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身”经营

“印度的明天是IT”，这是印度前总理阿·比·瓦杰帕伊的宣言。印度信息产业(IT)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关注。它不仅被认为是印度 1992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最大的亮点，而且被看作冷战后全球发展的一个方向。《世界是平的》一书开篇就用印度班加罗尔的例子来宣布一个全新世界的到来；班加罗尔成了我们进入新纪元的一个入口。但是IT不能当饭吃，究竟IT对印度社会和世界经济在长期会有什么作用，仍然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IT引起如此大的关注，除了其在短期内迅速创造大量财富的能力，除了和印度在国内、国际政治上的某些考虑有关（印度IT业的发展是和印度右翼势力的上台、宗教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逐渐亲美的外交策略有关的），也反映了上世纪末以来席卷全球的的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即对所谓“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推崇。

　　“ 信息革命”是我们今天所能够谈论的唯一的“革命”。信息技术通常被说成是当今人类社会一系列重要变革的主要动因之一，甚至被视为一种要把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全新历史阶段的力量。主流媒体和官方话语都强调知识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甚至有人说，未来的战争将是争夺人才的战争。在解释印度IT业为什么成功时，一般的观点都认为，IT业需要的是人力资源，而对一般的基础设施和金融资本的需求有限，所以印度可以凭借其大量的受英语教育的科技人才在这个领域迎头赶上。在几次技术股市崩盘、特别是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人们对新经济的信念可能有所动摇，但是人才战略的正确性似乎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印度和中国作一个简单对比，技术人才的决定性可能不再显得那么不言自明。印度IT业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其IT人才以空前的数量和速度外流的时期；美国的技术工作签证H-1B签证因此获得“印度人签证”的绰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海外人才回归在2000年以来速度迅猛递增，以至于 “海归”变成“海待(带)”甚至“海藻(照)”。回归者中IT人才是主要的一部分。而中国IT业的发展却无法和印度相比。为什么印度在IT人才存量上迅速外流的情况下迅速增长，而中国在IT人才数量高速增加的条件下作为一般？看得更广泛一点，印度的识字率不到65%，中国是93%；不到2%的印度人口拥有电脑，只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这一令人疑惑的现象，正是中国各界对印度IT业的经验特别感兴趣的主要原因。

　　这些看似矛盾的情形，可能正解释了印度为什么在IT业、特别是软件服务业上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因。印度IT业的发展，靠的正是大量的人力外流而不是回流（印度的全国软件服务业协会在每年的经济预测中，都要把美国的签证政策当作一个影响）。印度的IT业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固然要归功于高等教育上的成绩，但也很可能是其社会结构的失衡和基础教育方面的失败而造成的意外结果。当我们用人力资本的概念来解释印度IT业的成绩时，我们沿用的是一个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把资源秉赋看作决定条件的思路。在这样的思路下，一个国家的某种要素存量多，这个国家在整体上就具有比较优势，在某一方面就发展得快。对印度经验的分析，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视角。

　　我要强调，印度IT服务业的成功，是因为印度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国际经济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对接。这是全球经济和地方社会的对接；国家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但不是决定性的单位。同时，资源秉赋是在特定的结构性条件下才被动员和利用起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果而不是因。

　　作为全球化劳动力配置方式的“猎身”

　　把印度的内在社会结构和当前的国际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的，是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和管理的体系。业内称这一作法为“猎身”。在国际、国内对印度“IT奇迹”的讨论中，很少涉及到这个问题。猎身的基本操作程序是：印度人在世界各地开办咨询公司（bodyshops，本文称它们为“劳力行”），从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据客户企业的项目需要把这些劳动力提供给客户。不同于传统的中介招聘机构，劳力行不是简单地把雇员介绍给雇主就完了，而是直接代表雇主管理工人，包括为工人提供担保、办理临时工作签证、支付工资、安排食宿等等。

　　因此，在猎身中，工人们与他们的真正雇主不发生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从而雇主随时可以减裁他们；如果雇主不再需要这些工人，劳力行可以将他们派给另一个客户，或者让他们“坐板凳”——等待下一个职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劳力行之间会互通有无，如果你有工人而我有项目，他们就采取联合行动，随时将 IT工人送往有需求的地方。虽然我们不可能精确估计全球猎身的业务规模，但毫无疑问它相当庞大。在2000年至2001年期间的任何一个时点，在全美国可能有上千家公司专门提供临时印度IT工人。我的一位调查对象曾告诉我，当他的一个朋友在美国申请一份会计工作时，却被安排了一个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当她询问为什么的时候，得到的答案是：“你是印度人，你能干这个。”

