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

摘要：社会结构变迁是转型社会的核心特征。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型的后果主要体现为社会结构的多方位、多层次、多向度的变迁。其中结构的分化向结构的定型化过渡，从而导致了社会阶层分化逐步朝着阶级化型塑。这些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断裂与失衡，逐渐成为了当今较为显见的碎片化的社会生态。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分化；社会阶层化

　   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核心性的变迁过程。本文将从有关分析模式转换人手，来透视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最新的趋势。

　　从结构分化到结构定型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系统研究始于上世纪8O年代初。那个时候，在刚刚恢复和重建的社会学中，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不过，由于中国社会学重建时主要是受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影响，因此，当时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分析模式就是在美国社会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分层研究。

　　但这种居于主流地位的研究模式与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之间实际存在很大的张力。

　　因为分层研究一个隐含的前提是，其所研究的社会已经是处于相对稳定的定型状态。也就是说，分层研究更适合研究定型社会的结构变迁。而当时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才刚刚开始。就社会结构而言，当时的典型过程是伴随体制变革而发生的结构分化。因此，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学界虽也进行了许多社会分层的研究。但实际上，当时进行这些社会分层分析是很勉强的，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开始分化的过程当中，正在形成中的阶层不仅很不成形，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当时分出来的那些“阶层”或“层”，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很快就发生变化了。

　　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在到了9o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这个时候起，定型化的过程开始了。其标志主要有四点。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1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o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

　　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O年代和9o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

　　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这个定型化的过程，对社会生活乃至正在进行的体制变革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即社会结构的变迁。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而在整个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个定型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而且从理论上说，永远也不可能彻底完成），至少说现在已经在开始形成依稀可辨的雏形。而从9o年代中期开始，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

　　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随着结构变迁与体制变革关系的变化，一种影响、左右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在最近几年间对改革的反思和有关争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从阶层模式到阶级模式

　　如果我们将目前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态势看作是定型化的过程已经开始，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分析模式才能适合分析正在正处于定型中的社会结构？

　　就目前为止，对此仍然是见仁见智。李春玲曾将中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理论模式概括为如下四种：第一种，是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观点，认为目前的分化已走向两极分化。第二种是陆学艺等人提出的“中产化现代社会”，认定趋向于中产化的现代化社会结构正在出现。第三种是李路路的“结构化”论点，认为边界日益分明的阶级阶层结构已然形成。第四种是李强、李培林的“碎片化”观点，强调分化的多元特征而阶级阶层结构难以形成。但这四种理论模式涉及的实际上是不同层面的问题。“结构化”和“碎片化”涉及的是结构是否定型以及定型下来的结构是否是完整的阶级或阶层问题，“中产化现代社会”涉及的是社会结构的整体特征问题，而“断裂社会”涉及的则是不同阶级或阶层之间关系的问题。

　　面对结构化的分层实体，主要涉及的是阶级、分层和利益群体三种不同的分析模式。问题是，究竟哪一种分析模式更适合用来分析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应当说，前些年占主导地位的是在社会学中居主流地位的分层模式。但在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中，似乎存在一种从分层模式向阶级模式转变的趋势。

　　阶级的模式与分层的模式有着重要的差别。

　　首先，阶级表明的是一种以资源占有关系为基础的结构位置。如资产阶级可以理解为对经济资本的占有，中产阶级可以理解为对人力资本的占有。

　　而分层模式依据的是结果而不是群体的结构性位置。同样的5O元，是工人得到的工资还是资本家的经营利润，在分层模式那里是没有区别的，而在阶级模式那里，区别是根本性的。其次，阶级是一种关系性概念，即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各自的特征。如正是在相对资本家的关系中，才能更充分体现工人的特征，反过来，也正是在相对于工人的关系中，资本家的特征才能更充分体现出来。

　　而不同阶级之间的某种实质性关系，如剥削，也只有在不同阶级的关系中才能发现和得到解释。第三，阶级是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的承载者。通常我们可以说某个阶级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是与上述结构性位置有逻辑性联系的，而“层”很少有与上述结构性位置相联系的共同利益。“层”即使有某种相同或相似的利益，一般也不是在上述相对关系中凸现的。第四，阶级的内部是相对同质性的，也就是说，分化不能太大，而且内部要存在一定程度的整合和自我认同，后者为阶级意识。

　　而“层”不必然涉及整合和认同的问题。第五，阶级可以是行动的主体，而“层”基本不会成为行动的主体。所以人们通常会说阶级在行动，而不会说阶层在行动。阶级行动有两种方式，一是整个阶级的行动，二是有阶级背景的利益群体的行动。

　　但利益群体不一定与阶级相联系，如城市中的拆迁户，就可能包含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成员。

　　从分层模式向阶级模式的转换，在现实的层面可能表明，传统的分层模式已经不足以面对和解释中国目前社会结构变迁所提出的问题；在理论的层面我们也可以将之看作是社会结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回归。仇立平教授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在当今中国的阶级结构分析中的运用所以可能，是因为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出现多种经济成分，资本的力量再次出现，犹如马克思所讲的资本将为自己强行开辟道路。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层是研究社会分层中深层结构的一种理论——通过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分析来解释为什么得到。

　　因此，我们在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应该把社会分层的表面结构和深层结构结合起来，以揭示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②。在沈原先生的研究中，更表现出这样一种明确的努力。他的研究实际上是在呼唤，将阶级研究带回到社会转型分析中来；将工人阶级研究带回到阶级分析中来；将工作场所和工厂政体带回到工人阶级研究中。

