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大都市人口结构变迁与治理

 [摘要] 人口持续大规模的流动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典型特征，人口的集中流入在不断改变大都市人口结构的同时也为人口治理提出了挑战。本文以北京市2004年以来的近10年初婚人口作为青壮年常住人口的代表性子集，通过婚配特点分析了人口结构上的趋势性特征，并且从人口规模与结构、社会分层与融合、家庭变迁与养老等方面梳理出大都市人口治理与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在外来人口政策层面，建议大都市逐步从精英化取向转向属地化取向，避免人为干预造成的人群选择效应，在外来人口中相对公正地实现义务与权利、贡献与回报的平衡；在区域协同发展层面，建议首位城市更多发挥协作和服务职能，真正疏解、转移其中心功能，通过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差距使人口流向自然趋向分散化和多元化，进而从根本上解决大都市的人口膨胀问题。

 [关键词] 人口流动 婚姻市场 人口多元化 人口结构 人口治理

　　  高颖，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秀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实施了一系列人口相关的政策措施，包括计划生育政策、放松人口在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流动的管制、推进新型城镇化等等；这些政策的效果已逐步显现并成为影响我国未来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步入婚育年龄；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高龄少子”的格局逐步形成；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大规模的人口流迁仍在持续并进一步向中心城市聚集。我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入社会转型期，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社会转型特征逐步凸显，2010年社会转型初步形成[1]；相应的，转型期的人口问题也日渐显现，并将始终是我国追求发展的全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大都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阵地，人口结构亦随着社会转型而不断变迁，与人口规模相关的城市发展规划问题、公共资源分配问题等等，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大都市人口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完善，对于我国整体的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近年来大都市的人口结构特征及其潜在的变动趋势有所把握，梳理出其中值得关注的人口治理与研究中的新问题。

　　  在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之下，人口结构的变迁深刻地映射到婚姻家庭结构与婚配模式的变化之中，并对人口再生产、家庭生活方式等进一步发生影响。反之，从微观的婚姻和家庭入手来考察宏观层面的累加效应和可能影响，亦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外来人口的大规模流入是我国大都市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促进人口多元化、改变整体人口结构的同时也拓展了社会交往空间，创造了更多的婚配机遇和可能模式；而婚姻是新家庭建立的起点，直接影响到生育和代际发展等重要事件，并进一步在宏观上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对于婚姻人口及婚配特点的考察有助于了解公众的行为偏好、适应环境变化的策略选择，以及家庭结构变化的新动向等等，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指向意义。本文将以首都北京作为大都市的代表城市，采用大数据挖掘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当前的人口问题展开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北京民政系统建立并维护的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其中包含自2004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10年中在北京进行婚姻登记的全部夫妇的相关信息，共有数据记录（每对夫妇为一条记录）1,964,641条，其中结婚登记记录1,483,289条（占比75.5%）[①]。为避免对特定个体记录的重复使用，本研究主要以初婚人口的结婚登记记录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21万余人，女性124万余人。

　　 通常来讲，任何一项针对特定群体的经验调查都只能从某个侧面去探索和接近现实；而婚姻登记数据作为政务大数据，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和准确性，即本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总体而非抽样的样本，且所填写的信息均要经过相关工作人员的审核，从而避免了抽样调查中最为常见的样本偏差和信息错漏问题。与人口问题研究经常使用的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婚姻登记数据并非对特定时点的横断面状态进行扫描（这样的人口状态实质上是过去若干年人口变动的累积效应），而是准确记录了各个时点（每一天）的婚姻登记者的相关信息，从而更加适合动态研究和纵向比对的需要。

　　 此外，近10年的初婚人口以青壮年人群为绝对主体，实质上相当于北京市总人口的一个子集；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婚姻通常意味着定居（尽管不排除婚后移居他地的情况，但目前在大都市中迁出数量和比例还是极低的），也就是说，这些婚姻人口将是北京更为稳定的常住人口，其结构性特征将对北京未来整体的人口结构及发展趋势产生重要影响。

　　 二、人口流迁、婚配的趋势特点及其影响

　　 综合考虑人口流动的大背景和大都市高度开放的特点，人口的迁移特性在诸多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中无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性特征。根据登记者的户籍和身份信息，我们首先将北京市近10年的婚姻登记人口从流动和迁移的角度进行初步分类。

