分析转变为方法层次的功能分析。二是把功能分析中的理性主义的、抽象的方法转变为更具有经验性指导的方法。三是把社会的静止图景转变为动态图景,并突破了传统功能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三个错误假定。
中层理论: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的沟通
社会学自诞生以来一直把总体化、普遍化的宏大叙事作为自己理论追求的一种目标,其结果导致了像帕森斯那样以高度抽象而著称的一种"宏大理论"的出现。作为帕森斯的学生,默顿却持批判态度,并指出这种总体化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统一理论不仅与人们日常观察到的具体社会行动、社会现象相距甚远,而且对社会问题缺乏实际指导意义。因此,默顿强调经验实在性,倡导一种适用于解释有限现象的"中层理论",以试图打破长期以来那种试图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抽象的宏大理论。这种"中层理论"就是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和具体的经验性描述两者之间的一种理论,其基本特征有:(1)它主要用于指导经验研究,且根据这一理论是可以通过经验加以验证的。如社会流动理论、社会分层理论、角色冲突理论、参照群体理论,等等。(2)它只涉及有限的社会现象,一般由几组有限的假定组成,且通过逻辑推导可以从这些假定中产生出能够接受经验调查证实的具体假设。(3)它可以融入到所谓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之中去,成为社会学思想体系的一部分。(4)它能区分出微观社会学问题与宏观社会学问题,从而划清微观与宏观问题的界限。(5)它承传了早期社会学家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建构策略,是经典理论研究工作的直接延续。(6)它没有认定自己可以对当今一切紧迫的实际问题提出理论解决的终极办法,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指明了未知的或需进一步研究的方面。
默顿倡导这种"中层理论"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他认为帕森斯创立的理论体系过于庞大,难以实践。二是长期以来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的相对脱节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学研究的分化。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动荡不堪,冲突不断,急需具体理论予以指导。四是在西方各种危机面前,帕森斯学说遭到了各方面的大量批判,亟待修正、完善以摆脱困境。中层理论就是这样一种范围有限的理论,它不仅可以融入到所谓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之中去,以区分出微观社会学问题与宏观社会学问题,而且它本身构成了经典理论研究工作的直接延续,指明了社会学研究的未知方面,从而大大增强了社会学的应用性、适应性和指导性。
由此看来,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其目的不仅在于对功能主义思想的承传与创新,而且在于架通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的桥梁。在他看来,经验分析是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而理论研究对经验分析具有规范和引导作用。的确,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缺乏理论上的关照,即使某些看似很实际的东西,却往往会在观念和行动上远离切身体验,从而离真实的生活实践可能更远。这一点对于中国社会学长期以来刻意追求经验本性的研究风格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中国社会学如果缺乏理论的想象和反思,就必然会沦为对既定现实的无批判地肯定,这不仅像一个先天不足而后天缺乏营养的孩子,难以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立稳脚跟,而且势必会造成社会学功能的丧失、根基的虚化和想象力的枯竭。
科学社会学:科学与社会的互动
科学社会学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系统或制度来加以考察的新兴学科。1935年默顿在其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中首次提出了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有其独特的价值观的观点,并对科学系统进行了全面的社会学分析。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科恩(I.B.Cohen) 在回顾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历程时说,默顿的这篇论文虽然不能算作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一篇文章,但他却是第一个把这三个词组连结在一起用的人。
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界的社会关系结构即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而不是科学家个人。他所确立的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科学制度的规范方面,另一部分是科学制度的运行方面(科学界的奖励系统、沟通系统、评价系统等。默顿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科学在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的同时,也不断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科学社会学就是在科学与社会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默顿集中探讨了作为社会一个子系统的科学内部的社会现象,尤其探讨了科学精神气质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科学内部的社会系统既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环境,又应该有相对的自主性,这是科学认知结构所提出的基本要求。
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工作通常被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的前期研究以1938年发表的论著《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为代表,而后期研究以1942 年发表的《论科学与民主》(后定名为《科学的规范结构》)和1957年发表的《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为主要代表。尤其是他后期的这几本论著,确立了科学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与框架,反映了他成熟的科学社会学思想,形成了所谓的功能主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
默顿前后两个时期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在理论框架、研究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性质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特别是其理论框架的不同是最基本的方面。在前期他主要是运用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K.Mannheim)和索罗金(P.Sorokin)的方法,研究作为一种观念和文化的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如何受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而在后期,随着他的功能主义观点的形成和对科学制度研究的深入,逐步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有关科学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分析模式。
