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据分析显示，近年来中国社会结构虽然出现了一些群体地位上升的现象，但是，下层比较巨大、中产阶层比较弱小还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主要有三条渠道，即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和市场渠道。通过高等教育渠道上升为中产的人数有限; 中国劳动者通过技术地位上升的渠道明显受阻; 而迄今为止，进入中产阶层人数、比例最高的是通过商品市场营销的渠道，因为市场渠道最少身份歧视。
关键词: 中国；中产阶层；中产社会；社会结构；社会地位
近年来关于“橄榄形”社会结构的讨论颇多。多数参加讨论的学者大体上已形成如下共识，即在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或者渡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社会，由于社会上的主体是中产阶层，从而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当然，究竟什么是中产社会，什么样的群体属于中产阶层，一直是有争论的。所以，本文先从怎样测量社会地位谈起，然后分析中国社会目前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变化的特点是什么? 进而分析怎样才能顺利推进中产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一、社会地位测量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开宗明义，先澄清概念，所谓中产阶层社会或中产阶级，指经济社会地位处于中间层次的社会群体［1］，这并不是严格定义的阶级或阶层，在本文中，中产阶级、中产阶层、中产、中等收入层可以通用。中产社会是中产阶层社会或中产阶级社会的简称，本文认为，其基本特征是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了主体。当然，这就涉及怎样测量社会地位问题。对于社会地位的测量，历来有两种范式，即定性的范式和定量的范式。定性范式试图区分“阶级属性”不同的地位群体，将社会划分为多少个阶级或阶层，并展示各阶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目前对于中国社会定性范式研究影响较大的是陆学艺先生组织的关于“十大阶层”的研究，将中国社会分为十个大的阶层［2］。严格地说，定性范式与中产阶层的思路是相悖的，定性范式更注重的是各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关系，而中产范式是对于社会群体上中下相对层次、等级差异的一种划分。
定量的范式则关心的是人们社会地位的数量差异，试图给每一个人确定地位指数。比如“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ISEI) 的方法，或“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 SIOPS) 的方法，就是国际上通用的测量社会地位的方法［3］。定量范式测量的社会地位是连续的等距变量，很容易区分上中下，因此，定量的范式更容易转化为所谓上层、中层、下层的话语。此外，量化方法也有其优势，即对于社会结构的描述更为精确。
前些年，笔者曾采用定量的范式，使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简称: 五普) 数据，提出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形社会结构”，即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例，中间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那么，今天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目前的调研数据虽然众多，但还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最权威。本文使用了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简称: 六普) “长表数据”1%的抽样数据，选取其中 16～64 岁有职业的人口，总样本数为 683 291 人。本文使用的另一数据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 2012－2013 年完成的“城镇化问卷调查”，该调查采用严格的 PPS 抽样方法，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具有全国代表性，完成有效样本 12540个，下面凡提到清华大学调查均指此数据。笔者采用ISEI 方法测量，比较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由于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阐释 ISEI 测量，故笔者省略了中国城乡各群体 ISEI 的具体数值表。附图 1 和附图 2 展示的是 ISEI 各个分值群体的百分比图形，可以直观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
对比五普和六普的 ISEI 社会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是，得分值较低的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这符合笔者过去提出的“社会地位整体上升”［4］39的假设，这也正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中产社会是怎样形成的? 从两个图形的对比可以看到，低分值群体有所缩小，主要是，得到 23 分值的从事田地耕作、农业劳动的农民明显减少。中间层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下群体，有所扩大。尤其是分值为30、31 分左右的阶层，以及分值为 43、45 的阶层，有明显扩大。但是，从总的社会结构图形看，大体上还是属于底层比较大的社会结构特征，基本上可以说还是类似于一种“倒丁字形社会结构”，当然，如果说形状是“土字形社会结构”也可以。总之，本文所关注的中产阶层的某些群体有所扩大，但是，整体社会结构还没有根本改观，中产阶层在全社会中仍然比例较小。
二、近年来中国四大群体所发生的变化
上述用 ISEI 测量的社会各个群体均有变化，本文将社会结构的变化概述为四大群体的变化。
1．农民群体的变化