　　  根据我国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在北京进行婚姻登记的夫妇有一方的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即可，因此根据登记时的“户籍所在地”可以将结婚登记者划分为“北京户籍人口”和“京外户籍人口”（本文简称为流动人口）。在“北京户籍人口”中包括两种情形：北京本地人口[②]和自外省市迁入北京而落户的人口（本文简称为迁移人口）[③]；在流动人口中也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籍贯和户籍在同一地区，另一种是籍贯和户籍分在两地（比如原籍在江西，后来落户到浙江，然后又来到北京登记结婚）；为论述方便我们称前者为“一次流动人口”，后者为“辗转流动人口”[④]。具体的人口流迁类型分布如表1所示。

　　 

　　 从表1数据的时序性特点不难看出，北京本地人口在初婚人群中的比例稳步下降，“新移民群体”已成为北京常住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北京市未来的人口发展方向及人口治理结构等发生重要影响。在对初婚人口流迁类型进行细化分类的基础上，我们主要结合数据库中有关年龄、民族、地区、户籍、教育文化程度、职业类别等变量，对不同类别人口的相关特征和婚配的趋势特点进行分析，并总结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人口流入大大促进了北京市人口构成的多元化

　　 回顾人口调控的历史，北京市对于人口数量、人口迁入等一直具有明确的控制目标和措施；但是随着社会整体开放度的提高和人口流动管控的放松，北京市的人口结构逐步从相对单一走向多元，这一点在人口的国别、民族、地区来源等方面均有所体现，并通过通婚圈的拓展而不断加强和巩固。

　　 从人口国际化的角度来看，北京市自确立“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发展目标以来，外籍人口的数量与日俱增，其中不仅包括驻京使馆外交人员、驻华国际机构工作人员、因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而来京的人员及留学生，更是新增了很多因跨国联姻而长期居住的“市民化”外籍人口。基于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显示，2004-2013年的10年间，在京登记结婚的涉外婚姻共有10,071例，涉及125个国家和地区[⑤]，其中6936例“外嫁婚”中的外国男性分布在122个国家和地区，3135例“外娶婚”中的外国女性分布在91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外籍人士的来源地覆盖了全球各大地理分区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示出北京市相当广泛的对外联系和高度的社会开放性。此外，涉外婚姻中的中方户籍人口有35%属于迁移人口，可见国内人口的流入对于北京通婚圈的国际化扩展亦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人口的民族分布来看，北京的民族人口构成本来相对单一，除世居的满族和回族之外少有其他民族成分；自改革开放以来，受经济和发展等原因驱动而引致的人口流入使得北京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显著增多，逐渐演化为多民族散居的局面，族际通婚的日益普遍则进一步促进和强化了人口结构在民族维度的多元化。基于婚姻登记数据的统计表明，在2004-2013年的10年中，初婚男性和女性中分别有少数民族人口68,618人和83,053人，分别占比5.67%和6.69%，从时序上看少数民族人口在初婚人口中所占比重呈稳中有升的态势；初婚男性分布在除汉族之外的其他52个民族（仅缺阿昌族、怒族和德昂族），女性则分布在除汉族之外的其它53个民族（仅缺塔吉克族和德昂族）。从族际通婚的匹配情况看，初婚夫妇中跨族通婚的比重为11.21%，其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116,821对，占比10.16%；夫妇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有12,083对，占比1.05%。“双少数民族”夫妇中有3041对为不同少数民族的组合。结合人口迁移特性的统计显示，少数民族初婚男性和女性中分别有38.7%和54.7%为非北京本地人口；不难看出，北京作为一个世居少数民族很少、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也不高的地区，其族际通婚却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民族成分，且表现为多民族之间的交互，外部人口的流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从外来人口的地区来源看，“北京新移民”的原籍和户籍遍布全国各省区，其中最高比例的京外人口来自近京的华北地区[⑥]。辗转流动人口的原籍和户籍所在地的分布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很多人在来京登记结婚之前已经经历了一次较远距离的迁移，其中华北、华东和华南是迁入较多的区域，这三大区也恰好是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带所在地，体现了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对于人口的拉动作用；而这一人群在面临成婚和定居决策（即二次迁移）时选择来到北京则显示出北京对于外来人口的更大吸引力。落户和定居选择本质上是个体和家庭在进行成本与效益的综合考量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在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下，户籍与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一系列公共资源紧密绑定在一起，当夫妇双方户籍不同地的时候，家庭落户决策肯定倾向于户籍价值更高的一方，而北京等大都市在这方面无疑是极具优势的。