　　这里需要特别澄清的是：这个全球化的劳动力供给和管理办法，与印度官方所鼓励的技术劳务出口，虽然都叫“猎身”，但并不是一回事。在“正版”的猎身模式下，印度公司将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派到海外为客户提供现场软件服务；外派雇员在印度保留他们的常规工资，同时领取海外津贴，在海外计划完成之后他们将回到原来的公司。

　　“猎身”的提法最早可能出现于1974年，那时印度第一家出口导向型的软件服务公司，塔塔资讯科技顾问服务公司（TCS），在孟买成立。TCS当年就靠正规的猎身起家。与我们通常设想的大大相反，软件开发和软件服务是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在编程、测试和检错（排除程序设计中的错误）的阶段尤其如此。大多数被猎身到海外的印度IT工人正从事这些沉闷乏味、单调、且收入偏低的所谓“驴活”。一些被访者表示，正因如此，猎身被称为猎身：身(而非 “头”)者，简单劳动也，“猎”者，迅捷寻找和购买也。这与针对高级IT职位和其他专业的“猎头”一词相对应。

　　TCS当年正规的猎身经营为印度日后的IT产业打下了重要基础，但是IT业真正高速发展是在1990年代，这是和新版的猎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版猎身和早先的“正规版”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板凳”工人是它的一个普遍做法。简单地说，劳力行在没能确认在接受国存在工作空缺之前即把IT工人用临时工作签证招到目的地国家，这样工人在到达时就闲置在冷板凳上。在完成一个项目之后、得到新的项目之前，工人又被闲置。板凳期间工人只有象征性的基本生活费（“板凳费”）而没有工资。第二，劳力行在猎身中很少单独行动，而总是和不同规模的的职业代理公司合作，从而形成“中介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公司客户现在将他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给一个或少数几个大规模的职业中介公司，而劳力行的经营者们都是清一色的小老板，几乎不可能和大公司客户挂上钩，因此不得不通过与大型职业中介公司、甚至和与这些中介公司有关的小型公司合作，来获得工作空缺。链条上每一环的代理人都要扣下工人每月工资的一部分作为利润。我用“劳力行”一词，仅指从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从事“新版”猎身业务的印度咨询公司。

　　如果说早先的猎身（现场软件服务）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填补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缺口，那么像板凳工人、中介链条等现象则反映了全球IT产业发展中的新逻辑。要理解这个新逻辑，我们必须超越IT业本身来看问题。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各个经济部门的生产和管理的“去地域化”（即生产和管理不受地域限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厂商为赶上去地域化的潮流而产生对IT工人的巨大需求。同时，由于软件包要适应不同项目的特殊需求而必须“客户化”，这就需要 IT专业人员不断从一个项目现场转移到另外一个，把软件包调试成符合当时当地情况的工具。如果说这是猎身业兴起的技术性原因，那么高科技工业在1990年代后期的“金融化”,则是提供了猎身业兴起的经济动力。

　　在“金融”格局下，产业的兴衰不完全取决于其实际的经济业绩，而在很大程度上由股票市场的起伏所决定，这使得大规模的人员雇用和解雇成为日课。因此，IT工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能满足缺口的劳动力本身，而且更需要一个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群体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市场波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网络公司的大起大落，猎身和板凳则成为业内的普遍做法。

　　除了这些经济原因之外，猎身的兴起也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一方面，发达国家近年来大幅度改革它们的移民政策以吸引外国IT专业人员；如美国在 1992年出台H-1B签证制度，允许外国专业人士在美国工作三年，然后可以续签直到六年。超过一半的H-1B签证持有者都是IT专业人士。但是另一方面，为保护当地的劳动力就业、尽量减低国家福利的负担，政府仍旧对用人单位多有限制。比如在澳大利亚，公司不能在没有确认工作职位空缺的情况下为外国工人提供入境担保，而一旦工人入境，不管有没有活公司都必须付工资，否则工人都能把公司告上法庭。

