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与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张力

一、结构为中心：社会结构与民主转型?

　　威权政府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政体类型，通常具备宪法制度、代议制度等组织形式，但垄断权力的统治集团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严格限制政党竞争和政治参与。威权政府实施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这既与统治者信奉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政治整合、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关。民主转型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由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逐步建立公开的竞争性选举制度，通过法治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围绕转型问题的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民主理论发展的直接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转型的结构分析成为重要的理论范式，它试图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确立影响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比如经济增长、政治文化、社会组织等，根据关键变量的特征论述民主转型的机理。社会结构研究关注民主制度的发生条件，认为在市场发育基础上形成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具有内在关联性，经济发展被赋予启动民主转型的政治意义。?

　　民主转型的结构研究深受现代化理论和行为主义的影响。经典现代化理论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将发展的过程视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换，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对社会角色分化的系统整合。现代化理论根据线性进化观解释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关注“特定选择得以发生的限制条件”，带有显著的功能主义特征(阿普特，2011：12)。现代化理论对民主转型研究的影响表现为，将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导入对民主化社会条件的论述中，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纵向对立被置换为政治共同体内部国家与社会的横向联系。依照结构分析的逻辑，当威权体制无法容纳社会结构变迁的力量时，功能性失衡将表现为民主转型。行为主义革命是政治学的科学化运动，它将关注的焦点从形式化的宪法文本转向动态的政治过程，实现了“政治学从制度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换”（Almond，1988：869）。行为主义对民主转型研究的影响表现为，社会取代国家成为民主化研究的重心，经济发展、文化心理和社会组织被视为影响制度发展的独立变量。当代民主转型研究接受了行为主义的科学理念，采用统计分析的定量方法，总结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的普遍性因果关系。现代化理论、行为主义赋予民主转型研究以比较分析的视野和科学实证的精神，但它们具有的忽视行动者自主性、排斥制度分析的倾向，亦渗入到社会结构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论证方法中。?

　　由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社会结构范式重视工业经济发展的首要作用，认为代议制民主对应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在具体讨论关键结构性变量与民主转型的关系时，形成了多种理论模式：以李普塞特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分析；以英格尔哈特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分析；以达尔为代表的集团政治分析，等等。根据经济发展分析的思路，经济增长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减少农业人口的比重；改善了社会下层的处境，使其避免接受极端主义意识相态；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逐渐形成对民主规范的信仰；培育了中产阶级队伍，弱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鼓励了政治宽容，在社会中树立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政治评价标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关联，“国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Lipset，1959：75)。根据政治文化分析的思路，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基础条件，但只有在经济发展培育出公民文化时，民主转型才获得直接动力。在低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大众的优先目标是获得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这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具有一致性，政治统治可以获得社会心理的支持。而在经济发展促成工业社会建立后，公众的价值观将发生从物质需求到后物质主义目标的“文化转向”(Inglehart，1988：1226)。社会成员将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作为优先目标，这便与威权政府通过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发生冲突，提供了向民主转型的现实压力。根据集团政治分析的思路，发达经济促进了社会资源和政治技能的流动性分布，在经济发展中将形成多元利益集团。当利益集团寻求实现集体目标时，可以借助弥散分布的社会资源彼此竞争，所以单方面强制不具有可行性，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协商机制从而在威权政治的局部领域逐步发展，培育支持民主的政治亚文化(达尔，2003：88)。?

　　根据民主转型的结构分析，经济、文化和组织等领域之间具有共通性，经济发展催生出支持民主制度的社会条件，经济、文化和心理结构的重组表现为民主制度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民主化的发展不仅是政制结构的转型，而且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范式切中了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战略主题，从比较分析的宏观视野为民主化前景提供了理论依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将促使后发国家共同走向民主政治的终点。首先，民间自治力量的积累是民主化的基本条件，渐进主义是政治转型的基本模式（Dialmond，Lipset&Linz，1987：17）。富于温和演变色彩的民主化道路，适应了政治转型消除不可控因素的要求。后发国家据此可以在起点避免激进主义的误识，探索民主转型的恰当时机。其次，培育公民文化是民主转型的关键，大众是民主发展的主体。精英主义分析通常认为，民主转型的捷径是权势人物之间的交易，而社会结构分析对普通公民的政治能力充满期待。与经济成就的表象形成强烈对照，政治文化的发展容易出现“路径依赖”现象(Inglehart&Baker，2000：49)。而一旦形成偏好民主的公民文化，它就成为独立于短期经济变迁的持久力量。最后，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利益集团可以彼此制约，消除目标狭隘的侵害性。社会结构范式对多元集团的分析含蓄地接受了“看不见的手”的命题：每个集团追逐各自特殊利益将促成民主发展的公共利益。然而，认为集团竞争能够自然实现民主转型的政治均衡，无疑消解了人们采取政治行动、承担公共责任的价值。?