　　 综合来讲，北京市作为我国最大的人口流入城市之一，面临的不单是人口规模过大的问题，更多是多元化人口单元的融合及协调发展问题；人口数量众多、来源多样、类型复杂，无疑为城市的人口治理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二）人口流迁促进了平均初婚年龄的延迟

　　 年龄结构是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从人口自然增长的角度看，初婚年龄的变动至关重要，因其与生育年龄、生育模式、人口增长速度等密切相关。

　　 针对平均初婚年龄的计算显示，2004年以来的近10年中，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略有提升，而女性则是直线上升，10年间的平均初婚年龄从25.68岁推迟到27.11岁，延迟了1.43岁；而夫妇双方的年龄则逐年趋近，平均年龄差在10年间缩小了0.8岁（从2.18岁缩减至1.38岁）。这一变化特点与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对于家庭变迁的描述高度一致，即越来越多的配偶婚龄相当、婚龄差缩小，妇女婚龄提高[2,3]。

　　 结合人口流迁类型的具体计算我们还发现，经历过迁移或流动的人口的初婚年龄要高于本地人口，表明流迁经历是促成婚龄推迟效应的重要因素；而人口的流迁又是转型社会的一大重要特征，因此婚龄推迟的趋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延续。

　　 初婚与生育的时点紧密相关，婚育的推迟促进了代际间隔的增大，延缓了人口增长速度，对目前的极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程度亦有加强作用；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问题将是我国未来人口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

　　 （三）人口流入使得异地通婚更为普遍

　　 从流入人口的地域属性来看，大都市通常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口的汇聚之地，从而为异地交往和通婚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之下，婚姻既可能是流动的原因，也可能是流动中的收获。

　　 根据男女双方的人口流迁类型，可以形成如下8种组合形式：本地男+本地女、本地男+迁移女、本地女+迁移男、本地男+流动女、本地女+流动男、迁移男+迁移女、迁移男+流动女、迁移女+流动男；计算显示，近10年的北京初婚夫妇中仅有4成是北京本地人口的组合，两地婚姻的比重高达60%。即使按照更加严格的定义，即只有夫妇双方原籍不同省才视为异地通婚的话，北京近年初婚夫妇的异地通婚率也一直在50%上下。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迁移男+迁移女”、“迁移男+流动女”和“迁移女+流动男”这三类“双外来人口”组合的比重均上升显著，特别是“迁移男+流动女”组合，10年间其比重上升了7个百分点（从2004年的6.78%升至2013年的13.88%）。

　　 异地通婚提升了新移民群体在北京常住人口中的比重，促进了地域文化的交汇与创新，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家庭亲缘关系和社会交际圈的范围，相应的，因家庭照料、社交往来等而产生的出行、居住，以及进一步的人口流入和迁移等的压力亦是巨大的。

　　 （四）“新移民”群体多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

　　  北京因地貌特殊，产业发展和市民居住基本集中在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平原地带，首都的政治服务职能则使其进一步强化了“向心”的集聚力。近年来随着本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完成、乡村地区的改造及居民的“非农化”，北京的人口分布格局已开始向多中心的方向疏解；但另一方面，与户籍紧密相关的福利、教育、公共资源等的分配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落户区域的选择对于家庭而言依然至关重要。

　　 本地人口的户籍分布反映了北京“原住民”的情况，迁移人口则是“新移民”的代表。对比近10年初婚人口中的本地人口和迁移人口的在京户籍分布状况可以看出，两类人口的户籍分布均有从城区向郊区扩散的趋势[⑦]，且本地人口的扩散趋势更加显著；另一方面，迁移人口的户籍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迁移男性和女性中分别有87.53%和86.75%的户籍分布在城区，而本地男性和女性中的城区户籍分布比例仅分别为55.06%和51.95%。在城区户籍的新移民中，其户籍主要集中在朝阳和海淀两大商业、科教功能区，此外在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和西城）的分布比例也相当高。

