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群体职业分层片论

近代长三角地区是打工妹最为集中的地区。[1]她们主要来自长三角本地区和苏北以及其他省份。打工妹职业较为分散，根据1933 年4 月至1934 年10 月中国经济研究所对上海等地工业概况的调查，在上海的73 个行业中，打工妹涉足的行业有45 个[2]，约占行业总数的62%。又据《上海工业化研究》统计，近代上海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气制造业、冶炼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品制造业、木材制造业、土石制造业、造纸印刷业、交通用具制造业、纺织工业、橡胶工业、饮食品工业、服饰品工业、饰物仪器工业、其他工业等16 大工业门类中，除了动力工业、金属品制造业外，其余工业门类均有打工妹分布。[3]打工妹职业的分散性显示出就业场域的广阔，但职业分布极不均衡，有的行业打工妹寥寥无几，有的行业几乎清一色的打工妹，如长三角工业区的中心上海“丝厂、纱厂、香烟厂之女工占全埠工人半数以上”[4]，其中缫丝行业女工占工人总数的比重竟达95%，整个行业可以说“基本上是女子”[5]。打工妹呈现出“大集中”态势。不同职业，各具特色，即便是同一职业，因分工不同，显示出职业的层次性。而职业分层与社会分层、文化基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近代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较之其他地区更具有复杂性。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一些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一

　　 对职业分层，近代以来流行有“上等职业”和“下等职业”的区分。所谓上等职业，“系指教员、律师、编辑、医生等等而言。这等职业，谁敢说不高尚?”至于“下等职业”，自然以“低贱”为职业特征了。如周谷城先生所云: “下等职业，在近代的都市上，正如雨后春笋，茂盛地生长出来了。举例来说罢(吧) ，有娼妓业，有跳舞业，有按摩业，有理发业，有擦背业，有打脚业，有茶楼酒肆的招待业，有游戏场中的歌唱业，有看相业，有算命业，有测字业；规模宏大的有赌博业，有赛狗业，有赛马业，以及一切的一切。苟有熟悉都市生活者，当可举出几百种来。”[6]打工妹虽然没有在“下等职业”中被“举例”，但显然不能与教员、律师、编辑、医生等“上等职业”者相提并论。

　　 行业不同，待遇有别[7]，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便是打工妹集中的同一行业，也存在着巨大的层级差别。如上海各纱厂的工务部，有工程师、考工师、领班、指导员、工头、工人等职业的层级差别。工程师是“计划管理生产的首脑，直接在资本家手里领得很大的薪资”；考工师“是工程师的下手，职务和工程师差不了多少，只不过比较繁杂些，他们不但监督工人生产，还要负责各种机车的修理和人事的纠纷的调解”，虽然考工师“高兴时才到车间跑跑，临时发生什么问题，由领班或工人求见解决”，但“他们每月的薪俸，将等于整日勤劳的工人一年的工资”；考工师之下为领班，“他们是直接指挥工人生产的指挥官”，其下还有所谓小领班，“而且这种职务的人还相当多，每个领班之下有两三个”；小领班“下面还有指导员，都是女的( 旁的厂叫堂倌或拿摩温) ，她们是不做生活的，只是负责招添工人和管理工人做生活”；指导员之下、女工之上，“细纱间还有所谓摇车头、落纱头之分，在织布间还有帮接头等等，都是多多少少可以管理工人的，不过她们本身也一样做生活，工钱比较大一点罢了”。[8]这些头头脑脑，当然不完全是年轻的打工妹，而且管理层中职位越高，女性所占比例越低，换句话说，她们大多不过“小领班”下面的小头目而已，但这并不影响职业层级差别的客观存在。

　　 长三角另一工业中心无锡纱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如表1 所示[9]:

　　 从这一抽样调查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工种，收入悬殊，等级分明。

　　 再以无锡缫丝业为例。丝厂一般分为办事部、工作部、机械部三部分。打工妹集中的工作部，内分抄茧间、车间、丝间等项。“抄茧部分，更分秤茧、剥茧、抄茧三步。秤茧者，秤称毛茧，发交女工剥衣者，普通多用职员一人督察之。剥茧间普通用正副司事各一人，以监督女工之剥茧。抄茧间普通亦用正副司事各一人，以监督女工之选茧。车间为女工缫丝之室，其职员有总管车、散管车、学生之别，总管车有监督车间全部女工及散管车之权，散管车系认定某排( 或一排至三四五六排不等) 女工缫制生丝之工作者，学生系学习管理车之职务。又有扯吐间，普通亦用司事一人，监督女工之扯长吐。”最底层者为普通女工。岗位有高低之分，薪资待遇自然存在级差，高者月薪可达80元以上，低者每月不足10元[10]，差别之大，可以想见。

