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生育政策应对人口结构转型

摘要：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低生育率、老龄化和人口红利衰减等关乎人口均衡发展的议题也是今年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下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城镇化、性别比失衡等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确保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学界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积极进展。

　　 2015年既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史上留下浓厚一笔的年份，也是承接“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的关键节点。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人口发展也进入了新格局。因此，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低生育率、老龄化和人口红利衰减等关乎人口均衡发展的议题也是今年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下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城镇化、性别比失衡等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确保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学界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积极进展。

　　 从“单独二孩”到“普遍二孩”：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

　　 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央积极部署，并对生育政策进行了战略调整。毋庸置疑，“十二五”期间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是里程碑式的变化：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单独二孩”新政，标志独生子女政策发生了重要的转折；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标志独生子女政策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可以预见，在“十三五”期间，与生育新政相关的配套政策将进一步完善。

　　 关于生育政策的探讨，更多是针对“单独二孩”政策的评估，进而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调整进行前期摸底。这些探讨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针对“单独二孩”政策效果的评估。在这些讨论中，存在基本“符合预期”和“遇冷”两种观点，亦即：“单独二孩”申请量是否符合预期，目标人群是否可以确定，每年新增人口的总量如何评估等。第二，开放“单独二孩”之后，对于目标人群以及全部人群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及二者影响因素的评估，包括目标人群的年龄、户籍结构特征，目标人群和全部人群的预期与实际生育数量及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等。第三，从技术层面探讨近期全国的生育率，进而评估政策带来的实际影响。最后，分析经济新常态下低生育率与人口红利消退并存的现象，提出进一步生育政策调整的论证，包括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等。同时进行国际比较，寻找对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有借鉴意义的经验。

　　 积极老龄化的多视角审视：老龄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石

　　 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我国老龄人口所占比重逐年攀升，老龄化程度也日渐加剧。到2014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总人口的10%，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经济、人口结构、卫生医疗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未富先老”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关于老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老龄公共政策相关的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利用相应的统计分析技术对老年人的人口数量和结构、发展趋势进行合理评估，同时分析老龄化成因、老龄化程度对人口结构的冲击以及不断上升的家庭养老负担对社会经济的挑战。第二，老年健康及其影响因素，如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健康、情感需求以及婚姻家庭结构、居住安排、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对于老年健康的影响机理。第三，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以及政府相关的转移支付手段，如养老保险资金投放、分配，卫生医疗服务保障等。此外，还包括对于延迟退休的分析以及退休职工基本待遇的探讨。第四，在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的照料模式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如居家养老和社会化养老，特别是分析老年人口的照护服务需求、养老服务产业新的发展空间以及面临的诸多问题等。第五，流动人口及农村老年人面临的若干问题，如空巢老人、老年外出务工者、农村失能老人照料、老年贫困等问题。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多要素的联动推进

　　 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以及“结构调整阵痛期”。这也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宏观经济格局将进行深度调整，城镇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也都面临新的机遇。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也进一步提到完善和深化改革，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新形势下，城镇化以及就业形势将体现出哪些变化和特征？在既有研究中，主要围绕流动人口进城、劳动力市场需求、产业发展等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是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人群而异。主要包括对城乡生育率的影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对城乡人口分化和整合的影响，尤其是对流动人口的融合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其次是新型城镇化对于环境和经济的影响。相对以往粗放式发展，新型城镇化通过集约型发展和提倡循环经济，对环境更加友好。同时，城镇化进程与居民商品房购置，日常生活资料的需求也有明显关联，并通过相应的市场机制推动经济增长。最后，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主要包括人口流动、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受到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支配，产业集聚对于工人，尤其是农民工会产生较强的吸引，对流动人口迁入地常住人口规模也会产生正向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也与劳动力市场弹性密不可分，直接影响到人力资本的实现；不同的区域集聚方式也促使更为多元和异质性的劳动生产率。

　　 空间分析方法的创新：人口学新领域的拓展

　　 空间分析方法在人口学中的运用也在近期的研究中得到了强调。它包括以空间计量方法为基础的数理统计方法以及以区域分布和产业集聚为分析框架的研究路径。不仅如此，空间分析方法可以利用空间面板数据等资料，加入时间和空间维度分析人口分布、结构、流动迁徙现象，使研究更为动态和立体。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空间分析方法只是人口学中的一种分析方式，但可对传统人口学议题做出有益的补充和扩展。

　　 此外，2015年的人口学研究还关注“失独”家庭问题（如失独家庭的“去特殊化”）、残疾人口以及城市低保家庭等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流动人口中更为弱势的妇女和儿童的处境、流动人口中传染病的防治等议题。

总体而言，在经济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我国人口正经历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社会抚养比升高，都增加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压力。而人口学研究，正是将这一过程科学地呈现在研究者和决策者面前，通过对“单独二孩”乃至“普遍二孩”政策的演变和回顾，以及对城镇化进程、产业与人口的关系的分析，得出合理的分析和解决途径。毫无疑问，“普遍二孩”政策的施行，有助于缓解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及低生育水平，对消解老龄化压力，实现人口均衡、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有助于城乡统筹发展，也有助于流动人口的融合和城镇化的良性运作，最重要的是有助于解决经济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压力，并突出“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