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的一般问题与制度的起源

本文为回应方绍伟先生于2013年4月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的商榷文章《什么转型？为何危机？》所作，当时即以完成，于2014年4月《社会科学论坛》刊载，谢谢方先生的商榷，感谢《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社的支持！请大家比较阅读。

　　  摘要：本文既是对方绍伟先生大作《什么转型？为何危机？》的回应，也借此更加深入地讨论政治学研究方法。本文认为：我们对社会转型的研究首先要实现对所研究的问题的转换，即把社会转型问题具体化，把社会转型问题转变为政治社会结构变迁问题，通过对政治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的研究发现要素的特质以及彼此的边界。各个要素的多样性决定了政治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制度形式的多样，这是对世界多样性的客观反映。通过对钻石型社会与石墨型社会的比较，我们发现了现代文明存在的密码是资本结构的生命力，无论是经济资本还是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抑或其他资本，其结构的解体将会导致资本的流失。所以，我们必须促进政治社会结构密度的增加来促使资本的增殖，这个密码破译了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本质。方先生固有的思维惯性和局限性使得其以一种看似新颖的概念浅显地诠释了这个世界，所以其开出的药方千篇一律，更与自己强调的世界多样性自掐。但是方先生所质疑的问题也是笔者拙著《现代文明的密码》以及此前文章所批判的对象，所以方先生的质疑恰恰证明了笔者文章观点的合理性。

　　 关键词：社会转型；  政治社会结构；  《现代文明的密码》；  价值中立；  全球经济危机

　　 拜读方先生《什么转型？为何危机？》（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4期。）一文，总体感觉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方先生所质疑的不是笔者在《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破解“托克维尔改革困境”》（载《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6期）一文中所表达的东西，熟悉的是方先生所批评的对象也是笔者一直关注和批判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打的是同一个靶子。所以方先生洋洋洒洒上万字并非是对笔者文章的批判，而是在进一步论证笔者的观点的合理性。

　　 笔者起初只是认为，既然方先生也是打那个靶子，那就打吧，多个人打多一份热闹，也能彼此多个视角。但是，方先生在微博上认为笔者“连一千字都不敢回应”，这可能是方先生一贯的想象主义自信所致了，或者也是其定义的“文化惯性”所致。确实，出于尊重知识、尊重劳动的考虑，笔者应该做出回应。笔者简单数了一下方先生这一万两千字的文章，除了最后结论部分已经预设性地离谱之外，有32处明显的知识性错误，让人唏嘘不已。虽然我们有着共同关注的话题，但是考虑到方先生在一些知识圈中也有不少粉丝，所以本着对知识的责任，还是就其中部分已经是常识性的错误表达一下个人的看法，相信以方先生的才智，其他问题都会很快明了并更正，以对读者有所交代。

　　 在方先生准备写质疑文章时，我就给方先生一个建议，就是要系统地再阅读笔者的文章，但是方先生显然已经胸有成竹，早已准备好了“冷酷实证”“客观工程论”来套了，而且非常自信地指出“就是对你书结构的批判”，可是方先生根本就没见过笔者的书更别说阅读过了，因为那时书还在出版社校稿呢！这是造成笔者有种陌生感的根源。幸好，笔者拙作《现代文明的密码》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样方便方先生查阅，更方便读者朋友们评判。

　　 一、社会转型的一般问题

　　 因为实践与认知的分别，所以现实中确实存在“实际中发生的社会转型”和“我们知识体系中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一般问题就是要解决如何尽可能地拉近实践与认知的距离，让我们的认知更贴近社会转型的原貌。所以，我们要对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进行转换。就像方先生总是提制度和政治文化，总不会就这样大而泛之地去讨论吧，方先生一定会将其落在某个主体上，某一个具体的场域中。