　　 纱业、丝业如此，其他行业概莫能外，无论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如“英商怡和纱厂管理，大体上也和中国厂差不多”[11]。由此形成犹如金字塔式的职业分层结构。高居塔尖的自然是鲜有打工妹占据的管理层，而越往下打工妹密度越高，直至垫底。这种职业分层结构与社会分层互为因果，使打工妹群体处于不断分化之中，这其中蕴含的“地缘倾向”等文化基因，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

　　 毫无疑问，打工妹职业分层并非简单的现实存在。事实上，职业分层的背后潜藏着耐人寻味的话语表达。有学者曾谓，工人有新式工人、旧式工人之分。产业革命以来的新式工人，与产业革命以前的旧式工人，其命运完全不同，马寅初作了一个详细的比较，“他承认新式工人的命运之不如旧式工人。据他的比较，旧式工人的命运中有下列许多特点”: ( 一) 亲密，( 二) 平等，( 三) 和顺，( 四) 放假，( 五) 工资低微，( 六) 满足，( 七) 不想更好，( 八) 无女工，( 九) 无夜工，( 十) 无危险，( 十一) 工人有希望。“自从产业革命以来，旧式生产组织，渐渐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于是工人的命运，也就随着变了。大约说起来，有下列几个特点”: ( 一) 没有友谊，( 二) 划分界限，( 三)不平等，( 四) 虐待，( 五) 家庭式的生产制度渐渐消灭，( 六) 利用劳工，( 七) 生活愈苦，( 八) 有女工童工，( 九) 有夜工，( 十) 有危险，( 十一) 没有希望，( 十二) 旧式工场，无异于家庭，喜气洋洋；新式工厂，无异于监狱，令人难受，且不得随意离厂。[12]打工妹固然属于“新式工人”。在“新式工人”的12 大特点中，“划分界限”和“不平等”格外引人注目。所谓的“划分界限”无非是因为职业分层形成打工妹群体的三六九等，所谓的“不平等”，是“划分界限”导致的必然结果，即身份、地位等社会分层的等级化，形成不同的“阶梯”，[13]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瑏瑣。职业分层与社会分层显然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关联。

　　 总体而言，“打工妹”从事的职业，不仅工资低，而且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因而处于社会下层地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近代长三角地区，由于“地缘倾向”，尤其对苏北人的偏见，使来自江浙江南地区( 长三角地区) 和来自苏北及他省的打工妹，在职业分层中“被分化”一般而言，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源的配置应该决定于市场供需规律，但作为文化基因的“地缘倾向”( 同乡关系) 往往掺杂其中，产自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家，一般倾向于招收本区民工，如在荣氏企业中，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农民工大多是“从无锡、常州一带农村招来的”[14]。这种“地缘倾向”，在长三角地区企业家群中几乎就是公开的“秘密”，一位打工妹集中的棉纺厂的工程师坦言: “在棉纺方面，我们竭力使用尽可能多的同乡人。很难说这是为什么。不好说苏北人就是不好的工人，只不过是有一定的社会态度。与同乡人比较谈得来。”[15]?这种“地缘倾向”，无疑强化了打工妹籍贯构成的“本区化”特色，而“地缘倾向”甚至可以直接决定打工妹的职业流向和职业分层，一位来自宁波的工厂打工妹自信地说: “我们这些浙江人有时能在银行找到工作，因为有很多浙江银行家。但假如您来自苏北，您决不能在银行找到工作。”[16]相比之下，非长三角地区的打工妹，尤其是遭受歧视的苏北人，“长时期在正式劳工市场以外或在其边缘谋生”。[17]

　　 江南人“自信可在上海找到最好的饭碗。结果，他们确实一直都占据着这些行业。相反，来自北方( 尤其是苏北) 的劳动者一般都缺少技艺，工资很低，工作不稳定”[18]就是同一工种也有岗位等级的差别，来自江南的打工妹往往占据较优岗位，高高在上，而来自苏北的打工妹只能等而下之，《苏北人在上海》有过这样的比较，说:

　　 20 世纪20 年代初，苏北人开始出现在工厂工人的档案里，他们集中在一般只需要起码技能、提供最低工资的行业里，如缫丝、纺棉等。……而且，即使在女工为主的纺织业内部，以苏北人为主的行业——纺棉和缫丝——开出的工资大大低于来自江南的工人居多数的行业。

　　 甚至在棉纺厂和缫丝厂内部，工资相对高一些的岗位也给了江南人。……许多在纱厂工作的江南妇女最终成为厂里主管、秘书、账房，这样的提升对于来自苏北的妇女来说是很少的。

　　 在缫丝业里，明显存在着江南和苏北工人之间的类似分工( 属自成行业并更有名气的丝织业以浙江、常州、苏州来的工人为主) 。20 世纪20 年代晚期，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局局长科拉·邓访问了上海一家缫丝厂，她对那里苦累活多由苏北妇女在干印象特别深刻。这些活计往往包括来回翻搅沸水中的抽丝蚕茧那样的苦活。相反，来自江南的女工同厂里的经理部有私交，她们受雇工作的条件要好得多。[19]

　　 这里不厌其烦地摘引，无非想说明江南人与苏北人由于来源地不同，她们在社会分层中所处的地位有优劣之分，而致职业分层的泾渭分明，令人触目惊心。个中原因颇为复杂，值得深入探究。

         三

　　 影响职业分层的因素，从理论上讲，应该决定于技术因子，毕竟这是人自身素质的集中体现。对此，有人曾经把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农民工职业区分为“艺工”、“小工”两大类?瑐瑠，打工妹从事的主要职业属于“艺工”[20]，也就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职业。技术水平有高有低，职业分层不可能没有区别。正因为如此，著名人口学家陈达按技术水平把打工者分为技工、半技工、粗工和艺徒4 种。

　　 技工的地位最高，“其地位的取得大致靠其优异的技术，或靠其长久工作的资历”。技工中又可分为特技、领班、技工3 种，“特技的地位最高，领班次之，技工又次之”。特技及领班“在工作的过程中是技术上的领导者、指导者”。

　　 半技工介乎技工与粗工之间，“比粗工的地位高，因其有技术，但又比技工低，因其技术尚未达到优良地步”。

　　 粗工是一种没有技术的工人，“纯以出卖劳力为主。在工作过程中多半做些打杂以及无需技术的工作”。

　　 艺徒即养成工，“是未来的半技工、技工的候补者。他们是在学习期间的工人”。[21]

　　 技术水平参差，从事的职业就有高低之分，形成职业分层。而职业分层，直接影响工资待遇的优劣和地位的高低以及职业声望。打工妹显然大多属半技工、粗工、艺徒之列，尤其是来自苏北地区的打工妹，技术水平难以与江南地区的打工妹比肩。长三角地区毕竟是传统的丝绸、棉纱基地，家家栽桑，户户养蚕[22]，轻车熟路，使她们在技术上高人一筹。而来自苏北及其他地区的打工妹缺少这种最起码的耳濡目染的有利环境与氛围[23]。这种客观性，在社会化过程中不能不对打工妹自身素质的造就产生影响，使她们在技术上拉开差距。苏北打工妹在职业分层中处于不利地位，与她们“技能低”[24]，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然而，技术因素的“正能量”在打工妹职业分层中并非居于绝对支配地位，而非技术因素的影响力则不容小视。这其中除“地缘倾向”外，还有两大怪圈无法破解。

　　 第一大怪圈是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机会的不均等。

　　 众所周知，长三角地区是近代工业的先发地区，天时地利人和使该地区打工妹“近水楼台先得月”，占尽先机。不仅如此，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本地区一批企业家迅速崛起。他们是精英，是可以被充分利用的“乡谊资源”。有资料显示，在上海商会董事名单中，来自江浙长三角本区域的人有2080人，占总数的90%以上，只有175 名来自苏北，约占8%。[25]另一工业中心无锡的情况也是如此。根据《第一回无锡年鉴》的统计，无锡各丝厂1661 位职员( 管理人员) 籍贯构成如表2：[26]

