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和社会变迁

20世纪，转型期的城市研究也不乏空间视角，但多集中于规划学、建筑学及地理学领域，空间被简单等同于土地、建筑、景观等概念。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空间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特别是其作为战略竞争资源的作用日益显现，空间一方面为社会变迁提供发生场所，另一方面也遮蔽和固化了变迁过程中社会分层、权力冲突、利益争夺等社会问题。城市空间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人们居住的一种场所，更是“城市中各种力量的成长、组合和嬗变”①的载体。城市空间重构与社会结构变迁相伴而生，因此研究城市空间重构是理解城市转型的路径之一。从社会空间视角阐释处于社会变迁过程的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的空间重构经验，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社会空间”理论为研究、理解和反思城市社会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另一方面，转型期的中国城市也为“社会空间”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现场”或“诊断所”。

　　一、社会空间视角下西方转型城市研究的经典议题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社会理论的历史被认为是“空间观念奇怪缺失的历史”③。直至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空间转向”④。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将“空间区位布局简化为社会世界复杂度”的城市生态学，区位、位置、流动性等概念被用来测量、描述和最终解释社会分层现象。到60、70年代，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重新引入社会再生产、资本循环等概念，将空间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及力量，城市再生产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⑤后现代地理学家索贾(Edward Soja)继而将社会空间的意涵进一步深化，提出“空间性”(spatiality)概念，使之成为与“历史性”、“社会性”并置的社会分析维度。⑥继一系列空间的价值维度和理论范式维度方面的学术努力之后，马克·戈特迪纳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 perspective)⑦。他从以上理论中汲取精华，又避免了传统空间生态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两者的简化论特征，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因素以一种整合的观点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空间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虚空概念，也不是先验的、固定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如历史性一般具有批判的、唯物主义特性的分析维度，是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作用的产物，同时也是反作用于社会过程的积极因素。社会空间理论作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补充，在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转型社会的研究中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视角。

　　随着分权化、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城市转型的深入，城市空间重构成了社会变迁中最为显著和重要的变化之一。城市空间不仅是社会变迁的实践场所，被视为现代化文明的标志和象征，也是集体意识与消费行为的表达场所。从社会空间视角理解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关系重构、公共权力转型及城市文化再造等社会过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以社会空间为演绎逻辑的空间实践，促成了一种以“发现事实”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⑧下文从资本、权力、文化等方面归纳了西方学术界在社会空间视角导向下的几个城市研究经典议题。

　　1.城市增长中的“空间修复”与“空间分工”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延续了列斐伏尔的“资本循环”⑨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资本累积过程中的种种困难。面对过剩的资本与劳动力，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城市建设等空间生产项目将资本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以某种物理形式固定在国土之中，资本累积的时间障碍故而转化为空间障碍。哈维提出“空间修复”(spatial fix)的概念来概括这种空间逻辑，即资本通过空间生产来创造适合自己的地理场所，用空间的使用价值加快资本累积，如资本投资建设出适合于原材料和商品运输的城市或区域交通网络。⑩

　　除了资本循环，社会空间视角也被用于产业变迁的研究中，多琳·马西就对“劳动的空间分工”做了解释：工人利用空间聚集而形成团结的力量；资本利用空间流动性避开这种团结，作为削弱工人的抵制的策略。(11)这个问题将城市空间从资本再生产的工具深化为社会关系变化的投射。与此同时，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联也成了随着“结构化理论”回归的问题，生产的国际化和空间分工重组、阶级和非阶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交通通信和微电子技术的深刻革命以及国家对分散人群的监控能力的提高，这些变化使得城市空间结构逐渐被视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12)

　　2.地方政府干预下的空间“集体消费”与新自由主义

　　空间重构不仅体现了资本再生产的逻辑，也与权力结构有着本质性关联。随着城市空间的交换价值日益突出，空间重构成了多元利益争夺及协商的结果，城市政府在空间建构中的角色定位与干预行为便成了一个重要议题。如卡斯特尔(M. Castells)把消费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后者所指代的与城市空间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如交通、医疗、住房、休闲设施等)成了他最主要的关注领域。(13)空间作为集体消费品成为基本经济过程的产物，由于其投资耗资大回报慢，私人资本无力或不愿投入，因此城市政府开始发挥干预作用。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直接投资等方式携手资本进行此类城市空间的生产。政府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和介入集体消费过程，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空间的变化。随着政府干预的深入，城市空间生产问题便与权力问题发生了勾连。同时，那些服务于资本利益的规划政策等于预行为也进一步强化了不平等问题。

　　另一个关于政府干预下的城市发展的议题是空间的“新自由主义化”(14)，在信仰市场、增长至上、鼓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理念下，城市空间作为稀缺资源以不同程度的热情和效应被诱惑到商业主义的风尚潮流之中，最终城市空间的重构结果加速了资本、就业和公共投资的流动性，并固化了落后的福利改革和劳动力市场两极化。