　　 我们会发现，很多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够日久弥新，关键在于其展现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也就是方先生认为的“文化惯性”的继续。既然矛盾是普遍的，因此只要我们去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社会就可能会进步。当然矛盾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人类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做学生，在解决问题，就在这历史实践中把社会推向前进。身处社会转型中的人很难意识到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就像方先生还拒绝承认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所透露出的本质问题那样。怪就怪“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认知困境，要不然怎么会有“旁观者清”的说法呢！方先生身在美国，自然很难看到美国的问题，但是方先生看中国却又相对清晰，原因可能是方先生在美国，常转一转地球仪或者心中总是装着像雄鸡的地图，所以是旁观者清。但是当方先生身在美国看美国问题，就已成为滚滚洪流中的一粒沙子，就像我们在中国看中国一样。

　　 我们认识历史也有着类似的困境，因为我们也都是历史中的一粒尘埃，有时候我们不相信有历史，有时候又对某个史实确信不疑。怎么办呢？释迦牟尼问他的信徒们：“给你一支笔，怎样使一条已知的线段变得更短？”没有人回答出来，最后释迦摩尼说：“划一条比它更长的线段。”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我们会选择在二维世界中认识点和线的关系问题，我们会选择在三维世界中认识点、线和面的关系问题，同样，我们会选择在四维空间中去认识点、线、面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识某一个时段的历史问题也应这样去处理，尽可能地把时间拉长，拉长到足以看清这个时段的问题为止。我们认识社会转型这样宏大问题时也应把它尽可能地放在多维空间中去分析，因为我们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的是一个三维的空间，加上我们其它器官能够感知的，这个世界就更加复杂了。

　　 所以，对社会转型这样的宏大问题进行转换不能那么随意，我们既要再现历史的连续性又要展现历史的空间感。笔者在《现代文明的密码》一书中，首先用一章的内容阐释这个问题，为的就是要避免所谓“意识流式的认知”，就是要把“现实中的社会转型”与“我们知识体系中的社会转型”的核心部分连接起来。笔者把社会转型问题做了三次转换，第一个转换是把社会转型问题具体化，就是把社会转型问题转化为政治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这就至少在形式上保证了历史连续性。第二个转换是形构政治社会结构，就是什么样的模型接近我们曾有的社会结构，然后就要去挖掘构成结构的要素，就像一个正方体是由点、线和面构成一样，既然政治社会可能存在某种结构，那么这种结构一定由一些要素构成，通过筛选，笔者认为个人、小共同体、政府和制度是政治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当然不排除其他的要素存在。经过这样的转换，我们已经从宏观问题进入到中观问题。第三个转换是如何说明政治社会结构的合理性，我们想到了政治社会结构的密度，即小共同体的数量和多样性以及交叉性共同决定了密度的不同，这就从技术上保证了政治社会各主体间的互动性，因此能够帮助社会研究者测度社会资本。由此，我们可以进入微观视角，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开展研究。

　　 正是通过这样的转换，实现了社会转型的历史性和层次性，也超越了彼得·德鲁克关于“人构成的组织和组织中的人”的模式，增加了“小共同体构成的社会和社会中的小共同体”这个维度，三维空间感得以立马显现。政府既抽象又具体，抽象的时候表现为“法治、制度或者政策”，是权力的拥有者；具体时就是某一个机构，是权力的载体，其实就是小共同体构成的政治系统。所以，政府既是社会转型的参与者又是社会转型进程的重要推动者，是一个很特殊的小共同体，所以我们把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对待。当个人、小共同体、政府都处在政治社会结构中时，我们所关注的就是这些社会主体的角色、功能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被规约化就成为了制度，而在各个小共同体内部也有一定的规则，事实上，整个社会制度也是随着小共同体的发展逐渐把一些地方性的或者一些内部性的规约上升为更大范围的规约，社会相对于小共同体来说就是一个大的共同体。

　　 二、何谓政治社会结构？

　　 政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有些主体借着强势或者利益冲动可能会越界，就会产生矛盾，所以各类主体之间经过多次多重博弈之后会形成比较稳定的交往方式，就构成了我们的习惯或者是文化，如果这些被法治化，就成为了制度安排。这种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结构，如果我们把很多小共同体名称都写在一张纸上，矩阵排列，然后用线把他们之间联系起来，我们发现如果相互间连线越多，越呈现一种立体的结构，如果再考虑小共同体中的小共同体以及个人，那么这种关系就很像钻石的结构了。