　　 由表2 可见， 95% 以上的管理人员来自于长三角地区，而苏北人寥寥无几。凡此种种，势必形成不同的“社会网络”或者说“社会资本”，并在职业分层中产生影响。

　　 社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 social actor) 及其间的关系的集合，也可以说“一个社会网络是由多个点( 社会行动者) 和各点之间的连线(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组成的集合”[27]。而这种社会网络的利用，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由此形成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差序格局”，而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28]。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即便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求职、职业分层依然寻此“路径”，形成“路径依赖”，显然这是人口流动中的文化基因使然[29]。毕竟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社会网络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30]。美国学者韩起澜强调，“要解释原籍与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考量上海劳工市场是怎样运作的: 如何招聘劳工和个人如何谋职业。以往的研究已经用很多材料证实了私交和同乡关系对求职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在上海最新式企业里亦是如此。经理部和主管职位的人往往雇佣亲戚、朋友或同乡人。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同来自江南的人的关系相比，苏北人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可以利用”，不待言可知。社会关系网络中“乡谊资源”的不均衡和“地缘倾向”的普遍存在，造成机会的不均等: “老板都请他的亲戚同乡来做工人”[31]，“有些人与厂方有裙带关系”，成为“皇亲国戚的工人”[32]，这是职业分层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见惯不怪。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来自无锡的农民，虽然至少当时可能会像苏北农民那样穷苦不堪，但最终不会身陷上海劳工市场中的非技术行业的原委”[33]，而苏北打工妹就没有那么幸运。

　　 “裙带关系”等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本因素亦即非技术因素带来的机会不均等这一怪圈牢不可破，影响职业分层，也折射出企业用人机制的“前近代”性或“中国特色”，表明打工妹群体职业分化的错综复杂和近代长三角地区社会关系的多面性。

　　 第二大怪圈是傲慢与偏见的流行意识弥漫，使打工妹职业分层“两极化”。

　　 在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普遍存在着对苏北人的偏见。在当地人看来，长三角地区代表着富裕、文明、进步，是人间天堂，因此本乡本土的打工妹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自豪感，傲慢之中不免流露出“排他”意识，尤其对苏北人。在江南人的眼中，苏北代表着贫穷、落后。苏北人南下长三角地区是因为土地兼并、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兵灾匪祸以及自然灾害多发的强力推动[34]，她们身上有着浓重的“环境难民”色彩[35]，能谋到一份职业就算幸运，遑论高低贵贱? 因此“生长在江南的儿女们，年年看见江北人的来到于江南各县的城市做小贩，做厂工，做黄包车夫，做一切下贱的事”[36]。这种情境，虽然不能用“寄人篱下”形容，但不可能如长三角本地打工妹那样从容、尊严地选择职业岗位。同时，生活方式、语言的大相异趣，使她们难以真正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穿的红红绿绿的褂子让人发笑，嘴里一股大蒜味，人皆趋避，操着一口苏北方言受人取笑。苏北文化在清代中期被认为是高雅隽永的象征，到19 世纪晚期渐渐被视为低级鄙俗。从20 世纪早期起，称呼某人为苏北猪猡就意味着这个人即使实际并非来自苏北也是穷困、无知、肮脏和鄙俗的”。而且“大多数苏北人生活的聚居区被认为是粗野的地区，父母告诫他们的孩子不要进去。大学毕业生最怕日后被分配到苏北居民区里的学校去教书。最后，谁也不希望同苏北人结婚。年轻人，包括苏北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出去找对象，几乎总是指明对象不要是苏北人”[37]。这一切使苏北人成为落后“身份”的象征、贫贱的“标签”或“符号”和偏见的对象，使之陷于被歧视的尴尬境地，从“苏北猪猡”以及苏州、无锡等地流行的“江北狗”、“江北小三”、“江北猪头三”[38]等污蔑性的口头语中，不难想见傲慢与偏见的流行意识在长三角地区的浸淫与弥散。这种流行意识的冥顽不化，成为构筑长三角地区“两极化”社会等级结构的重要“依据”，按照韩起澜的话说，“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阶层差别为基础的。苏北人这种称呼显是意指下层人的一个隐喻，该名词系指贫穷受侮辱的人。在上海，阶层是由籍贯来建构的，籍贯的建构是阶层话语的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因为这类身份同阶层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因而籍贯就具有族群涵义”[39]。苏北人社会地位低下，决定了苏北打工妹在职业分层中垫底的“定位”，而职业分层中的等而下，又“固化”其低下的社会地位，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折射出职业分层的社会文化意蕴。

　　 总之，职业分层与社会分层，互动影响，使打工妹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分化分流，走向不同的职业岗位。