　　3.全球城市的“流动空间”与“空间异化”

　　除了对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的关注，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把“全球化空间”、“世界城市”等概念推至前沿。全球化使时空不断被压缩，卡斯特尔将全球化中的城市社会形态解读为“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产生了新的空间逻辑，即“流动空间”，如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等，这也是时空辩证的最好例证；作为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的空间是支撑这种流动的，因此是“流动的空间”(15)。具有完整界定的社会、文化、实质环境和功能特征的实质性地方，成为流动空间的节点和中枢。概括来说，卡斯特尔所理解的全球化空间是以电子网络为基本形象、没有固定的形状或边界、自然流动着的空间。

　　虽然流动空间、虚拟空间等成为信息时代新的空间逻辑，但更多的学者则聚焦于全球城市的空间异化现象，即空间极化，富人堡垒型社区、绅士化社区、排外聚居区、城市群、边缘城市、族裔聚居区及贫民窟都是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典型表现。(16)没有各类空间设施的地理存在，就不会有今日信息传播的“扁平化”；而经济社会活动的跨边界运作与全球化，则恰恰凸显出特定功能(如命令、生产性服务业)的地理集聚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全球化促使新的“权力的空间几何学”(17)出现，地理资源的空间分布不是更平等，而恰恰是更为不平等了。

　　4.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与空间秩序

　　无论是全球化的城市空间的外向扩张，还是中心城区发生的绅士化过程，城市空间重构都是日常生活场景中的真实过程，是具体行动者能动性的产物，同时又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生活方式及文化价值。布迪厄提出空间组织将人们限定在不同的地方，从而有助于建构社会秩序并构成阶层、性别和分工。(18)与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不同，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更强调普通人以空间为指向的策略行为。继承了现象学传统的德塞尔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解释了基于强者与弱者权力关系的城市街头行动者空间实践，提出了策略和战术这一对概念工具，分别代表权力关系中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虽然强者用策略体现分类、划分、区隔等方式规范空间，但是作为弱者的普通人可以用游逐不定的移动等战术即兴发挥和创造，对抗以强权为后盾的空间支配。(19)

　　与日常空间实践相呼应的，是对不同场域位置的行动者基于空间生产所产生的社会秩序的关注。在《城市的权利》和《日常生活的批判》两部著作中，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造成的中心与外围的分化和矛盾首先是城市本身功能的分割和分散，由资本利益而形成的空间组织造成人口的分割和分散，城市中心区吸引和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组织和商业功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间被迫向外围边缘地区置换。(20)他的追随者哈维也随之提出了城市的权利及公平正义问题，“一方面，商业主义不断俘获内城空间，把它变成一个炫耀性消费的空间，称颂商品而非市民价值。它成为一个奇观地点，人在其中不再是占用空间的积极参与者，而是被化约为一个被动的观赏者。另一方面，以推进平等参与和正义秩序为目标而建构的社会空间，来取代阶层与纯粹金钱权力之地景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21)

　　二、社会空间视角的中国化反思

　　中国城市转型交织了若干个重要社会过程，包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工业化中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到技术(知识)密集型经济和服务型经济的转型、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以及由封闭到开放融合的过程。多重社会变迁过程并行，使中国城市正在“由过去高度统一和集中、社会连带性极强的社会，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22)。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空间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如以征地规模浩大的“开发区”、“大学城”、“卫星城”为代表的新城建设运动，以“以地养城，以路带房，以房补路，综合开发”为宗旨的大拆大建和房地产开发，以“城市美化”为目标的大规模造绿运动，以及以保护性开发旧街区和保护性再利用旧建筑为方式的旧城更新等。社会空间视角源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城市危机的批判性反思，是否可以被用于解释以上中国城市转型及空间重构的经验，国内外中国研究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尝试。

　　1.体制转型与城市空间重构

　　列斐伏尔所提出的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的转变，不仅适用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也能充分证明为何改革开放30年来，空间的重构成为中国城市显著的、剧烈的变迁过程。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不是资本积累的实体，而是国有企业的集群，土地的无偿划拨使得城市空间只有使用价值，城市空间的改造并不是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空间生产；从生产导向的城市计划经济向服务消费导向全球市场经济转变的生产方式，需要生产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空间，故此产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消费空间都发生了空间位置与形态上的巨大变化。城市空间的变迁背后不仅是资本累积的逻辑，也体现了政治控制与意识形态的逻辑。魏立华等将中国城市空间演进的主要内部机制归纳为中国改革中特有的政治经济转变，权力离心化、市场运行机制的引入以及与全球化经济的整合。(23)