　　 当然，笔者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现代社会必须是钻石型社会，也没有说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必须要形成钻石型社会结构，更没有定义过“钻石型社会转型”这样的概念，就像马克思也从未说过经济基础是唯一决定因素一样。钻石虽然美但不是美的全部或者全部的美。方先生对此的质疑是不存在的，只是对自己新创的“钻石型社会转型”概念的质疑。可以看出方先生对“线性决定论”很是敏感，其实我们对于这一点都是一致的，就是认为世界是多样的，马克思也这么认为，托克维尔也这么认为，这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但是，可能是因为方先生的“思维惯性”，明明都没有说过什么是唯一决定因素的情况下，硬是要造出这样的问题来，这也难怪方先生对所谓“制度文化组合论”深信不疑。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忽略各类要素对社会进程的影响，马克思没有忽略，托克维尔更没有忽略，托克维尔强调“地理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也没说“民情”就决定了什么。笔者之所以提醒方先生在写作大作时先系统阅读一遍我的文章，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要提醒方先生“政治社会结构”这些概念不是凭空捏造的，方先生在文中所质疑的其实也是笔者在论证“社会转型以及政治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类文章中重点阐释了，笔者生怕读者会误读或者断章取义，因此不惜笔墨和篇幅甚至有些唠叨，但是方先生却做出那样的解读实在让人始料未及。因此，笔者也只好在本文开篇再次唠叨这个问题。

　　 我们能够从群体的关系中感受到这个社会按照一定的秩序运行，个人、小共同体、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政治社会结构的外在表现，制度也是政治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群体间最基本的关系，笔者将其比作化学键就是要强调制度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作用。政治社会结构不能像社会学里那样简单地以统计学方式呈现，“橄榄型社会”也好、“金字塔型社会”也罢，都是一种浅显的统计学模型。政治社会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关系问题，就是利益合理化分配问题，因此必须要深入到更为复杂的结构内部去考察，既包括对结构要素的微观考察，也包括对各类制度的中观考察，我们将这些问题组合起来就成为某种结构性的宏观问题。

　　 西方的封建社会是封建法体系调解下的社会，封建法体系就规定了各类群体之间的关系——封建法规范了国王与诸侯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庄园法规范了领主与农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封建社会整体呈现一种层状的结构形态。现代社会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整体上不存在等级化的层状结构，而是彼此交叉相互连接的统一体。笔者用“石墨结构”去类比西方封建社会结构，用“钻石结构”类比西方近现代社会结构所要处理的并非是什么“工程论”问题，而是你要去处理一个瞬间转换的历史问题。方先生认为转型危机的根源只能是“统治能力”的制度性流失以及“统治成本”的突然暴涨。这样一种绝对化地判断，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是对“质变”的概括。可是，根源性的问题往往不在“质变”中，而是在“量变”中。这里，方先生显然是“倒果为因”了。打个比喻：两个夫妻吵架，男人打了女人，女人要求离婚，这个家庭后来解体了，在他们打架的时候，“统治能力”的制度性流失以及“统治成本”突然暴涨，其实就是失序了，但是根源是什么呢？我们会从那一巴掌开始探究么？

　　 之所以用“石墨型结构”和“钻石型结构”类比两种社会，一是要展现两种社会确实存在的一些差异，二是要突出两者的关联性。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议会还是此前的议会，那时的贵族还是曾经的贵族，那时活下来的人在1687年还意味着只是前一个社会中的人。也就是说，个人、小共同体、议会这些政治社会结构的主体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变革出现在政治社会结构和制度上。原子和分子没有多少变化，而分子排列方式发生了变化，于是导致了社会性质的根本性改变。