　　然而同时，IT行业迫切需要一个完全没有阻碍的彻底“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猎身靠逃避国家的法规而解决了这一矛盾：劳力行把自己假装成雇主，在没有实际工作的情况下宣称自己将雇用工人引进，让他们“ 坐板凳”，这一做法使得客户公司可以在任意时间挑选和辞退工人；在“中介链”中，劳力行的小头目负责 “灰色操作”，大型的IT公司和职业中介代理因此避开劳动法规的制约，又没有违法之虞。一个高度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必然是高度外部化的市场，即用人公司不直接雇用劳动力，而依赖于数目巨大的工人个体与众多的大小中介随时撮合，满足用工需要；“中介链”的安排使得这样高度外化的市场从用人公司的角度看变得有序和容易控制（比如说，用人公司一般只跟非常少数的中介联系，出了问题知道该找谁）。中国国内近年来，在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利润空间日益狭小、同时劳动力管制又逐渐规范化的情况下，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应运而生，也有类似的原因。此外，由于移民工人自己承担了流动和劳动力市场不稳定而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成本（比如接受“板凳费”而非工资），猎身对劳动力接收国的国家和公众利益几乎毫无损害。

　　这样，劳力行不仅可以将工人从印度带到另一个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而且还可以通过澳大利亚将他们送到第三国或者第四国。短时间内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完成多次流动，这对于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印度的IT工人却稀松平常。猎身使流动的劳动力与流动的资本相匹配，猎身因此深刻整合入全球化的新经济之中。这样，猎身可以越滚越大。同时，猎身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员外流、劳动力输出过程，而是一项技术服务项目，从而每个人的外流在统计上就直接体现为印度IT服务业的产值。

　　这显然和中国科技人才的流动是很不一样的。中国人才外流的主要途径是留学生出国学习，是个体或者国家行为，根本没有嵌入到国际的科技产业和市场脉搏中去；而中国人才近年的回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政策鼓励，虽然科技园、技术投资洽谈会等等意在鼓励科技的市场转化，但是其流动本身仍然没有成为世界性的科技产业内部的一部分。中国的人才流动，基本上还是被看作人力资源的问题。

　　印度IT业的兴起与“做人的生意”

　　猎身可以把IT人才外流和印度的IT产业发展直接联系起来，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印度IT科技人员借猎身把自己转变成企业家。在印度，IT人员是和原先科技人员很不一样的一个新阶层。印度早期的科技人才（特别是大量流到西方的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大部分是来自德里、孟买和加尔各答等主要都市的上层社会，他们崇尚知识，但是很象中国的士大夫，推崇为学术而学术，而不愿意涉足工商之事。而大部分的IT工人来自于印度的中小城市，大部分不是婆罗门，很多人有从商的家庭背景。相当多的IT人来自不讲印地语的南部，他们对美国社会更熟悉、更向往，象比尔?盖茨这样在车库里发起IT商业革命的神话在那里耳熟能详。他们具有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一个20多岁IT人员告诉我，他“心中燃烧着一股怒火”要自己做生意。

　　印度IT技术人员要做生意，但是不一定要做猎身的生意。事实上，大多数的劳力行老板告诉我，他们并不喜欢“做人的生意”；因为作为专业人士，他们希望自己的公司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公司，以开发自己的原创软件包为最高目标。因为开发一旦成功，收益也将非常可观。但是要开发具有重大商业价值的软件包，所需要的资金量相当大，经济风险也高，不是一般企业可以随便涉足的，这也是为什么微软可以如此稳固地垄断市场的原因之一。并且即使公司把软件成功地开发出来，营销也将是一个更大的障碍。我问一位在澳大利亚的雄心勃勃的劳力行行主，他为什么还不能实现自己的技术创业的梦想，他解释说：

　　市场销售和程序开发完全是两回事。打包销售需要巨大的投资。你必须要有一大笔利润让给交易商。比如微软Windows2000在市场上的售价是 120澳元，但微软卖给我的华人供应商是85澳元，他再用115澳元的价格卖给我。软件包的销售必须要依靠这样的销售链。我们怎么可能去培养这样的销售链呢？

　　一般而言，要成功营销一种软件程序，其营销投入可能要比开发这一程序高出四倍。一个新的企业很难跻身这个成熟市场。即使退一步，假如公司甘心做辅助性的技术服务而不是软件包，公司也必须要和大的国际客户有关系，取得他们的充分信任。对于身在印度的公司来说，让有型的IT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就更加困难。

　　而猎身则不一样。它所需要的初始投入很低，只要有人，有信息就可以。同时，猎身生意中跨国性的“中介链”的结构使得小型的，甚至是单人的公司可以方便地进入市场。这有点象中国在1980年代乡镇企业搞“挂靠”的形式，乡镇企业名不顺，不受信任，拿不到贷款，不得不“戴红帽子”，装扮成某个集体企业的隶属单位，以进入受国家控制的有限市场。它也有点象目前的建筑行业，个体的包工头可以进入大型项目，因为总承包商层层分界项目，层层发包。通过跨国的“中介链”，在印度的企业可以通过走进世界，并且可以顺藤摸瓜，和一些巨头公司挂上钩。一位IT企业家非常看重猎身生意，他对我解释为什么：