主要是农民、农业从业人口、农业户籍人口、外出打工群体以及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用 ISEI测量，23 分值群体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劳动者，2010 年占比例 46． 49%，与 2000 年的 63． 20% 相比，2010 年六普减少了 16．71%，十年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由此可以预测到七普的时候，还会发生同一方向的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此种变迁体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一般趋势，根据社会学的现代化指标，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低于 30%是社会结构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指标。
如果具体分析中国农民人数大幅减少的原因，可以发现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农转非，起因于城市发展向农村扩张，该农村土地被征用，转为城镇建设用地，于是，农民转为市民。清华大学城镇化调研证明，在城乡结合区和乡中心区，分别有21．3%和 18．1%的家庭有过承包的土地被征用的情况。该调查还显示，以前承包过土地而现在不再承包土地的家庭，29．6%是因为土地被征用了。当然，这里面还有极为复杂的情况，譬如，同一个村庄一部分农民转户籍了，而另一部分没有转，或者同一个家庭有的成员转户籍了，有的则没有转。第二种是农民外出打工，这部分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外出打工农民的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循环流动的现象依然存在，即一部分中年以上的打工农民，又返回家乡; 另一方面，年轻农民返乡的可能性明显降低，清华数据证明 1990 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愿意回乡务农的比例仅为3．8%，1980—1989 年出生的农民工愿意回乡务农的比例为 7．3%。所以，相当比例的离开土地的农民、农民工，已经没有返乡务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六普数据显示的大田农民的比例下降是真实的，是不可逆转的。第三种是就地城镇化。调研发现，中国即使是留在农村没有外出的农民，有很高比例也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了。这部分农民既没有转变户籍身份，也没有到城里打工，因而也不是城市流动人口或城镇常住人口。但是，他们早已不从事农业劳动，住房形态也发生根本变化，农民“上楼”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些村庄以及村庄周边非农产业十分发达，多数农民从事了工商业、服务业劳动。这些村庄本身虽然还被视为农村，农民户籍也是农业户籍，但是，从村庄发展的整体形态上看，已经与城镇没有差异。这方面有很多成功案例，最著名的如华西村、河南刘庄、北京韩村河及蔡家洼、吉林建华村等。当然，这些农村之所以比较成功，往往是由于具备了较好的周边环境条件以及村庄带头人、乡村精英等条件。
此外，还有多种原因转入城市户籍的，比如上大学进城; 也不排除有少数富裕起来的农民在城镇买房，为使孩子受到更好教育或老人享受更好的医疗而转入城镇的。清华数据显示，中国农业户籍的人口，已经在城镇购买了住房的比例为21．6%。
2．体力工人群体所发生的变化
主要是指工业、制造业体力劳动群体，ISEI 分值集中在 29—32 分组，2010 年占比例 13．58%，2000 年为 9．8%，上升了 3．78%。这个群体属于最为典型的体力劳动工人群体，是生产一线的直接操作工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体力工人为中国基础工业、制造业做出极大贡献。笔者曾证明，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同时也是体力工人比例最高的省份。体力工人工种分布，包括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砌筑工人、架子工、钢筋加工工人、漆器制作工、搪瓷制品工、石英玻璃制品工、建筑保温吸音材料生产工、建筑密封材料生产工、墙体屋面材料生产工、水泥及水泥制品工、建筑材料加工人员、人造板生产工、烟草制品工、卷烟生产工、粮油食品饮料生产加工人员、肉蛋食品加工人员、糖制品加工人员、盐业生产人员、乳品冷食罐头制作人员、纺织人员、纤维预处理人员、橡胶塑料制品生产人员、防化材料制作人员、火工品制作人员、引信加工制作人员、机电产品装配人员、机械制造加工人员、金属冶炼轧制人员、炼钢工人、地质勘查人员、矿物开采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水产品加工人员、农副林特产品加工人员、工程设备安装工、供水供热服务人员、物业服务人员、中餐烹饪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等等。目前，一线工人主要是来自外出打工的农民，农民在农村擅长体力劳动，在工业场所很快就适应了工业体力劳动操作，成为中国体力工人的主力军。
从职业地位看，体力劳动、直接操作型工人，归属蓝领群体，确实不属于中产阶层。但是，在世界各国的就业群体中都是最重要的劳动群体，即使在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经济发达国家，一般也占到全体劳动者的 10%—20%多之间。所以，在中国未来社会结构中，仍然会占有重要地位，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群体。对于蓝领工人，我们同样要尊重他们的社会地位。其中的绝大多数目前被称为“农民工”，这种称谓有问题，他们是最为典型的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最为基本的群体。体力劳动工人的工作特点是劳动强度大、劳动艰苦、劳动危险性大、劳动环境差，而目前待遇较低，所以，应该提高该群体的劳动工资、经济收入。从国际比较看，在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这个阶层的收入不亚于普通中产阶级的收入，而且由于工会力量强大，他们的收入甚至会高于一般中产阶级的收入。提高体力工人收入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均有重大意义。
该群体在中国未来的几十年里，还会占据比较稳定的比例。从数据分析看，五普到六普上升了 3．78%，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该群体会由于产业转型而有所减少。所以，预计未来不会有太大变化，会保持稳定。
3．技术工人群体所发生的变化