　　 方先生总是担忧笔者对“政治社团”的主体性忽略以及对文化、信仰的忽略，其实《现代文明的密码》一书特别强调了政治的作用，还论述了往往被忽视甚至贬低的“绝对主义政治”在当时的作用。在论述小共同体时，特别是在论述约翰·洛克理论对托马斯·霍布斯理论超越性的时候重点阐释了文化信仰的作用。笔者和方先生一样，非常重视政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人类近代化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治社会结构的提出，从另一个路径完成了对政治社会的认识和分析，即如果说托克维尔完成的是“对政治社会的历史认识”的话，那么笔者实现了对“政治社会的结构认识”。我们把“地理、法制、民情”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信仰”等，这些都具有其内在结构以及相互之间的结构，没有结构的经济资本很快就会流失，没有结构的政治其统治能力很快衰退，没有结构的文化信仰会变得虚无。

　　 我们如何理解“托克维尔改革困境”？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一个核心关注点是：为何变革中的法国制度会“变旧”？如果仅从制度本身来看，法国当时的政治转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是却造成了那么大的灾难！原因是什么？原本以为方先生会从“制度效率的衰败”入手深挖这个问题，但是方先生显然对“批判”更感兴趣。其实，托克维尔已经注意到法国革命前的社会变化，简单地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法国的贵族并非像英美那样转变为现代经济组织的管理者或者政府公务员，而是离开土地到城市中无所事事，热衷沙龙。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以及经济发展的事务只好让给热衷于这些事情的阶层，法国社会已经变成由农民直接支撑国家发展，他们对经济风险的抵抗力显然不如贵族，而法国政府却交由毫无地方经验的一些年轻人管理。贵族在城市中迷失，农民在村落中落寞和愤恨，而一些文人却在各种沙龙中清议，没有了地方性政治和小共同体的全面发展，中央集权制成为聚集社会资源的黑洞，结果“整个法国成为巴黎的郊区”[2]。方先生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者应该明白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相对于经济以及社会组织来说是不高的，如果全法国的民众都依赖各级政府去分配资源，可想而知这种效率有多低，国家治理成本有多高。因为没有合理的结构，无论是经济的资本还是社会的资本都在流失，久而久之这个国家怎能不贫困？又怎能不积累起怨恨的情绪？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所有人都会指向对制度的不满。所以法国革命的主体居然是贵族和农民。但是，法国的贵族不是英国的贵族，法国的农民也不是英国的农民。因为政治社会结构基础的流失，原本看似合理的制度“变旧”了，这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真正逻辑。

　　 笔者把政治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关系细分为四种情况，对此方先生并未提及，而这恰是对“托克维尔改革困境”的关键认识，否则就困境讨论困境，自然就被预设性地论证为“客观工程论”。其实，多数情况下政治社会结构与制度之间都是不完全匹配的，这种不匹配性恰恰解释了社会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不同状态。而“托克维尔改革困境”仅仅是其中一种状态，即“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下的全面制度变革”可能造成的后果。我们只有从政治社会结构基础与制度两者辩证关系中才能把握“托克维尔改革困境”，法国大革命为何会爆发出那么大的怨恨情绪，因为所有人都是制度效率低下的受害者，谁都想推翻掉这样的制度，而没有了结构基础的制度在革命风暴面前何等脆弱。

　　 三、何谓现代文明的密码？

　　 最近黄金价格暴跌，大家都在思考怎样才能使财产保值，很多人投资房产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其实，他们都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也是有结构的。现代文明的密码就是资本结构的生命力，所以资本一旦丧失其结构，就会很快流失。“我们可以把‘资本的概念’扩展为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每一个资本的背后都对应着相应的结构，如果结构发生变迁就会导致资本的增减。即如果结构发生解体，那么资本就会流失；如果结构发生改进，那么资本就会增殖。所以，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以及社会动荡都只是对应结构发生异化的表象，我们要从这现象中发现问题的本质。”[3]既然资本是有结构的，那么如何使得资本不断增殖[4]？那就是要赋予资本以结构，只有结构化的资本才可能焕发出生命力。这才是我们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注重社会建设的根本认识。