　　还应当指出的是，利益群体的模式应在中国引起更多的重视。但遗憾的是，目前关于利益群体的研究还相当有限。若干年前，李强教授曾经按照与改革的关系，将当时的中国社会划分成四个利益群体。李强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阶级阶层在涵义上应该“是指利益分化已经完成、物质利益已经相对稳定的集团”，采用利益群体范式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利益关系④。利益群体的分析模式之所以应当引起重视，我认为至少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利益群体是更现实的行动主体。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少直接看到阶级或阶层在行动，人们看到的现实行动者主要是利益群体。二是在特殊的意义上，社会转型时期恰恰是利益关系调整最剧烈的时期，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矛盾与冲突，大多与利益关系调整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且，从现代社会的特点来看，随着集体消费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围绕集体消费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会越来越多，利益群体这个行动主体的地位也就会越来越重要⑨。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利益群体的研究将会越来越多地与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研究联系起来。

　　从实体本身到相互关系

　　阶级作为一种关系性概念为分析社会结构中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开辟了前景，但能够走向关系分析的并不止于阶级的分析模式，其他如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行动模式，阶级阶层意识的主观分析模式等，都可以为分析社会结构中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的洞察。但对于一个正在经历剧烈的结构性变迁，社会结构的基本轮廓和实质内容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新形成的结构在开始逐步定型的社会来说，对于这个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判断，以及在这种总体性判断基础上来认识其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也许是更为重要的。

　　在若干年前，我曾经指出，在定型化过程中，一种我称之为断裂社会的结构在开始形成⑥。对于断裂社会这个概念，我也曾经在下述几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第一，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二，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问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也有区域之间的含义。

　　第三，社会的断裂会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但是，在更可以直接把握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断裂社会看作是一种存在着主要断裂带的社会。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科塞引用了罗斯（Edward Ross ）这样一段话：“每一种冲突都阻碍着社会中的其它冲突……只有当分裂线重合的时候除外；在分裂线重合的情况下，这些冲突是互相加强的。……社会中那些不同的对立就象不同的波浪拍打着湖的对岸，如果一个浪的波峰与其他浪的波谷相遇的时候，它们就互相抵消；但是如果波峰与波峰相遇，波谷与波谷相遇的时候，它们就互相加强。……

　　因此，一个沿多种对立方向发展的社会可能比仅沿一个方向发展的社会被暴力分裂或肢解的危险要小。因为每一新的分裂造成狭窄的交叉裂缝，使得人们可以说社会被内部冲突联系在一起“。

　　这里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在矛盾和冲突中是否存在一条“主要断裂带”④。

　　由此可以说，断裂社会就是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而这条主要断裂带就是贫富差距。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分歧和对立，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

　　实际上当笼统地使用某种模式来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危险，即很容易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印象：不同阶层变化或再形成的速率是一致的。

　　尽管这样的观点没有人正式地宣称过，但却往往是很多研究中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设。因为在绝大多数有关分层化的研究中，几乎都没有对不同阶层阶层化的速率进行区别。但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阶层化速度和程度是有明显区别的，而这种区别对整个社会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正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发育程度的不同，才会导致社会利益结构的严重失衡。这尤其表现在劳工权益被侵犯。近些年来，我国劳工权益受侵犯的现象相当普遍，而劳动争议案件却相对比较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工的维权意识淡漠，特别是缺少维护自己权益的必要手段。有学者认为，中国工人的抗争并不表明他们是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大多数中国工人的集体行为都是自发产生的，因为他们的多数行动是没有组织的，也没有自己的领袖。在今天的中国，官方渠道外的劳工动员仍然是难以想象的事情⑧。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曾经将目前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总体图景概括为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这样的演变趋势对不同阶层的行为会有重要影响。有人认为，在这种结构背景下，存在着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危险。

　　而在经验研究的层面上，阶级、阶级关系以及阶级背景下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研究无疑在丰富着对社会结构内部关系的认识。但就目前来说，这种阶级研究还主要是围绕工人阶级形成和再形成进行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静君对工人阶级转型的研究。李静君则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她将中国城市“工人阶级转型”分为三种模式：（1）流动农民工的形成；（2）社会主义工人的再造；（3）下岗工人的消解（unmaking）。她的分析表明，工人阶级转型的三种模式随着国家治理、地方政治经济、工厂政体和工人团体的不同聚合而不同。与劳工研究新学派强调生产领域以外的因素的趋势不同，李静君强调，车间组织或工厂政体仍然是值得认真考察的重大理论要素[10].此外，佟新和潘毅的研究也从各自的角度推进了对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认识。[11]

　　所以说，当代社会的结构转型，无论从社会整体层面的分化，还是微观层面的阶层实体化，都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内涵与外延提供了更具象的社会生活图景。也为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以来中国社会加剧分化的“断裂”现象开启了新的理论视角。

　　注：

　　①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OO5年版。

　　②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年第4期。

　　③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oo6年第2期。

　　④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收入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O4年版。

　　⑤蔡禾、何艳玲：《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对当代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一种分析视角》，《学术研究>>2oo4年第1期。

　　⑥孙立平：《我们在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战略与管理））2o02年第2期。

　　⑦关于主要断裂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科塞曾引用福尔泰利的话说：在一个国家中，只有一种宗教意味着专制，有两种宗教意味着内战，有多种宗教意味着和平和自由。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一个社会是否存在冲突和矛盾，而在于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否沿着一条主要断裂带展开。

　　⑧陈峰，20OO：《下岗工人的抗议与道义经济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usc.cuhk.edu.hk ／wk.asp4月。

　　⑨孙立平：《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中国与世界观察》2OO6年第3期。

　　[10]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收入李友梅等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1]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Pun Ngai，Made Ch ／na：Wonven factoryworkers in a global work place.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