在 ISEI 中，技术工人主要是集中在 33—40分值群体。令人吃惊的是，中国技术工人在劳动者中所占比例，不升反降! 2010 年占比例为9．8%，而 2000 年为 11． 2%，2010 年反而下降了1．4%。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让我们先看看这个群体的职业构成状况，即主要是公路、道路、铁路、水上运输人员和其他运输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业普通营业人员、餐饮业服务人员、机电产品和电子产品装备人员和装配人员、机械设备装配人员、机械设备修理人员、船舶制作人员、航空运输服务人员、磨料磨具制造加工人员、玩具制作人员、电子元器件与设备制造和装配人员、仪器仪表修理人员、乐器制作人员、体育用品制作人员、文教用品制作人员、工艺美术品制作人员、印章刻字人员、生活生产电力设备安装操作修理人员、化工业的半技术人员、加工业的半技术人员、旅游及公共游览场服务员等等。这个阶层介乎于中产阶层与蓝领层之间的位置上，可以称作白领下层，或蓝领上层。
技术工人群体比例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值得深思。技术工人亦称作中产过渡层，是中产阶层形成的重要来源。与上面体力工人比较，最明显的差异是占有技术技能，体力工人也可以通过提升技术而进入到中产阶层。笔者曾提出，中国技术认证的体制上的障碍，阻碍了广大有技术的农民工社会地位的上升途径［5］231－253。
此次五普、六普数据的比较再次印证了技术地位上升受到阻碍的论断。目前，此方面矛盾比较尖锐。一方面，中国技术工人队伍严重短缺，就业市场上对于技术工人的需求十分强烈; 另一方面，社会上对于技术工人没有给予尊重，技术认证、地位认证、地位准入、职业培训等均存在严重轻视，甚至歧视。
4．其他白领群体所发生的变化
这里有必要阐释一下白领群体与中产阶层的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白领阶层与中产阶层几乎是同义语，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白领阶层较早研究者米尔斯有关。①后来的职业社会学研究者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等，也都使用白领概念。白领职业通常指四个职业群体: 管理者群体、专业技术群体、经营销售人员群体和普通办公室职员群体。其中两个群体，即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往往有较高学历，来自大学生的比例较高，但此次 ISEI 测量显示，中国这两个群体变化微小。六普数据显示，白领群体中增长最为迅速的是经营销售群体和普通办公室人员，十年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仅 ISEI 的 43—45 分群体就增加了 10．44%，即2010 年占比例 13．34%，而 2000 年仅为 2．9%，其增速惊人! 这是中国中产阶层变化最大的群体，该群体主要从事哪些工作呢? 包括购销人员、营业人员、推销和展销人员、各类销售人员、办事员、普通办公室职员、普通行政办公人员、普通行政业务员、护理人员、幼儿教师、裁剪缝纫人员、环境监测人员等等，多属于白领中下层。
六普数据显示，这个群体的大部分人，即58．2%是农村户籍，即出身于农民家庭。农民或农民工，通过奋斗积累了小资本，从事小本经营，或者受雇处于经营者的位置。所以，该群体为农民地位上升开创了新渠道。该群体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从全国情况看，主要是初中、高中毕业生，高中及以下受教育的占全部经营者群体的83．1%。所以，这个群体进入中产的主渠道不是教育渠道。该群体的开放性最强，接纳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实践上看，很多受到户籍阻碍或难以通过教育渠道上升的人群，都希望通过做小买卖或经商运营改变社会地位。这也是今天在中国城镇中颇具进取心而积极奋斗、努力打拼、希冀向上流动的群体，是中国经济社会活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然而，目前大城市的社会管理和户籍政策却往往排斥这些人。
三、中产社会形成的三条渠道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中国中产阶层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比例有了明显上升。当然主要集中在中产的中下层。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或渠道导致了中产阶层比例的增长呢?
1．正规教育渠道
教育历来是社会地位筛选的主要渠道，在中国更是如此。目前，中国大陆最主要的教育筛选机制就是高考。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该机制成为社会地位流动的最为正规的渠道，获得中产地位的很多体制机制都与这条主渠道接轨。如考取公务员、律师、注册会计等等，都有高等教育学习的要求。又如，户籍制度与高考相配合，只要考上大城市的好大学，即使北京、上海这样的户籍控制极其严格的城市，也都可以转户口。清华大学数据证明，迄今为止，中国农业户籍转为城镇户籍( 非农业户籍) 的三种最主要的渠道是: 升学参军的占 23．9%，家属随迁的占 22．6%，招工转干的占14．9%，其他的渠道包括购置房产、征地拆迁、城市扩建、积分落户、投资落户等等，比例都很低。所以，千千万万的家长们最为期盼的就是孩子能够通过高考上好大学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目前，中国 大 学 生 中，属 于 农 业 户 籍 子 女 的 高 达63．3%［6］，他们毕业后，很多人实现了社会地位的转变。所以，高考、正规教育是实现中产的重要渠道。但是，也应该看到，与同龄人口比，大学生人数比例还不高，所以，高等教育虽然是最得到社会认可的实现中产的渠道，但是，毕竟人数、比例比较有限。更何况大学生毕业后情况复杂，有些顺利上升，另一些则还受到各种阻碍。