　　 正是基于对政治社会结构的发现，才找到了承载现代文明的结构，也才揭开了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面纱，这也是《现代文明的密码》一书最具现实意义的地方。政治学理论最终要回到现实问题中，必须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我们判断一种政治学理论是否是合理的，关键在于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对未来的预判力。该书对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做了全面深入地分析，找到了这次危机的根源，成功预判了危机发展的每个阶段的时间点和具体表现，相信读者会对此有比较公正地判断，并非所谓的“愿望学术”或者“客观工程论”。

　　 倒是方先生对这次全球危机的观点让人唏嘘不已。方先生认为：“当代西方的债务危机明明只是民主的‘一般社会危机’（民主的选票最大化逻辑是‘低税收高福利’的‘高赤字公债’结果），美国金融危机也是自由主义的监管失控与公司结构的责任失灵，哪里谈得上西方正存在‘社会再转型’的危机呢？”这样的认知就是写在高考卷上恐怕也得不了几分了，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这次危机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这次危机就这么简单，那欧洲各国政府首脑何必要磋商20多次但还是没有找到答案？为何美国花去数万亿美元也没有提振经济？要知道欧美集中了全球最优秀的大学和无数的智囊啊！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个观点？方先生自称研究制度经济学的，怎么能做出与大陆一些经济学者一样水平的判断呢？确实让人很费解和遗憾。但是，细细分析方先生的思维方式，却又觉得不那么奇怪。

　　 笔者已经说过，要想更好地认识世界，最好把一个事物放在更加多维的空间中去考察[5]，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为精华的部分，但是经济学呢，从某种假设出发，然后设置很多约束条件，把原本复杂多样的世界化约为非常简单的模型，然后又用这模型并基于过去的数据去解释当前和预判未来的世界，这样的方法究竟导致研究成果有多大概率能够接近真实呢？为何制度经济学会有很强的解释力？因为产权被作为认识世界完整性与历史性的主线，把看似无序的世界变得有序而合理，于是就像庖丁解牛一般对某个事物进行解剖。但是，制度经济学并非世界的全部，也仅仅是有限维度的线条，又怎会去认知更加多维的世界呢？真正的认知方式应该是释迦摩尼那种的，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也是唯物辩证法的。

　　 这也就难怪方先生把“转型危机”和“一般危机”给混淆了，特别是把“一般危机”给普遍化了。我们可以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因为这些国家金融监管有问题，是一般危机，但是2007年的金融危机就不仅仅是一般危机了，而是转型危机。笔者正是以世界多样性为前提，所以才对任何普遍性的判断有着更加谨慎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从转型和治理两个维度去认识危机，分别挖掘出转型危机的根源和治理危机的根源，从而透过这些现象发现问题的本质。校车问题本身看似一般危机，可能在某个时期或者某个国家仅仅是交通管理问题或者汽车质量问题或者偶然的因素，这些都是治理层面的一般危机。但是，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我们首先要回答的是为何校车问题突然变得如此急迫？村落共同体的衰落，村落小学消失了，小朋友上个学都得离家数十里，几乎所有的村镇学校都需要校车，一下子把这种矛盾放大了，但是政府应对能力不足，管理不到位，导致校车问题很多，这不是转型造成的危机么？我们要从这个现象去关注社会的变迁，追问原来我们忽略的村落共同体，那是不是仅有校车问题？这些年村落共同体的衰落还引发了什么问题？这都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不是仅仅认为这是一般危机，就不去挖掘更深更潜在的危机。

　　 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方先生居然随意就判断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是一般危机，这会让各国领导人和民众焦虑的，就好比一个人发了烧，方先生就断定这是感冒有点炎症，可是没想到可能是得了H7N9禽流感。方先生并未承担起一名经济学研究者特别是制度经济学研究者对社会和读者的责任。所以，不是笔者把转型危机普遍化，而是方先生把一般危机普遍化了。本文要强调的是：我们要透过危机去找到危机的根源，可能是转型造成的，也可能是治理造成的，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结果不但耽误处理矛盾的最佳时机，甚至可能引起并发症。正是因为世界多样性，所以我们才不能随意去断定某个表象就是表象本身。一般危机的全球经济危机需要用去6年时间应对却还不知所措么？方先生显然高估了自己的智慧同时低估了欧美所有智囊和政治家的集体智慧了。