　　社会结构研究依据经济增长解释民主化的动力，具有系统概括的优势，但对结构形式的强调缺乏历史情境的观照。对于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结构分析可以选择性地作出回顾式解释，但对于面临转型困境的国家难以作出前瞻式分析。结构分析难以说明为何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后发国家会走向截然不同的民主化道路，也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家民主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范式隐含了市场自由化优先于政治民主化的战略，彰显了社会建设对于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它实质上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化经验。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内生类型，自由市场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长从外部约束了公共权力，商品经济孕育出强大的资本集团，“工商阶级夺取政权导致了现代议会民主的主要特征”(摩尔，1987：347)。而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西方示范效应的压力下，政府是现代化最重要的助推力量。在工业化成熟以前，人口膨胀、收入差距等社会问题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在此形势下，高度自主性的威权政府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而易受社会力量渗透的民主政府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Weed，1984：56）。后发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单独决定于社会结构的分化组合，它还与政府制度的特征与社会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

　　为了从复杂环境中确定政治转型的重要条件，社会结构范式通常将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或政治文化等变量，也引发了各种争论，比如经济发展、公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化的结果而非其原因(Muller&Seligson，1994：635)。围绕民主转型结构研究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方法论的反思。首先，社会结构范式机械地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功能主义特征。结构分析以系统论的思维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政治平衡是民主发展的自然趋势，当威权体制无法容纳结构变迁的力量时，功能性失调将表现为民主转型。经济发展衍生的社会资源能够自由进入政治过程，社会力量相对于国家能力的提升可以传递为民主制度的创新。然而，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并不具有“内在的关系”(邹谠，1994：233)。社会能力的增强只是自主领域的扩散，它并不直接指向政治体制的民主化。?

　　其次，社会结构范式以宏观结构为中心讨论民主化的约束条件，缺乏情境选择的过程研究。结构分析把民主转型视为连续性发展，对社会条件的强调带有决定论的痕迹，反衬出公民行动的无能为力（普沃斯基，2005：71~72）。民主发展并非自然演进的过程，它表现出复杂的阶段性。罗斯托指出，民主转型包括四个关键步骤：背景条件，实现国家一体化、赢得国民忠诚；准备阶段，从社会分化中形成的集团力量围绕权力分享等重大议题冲突对抗；决断阶段，精英人物接受社会力量多元化的事实，并相互妥协初创民主程序；适应阶段，社会大众在政治实践中试错学习、建立信任（Rustow，1970：350~358）。把民主化分解为面临不同历史任务的时段，可以清楚地显示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从民主转型历时发展的角度，精英或大众采取的集体行动可以在不同的关节点施加影响，加速或延缓民主化。对民主化动力的探索，必须从功能性的社会条件转向动态的政治过程(蒂利，2009：198)。?

　　最后，社会结构范式以社会为重心论述民主化的动力，缺乏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制度研究。结构分析将民主转型的条件作为理论出发点，认为民主制度嵌入在经济文化环境中，合法性的丧失是民主转型的直接诱因。在民主政体中，缺乏合法性的政府将失去选民支持。而在威权政体中，并无常规的制度途径将大众的抗议心理转化为现实的抗议行动。威权统治在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代表政治制度存在合法性危机，“除非政治制度的中坚分子也相信它们没有合法性”（福山，2003：18）。在社会结构分析中，国家的作用被解释为经济发展的“背景”（March&Olsen，1984：735），外在于制度转型的现实过程。而构建民主转型的内生理论，需要正视国家的自主性。威权国家的制度属性影响社会结构的分化特征和政治主体的行动空间，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主化的走向。民主转型并非国家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朝向民主目标的单向式发展，它是连续不断的社会抗争、政治妥协的行动后果。?