在《论科学与民主》一文中,默顿提出了其著名的构成"科学精神"的四大规则,即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并指出它不仅是约束科学家的基本价值规范,也是科学共同体社会结构的基本准则。这一思想被称之为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核心内容和精髓,直到现在都深深地影响着一大批科学家。自默顿之后,越来越的社会科学家开始关注科学问题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也得以不断充实和完善,以至于现在科学社会学已经发展成了社会学和科学学中的一门十分重要的分支学科。正如科尔所说:"默顿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在于他让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认识到了还存在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一席之地"。
不朽的业绩与奋斗的人生
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位杰出代表和"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对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提出的中层理论不仅在理论与应用、宏观与微观之间架起了桥梁,而且把以前认为是毫无联系的一些实际研究方向沟通了起来,从而为社会学各种理论方法提供了一个相互汇合的基础。正如科尔所说,默顿"的确是20世纪极为少数的特别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逝世标志着20世纪社会学发展一个阶段的终结"。 诺曼·斯托尔(Norman storer)则说:"即使默顿没有被人们公开描述为社会学奠基之父,但在熟知这个领域的人们心中也会达成一种共识,那就是社会学能够保持现有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默顿过去40年所做的努力相关的。"
默顿一生十分注重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结合。当1941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时,对于社会学研究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工作的中心应围绕社会实验和观察而展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社会理论的研究更为重要。作为这两者之间的一种融合,默顿与著名的应用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费尔德(Paul F. Lazarsfeld )联手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应用社会研究所,并开展了一系列在社会学发展史上极富影响的应用社会学研究,由此也推动了著名的"哥伦比亚学派"的形成。"理论家和方法学家联合在一起了。"康奈尔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说,"默顿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将理论和方法结合在他的工作中"。社会学家欧文·霍偌威特(Irving Horowitz)教授在把默顿描述为一个全能的社会学家时也说:"默顿大部分的社会学事业都是精髓,他在社会科学、越轨行为、大众传媒、社会政策等方面都有十分卓越的研究"。"
默顿十分注重对社会学后备人才的培养,在他看来,培养可以经受时间考验的学生与发表那些可以被学界以外的人们普遍了解的社会学文章一样重要。他说:"一个学者的工作包括两个同样重要的部分:科学研究和培养下一代"。许多学生都爱戴他,但也有许多学生对他们永远精力充沛的老师,一个可以为他人的手稿编辑花上数百个小时,然后提出严厉批评的老师感到敬畏。例如,默顿在纠正科尔的研究生论文中某个错误用词时说:"我查了有关这个词的词根和来源的6页材料。"正是通过默顿的这种系统而严谨的训练,在他的学生中,先后涌现出了一批像科尔曼(J.Coleman)、布劳(P.Blau)、科塞(L.Coser)等世界公认的一流社会学家。
2月23日,在默顿去世的当天,《纽约时报》就发表了一篇长篇的讣文,以纪念这位卓越的社会学家。默顿一生十分勤奋,其工作习惯众所周知,每天凌晨4:30就开始工作,直到去世前一段时间,他一直都在编辑和整理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他的父母都是东欧移民,父亲当过木匠和卡车司机,家庭生活十分清贫。14岁时,默顿便开始自己谋生,他常常在一些晚会上表演魔术,以为家庭赚取一些生活补贴。传说中来自亚瑟王朝的巫师默林(Merlin)启发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罗伯特·默林。后来,他又把名字改为默顿。默顿有三个儿女和九个孙子女。他们的儿子,罗伯特·C·默顿于199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自那以后,默顿总是把自己戏称为"经济学家的父亲"。其实,正是他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渊博的社会学知识造就出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正如罗伯特·C·默顿自己所说,没有父亲的培养和熏陶,诺贝尔经济学奖绝不会这么快就幸运地走向了我。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生平介绍: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和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10年7月4日出生于美国费城南部的一个平民家庭。1931年获坦普尔(Temple)大学学士学位,尔后进入享誉世界的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P.A.索罗金、T.帕森斯和科学史家G.A.L.萨尔顿。1936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3年。1939年至1941年间在图兰恩(Tulane)大学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1941年默顿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度过了他此后全部的社会学生涯,并先后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应用社会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1956-1957)、美国东部社会学协会主席(1968-1969)、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会主席(1975-1976)、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1975)等职。197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并荣膺特殊服务教授和荣誉退休教授。2003年2月23日在纽约逝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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