　　 所以方先生的大作，越往后读就越觉得混乱，既然文化在方先生看来如此重要，是政治社会结构得以合理化的重要因素，但是怎么就又去决定政治社会结构基础呢？为何方先生要强调“社会结构基础需要与制度不变革相适应”这样的结论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按照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设计了人民公社以及各种国有单位体系结构，结果并未有效发展社会生产力，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还没到这个地步，所以重新认识了我们的国情。国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政治社会结构，就是个人的生活水平不高、小共同体不发达、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制度体系不够完善等等，所以要改革开放，要尊重社会多样性和人的多样性，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就是在“补课”，邓小平说“政治学要补课”，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各种领域都在“补课”，都在弥补政治社会结构不合理的课，而不是按照方先生的逻辑“社会结构基础需要与制度不变革相适应”。我们中国已经完成的现代国家框架制度是成果，不需要变革，但是制度体系需要调整和完善，这个过程一直都在进行。美国现在的制度与建国初也不一样啊，那时还没有司法独立呢！既然矛盾是普遍的，那么正是因为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才会导致制度的相应调整，也正因为不同社会的政治社会结构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的制度才是多样的。

　　 现代文明的密码就是资本结构的生命力，就是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依存于政治社会结构中各要素的存在以及相互作用。

　　 四、“冷酷实证”的局限性

　　 方先生引以为傲的就是其定义了一个叫“冷酷实证”的东西。笔者看了觉得似曾相识，恰好也在拙著《现代文明的密码》中批评过这类方法论。笔者承认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方法论，在政治科学里比较常见，但是却是个比较新的事物，也有着致命的逻辑与实证缺陷，看起来能唬人但也会把自己给忽悠住。

　　 赵本山在小品中说：“小样，你换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啊！”“冷酷实证”以前不这么叫，以前叫“价值中立”，是马克斯·韦伯发明的，为的是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那么怎么证明呢？那就是用排除法啊，其他都不好，最后剩下的就是好的，就是对的。这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说理非常有效。后来阿尔蒙德也用了这个法子，结果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急速变迁的社会中也奏效了。阿尔蒙德找了5个国家案例作比较，最后得出美国政治文化最合理，最具生命力。方先生总爱讨论政治文化（其实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也深谙政治文化对政治社会的影响，也用着阿尔蒙德的套路。

　　 但是，价值中立存在逻辑上的问题。我们认识事物不是从中间状态开始的，而是从两个极端状态开始的，就好比借着线段的端点，我们找到了线段的中点。如果不是线段而是直线，请问这条直线还有没有中点？既然我们都承认世界是多样的，而且会越发多样，那么现实社会不是一个线段，那价值如何中立？一旦提强调所谓的价值中立，世界多样性立马被人为削弱了。但是，反过来以价值中立去判断世界还能中立么？结果不是左就是右，完全匹配了才是中，而这个“中”显然只有强调价值中立的人才拥有，其他都是什么“客观工程论”。其实方先生是在批评《公天下》一书时换的这身马甲，然后乐此不疲，似乎要见一个灭一个，以所谓“冷酷实证”的旗号去解构，只要不是其认为的“中立状态”往往就是错的。

　　 还有一个逻辑错误也是最为根本性的错误就在于方先生对“唯一确定性”的信仰。否定了其它真的就能证明自己是对的么？那一定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唯一确定性”的存在，就是始终有一个是正确的。所以方先生非常关切笔者为何没有提及印度，他似乎很焦虑，而且非常迫切把印度的问题给补上去，于是所有规模较大的国家就显得完整了，都凑齐了也就可以全部否定。否定之后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就是方先生又定义出的“政治经济社会组合结构”以及“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