　　 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初婚人口的原籍和落户到北京之后的户籍分布情况，并从匹配的视角对人群做了进一步细分。由于数据库没有对户籍做城市和农村的区分，我们基于身份证号码前6位对户籍特征进行了郊区/县和城区的划分，农村户籍人口相当于郊区/县户籍人口的一个子集。

　　  从流入人口的来源地（原籍地）我们发现，北京“新移民”中城区来源的人口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尤其是女性迁移人口，有一半以上的原籍分布在城区。从匹配的角度看，不论本地人口还是流动人口，与迁移人口结合者更多来自城区并且在北京也大比例落户于中心城区；而不论本地人口还是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结合者来自郊区/县的比重更大，并且在北京落户于外围郊区的比重也相对更高。上述特征在男性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五）人口流入在婚配过程中促成了明显的人群分层

　　 一个特定社会通常因成员的社会地位及其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存在某种分层结构，教育和职业则是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层的主要载体。

　　 基于婚姻登记数据库中对教育文化程度的记录，我们将夫妇双方的教育层级从低到高标定为1-5，分别代表小学及以下、初中、技校/职高/中专/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职业分类比较复杂，其层级也不像教育层级这样分明，因此不同的经验研究将职业作为等级变量处理时，划分标准也不一致。本文参照了有关职业结构与社会分层方面的相关研究[4,5,6,7]，将夫妇双方的职业层级从低到高标定为1-6，分别代表农林牧渔水利业从业人员、生产运输操作人员、商业及服务业人员、军人和普通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我们首先从个体视角计算了初婚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教育层级和职业层级，另外也从匹配视角计算了夫妇双方的平均教育、职业层级之和，该数值是夫妇/家庭的综合实力的体现。

　　 基于测算结果我们看到，外来人口的流入显著拉升了北京市人口总体的教育和职业层级，特别是男性。初婚本地人口中，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教育层级分别为3.49和3.62，而迁移男和迁移女的平均教育层级分别高达4.48和4.56，辗转流动男性和女性也分别达到4.27和4.20；职业层级方面，本地初婚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值分别为3.84和4.04，迁移男和迁移女的平均值分别高达4.71和4.69，辗转流动男性和女性分别为4.56和4.48。可以看出，迁移人口和辗转流动人口明显居于较高的教育和职业层级，表明人口向大都市流动和迁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向上的社会流动过程。

　　 在匹配视角下，以“本地男+本地女”作为参照基准，可以发现人口的流入通过婚姻匹配过程使得人群的分层特征更为清晰化。“本地男+本地女”组合的平均教育、职业层级之和分别为7.14和7.98，而“迁移男+迁移女”组合的上述值分别为9.31和9.51，此外迁移人口与辗转流动人口的组合的层级之和也都在9以上；另一方面，本地人口与一次流动人口组合的教育和职业层级之和均不足7。显然，迁移人口内部以及迁移人口与辗转流动人口之间的结合占据了社会分层的顶部，而本地人口与一次流动人口之间的组合则分布在底层。