注释

　　 [1]池子华: 《近代“打工妹”群体研究的几个断面》，《江海学刊》2010 年第5 期。按本文采用地理学概念的长三角，区域范围“大致西起镇江，北至通扬运河，南到杭州湾。由长江及钱塘江冲积而成。面积约5 万平方公里。除包括江苏境内的部分外，还包括上海市和浙江省北部的平原地区。三角洲海拔多在10 米以下，山丘点缀，水道纵横，湖荡棋布，素有‘水乡泽国’之称。长江以南江苏境内的三角洲平原，习惯上也叫苏南平原或江南平原。”( 《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 《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0 年版，第783 页)

　　 [2]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年版，第80 ～ 82 页。

　　 [3]刘大钧: 《上海工业化研究》，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近代工业卷》( 下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376 ～ 383 页。

　　 [4]《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 1923 年11 月) ，载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年版，第952 页。

　　 [5][21][31][32]陈达: 《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 年版，第335、34、524、525 页。

　　 [6]周谷城: 《中国社会史论》( 上册) ，齐鲁书社1988 年版，第312 ～ 313 页。

　　 [7]如20 世纪30 年代的无锡，据薛明剑的劳工状况调查，丝业工资平均每人每日0． 521 元，纱布业0． 459 元，碾米业0． 40元，电气工月薪32 元，翻砂工28 元，面粉业工人及汽车夫22元( 薛明剑遗著: 《无锡劳工概况调查》，政协无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15 辑，第25 ～ 28 页) 。

　　 [8][11]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0～31、31 页。

　　 [9]资料源自童家埏《无锡工人家庭之研究》，《统计月报》第1卷第6 期，第49 页。

　　 [10]张宗弼: 《无锡工业调查》，《统计月报》第2 卷第6 期，第68～69 页。

　　 [12]转引自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 上册) ，齐鲁书社1988 年版，第307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51 页。

　　 [14]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荣家企业史料》( 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第119 页。

　　 [15]《何志广( 音) 访谈录》，转引自［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68 页。

　　 [16]［美］韩起澜: 《论对上海的苏北人的偏见》，载《上海研究论丛》第4 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第252 页。

　　 [17][19][25][33][37]［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 1850 ～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62、59～60、65、64～65、1 页。

　　 [18]［美］裴宜理: 《上海罢工: 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0 页。

　　 [20]“艺工”包括纺织工、缫丝工、织袜工、电汽工、电话工、榨油工、碾米工、翻砂工、手工业( 裁缝工、理发工、酱油酿造工、鞋工、木工、漆工)；“小工”包括黄包车夫、包车夫、汽车夫、轿夫、苦力等( 李钟瑞: 《无锡劳工状况》，《无锡杂志》1929 年《工商号》，第17 页) 。

　　 [22]李文治: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 辑，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579 页。

　　 [23]吴良蓉: 《上海市苏北籍居民社会变动分析》，载上海社会学学会编《社会学文集》， 1984 年编印。

　　 [24]柯象峰: 《中国贫穷问题》，正中书局1935 年版，第114 页。

　　 [26]资料来源: 《第一回无锡年鉴》( 1930 年) ，《党务》，第24 页。

　　 [27]刘军: 《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4 年版，第4 页。

　　 [28]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26、30 页。

　　 [29]池子华: 《人口流动中的文化基因》，《人民论坛》2013 年6 月(下) 。

　　 [30]卢汉龙: 《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 年第1 期。

　　 [34]池子华: 《近代淮北流民问题的几个侧面》，《二十一世纪》( 香港) 1996 年第12 月号；《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以淮北地区为例》，《中国农史》1999 年第2 期。

　　 [35]池子华: 《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75 页。

　　 [36]吴寿彭: 《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27 卷第7 号，第69 页。

　　 [38]牛伯伯: 《马房里借伞》、《吴语》1922 年2 月8 日；牛伯伯:《夜里弗睡之营业》，《吴语》1923 年5 月31 日；老苏州: 《人力车罢工五更调》，《吴语》1923 年6 月12 日。

[39]［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 1850 － 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3～4 页。在本书中，韩起澜探讨了“由原籍同乡界定的族群”，研究苏北人在上海的生活境况。贯穿本书的“红线”即“族群”。在他看来，“没有哪一个人群天生地或不可改变地是族群。例如，爱尔兰人在爱尔兰就不是族群，只有在他们移居美国后才成为族群。非洲裔美国人和整个美国历史上被视为族群的几乎每一个其他人群集团也是如此。同样地，苏北人不是在苏北的人，只是在上海才成为苏北人。换句话说，族群取决于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