　　面对外部批评，社会结构范式进行了理论上的调整。研究者指出，民主制度并非自然生成的社会秩序，“政治体系创新和宪法设计可以显著提升民主的前景”(Diamond，Lipset&Linz，1987：16)。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之间是相关性而非因果性关系，政治行动者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民主转型“显著地依赖政治领导者与政治集团的选择、行为和决策”(Lipset，1994：18)。在对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中，亨廷顿将社会结构分析与行动者分析相互融合的方法论特征清晰可辨，认为民主转型的“两个关键因素是经济发展和政治领导”(亨廷顿，1998：379)。理论重心从社会结构到行动者选择的转变，预示着民主转型研究趋于微观化，以行动者为中心的理论模式逐渐进入比较政治学的视野，部分取代了以结构为中心的宏观历史分析。?

　　二、行动者为中心：政治过程与民主转型

　　1974年以来，民主化先后席卷了南欧、拉美和东亚等地区，突发的转型潮流反衬出结构分析解释力的贫乏。诸多社会经济或政治文化条件并不乐观的国家，逐步引入了竞争性选举制度，民主化似乎成为不可遏制的普遍趋势。在1984年发表的论文《会有更多的国家成为民主制吗？》中，亨廷顿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表示出“谨慎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东欧国家民主化的概率“几乎为零”（Huntington，1984：217）。而随后的政局巨变表明，传统的理论框架已经落后于客观的政治发展。宏观结构分析在遭遇民主化现实冲击的同时，还受到新型社会科学方法论—理性选择革命的挑战。理性选择理论是将微观经济学运用于政治学分析的尝试，在方法论上假定行动者是理性人，他们无论在市场交易（私人选择）还是政治领域（公共选择）中都采取利益最大化行为。初期的理性选择研究主要关注民主政治的运作，认为选民、利益集团同政治家、官僚之间存在交换关系，政治过程能够将分散的个人偏好整合为公共政策。但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抱负下，理性分析的对象不断扩展，民主化问题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围绕民主转型的动力，理性选择理论从社会结构的客观限制转向了行动者的主观策略。布坎南等学者认为，在坚持个人本位的前提下，宪政民主秩序能够通过“契约主义”的方式建构出来(布坎南等，2004：25)。在上述政治情境和知识背景下，民主转型理论取得了新突破。迥异于考察民主化社会条件的传统路径，民主发展的具体过程成为学术讨论的中心议题，政治行动者的角色与功能逐渐从宏观结构分析中凸现出来。从政治变迁的角度，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发生的条件下，政治人物的行动选择与策略互动直接影响着民主政治的走向，民主化的动态过程而非结构条件成为更具现实性的课题。从理论范式的角度，民主转型研究的发展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创新，微观取向的理性分析进入比较政治领域，逐步确立了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政治过程研究范式。?

　　理性选择理论注重政治行动过程的分析路径在政治学界引起了共鸣。在普沃斯基、奥唐奈等人的努力下，研究者吸收了经济学一般均衡的思维模式和博弈理论，逐渐形成了置换社会结构分析的行动者范式，方法论特征从宏观转向微观，从结构转向过程。从宏观历史结构到微观行动过程的转换，并不等于行动者可以任凭主观意志设计民主制度，而是尝试突破结构决定论的误区，设定基于行动者选择而非社会结构制约的理论取向。该理论范式指出，政治转型能否实现决定于行动者的策略选择，“精英人物的部署、谋划和协议”发挥关键作用（Donnell&Schmitter，1986：48）。首先，民主制度是基于行动者策略性互动形成的内生均衡。民主转型的主体是具有现实利益诉求的政治行动者，在不妨害核心利益的条件下，支持民主方案才是理性的。民主转型是指向公共目标的集体行动，行动者决策的合成而非个体的独立意志决定最终的结局。当没有任何集团或政治派别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团体或直接建立专制政体时，作为集体选择结果的民主转型才能实现。民主化进程不是源于社会结构的外部制约，而是源于行动者策略调适的政治过程，它体现的是一种制度均衡(普沃斯基，2005：11)。?