概而言之，一些重点大学毕业生进入中产相对顺利些，而大专生要想进入中产则困难重重。所谓重点大学，最主要是被称作 985 和 211 的学校，但两类合在一起，仅占全国在校大学生的比例为 10．15% ②。比重点大学再扩大一个范围是普通本科院校，这类普通本科( 包括上述重点大学)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比例为 52．33%，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进入中产职业的比例高于下面的几类高校。如果再扩大一下，可以加上一些新办的所谓“独立学院”的本科学生 11．19%和所谓民办本科的学生比例 2．77%。所有以上这些是所谓“本科生”，他们进入中产阶层的比例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目前高等教育中还有另一类学生，其中比例较高的是“高等职业学校”( 高职)在全国高校大学生中占比例为 23．25%，民办大专占 6．86%，以及高等专科( 大专) 占 3．60%，这三类学生合在一起比例为 33．71%，即占到目前在校大学生的 1/3。这样高比例的大学生，毕业后，进入中产还是有巨大障碍的。这类大学生来自农村的比例甚高，毕业后，又往往受到户籍歧视。在大城市、特大城市上升的渠道受到重重阻碍。本科生与大专生之间有明确的分界，很多人试图通过“专升本”突破障碍。从所学专业看，这些人更适合于在大城市找工作，但是，目前的户籍制度对他们不利。这些农村来的大学生，往往是农民家庭几乎付出全部积蓄才获得了高校文凭，父母对他们期望值很高，回农村的可能性极低。他们是城市里具有强烈奋斗心、具有极大上升动力的群体。由于受到种种的制度阻碍甚至排斥而难以进入中产，这对于他们本人及其家庭都打击极大，这也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我们必须予以重视。
2．专业技术渠道
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经验看，在全体就业者中，通过专业技术证书或专业技术渠道进入中产阶层中来的，占很高比例。所谓专业技术渠道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专业工作者，如教授、律师、医生、工程师等，这类专业工作者与上面的教育渠道是接轨的，中国专业职称、专业地位认证，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评估认证制度，因此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另一类是技术工作者，主体是技术工人。与专业工作者的职称制度相比较，中国技术工人的评估认证制度存在较大问题。上述五普和六普数据显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方面中国工业产业有了极大的增长; 而另一方面，与此形成尖锐反差的是，中国技术工人所占比例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2000 年为 11．2%，2010 年为 9． 8%，这是十分令人震惊的事情。这不仅是对于技术队伍发展的警告，也表明，通过技术进入中产队伍的渠道严重受阻。为什么会如此呢? 笔者以往的研究就提出，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不高，而是中国的技术人员、技术劳动者的认证体系存在严重问题。
下面我们看一下新的调研数据。清华大学城镇化调查，询问了所有的劳动者关于他们的技能证书和等级的问题。下面有四组数据。
第一组农业劳动者技术证书数据。结果证明，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没有任何职称、技能技术等级或证书。此次调查，农业劳动者共 5 309 个有效样本，回答说没有技能等级的占 96．8%，只有微小比例样本回答说有农业技术、养殖技术、手工艺技术等级。其实，近年中国农业技术发展迅速，农业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农业劳动同样需要很高的技术技能，农业劳动者同样应该通过技术技能等级的上升而进入中产，而中国目前农业劳动者若想通过技术技能实现地位上升，几乎是死路一条。所以，目前这样一种农业劳动者队伍的状况十分堪忧。
第二组非农业劳动者技术证书数据，共 5 895个有效样本，回答说: 没有技能等级、无职称的占88．5%，仅有很低比例的劳动者具有各种类型的职业资格证书，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初级技工占4．3%、中级技工占 2．7%、高级技工占 0．8%。从事专业工作的劳动者，绝大部分也没有专业职称。
第三组数据，回答说没有技术证书的劳动者中，实际从事有技术技能劳动的究竟有多少人?非农业劳动者中回答“无技能等级”的4 781 人，系统缺失 17 人，剩下的 4 764 人，做更进一步的职业分类。其中，从事技术工作的人( 包括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等) 占比例为40．4%。从事各类管理工作的占 13．4%。从事服务业经营工作的占 21．9%。而真正从事无技术体力劳动的仅占 21．5%。也就是说，在非农业劳动者中，从事有技术、管理、服务性质工作的，占到了七成以上。所以，非农业劳动者中，潜在的技术队伍人数是巨大的。如果能创造更多的技术认证渠道，实现社会地位上升，对于改变中国社会底层过大、实现橄榄形社会结构会有明显作用。总之，上述数据证明，中国劳动者中，实际上从事有专业技术的人很多，但是，他们却得不到相应的技术地位认证。所以，不是中国劳动者没本领，而是我们的体制机制出了问题，对此本文第四部分提出对策。
第四组数据，农业劳动者中回答无技术的5 138人中，在更进一步的职业分类中，有 4 592 人( 89．5%) 回答是普通农业劳动者，剩下的 10．5%的人也还不是完全没有技术的，有一些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手工业者、技术工人、维修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包括一些个体户、农村干部、基层办事人员等等。所以，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农业劳动者是否可以通过农业劳动技术晋升而实现技术晋升中产? 中国的农民职业过于泛化，忽视了农业劳动者的技术培训和技术地位上升的可能性。这对于中国农产品质量的上升、乃至对于中国的食品安全都是十分不利的。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国中产社会的形成都是因为农业劳动者大量减少。比如，农业劳动者在全体劳动者中所占比例，在美国、英国、日本不足 5%，韩国不足 7%。中国的情况是，农业劳动者在一段时间里还会保持较大比例。中国整体社会结构底层人数过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农业劳动者占高比例。中国土地集约化经营越来越突出，机械化和农业技术的成分越来越突显，所以，必须建立农业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技术认证渠道，这也是农村能够吸引一部分年轻人的重要前提。
3．市场渠道
指通过经营、运营、营销运作而在市场中获取利益、进而实现职业地位上升。上文已述，ISEI 分值职业地位分值，六普比五普上升比例最高的一组发生在 43—45 分组，这里，试对于该组作进一步分析。参见附表 1。
附表 1 展示了六普数据社会地位分值 43—45 分组的各类职业群体。可以看到高居第一位的是从事商品销售和服务销售的营业人员，占到了55．1%，即 43—45 分值组的一半以上。如果再加上类似职业地位的推销与展销人员以及其他购销人员，总比例为 68．3%。这就真实显示了中国白领群体的职业状况。进入白领中来的，比例最高的是营销人员。为什么会如此呢? 这与进入渠道有直接关系: 正规教育渠道人数比例有限，一部分可以进入行政人员和普通办公室人员队伍中来，但在 43－45 分值群体中仅占 9．5%，上文已阐释技术渠道受到严重的体制障碍。所以，相比较而言最为畅通的渠道是这里所说的市场经营渠道。