　　猎身能带来快速的现金流，让企业尽早开始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时，猎身又有效促进其他IT生意的发展。比如，在海外的劳力行经常利用板凳工人的免费劳动力，发展IT培训以及尝试性的软件开发。从而，不同生意之间的重叠性成为劳力行经营的一个主要特色。随着这些重叠性业务的发展，劳力行在劳务上的生意通常并不会发展扩大，有时甚至会萎缩，它们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其它IT业务；当这些劳力行升级为技术公司时，新的劳力行不断成立，填补以前的劳力行遗留下来的市场，将更多的印度工人源源不断带入世界劳务市场。

　　“IT人”与印度的社会结构

　　对于在印度的劳力行来说，其最主要，也是最稳定的利润来源，并不是来自海外的佣金，而是直接向工人们收取的中介费。劳力行向每个去美国的工人收取 10～30万印度卢比（大约为1.75万元人民币之间），去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则需要10～20万，去新加坡也要6～12万。这还不算各种要随时加上的 “附加服务”，比如每提供一封证明信、或者假证书，都需要1.5～2万卢比。越是那些缺乏IT专业背景的，就越需要这些附加服务，所以也就越需要多付费。如果工人们超过规定时间仍不能够付费，劳力行就会直接取消他们的签证申请。因此，劳力行并不在靠向海外公司兜售劳动力（工人）来赚钱，其生意的本质是向印度工人出售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机会。

　　在IT业萧条的时期，国外工作变得更加稀缺，但是劳力行向工人收取的费用却变得更高，而不是更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能办出去的工人数量减少，因此要靠涨价填补收入上的损失。一位在印度等待出国的IT工人这样解释：“（正因为）现在拿到签证更难了，所以你要付更多的钱！”

　　一些劳力行老板为了撑过萧条期，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劳力行公司内部创造出比如“实习生”和“软件开发师”这样的职位，然后将其卖给失业的IT人。比如，要成为一个实习6个月的实习生，工人要给公司10万卢比，而工人们的月实习工资只有2,500?3,000卢比。创造和出售内部职位可以带来不小的利润，帮助劳力行渡过难关。

　　我举一个自己在2001年在印度调查时直接碰到的例子。M-站台有限公司是在印度南部海德拉巴市的一家劳力行，老板名叫萨伊。M-站台在2000年 10月之后就找不到海外的工作机会，人送不出去，经济上没有进项，在2001年初陷入生存危机。2001年2月份的时候，萨伊创造并出售了3个短期（4个月）职位，每个收费7万卢比。由于人们在当时普遍预计美国经济会在2001年7月左右复苏，人们愿意掏钱买这些职位以期在经济恢复的时候能被尽快被送往美国。4月份M-站台又卖了2个工作，6月份则卖了3个。对于萨伊来说，光是这些卖工作得来的钱就是一笔数额巨大的现金，保证劳力行不会倒闭；更重要的是，这些钱使萨伊有能力进行风险投资，开始软件开发的生意。

　　M-站台很快得到了两个软件开发的发包项目，一个来自于州政府，另一个来自于当地银行。萨伊能够政府和银行签下项目，主要秘诀就是靠这些付费工人的免费劳动力，他要价很低，而且在项目完成之前不收取任何前期费用。靠着这些自掏腰包的工人们所提供的现金和技术，M-站台随后甚至开始开发软件包，实现了公司在IT业务上的转折性的突破。如前所述软件包的开发经济风险非常高，但是萨伊毫不担心，因为那些技术工人是完全免费的：“如果（开发出来的软件包）能卖出去，当然最好；如果卖不出去，也没有关系。我不会赔掉任何东西……我培训他们（工人们），任用他们，为他们出具证明，在每个环节上我都可以向他们收费。”同样的原因，免费的，甚至是付费的工人们为小型IT公司进入国际市场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工人们在资金上的贡献，劳力行不仅渡过难关，而且逐步发展。

　　那么，为什么IT技术人员会愿意掏这么多钱出国，甚至去买一个毫无保障的空口承诺呢？

　　当我向印度的一位前部长，同时是现在一个州的 IT产业方面专门顾问，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他们又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一位我所采访的付费工人告诉我，如果没有基本的工作经验，他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他的第一份工作，所以他的职业生涯就无法起步，正因为如此，花钱买工作这是他“唯一能够获得第一个突破的办法”。