　　 为何马克斯·韦伯、阿尔蒙德以及方先生这种方法论看似有道理？这是因为我们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被标准化教育后形成的思维习惯所致。在我们的思维习惯中，仿佛世界也像单项选择题那样在ABCD选项中已经事先确定一个选项是对的。当我们无法直接证明某个选项是对的时候，我们就排除么，把三个排除掉剩下的就“被认为是对的”了。所以方先生认为笔者没有排除干净，居然把印度也保留着，那就成为未尽的事业了。但是笔者的理论体系不是在解构，更不是在做排除法，所以为何要求笔者按照方先生的方法论呢？世界是多样的么，政治学研究也还有好几种方法呢。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考试中也会把“对的选项”给排除了，更何况现实社会也许根本没有完美的绝对正确的答案，也许有好几个答案都是合理的。马克斯·韦伯和阿尔蒙德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他们深知普通读者思维习惯，所以包装出来的作品很容易被接受，但是民众接受并不能证明其理论是对的，就好比很多畅销书一样，更不能因此证明美国政治文化或者其他好的文化就没有问题。

　　 如果笔者跟着方先生的逻辑，相信“唯一正确性的存在”，那么笔者也会认为方先生的论述是合理的，但是方先生这种线性逻辑再换上漂亮马甲也还是难以突破致命缺陷啊，这可能也是造成方先生对全球经济危机这么武断和不怎么智慧的认知的根源。

　　 五、小结

　　 方先生大作的后部分已经混乱不堪让人感觉不知其所云越来越陌生，结论自然也就让人惋惜。笔者也曾读过几本制度经济学的著作，但似乎不是方先生所理解的这样，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在于产权理论本身就是结构理论，产权是这个结构的节点。就像托克维尔以“平等”作为研究美国政治社会主线一样，这种方法就是要以一个核心的东西再现社会历史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以及层次性。方先生的观点因为没有这些空间感，所以像浆糊，用平面化的思维方式认知多维空间事物，结果这种世界观对应的方法论应该是“捣糨糊”。已经不仅仅是倒果为因问题那么简单了。

　　 关于“平等”的问题，托克维尔事实上认为只有人的身份越发多样才会实现，如果奥巴马仅仅是美国总统，其他什么都不是，那没有人与他平等，但是他还是一个新教徒，他还是社区中普通的一员，他还是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等等，就是说总是存在超越性的东西把每一个人的理性都限制在合理的区间内，哪怕你是一位总统。

　　 托克维尔当年在交通和信息技术还不发达的条件下，用了9个月时间认识了美国政治社会，并以历史的方式诠释了美国政治社会何以如此具有生命力。方先生身在美国已多年，以现在的物质条件和方先生的才智想必会有比托克维尔更全面深刻更具超越性的认知，绝不会把美国金融危机想得那么简单，认为仅仅是一般危机。

　　 笔者在本文题目中提出一个问题：“制度是如何起源的？”方先生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应该明白直到目前制度主义学者还没有说清楚制度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如何生成的，如何作用的。其实20世纪解构的时代已经过去，出了几位大师，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20世纪后期以及当代已经没有什么大师了，知识越发贫困，知识的乳汁快要干涸，所以方先生这种解构之后各种组合式的概念仿佛是在给乳汁里加入“三聚氰胺”，貌似乳汁多了起来也更粘稠了起来，但是去掉那些可爱的概念，读者的饥饿感更强了。鲁迅先生说要甘为孺子牛，就是强调不能老加“三聚氰胺”，而是要吃草挤奶，笔者认为，类似于把制度是如何起源的这类问题弄得明白些都是更加细小而永恒的基础性工作，如果能在这些问题上有所成果，那也是功德一件。这是个缺少大师的时代，所以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都很困难，如果站在侏儒的肩膀上，那可能还是没有姚明先生高。

　　                                                               2013/4/26

　　 [1] 张欢，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生，法学硕士，青年学者，著有《现代文明的密码—破译全球经济危机》。

　　 [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 张欢.现代文明的密码——破译全球经济危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147。

　　 [4] 注意方先生自己创造了“社会资本增值”而不是笔者一直所指的“社会资本增殖”。

 [5] 当然也不是越多维越好，那样可能成为一个“点”了，就丧失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