从理论上说，市场的渠道应该是最接地气的渠道，是每一个老百姓是最容易进入的渠道。改革开放 35 年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引入市场机制。所谓市场主要指三个市场: 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信用市场。商品市场交易的双方是商品经营者与商品消费者，劳动力市场交易的双方是雇佣者与被雇佣者，金融信用市场交易的双方是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消费者。从机制上看，目前，前两个市场的开放度比较大，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可以在市场环境下自由交易。第三个市场，金融信用市场，相对而言，开放最小，民间的融资是违法的，再加上金融机构的垄断性很强，这就造成有垄断权的金融机构处于有利的位置，而广大老百姓处于不利的地位上。所以，金融信用市场的垄断性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
六普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几年里，中产阶层最大的发展是在商品市场中发生的，即商品经营者的队伍急剧扩张，高比例的老百姓进入中小经营者的队伍中来了，而在中小经营者中，很高比例是来自农村流入城市人口中的成功者。在城市小经营者中，来自农村的经营者占据主体，诸如个体工商户、建材城商贩、电子城商贩、服装营销商贩，乃至菜市场商贩以及其他各类商贩。当然，这里面也同时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扩张，雇佣者大多数是中小雇主，而被雇佣者也有很多进入到中产队伍中来。而且，对于不同类型城市 ISEI 值 43－45 群体的分析证明，营业人员、推销与展销人员和其他购销人员所占比例都是很高的，在特大城市( 1 000万人口及以上) 占 64．7%，而在小城市占 68．0%，这说明，在小城市，农民进入商业营销队伍中来的机会、概率甚至高于特大城市，这为农民实现身份转变提供了巨大机会。在实际调查中，询问农民工未来的期望时，绝大多数人都回答“做小买卖”，这种期望与宏观数据是吻合的。
本文证明，市场渠道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是地位上升的最重要渠道，市场给农民提供了地位上升的最大机会，在过去的十年中是中国中产阶层增长的主渠道。从发展看，中国产业结构会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制造业比例在下降，第三产业比例在攀升，市场渠道对于社会结构转型发挥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大。
四、怎样为中国中产社会的形成拓宽渠道
从决策角度看，怎样进一步拓宽老百姓地位上升的渠道呢?
1．怎样拓宽中产社会的教育渠道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高校扩招的方针，这本身就是拓宽中产渠道的重要举措［7］。中国高校录取大学生的人数，从1998 年的 108 万，增加到 2014 年的大约 700 万，增加了 5倍以上。招生的人数确实不少了，高校再扩招的能力也十分有限。更何况高校毕业生仅仅是“中产潜在群体”，“中产潜在群体”变为“中产现实群体”需要完成“进入中产职业队伍”的转变。所以，关键问题是，高校能否培养出职业市场所需要的中产队伍，以及高校毕业生能否顺利进入中产职业。如果毕业生就业困难，则该潜在群体越大、积蓄的社会矛盾越突出。笔者以为，当前应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高等教育自身的培养机制问题，即高校培养的学生与职业体系、就业市场对于中产人才的需求不能匹配。近些年来，高校建设的浮夸之风甚重，追求的往往是表面文章，本来是“学院”的设置都改名为“大学”，而大学又一味追求所谓提高层次，攀比和追求更高学位的设置，以为博士点、硕士点设置越多越好，但是，这种空头高学历的培养模式与社会职业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当前，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而高校的专业设置往往跟不上科学技术进步的步伐。中国的专业设置又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由政府定位，高校没有专业设置的自主权，导致一些专业的设置明显地不能与社会需求接轨。笔者建议应试验允许高校根据社会需求自设专业，应鼓励人才需求方与高校一线教师共同设计社会急需专业。此外，中国高校培养的学生还受到了一系列身份体制的制约，如上文所述的重点大学、普通本科院校、高职、大专等等，这些不同身份体制之间是封闭的，这种特殊的教育身份制度严重阻碍了毕业生向中产职位的自由流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8］44这应该是打破教育身份制度的重大举措。
第二，破除社会体制上的诸多障碍。高校毕业生进入中产的努力也受到其他多种社会体制的限制。近年来，“事业编制”的急剧削减封闭了传统的中产渠道。体制转型以前，大学生进入事业编制是进入中产的稳定途径。体制改革以后，所有传统的单位如机关、学校、医院、研究机构、公共部门等都大幅度压缩事业编制，改用劳动合同制。而新的劳动合同制与实现中产地位的各项体制还不能接轨，如不能得到户籍、专业职称、住房补贴、单位多项福利等; 工资、档案体系也完全不同，事业编制工资由国家定的工资加单位津贴构成，而合同制工资明显较低，合同制就业不转档案，这也屏蔽了就业者中产晋升的道路。总之，在实践上合同制几乎可以视为“临时工”的代名词。而此种“临时工”的特性阻碍了千千万万中产队伍的形成。所谓“北漂”“蚁族”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学毕业生、中产潜在群体被屏蔽在中产大门之外的社会现象。更有甚者，很多机关事业单位都采取委托“劳动派遣公司”签约的方式阻止了长期就业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这就等于摧毁了中产职位社会地位的稳定特质。对于体力工人来说，合同制确实有助于就业保障，但是，大学生与农民工不同，他们希望通过职业途径进入中产。而新的就业制度的设计，完全忽视了劳动合同制与中产地位的接轨路径。