　　印度IT人热切渴望移居国外，有它社会结构上的原因。印度的全国失业率在8%?9%之间，印度的“过度教育”和“文凭病”(即中上层家庭盲目追求高等教育和文凭，而与社会的实际需要脱节)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异军突起的IT业似乎给人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就业世界。如果能在大公司里找到工作，一名刚毕业的IT技术员可以拿到每月 1万卢比的薪水；这几乎是非IT企业里顶级工程师们的工资。我在海德拉巴和中产阶级家庭聊天，我常常听到某个IT人前往美国淘金、如何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全家人生活的故事。于是，在就业市场上挣扎的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纷纷涌向IT。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极大量的资源被动员起来培训IT人才，私营技术学院疯狂扩张。其结果是大规模的IT人才过剩和IT产业中的高失业率。在本世纪初，根据我的估计，在印度南部海德拉巴市的IT毕业生中，大约只有 40%的人能够在毕业后的半年之内找到工作。官方估计的结果并不乐观多少：有半数左右的IT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一个具有硕士文凭的IT技术人员通过他小舅子的关系，在海德拉巴市一家中型公司买了一个职位，他说：

　　这（买工作）也不一定就那么坏。只要你别把自己弄得负债累累，到那家公司买个工作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你有了一份工作……如果你曾经是学校里的金牌学生（他自己曾是大学里的优秀生），而毕业后两年了还找不到工作，你就会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IT人员能够付这么多钱？印度社会又从哪里组织起这么多资源培养这些IT人才呢？

　　首先，IT人员所占有的资源是历史形成的不平等社会结构的一个折射。IT人员至少要有大学文凭，但是大学入学人口只占同龄人口的6%。从社会背景上看，尽管 IT人员不来自于社会最高层的精英，大概80%多的软件专业人员出身于“先进”种姓（也即原来所谓的“高级种姓”），只有9%来自“落后”种姓（即原来所谓的“低级种姓”），这与“落后”种姓占印度总人口52%的基本事实显然是极不相称的。

　　其次，家庭成为资源动员的有效途径。如果一个年轻人要接受IT培训或者要出国，在家族圈子借钱将是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已经出了国的IT人员，让他们支持家族中的后来者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南印度，婚姻和嫁妆又是一个特殊的资源动员方式。IT工程师的嫁妆通常是非IT业工程师的身价的两倍还多。如果IT新郎在美国，他的嫁妆额可以飙升到12万美元，比在澳大利亚的印侨新郎多一倍。

　　第三，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农业盈余是印度得以培养出这么多IT技术人员的一个基本原因。在我调查的9个在印度南部沿海的村庄中，高等教育平均吸收了25% 左右的农业盈余。同时，在南部的一个州，大概80%的投入私立学院的投资来自于农业盈余。大多数私立IT学院是由大地主、教育者（比如退休校长）和当地政要们联合兴办的。

　　农业所以可以产生大量盈余，又是和印度社会中高度不平等的种姓、性别和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我在印度遇到的很多家庭，仍不允许低种姓的女仆做饭、甚至不允许她们进厨房，因为他们认为低种姓者是不干净的，会“污染”食品。有时候一个家庭会雇佣不止一个女佣：低种姓的负责打扫卫生，而出身于和雇主相似的种姓的女佣则煮饭烧菜。种姓不平等使得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的报酬大大低于他们付出的工作，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为地主（包括大量的居于城镇的“不在地主”）提供了高额租金，使得印度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生产出大量的IT劳动力。

　　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导致大量的妇女充当工资低廉的佣人。大多数妇女们的日常劳动——这些劳动对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对幼儿的抚育、病者的照顾，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维持)——都是“无价”的，即不体现为货币价值。阶级差别也非常巨大。在我所访问的印度中小型企业中，不管是劳力行还是专业的IT公司，几乎都雇用8?15岁的男孩，从事端茶倒水、购买午餐、清洗地板之类的工作，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大概在500?800卢比之间。

　　如果说中国曾经通过政策上的“剪刀差”,对农村进行剥夺，那么印度则是通过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无形的剪刀差汲取剩余资源。