　　其次，民主政治的制度均衡并非社会结构限定的必然结果，民主转型充满偶然性。政治偶然性意味着，民主化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行动者对策略选择的主观估算，而非行动者置身的客观条件（Karl，1990：6）。民主化的前途具有多种可能，行动者选择合作还是对抗直接决定政治转型的后果。在威权政体崩溃时，政治前景可能出现各种变数。可以把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行动者区分为四类：威权集团的强硬派与改革派，反对阵营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他们之间的博弈结局包括：执政精英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实施变革式转型；反对派精英取代执政集团实施置换式转型；执政集团和反对集团采取联合行动实施移转式转型(亨廷顿，1998：142)。如果在改革派同强硬派结盟的同时，温和派又与激进派结盟，政治集团的殊死斗争将为民主转型投下浓重的阴影。民主转型包含启动和贯彻两个环节（Share，1987：534），以激烈冲突的方式启动民主化有可能导致转型失控，偏离政治发展的方向。为了避免政治长期不稳定的失衡局势，民主转型应以策略互动而不是意识形态对抗作为典型特征(Colomer，1991：1286)。其关键在于改革派与温和派建立共识，通过谈判和妥协移转权力。?

　　最后，民主转型有赖于精英之间的协商，使政治不确定性制度化。民主是内在具有不确定性的体制，政治力量并不能单方面控制选举结果，竞争性选举是合法执政的必要程序。民主转型的目标是，“所有的利益都服从于竞争，使不确定性制度化”(埃尔斯特，1997：72)。威权解体和民主转型并不是自然衔接的过程。大众抗争可以导致威权政府的垮台，但民主制度不可能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建立起来。民主转型建立在主要社会力量之间谈判的基础上，“它只能源于讨价还价。”（普沃斯基，2005：57）政治精英此时发挥的作用在于节制极端主义冲动，在当政派和反对派之间寻求最大利益妥协，建设性地商讨制度方案。民主化协商是包容性与排斥性的统一，为了推动政治转型需要将关键力量纳入谈判过程，为各自集团利益提供保证，并排除威胁政治转型的策略。在寻求妥协的情境中，谈判者必须调整利益最大化的偏好，关注对方的策略回应，将多方利益统一于谈判过程，接受“次优”的选择（Rustow，1970：357）。协商的时机选择非常重要，当各政治派别的实力对比事前已知，优势行动者将会用宪法制度认可既有的力量格局，为民主转型埋下隐患。因为当力量对比改变后，宪法文本不会有任何现实意义。而当各政治派别的实力对比事前未知，行动者倾向于选择具有制衡能力的民主形式，避免某些政治力量的优势被制度化，保障重要集团在选举制度下发展为具有竞争力的政治存在。行动者在信息有限的情境中设计政治制度分散风险，为民主转型提供了奠基式协议，促使政治力量进入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的竞争过程，通过规范化方式追求自身利益。?

　　行动者范式坚持温和妥协的发展路线，这与主张渐进民主化的结构分析具有共通之处，但它们在理论倾向和方法论特征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在理论取向上，社会结构范式重视民主化的前提，认为民主转型需要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缺少基础结构的支持，政治民主化的前途必然是渺茫的。行动者范式则直接关注民主制度的发生形态，认为民主转型不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衍生物，它是关健力量在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的结果。行动者范式对后发国家的民主化持乐观态度，认为娴熟的谈判技巧能够推动政治转型(Kitschelt，1993：414)。在方法论特征上，行动者范式以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而非具有制约性的社会结构作为出发点，认为政治精英的策略选择直接影响民主化进程。社会结构范式曾经指出，普通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公民文化的培育是民主转型的基本条件，而行动者范式表现出明确的精英主义取向，认为精英人物的谈判是解决民主化问题的关键。为了保证缔结协议获得执行，必须限制大众参与，节制财产再分配的极端要求，通过当前政治交易为未来的选举竞争提供宪法框架。民主化首先需要在寡头化权势集团之间建立制约机制，然后再扩大选举基础。民主转型并不完全建立在大众支持的基础上，特定时期的“反民主机制”是政治转型的现实选择(Karl&Schmitter，1991：281)。?