近年来，传统的能够吸纳中产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大大削减，而生长最快、吸纳就业者最多的民营、民企尤其是中小企业又被排斥在与中产社会地位接轨的制度之外。在大城市、特大城市这些中小企业、中小经营单位，没有户口指标、没有建立与官定专业职称接轨的体制，很难与中国传统中产的“档案体系”接轨。所以，大学生如果到这些单位就业，连存放档案、未来在非户籍地领取养老金等都会成为难题。总之，到这些单位就业的千千万万大学毕业生被屏蔽了中产晋升的渠道。所以，为使得大学毕业生这些“中产潜在群体”真正成为“中产现实群体”我们深化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户籍制度、职称体制、人事档案制度、养老体制、事业单位制度、新生单位与社会体制的接轨等等，都面临全方位改革的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部分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部分的很多举措都是朝向这一目标的努力。
第三，推进中小城市中产职位与大学生就业的良性循环。中小城市中产阶层的发展是中国能否进入中产社会的关键环节。但是，目前中产职位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中小城市中产职位比例很低，于是就缺少中产的就业氛围，大学生就更不愿意就业于中小城市了，由此造成了中小城市中产职位难以发展的恶性循环。笔者试将 ISEI 分为三组，67 分及以上为上层，41—66分为中间阶层，16—40 分为下层，仍然使用六普数据，结果发现，小城市( 50 万人口以下) 里 ISEI中间阶层仅占 14．1%，中等城市( 50 万～100 万人口) 仅占 17．17%，而超大城市( 1 000 万及以上)则占41．4%。本文定义的中小城市，规模也不算小，人口的聚集效应所能够创造的中产就业机会也不应该太少，但是，为什么中产就业者比例如此之低呢? 这显然与中国城市之间资源配置的极大的不平衡有直接关系，中国城市的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资本过多地在少数特大城市高度集中，与中产职位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的配置也极不平衡，资源在特大城市的高度密集，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不经济现象。所以，应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财政拨款体制，使得教育、医疗、文化的发展向中小城市倾斜。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小城市的发展对于推进中产阶层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上文已经分析，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中产职位遇到障碍，比较突出的表现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往往聚集在大城市打拼，但是，大城市又设置了种种制度障碍，使得他们地位上升的努力受阻。所以，应大力推进中小城市产业结构向现代化转型，吸引人才流向中小城市，从而实现中产发展的良性循环。
2．怎样拓宽中产社会的专业技术渠道
先看看我们与专业技术渠道比较成功的国家的差距，然后再看看可以做哪些改进。从附表 2的数据看到，法国、德国、瑞典仅技术人员的比例就占全体劳动者的 20%左右，再加上专业人员两者之和接近 40%，而六普数据显示中国的专业人员加技术人员之和仅为 7．1%，差距十分明显。
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技术工人渠道比较畅通呢? 笔者以为，这些国家的技术资格认证体制激活了四个积极性，得到了四个方面的积极参与: 即行业协会、企业( 雇主) 、技术工人和政府。而在这种认证中，行业协会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仅以德国为例，德国的职业资格考试、技能等级认定，都是由行业协会完成的，劳动者取得了职业资格的证书，企业才能将其录用为员工。行业协会与企业是什么关系呢? 企业必须加入行业协会，由于行业协会十分熟悉企业技术劳动、技能的细节，其考试的内容更贴近一线的技术操作［9］。行业协会代表了企业主与企业雇员的共同利益，“它所组织的职业培训与考试以及所颁发的证书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可接受度”［10］64。这种证书不但得到德国各企业的公认，而且还得到奥地利、瑞士等国的承认［11］。而行业协会与政府又是什么关系呢? 行业协会由政府部门批准和监督，政府颁布关于行业协会、职业教育、技术认证、行业协会与企业关系的各类法规，行业协会依法开展活动［12］。企业举办职业教育，必须经过行业协会的审核。行业协会设在各个地区，行业协会下设“职业教育委员会”，委员会由雇主代表、雇员代表和职业教育教师代表组成。行业协会负责劳动者从职业教育到技术水平认定的全部过程。行业协会负责组织众多的职业资格考试。如: 在德国“仅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工商行会就组织了 950个考试委员会”［10］62。考试委员会由雇主协会代表、雇员协会代表和教师三方面组成。行业协会也会联合起来举办全国的或地方的统一考试。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了劳动者技能的水平、质量以及技术证书的可信度。所以，行业协会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重要的桥梁和纽带。而企业、雇主、行业协会和政府对于职业资格认证的重视，自然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参与考试和技术认证的积极性。
对比上述经验，我们应在哪些方面改进呢?仅从上文所述的四个积极性看，中国是仅有政府单方面的积极性，而其他三方面明显不足。中国的职业资格、技术证书，是由国家授予的，由国家制定职业技术技能标准，由政府认定的考核机构鉴定、评价，颁发国家的职业资格证书，并且建立了网络的真伪查询。看起来很权威，但问题是国家太大，国家认证与企业和生产一线往往距离太远，在实践上反而效果不佳。中国与技术认证相关的劳动者数以亿计，完全靠国家机关监管，肯定力不胜负。调研表明，企业、雇主方面也不信任这样的资格证书，而更相信工人在企业一线的技术表现。既然企业、雇主不重视资格证书，劳动者当然更没有获取证书的积极性。根据全国七省市调研数据，中国就业的农民工中 88．94%的人都没有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找工作，而且，职业资格证书与劳动报酬的高低也没有关系［5］244－247。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很大程度上与操作技能、经验密不可分。仅仅靠书面考试成绩，会脱离实际。对比上述职业技术认证成功的国家，中国官办体制上的再一个缺陷是对一线操作重视不足，这也是导致企业和劳动者缺少参与积极性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最大问题还是行业协会没有发挥应起的作用。表面上看，中国也有众多的行业协会，但是官办色彩太突出，中国的行业协会往往是退下来的老同志组织的，与企业生产脱节，与技术劳动者、一线生产者就更脱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8］50所以，中国的行业协会面临重大转制与转型，转制转型的最核心问题就是从官办的组织向企业、同业劳动者自己的组织转变。行业协会的最大特点是同行、同业内部的交流平台，同行业最了解一线技术操作的细节，它所做出的职业资格认证、技术认证最容易得到企业的认可，得到技术劳动者的认可。这样的行业协会对于产品认证、技术认证才真正能够起到监督与管理的作用。我们的国家大，需要建设从地方县市直到全国的众多层次的行业协会。根据社会学的原理，社会地位的形成，技术壁垒十分重要，而行业协会的技术准入就是最重要的技术壁垒，没有技术壁垒就无法形成技术工人的中产阶层社会地位。