　　 三、大都市人口发展与治理中的关键问题

　　 社会治理是因应我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战略选择，人口发展与治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人口持续流动的大背景下，大都市作为各地人口流入和聚集之地，构建良好的人口发展与治理模式，对于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维护社会稳定、创新优化城市管理等具有重要意义。大都市中通常以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等泛称不具有当地户籍的人群，事实上此类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长期定居的，比如本文述及的与当地人口或迁移人口结合的非北京户籍人口，基本上是“不流动的流动人口”；显然，高比重的“新移民”群体已经成为左右大都市人口发展格局的主导力量。本文立足北京市，以近10年的初婚人口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人口子集（青壮年常住人口的代表）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从人口规模与结构、社会分层与融合、家庭变迁与养老等方面梳理出大都市人口治理与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首先，大都市人口“低自然增长、高机械增长”的格局仍将延续，未来的人口治理需要规模控制和结构调整并重。目前，我国总体上已处于生育率水平极低的状态，2015年在推行了“单独二胎”政策的情况下出生人口数反而减少[⑧]，“低生育率陷阱”值得高度警惕[8]；另据最新统计公报，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到2170.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占比37.9%，外来人口的增速在放缓，但数量仍在增加[⑨]。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北京市委提出了“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要求，并确定了2300万的人口“天花板”[⑩]。事实上，北京近年来一直在加大人口调控力度，行政管控、产业置换、空间疏导等多种策略并举，2015年年底又推出了“积分落户制度”的征求意见稿[11]，进京门槛不断提升。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但同时也造成了人口结构上的偏向性。从本文实证部分的分析不难看出，北京新移民大多落户于中心城区、位于教育和职业层级的高端，而“引进高端就业人口、合理疏导低端就业人口”的“掐尖式”政策导向无疑将这一趋势进一步强化，长期来看难免会造成更大的服务业劳动力缺口。已有研究显示，2012年第二季度北京人力资源市场供给缺口最大的十个职业即餐厅服务员、厨工、营业人员、治安保卫人员、推销、展销人员、清洁工、电信业务人员、话务员、饭店服务人员、保管人员、简单体力劳动人员和部门经理[9]。在外来人口严格受控的情况下，如何满足城市日益增大的基本服务需求将是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目前精英化取向的外来人口政策显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其次，大都市人口在日趋多元化的同时，也通过婚姻的同类匹配机制形成人群的分类和分层聚集，人群之间的融合与社会稳定问题值得关注。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使原本不相关联的社会群体在同一个城市空间发生各种联系，而国际关系、民族关系、区域关系等日渐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关键因素，人口多元化无疑为大都市的人口治理提出挑战。另外从北京初婚人口的匹配特征中不难发现，迁移人口、辗转流动人口大多为精英阶层，“强强联合”的婚配模式则使其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而且这种优势可以通过代际传递和再生产转移至下一代[10]；中心城区的户籍往往与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相联系，而高的教育和职业层级则通常意味着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良好的家庭环境，于是子代便获得了高起点的先赋性发展要素。相应的，北京本地人口在资源分享、发展机会等方面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婚姻市场中的弱势者大多选择与一次流动人口结合，不论户籍分布还是社会地位均被推至边缘位置，并且同样在大概率地形成代际传递。具有不同背景、来源和社会地位的人群汇集在大都市，如果没有适当的机制使之彼此接纳和相互融合，而只是各自保持相对自我的简单拼接（亦称“马赛克”式空间集聚[11]），那么多元文化的碰撞与摩擦难免激发更大的社会矛盾甚至冲突，进而影响整个城市的发展与稳定。

　　 最后从家庭变迁的视角来讲，大都市中异地通婚更加普遍，高龄少子化、家庭结构简单化的趋向明显，在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时代为养老照料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家庭变迁的趋势是从大家庭向核心家庭（即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转变，核心家庭应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位置[12]；大都市快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无疑加速了家庭变迁的进程，而愈加普遍的异地通婚则催生了一系列原生家庭的父母安置和照料问题。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同时“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影响深重的情况下，子女赡养依然是极为重要的养老方式。1980年代初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自2000年后逐渐步入婚姻，对于那些大都市异地婚配的夫妇而言，无不面临父母空巢留守抑或举家随迁的抉择。根据北京市有关政策，落户北京的外地独生子女的父母退休后可以投靠子女进京落户[12]；事实上，即使无法获得北京户籍，也并不妨碍老人们的入京选择，毕竟户籍的附加价值对于老年人而言要远远低于年轻人和儿童，但优越的医疗条件和亲子照料的安全感却极具价值，而且这种迁入需求随着老年人步入高龄会越发“刚性”。再从现实的可行性来讲，新移民人口大多是具备这样的实力的，能够承担老人的迁移、安置和照料成本。对新移民夫妇而言，其子女将成为北京人口自然增长中的一部分，其父母则是助推北京人口机械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会在资源分配上对北京本地人口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近日因北京市十三五规划中提及“研究户随人走的迁出政策和鼓励户籍外迁政策，同时鼓励北京老人去河北养老”，在公众中引起极大争议[13]，即是人口与资源分配的矛盾日益凸显的一个反映。