　　政治过程研究突出行动者选择的自主性，认为精英对时局的判断和掌控能够突破历史结构的传统路径。民主化的动力内在于转型过程，在主要政治力量提供可信担保的条件下，当政派内部及其与反对派之间能够通过谈判实现“协议式转型”(Colomer，1991：1283)。围绕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民主化理论，相关学者提出了批评，指出超越宏观结构的微观研究容易滑向“极端唯意志论”的误区：行动者可以无视社会条件的约束，自由选择民主转型的方式。卡尔提出了“结构化偶然性”（structuredcontingency）的概念，认为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Karl，1990：5)。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威权体制的约束力量趋于弱化，行动者会形成“自我赋权的新感觉”(Hirschman，1993：187)，似乎能够在无限可能的结果中作出选择。然而，既有的社会结构作为客观存在，依然能够影响行动者的偏好形成、行为方式和动员能力。民主转型不能简单地视为政治谈判的结果，行动者策略嵌入在结构化情境中，当下的行动选择无法割断与历史结构的联系。?

　　此外，以行动者为逻辑起点的民主化理论也可能得出重视结构约束的结论。奥尔森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集体行动理论，对转型过程的自主性表示悲观的态度。根据理性分析的逻辑，推翻威权政府是公众均可受益的集体行动，每个理性人的最优策略都是选择搭便车而寄希望于他人率先行动，所以最终出现集体非理性的囚徒困境。在出现卓越领导者的有利条件下，集体行动或许能够发生，但这往往是威权政府重新开始的序幕，而非建立民主政治的先声。在推翻原有政权后，精英人物的利益最大化选择是将大众排除在统治者之外而不是与之分享权力。威权政府的自我复制阻碍了向民主政府的过渡，这是“不可能的转型”(Olson，1993：573)。民主政府出现的前提即是不存在产生专制政府的条件，只有在国家内部出现社会力量平衡的偶然条件下，民主政府才能形成(Olson，2000：31~32)。在近于均势的力量对比结构中，任何一个集团都不能垄断权力，这排除了威权统治者出现的可能。为了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社会集团将委派代表组成集体决策机构，设计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集体行动理论尝试为转型政治研究奠定微观基础，以理性行动者作为起点分析民主化的动力，却在结论上认可了社会结构的约束作用。由此可见，以伸张微观行动者为取向的政治过程理论，也难以排除宏观结构因素，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三、方法论融合：结构化行动者与民主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化面临了新的挑战。愈来愈多的国家采用竞争性选举制度，但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状况却不断恶化。民主取得了意识形态霸权，选举成为广为采用的合法化形式，新兴国家却通过打压反对派、操控传媒等方式，沦为缺少法治和自由的“伪民主”（pseudo-democracy）(Diamond，1996：24)。民主制度缺乏社会结构条件的支持，无法发挥预期的政治效能。在选举民主与自由民主之间的距离不断扩大的形势下，结构主义再次进入理论分析的视野，公民社会、政治文化等研究主题又焕发了活力。与此同时，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革命也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传播，研究者开始关注政治生活的组织基础，认为行动者决策嵌入在制度结构的网络中。新制度主义指出，民主政治不仅依赖于经济和社会条件，而且依赖于制度设计。政治制度可以为策略选择提供信息，建构行动者的偏好和认同(Hall&Taylor，1996：939)。基于民主化格局与方法论创新的共同影响，研究者“明确地将结构性约束与情境选择的过程相联系”，提出结构—行动者范式(Karl，1990：1)。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与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综合考察中，为宏观历史分析提供微观依据，并用宏观历史分析阐发微观行动的政治意义(邹谠，1994：205)。?

　　首先，民主转型需要社会结构变迁创造可供行动者选择的政治机会。民主转型一般源于威权国家推行自由化战略，即在保持政治垄断权的前提下，通过自由市场提高政治体制的经济绩效、缓解社会压力。自由化战略的初始动机在于提高政府的合法性，是威权制度在可控范围内的政策调适，但自由市场空间的扩张将衍生自主组织，逐步向政治自由化方向发展。从新兴职业阶层中涌现的行动者，将社会多元化的力量逐步引向政治过程，提出分享权力的要求。自由化触发的社会结构变迁并不必然导致民主转型，但它传递了威权集团内部策略调整的信息，松动的政治空间为改革派和社会抗议力量的竞争性对话创造了条件。民主转型并非社会行动者单方面资源动员的结果，动员过程本身受到威权制度或社会结构的约束。当民主化诉求与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opportunitystructure)相遇时（Eisinger，1973：25），民主转型才会启动。威权国家的外交失败、通货膨胀等政治经济危机，甚至突发事件，均为政治行动者实施社会动员、开展政治谈判提供了机会。但威权制度危机不是民主转型的充分条件，只有在社会变迁背景中，行动者抓住时机并选择适宜策略，民主化才能在结构与主体的互动中发展。?