技工、高级技工“缺口”历来是困扰中国企业运营的一大难题，而另一端是数以亿计的劳动者，他们的技术技能得不到认证，所谓“有技术无证书”，所以应该承认我们的技术认证机制存在严重问题。由于现有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得不到企业与广大技术劳动者的信任，其结果是造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完善高信度的职业资格技术资格证书制度，以及企业对于职业资格的重视，会实现良性循环，这自然会大大激发广大劳动者提高技能、技术上精益求精、参加技术培训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还需要改进中国的职业教育体制。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大多数农村劳动者、农民工都没有经过正规的职业培训，往往直接上岗，这存在很大弊端。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提出农村初中毕业生与职业技术技能教育接轨的思路，而职业技术教育很容易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术等级接轨［13］。
当然，以上只是提出了技术工人进入中产阶层的职业路径。而技术工人能否进入中产还受到职业以外的其他制度的制约，比如，户籍制度，很多大城市仅为高学历者或高级专业人员落户或积分开拓了渠道，而没有对于技术工人放开户籍限制等。所以，技术工人进入中产，还不仅仅是职业认证就可以，还需要其他制度体制的改革来配合。
3．怎样进一步拓宽中产社会的市场渠道
上文已经证明，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中产阶层扩大的主体，是通过市场渠道完成的，表现为商品销售、服务销售、推销、展销人员的激增。之所以中产的该群体人数和比例增长最快，与渠道的通畅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市场渠道最少身份歧视人人都可以进入，数据也显示原农民身份者进入的数量和比例最高。
最近，中央有两项重大的政策，预计对于拓宽中产阶层的市场渠道会有进一步影响。一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尽管有人认为更突出市场的作用会导致社会分化，但是，仅从本文的社会结构变迁数据观察，突出市场的作用、培育更为公平的市场环境，确实可以让亿万人民群众受益。我们可以目睹没有任何特权的社会群体，农民、农民工、工人，他们最容易参与的就是市场。根据六普数据计算，仅十年间，在市场这个平台中，通过辛勤努力、操劳奋斗而实现地位上升进入中产的就达到近 1 亿人( 根据上述进入营销队伍比例计算) 。另一条是中央采取了扶植小微企业的举措，小微企业是普通老百姓办得起的企业，是以民为本的企业。笔者谨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让普通老百姓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市场。市场准入本是个经济学概念，指跨国的市场允许或限制的条件，在本文中不是这个含义，而是指在中国内部市场经营对于中国老百姓的开放程度。近日，媒体报道，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废止了过去用于审批的 109 枚公章，将过去分散在 18 个不同单位的 216 项审批合并为一枚公章，在场的李克强总理感叹说: 这公章不知束缚了多少人，“为了盖这些章，老百姓不知要跑多少腿?”降低市场门槛的核心是政府简政放权，简化市场进入手续。对于无权、无势、无关系的老百姓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所谓与市场相关的行政审批，就是增加市场进入的控制因素，本来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证市场秩序，但是，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控制因素往往成为审批部门谋取部门利益的手段，更有甚者变成了掌握印章者个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审批异化成了侵害老百姓利益的工具，其本质相当于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要向这些部门或个人交好处费，所以这不但无助于市场秩序，反而破坏了市场秩序，其结果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被排斥在市场经营之外。由此看来，本届政府所提倡的取消下放行政审批权，意味着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可以更多地进入市场经营，其结果必然带来中产群体的扩大。
第二，推进小微企业发展是实现中产社会的重要途径。小微企业是个新概念，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运营中涌现出来的最普遍的工商业经营模式。据统计，小微企业占中国企业总数 90%以上［14］。按照从业人数，小型企业一般指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而微型企业一般指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所以，微型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是重合的。中国自古是家族宗族社会，家庭参与经营是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小微企业的生命力与中国强大的家庭经济潜力是一回事。所以，小微企业意味着家庭为基础的所有制模式，根据中国台湾等地经验，小资本是中产阶层孕育的最为主要的土壤。小微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强，也是未来大量劳动者就业的最重要场所。
