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结构看重庆“分蛋糕”和广东“做蛋糕”

2010年12月19日至20日，在重庆市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薄熙来书记指出要边做“蛋糕”，边分“蛋糕”，“蛋糕”分得公平，做“蛋糕”的人才有积极性，“蛋糕”才会做大。

　　而在2011年7月10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省委书记汪洋则表示，“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

　　有人说，重庆蛋糕小，更应做蛋糕；广东蛋糕大，更应分蛋糕。其实从人口结构角度看，汪洋、薄熙来此举都是高瞻远瞩的。

　　重庆相当于一个中等农业省，经济起步晚。重庆2009年户籍人口数就达到了3276万人，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重庆常住人口只有2885万人（比2000年的3090万人还少），说明重庆有400万左右青壮年人口在东部发达地区打工。由于年轻人口外流，重庆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人占11.56%，高于全国平均的8.87%。如果像东南沿海那样先做好蛋糕再分，那么谁会留下来等30年再分蛋糕？大量劳动力将继续外流到东部沿海地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将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多地方（尤其是渝东南山区）将成为老弱病残基地，需要政府扶贫，不如分蛋糕提高大家自救能力。作为后发地区，“边做蛋糕，边分蛋糕”是重庆的正确选择：有蛋糕分了，就能留住劳动力；留住劳动力，就能吸引企业将蛋糕做大。并且重庆的劳动力主要是本地人，分蛋糕肥水不流外人田。

　　而广东情况刚好相反，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起步早，吸引了全国的年轻劳动力，现在仍然是流动人口第一大省，流动人口占据全国的1/3。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广东常住人口为10430万人，同2000年人口普查的8642万人相比，十年增长20.69%（全国只增长5.84%，四川等西部地区人口负增长）。但2010年广东户籍人口只有8500万人。就是说广东有数千万外来青壮年劳动力，在他们的稀释下，广东省65岁及以上老人只占常住人口的6.75%，低于全国的8.87%。以深圳为例，2010年末，深圳市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但本地户籍人口仅为250多万人。就是说广东利用了全国的廉价劳动力做好了蛋糕。广东如果是封闭系统，早就应该分蛋糕了；但由于是开放系统，全国三分之一的流动人口在等着分广东的蛋糕，必然遭到本省受益者（包括掌握政治和舆论资源的精英）反对。因此广东的蛋糕还真不好分。

　　从全国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人口东流。以上海为例，2010年常住人口为2221万人，其中户籍人口只有1412万人。北京也一样，2010年户籍人口为1257万，外来人口704万，总人口1961万，提前10年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所确定的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由于城市规划滞后，东部出现严重的城市病，房价高，交通拥挤，不意愿生孩子；而西部却出现了大量的空巢村镇，日益贫困化，养不起孩子。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6年以来全国生育率只有1.4左右。

　　现在重庆分蛋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鼓励农民工转户进城，深化住房、土地制度改革。重庆此举，有利于遏止人口东流。实践证明重庆模式是成功的，比如2010年重庆的GDP增长率为17.1%，高于东部地区的广东（12.2%）、上海（9.9%）、北京（10.2%）、浙江（11.8%）。2010年重庆直接利用外资63.7亿美元，占全国6.0%（人口只占全国2.2%）。重庆正由劳务输出地逐步变成劳务需求地。而就地务工的综合收益比去沿海打工要高，既能照顾孩子和老人，还可以节省交通成本。

　　如果东部发达地区也这么分蛋糕的话，那么必将加速西部人口的东流，广州、深圳不要几年就要成为超级大城市，全国生育意愿将继续下降。东西部经济差距不断拉大，不利于中国西部的人口和国防布局，也不利于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

　　重庆与全国发展水平基本一致，重庆做/分蛋糕更能代表全国的发展方向。但是广东做蛋糕从人口学角度却有更深层意义。

　　我们先分析一下中国的人口结构。蔡昉一直认为“计划生育降低了总抚养比是人口红利”，最近还认为：“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在2013年达到最低点，然后上升，人口红利丧失。”总抚养比是儿童抚养比（0-14岁儿童与15-64岁劳动人口之比）与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之和。其实儿童抚养比是投资，老年抚养比是还债，降低儿童抚养比必将增加未来的老年抚养比，将二者混在一起很容易掩盖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比如日本在1960和2010年总抚养比均为56%，但1960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47%、9%，经济充满活力和希望；而2010年则分别为21%、35%，经济已经持续低迷了十多年。

　　中国2010年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日本1960年代后期水平，相当于韩国1990年的水平。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儿童抚养比只有22%，而世界平均为41%，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1%，日本1970年为35%，韩国1990年为37%。说明中国未来的人口负债非常严重，停止计划生育已经刻不容缓。

　　有人说，停止计划生育虽然能够降低老年抚养比，但同时也增加了儿童抚养比，反而提高了总抚养比，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尽管中国出现老年化，但在今后几十年总抚养比仍然不高。

　　其实总抚养比太低并非好事。总抚养比太高意味着“不堪重负”的人多，太低意味着“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多，都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总抚养比低于50%，意味着消费人口不足，劳动力“额外过剩”，会出现高就业压力。

　　《孟子·滕文公上》：“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意思是，有稳固产业的人才会有道德观念和行为标准；而没有稳固产业的人就会放纵自己，违法乱纪。现在各国政治家们也知道“恒产”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在努力培植中产阶级。其实从人口学角度看，将总抚养比稳定在在50-60%并保持出生性别比平衡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相当于让大家都有“恒产”：一方面由于消费结构合理，大家都有工作这一“恒产”；一方面由于儿童抚养比较高，性别比平衡，大家都有孩子和婚姻这两大“恒产”。让老百姓都有这三大“恒产”，是最高层次的维稳。美国1950年以来就一直维持在50-60%，1980年代的中国（当时社会比较和谐）和现在的印度的总抚养比也都是在50-60%，2010年世界平均总抚养比为52%。

　　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2010年出生性别比仍然高达118，总抚养比只有34%（日本历史上最低的时候也还有43%），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是目前和今后社会不稳的人口学基础。中国目前之所以失业问题还不严重，是因为国际社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中国目前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方面是年轻劳动力正在快速减少（年轻劳动力的消费给中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也减少），19-22岁人口从2009年的0.94亿的顶峰后快速下降到2018年的0.58亿，9年之内下降差不多40%，大量的企业将转移到印度等年轻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等到印度劳动力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由目前的14%增加到中国这样的28%的时候，将彻底改变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由于人口结构老化，购买力下降。这两方面原因将导致国际社会提供给中国的就业机会减少，大量中老年劳动力将失业。中国将出现“年轻劳动力短缺”和“中老年劳动力过剩”长期并存的局面。

　　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只能依赖内需，既需要增加消费者数量（通过停止计划生育），又需要提高人均消费能力。重庆边做蛋糕边分蛋糕，其实就是提高人均消费能力。

　　如果中国能在今后十多年将儿童抚养比提高到30%以上，将总抚养比提高到50%左右，那么中国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将大为改善。但可惜是，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意味着即便中国的内需市场全部挖掘起来，由于消费者数量的不足仍然难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么广东等沿海地区就必须继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做好蛋糕卖到国外去，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

因此，从人口学角度看，重庆分蛋糕和广东做蛋糕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全国一盘棋，既发展内需经济，又拓展了国际市场，有利于全国人口的合理分布、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如果将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停止计划生育，那么就是完美的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