　　其次，行动者的“政治学习”（politicallearning）可以突破民主转型的路径依赖困境(Bermeo，1990：372)。在全球民主化历程中，当威权政体出现危机时，它通常被新的威权统治代替而不是自然过渡到民主政体。军人政权等威权统治作为民主转型的起点，通常会影响民主化的可能后果。当政治机会出现时，行动者能否依据情境特征避免极端化对抗、适时选择妥协谈判，将决定民主发展的方向。民主转型并不只是精英内部的互动，它还包括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沟通。根据精英集团和大众集团的客观力量对比，以及他们选择多边妥协还是单方面强制的主观意愿，民主化可以区分为精英之间基于妥协的协议式转型，大众与精英之间基于妥协的改革式转型，精英之间基于强制的强加式转型，以及大众与精英之间基于强制的革命式转型(Karl&Schmitter，1991：275)。协议式转型是通向民主政治的稳妥方式，它为有可能阻碍民主发展的既有利益集团提供了担保。在社会冲突结构支持民主转型时，为了终结威权政体的自我复制，行动者“不再相信肯定有一种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好的。”(普沃斯基：2005：69)行动者特别是社会精英之所以作出偏好调整，这是因为当下的策略选择嵌入在民主化的历史脉络中。政治行动者能够从两极对抗的失败经历中汲取教训，认识到群体利益的相互依赖性，降低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

　　最后，政治转型的制度选择影响未来行动者的行为激励，决定民主巩固的实现。民主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稳定的制度体系，实现政治竞争的公开有序。而转型国家的基本制度主要由精英拟定，利益妥协而非价值认同通常是民主雏形的实质，所以“民主的行为要先于民主的态度”（林茨，2008：149-150）。但民主系统的有效运作为公共生活提供了基本架构，将转型过程中不断扩大的政治空间制度化、规范化，通过建构支持民主规则的公民心理拓展合法性基础。在政府结构形式方面，领土范围内存在区域性种族、宗教集团的国家，实行联邦制能够保证少数派的自治权，建立政治信任，避免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在政体选择方面，有固定任期的总统制容易导致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妨碍以协商的方式变更政策导向。而议会制可以及时更迭内阁应对社会风险，不会将政府决策危机转化为民主制度的危机（Linz，1990：52）。在选举制度设计方面，比例代表制能够为多元群体提供代言人，夯实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避免多数集团被过度代表而少数集团代表不足的困局。民主转型应防止“选举至上的谬误”，缩小多数原则的应用范围，以谋求建立共识取代获得多数支持(利普哈特，2006：1)。?

　　根据结构—行动者范式，社会结构在约束行动者选择的同时，也会在变迁过程中提供集体行动的机会空间，民主制度的发展是结构约束与行动者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结构分析与行动者分析的融合是当今民主转型理论发展的基本趋势，但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民主转型的阶段上，社会结构和政治行动者被赋予不同的情境意义。在民主转型的启动环节，精英人物的策略选择至关重要，而在民主转型的贯彻环节，宏观结构因素会凸显出来(Share，1987：536)。随着民主化国家巩固转型成果的要求愈发迫切，结构—行动者分析将成为富有现实性和挑战性的研究模式。?

　　四、结语

　　民主转型理论的发展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革命密切相关，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在不同维度上为民主化研究提供了知识框架，影响了研究重心的转移。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创新相呼应，民主转型的现实挑战也促使研究者尝试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新兴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工业化战略，社会经济部门出现角色分化和系统整合，这为具有功能主义特征的结构研究提供了土壤。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兴起后，后发国家在社会组织化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启动了民主转型。精英之间的策略互动，为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政治过程研究提供了参照。随着转型国家面临日益严重的民主巩固问题，民主政治的社会支持条件受到人们的重视，结构—行动者范式又成为适宜的研究视角。方法论的融合弥补了结构分析缺乏行动过程研究，而行动者分析缺乏结构约束研究的不足。在方法论创新和政治变迁的交互中，社会结构和政治行动者均接受了新的定位。民主转型理论开始为宏观分析提供微观依据，并在宏观背景中彰显微观行动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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