　　 综观大都市人口治理与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本质上都与一直以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和大都市精英化取向的外来人口政策紧密相关，并逐渐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不良循环。城市化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在地区发展和资源配置很不均衡的情况下，人们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前往大都市寻找发展机遇、争取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社会福利是普遍的流迁动因。然而，旨在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的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无不带有鲜明的精英化取向，相当于以政府行政干预的方式实现对人口素质的调控；而人才聚集本身又具有一种内生性的吸引力，于是高端人口不断迁入，并且在相对集权的体制下为社会资源更加垄断和集中的配置提供了基础[13]。另一方面，基于户籍或证件的“拦截”方式并未有效阻止外来人口的进入，规制之外的人口吸纳依然旺盛，比如企业通过不签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方式雇佣廉价劳动力，实际上导致了底层外来人口低水准生存和权益普遍受损的局面，同时也形成对大都市本地中低层劳动者生存空间的挤压，最终强化了不同层次人群之间的分隔，对社会群际关系的和谐极为不利。显然，吸纳精英而排斥底层的非市场化人力资源配置方式造成人才流动的极度不平衡，结果是区域间的资源基础和发展差距进一步被拉大。

　　 地区差距是人口迁移的原动力。对于大都市的人口规模控制和人口治理问题，一直都有“堵不如疏”、“加强区域合作、疏解都市功能”等主张；从长远看，也只有努力消除地区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才能使人口空间分布实现自然调节，最终达到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的关键在于，大都市能否真正割舍既得利益、与兄弟区域共同完成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置。以北京人口治理为例，《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就是一个有利契机。北京作为首都和全国的政治中心，拥有最强的资源获取能力，相应的也承载了过多的“中心”功能，只有将实质性的中心功能疏解到周边地区，才有可能带动人口的自然迁移；在人口政策方面，应融入更多的属地化取向而非进一步加强精英化取向，在外来人口中相对公正地实现义务与权利、贡献与回报的平衡，使北京对周边发挥更多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而不是形成虹吸效应。在协同关系中，北京作为首位城市需要更多地履行服务、协作职能而非支配职能，这样才能最终形成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城市群关系；随着地区间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差距趋向改善，人口的流向也终将呈现分散化和多元化，而这才是大都市人口问题的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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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 其余为协议离婚登记和补发补办证件的记录（占比24.5%）。

　　 [②]“北京本地人”意味着原生家庭在北京，即至少从父辈开始就已经是北京常住户籍人口了。

　　 [③] 这一点可以根据“身份证号码前2位”做出判断，即前2位数字标识了身份证办理时刻的户籍所在省份，这通常也是登记者的原生家庭所在地或主要的婚前居住地。

　　 [④] 迁移人口中也有“辗转迁移”的情况，即先从原籍地落户到非北京的某个地区，后来又落户到北京，但由于在婚姻登记这一时点其户口已经迁入北京，之前的过程便无从了解了。此外，流动人口中还有一种情况是“迁出人口”，即原籍为北京但户籍不在北京；但数据库中具有这一特征的记录数量极少，因此我们未将其包含在研究对象中。

　　 [⑤] 香港、澳门和台湾统一作“港澳台地区”。

　　 [⑥] 针对全国的大区划分参照《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分类标准，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华东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安徽，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华中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和江西，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和海南，西南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西藏，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青海。

　　 [⑦] 北京市共辖16个县级行政区，本文按照传统分类方式将其划分为城区和郊区两类，前者包括东城（2010年之前为东城和崇文的合并数据）、西城（2010年之前为西城和宣武的合并数据）、海淀、朝阳、丰台和石景山等6个中心区，后者包括门头沟、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延庆和密云等10个外围区。

　　 [⑧] 参见光明网：去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2025年人口或负增长，http://news.gmw.cn/newspaper/2016-01/20/content_110834639.htm。

　　 [⑨] 参见新华网：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2170.5万人，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bj/2016-01-20/c_1117828550.htm。

　　 [⑩] 参见新华网：北京市委全会决议首提严控人口：2300万为“天花板”，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5-11/26/c_128469805.htm。

　　 [11] 参见中国经济网：五年内京籍人口年均增长不超13万 积分落户全国最严，http://district.ce.cn/newarea/roll/201601/21/t20160121_8431305.shtml。

　　 [12] 参见首都之窗：“外地老人随独生子女入京落户问题”，http://www.beijing.gov.cn/zfhf/zjhf/t1365328.htm。

 [13] 参见中国青年网：北京研究户籍外迁政策 鼓励老人去河北养老，http://news.youth.cn/gn/201512/t20151210_7402984.htm；央视网：“让北京老人去河北养老”纯属误读，http://news.cntv.cn/2015/12/09/ARTI144966274719147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