　　印度的“IT三角”与国际资本主义

　　猎身、印度IT产业、印度地方社会和国际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层关系，可以从对一个印度IT三角的描述中体现出来。在所谓的印度IT奇迹里，有两股并行发展并相互促进的力量：一方面，在印度国内，由以Infosys、Wipro和Satyam等大型公司为代表的IT工业；另一方面，在海外，印度侨民经营的中小 IT企业蓬勃发展。这两个部门都被作为全球化的标志性发展而被津津乐道，而大家对猎身都几乎视而不见。而我要强调，印度IT业中的这两股力量，事实上都依赖于一个“非正式的IT部门”。这个非正式部门的主体是劳力行。在印度的正式IT部门、在海外的印侨部门，和在印度的非正式部门，通过劳动力的流动而联系在一起，一起构成了全球IT工业中的“印度三角”。

　　在这一三角关系中，低级别的非正式部门和印度国内的高级别的正式部门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一条跨国的环路：非正式部门中的劳力行将劳动力送往海外，它们靠此积累资源，进而向上流动到印度国内的高级别部门中去。这些低级别的非正式部门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它们通过把基层社会中的劳动力动员组织起来、送往全球市场，而汲取当地社会的剩余资源（主要包含在劳动力中），从而维系整个“印度三角”。

　　如果没有这些非正式部门，海外的部门将不能招到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失去其竞争优势；印度国内的高级别正式部门则不但要缺失人力资源，还将丧失非正式部门企业在向上流动时所带入的经济资本。

　　和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不是大型企业引导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带动地方发展，实际情况是恰恰相反，主导型的IT部门建立在非正式部门的基础上，而非正式部门又依赖于当地基层社会作为更大的资源基地。正因为如此，印度的IT业能够迅速发展，并且在新千年来临之际的全球市场萧条之时坚持下去。在风险之中，非正式的部门将商业风险分摊到工人们的头上，甚至通过向工人卖工作这样的方式，让工人向资本家直接贡献金融资本。

　　印度的“IT三角”与东亚地区的 “地方-全球”的经济关系显然不同。乍看起来，彼此十分相似：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是东亚地区经济腾飞的基础，类似的，IT工业也是外向型的，而且因为其增值率更高，它被看作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带动力。但是，在东亚地区，“地方-全球”的经济联系一般体现为直线型的垂直关系——大公司从全球市场上接到订单，然后把订单中的某些部分转包给中型公司，中型公司再把任务分解，发包给更小的公司。这样，小制造商、甚至是家庭企业都可以加入全球市场；这种情况在中国——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的东南沿海乡村工业较发达的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模式里当然也包含剥削关系，但是这种模式创造了相对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它在保证高较就业率的同时，实现了速度比较快、覆盖面比较大的经济发展。然而，在印度的IT三角中，绝少有财富资源从全球市场流入地方基层社会；相反，基层的经济价值被源源不断地向上、向外抽取，流向西方的发达世界。该三角还显示出，印度的IT工业高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而与国内市场的关联则十分有限。

　　我所遇到的多数印度IT人都认为，如果印度的总人口减少一半，而像他们这样的“能干的”、“有竞争力的”IT人才又增加一倍，印度就会自然变得跟美国一样繁荣。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那些被他们看作是包袱的另一半印度人不复存在，他们IT自己也会失去竞争力，被世界市场抛弃。

　　正是阶级、种姓和性别的严重不平等，使得从全社会动员吸取的剩余价值集中到这样一个人数有限的精英群体中，从而生产出具有特别竞争力的IT劳动力。因此，在下列的几个人群中很难说究竟谁对硅谷的辉煌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是那些出身“贱民”种姓的在印度的清洁女工，是身在美国、持H-1B签证的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还是走运时日进斗金的美国风险投资家？

　　我质疑人才决定论，但是决不是要否定人力和人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人才决定论、所谓IT靠人力资本而无须金融资本的说法，把人简单化约为要素，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生产IT劳动力的本身需要大量的、长期的投资。我之所以称其为“生产”，是因为这个过程是一个集体性的工程，涉及到制度性的安排，同时它构成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在去印度之前，心里也有一个问号：在国际上和印度官方炒得轰轰烈烈的IT热，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关心呢？我在印度基层看到了实实在在的IT热；但是它热的不是关于IT的产品或者产业，而是IT人：青年人争相要当IT人、拿国际水平的IT工资。不均衡的国内社会结构造成了这一特别强烈的愿望，促成了剩余价值从社会低端向高端的转移，使得IT业在短期内快速发展。IT业反过来也确实给印度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只有关注关于人的生产的过程，我们才能理解国际资本主义的复杂性，理解资本主义激发财富的功能和强化社会不平等的后果，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的机制，在跨国范围内相互缠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