中国传统体制上的重大缺陷就是资本的垄断性太强。笔者认为，创造就业机会，是政府和企业最重要的责任。政府机构应该大大鼓励提供就业岗位和自我就业的企业和个人。
前文已经证明，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通过产业运作、市场经营而进入中产阶层队伍中来，是比例最高的渠道。所以，拓宽中小资产者的准入渠道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从哪些方面推进小微企业的发展呢? 除了上述的降低门槛鼓励创业、改善小微企业经营环境以外，目前的鼓励政策主要是两方面: 一个是减税。税收的高低对于小微企业影响极大。国家近来出台一系列政策为小微企业减税，当然，惠及范围还是有限，根据中国《小微金融发展报告 2014》的数据，虽然有不少参访企业表示享受到了税收优惠政策，但是仍有近六成企业没有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 参见《民营经济内参》2014 年 4 月 18日第 6 页) 。另一个是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经营者大多是小本经营者，资金的支持是最大的问题。从下层上升到中层的核心问题也是资金。小微企业融资难历来是约束这些企业发展的瓶颈。近来国家规定小企业业务保证金减半，这就等于给小企业的贷款可以增加一倍。当然，银行往往有自己的考虑，以为贷给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大。其实，根据以开展小微企业为主的民生银行 2014年中期报告数据，小微企业贷款还款率是非常高的，小微贷款不良率非常之低。近来的数据显示，小微企业( 包括个体工商户) 获得了银行贷款的比例为 46%，还是很大的进步，当然，42．4%的小微企业没有申请贷款，11．6%申请了贷款但是被拒绝了( 参见《民营经济内参》2014 年 6 月 6 日第9－11 页) 。所以，金融支持还需进一步加强。
第三，如何帮助和保护小的工商业经营者的权益。通过市场途径进入中产阶层有一个发育的过程。对于多数人而言往往是从小的经营者开始，慢慢扩大资本进入到中产阶层的。所以，我们的管理者要学会培育、规范、引导小资本经营，而不要忽视小资本，更不要排斥打击小资本。目前，不少地方政府都热衷于吸引大资本，一来了大资本就把地圈走，为此对于小资本采取了驱逐、排斥的做法，使小商小贩失去谋生手段，阻碍了潜在中产向现实中产队伍的转化。中国土地的公有制的原宗旨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异化为土地主要为大资本、为垄断资本服务，尤其是土地的大面积规划和审批往往仅优先为大资本垄断服务，而小资本的经营得不到保障或往往受到严重侵害，甚至随意受到驱赶［15］。
中华民族久远的历史证明，中国普通老百姓是非常会做生意的，而且做生意往往是从小买卖开始的，他们有着极大的发展动力。这些小生意经营者是自己在创造就业，在靠自己的劳动谋生。这样的“就业大军”养活了不知多少的家庭! 这对全社会贡献极大。所以，应该大力扶持小资本、小经营者，给他们创造宽松的就业谋生环境，而不是一有什么事就打压他们。在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城市都尽可能给小商小贩谋生留下空间，比如有的道路白天用于汽车通行，晚上在规定时间内让摊贩们支起货摊做生意。所以，我们应该反思自己的城市管理方式。应学会精细化管理，将小的经营者也纳入管理范围，培育小经营者的规范经营，引导他们进入规范体系，而不是采取简单粗暴围追堵截的打压政策。
当然，为维护市场秩序政府监管是必需的，对于违法者必须依法惩罚。但要正向引导扶持培训，不是简单驱赶了事。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众多城市，由小吃店、小货摊、小买卖组成的市场非常繁荣，经营秩序井然。如中国台湾、香港也是这样，一家一户小老板、小饭馆、小生意，管理十分规范、卫生条件等各方面都很让人放心。这样就形成了小资本发展的良性循环，并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而我们现在遇到的是恶性循环问题，政府不允许繁华市面的小的经营者，而由于市场需求的存在，结果造成不登记、不注册的违规经营，政府对于这些非正规经营采取打压政策，这些经营就更加不规范。必须认识到，小资本、小经营者是中国中产社会的最重要源泉。所以在政策法规上，政府应该多多支持鼓励自谋生路的就业者。
在关于进入中产的市场途径方面，还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笔者历来认为，定义中产阶层应包括三个方面，职业指标、收入指标和教育素质指标［4］302－312。由于收入指标与职业指标具有耦合的关系，所以本文没有专门论述收入指标。而教育素质指标在前两种途径即教育渠道和专业证书认证渠道中已经得到重视，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即从市场途径进入到经营者阶层的人群，很大程度在教育素质指标上有明显不足。这也正是市场经营者需要培育诚信、培育守法的原因。这需要市场管理者和市场营销者双方面共同努力。如上面提到的行业协会培育技术素质一样，市场营销者也应通过行业协会培育中产文化。中产阶层意味着有比较高的教育和文明素质的阶层形成，这恐怕是中国中产社会发展的长期任务。
作为本文结尾，笔者还要强调的是，上述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的中产现状，是从他们调查中从事的职业活动分类的，有些固然是稳定的社会阶层，有些则还是不稳定的。比如，通过教育渠道进入中产的，管理者队伍和专业者队伍都是比较稳定的阶层。而通过市场进入的虽然人数、比例都很高，但其社会地位并不稳定。由于小资本经营者地位不稳定，因而尤其应在体制制度的建设上帮助他们实现稳定地位，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而不要让他们从已经获得的中产位置再次落入社会下层。
注释：
①参见米尔斯《白领: 美国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本数据及以下高校数据均根据《中国高等教育统计年鉴 2013》和教育部数据中心 2009 年数据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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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强(1950—)，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从事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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