　　关于具体的中国城市空间生产机制的讨论，多集中于城市政府角色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土地批租制度改革以后，城市空间被纳入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体系中，城市政府作为国有土地的代管人掌握着土地管制权，土地成为城市政府主持城市开发、参与区域竞争以及官员获得晋升的最大资本，如此背景下的城市大开发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政治经济内涵。不同于西方地方政府积极地利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革公共管理部门，实施更加外向的、培育和鼓励地方经济增长的行动和政策，中国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行政资源直接移植到新的城市竞争体系中。城市空间资源是地方政策通过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有效组织的重要竞争元素。中国地方政府利用自己对行政、公共资源等的垄断权力，如企业一样追逐短期经济和政治利益“政绩”激烈竞争，中国式的企业化趋势是政府指向“越位”——政府强烈主导、逐利色彩浓厚的特征。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强烈动机和基于土地的经济精英聚敛财富的动机主导着城市政治的发展方向，并因此建立城市行政体系，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与城市增长力量双向“寻租”现象。(24)面对“与民争利”所造成的社会公平质疑，地方政府将政策技巧和价值资源作为应对质疑的手段的过程，以扩大其主张的城市开发模式的合理性。(25)

　　2.经济结构变迁与城市空间重构

　　无论是内部经济转型还是与全球经济的融合，资本逻辑在中国式空间生产中都大行其道。从中国经济运行市场化程度及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经济利益驱动性和利益冲突特征。(26)城市空间生产已成为当代中国建构社会生活世界的根本生产方式之一。以房地产为基础的空间生产由于关联度高、带动力强，成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产业之一，与空间生产相关的物流业、汽车制造、住房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是近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助推力。用资本逻辑便不难理解中国城市无序扩张及重复建设的问题，为了解决资本过度积累所带来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过剩的资本就需要转向对城市空间的投资。与其他商品一样，这样的资本循环引发了空间的“同质化”，但由于空间不同于其他商品，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因此所谓新空间的生产不过是对旧空间的重复破坏以获取空间的交换价值，从而导致了空间的“不稳定性”。

　　从全球化、国际资本转移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空间问题，流动空间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正深刻重塑着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大量新类型的空间正在出现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超大型城市和大都市连绵区、外城(outer-cities)和后郊区化(post-suburbia)、再中心化(recentralization)和绅士化(gentrification)等。但是，不同于西方后福特主义的城市转型，这种市场的、全球化的力量在中国只有透过地方结构才能发生效应(27)，城市开发只有通过鼓励外商投资、土地租赁、产业调整和经济部门重组等一系列政府制度改革才能实现。张庭伟在分析上海的全球城市战略与空间重组的关系时讲道：建设全球城市必须产业重组；产业重组必须在城市不同区位重新分配功能；功能重组必须要空间重组，如退后进三，将制造业从中心区迁走，将高端服务业引入中心区，并改变中心区的人口构成和住房等级等。这一观点也被用到了对具体旧城更新案例的分析中，任雪飞(28)、何深静(29)将上海新天地项目的开发看做是全球化城市开发战略的产物，是新自由主义之下政府主导的绅士化过程，以公共权力与私人资本合作的方式实现。

　　3.社会结构变迁与城市空间重构

　　在社会空间视角中，空间重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尤为突出。一方面，制度与经济结构的变迁导致了一系列新空间的产生，并由空间分异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空间商品化(房地产开发)及全球化空间分工等新社会空间又重塑着普通人的主观经验、价值偏好与日常生活世界。在社会空间视角导向下，社会学者对因空间重构而产生的新社会群体，诸如动拆迁户、城市移民、失地农民等群体的关注尤显人文关怀。(30)30年来的城市开发几乎没有社会力量参与到对建构城市空间主导权的争夺中，政府与市场主导的匀质、抽象的空间生产将原先多元、差异的日常生活世界推至边缘，城市空间的商业价值(占有)和市民价值(使用)孰轻孰重的问题浮出水面，裹挟而入的西方新城市社会学理论成了学者们质疑空间公正问题的思想武器。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就“弱者”空间实践策略的中国化应用进行探索。虽然中国的社会组织发育并不成熟，但社会力量并不是单纯被动地接受空间重构的后果，而是“策略性”地应对并获取自身利益，并在此过程中重构了“国家—社会”关系。童强将之称为边缘空间或缝隙空间的出现，快速城市化所导致的城乡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空间重构致使大批城市新移民和市民化的农民的出现，与前者的空间生产相对的是这些人基于对制度和情境的反应而创造的各种生存的缝隙空间，如城中村、居改非、街头摊贩等。(31)潘泽泉研究了广东的农民工寄寓空间(如“城中村”、城市边缘区等)，通过分析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空间中的实践，探讨其利用自身种种社会文化资本来创造生存融入方式或多样生活经验的策略及行为。(32)此外，陈映芳以制度变迁为语境，解释作为社会一方的行动者(市民/农民)如何通过对制度的利用挖掘支持其保卫家园的利益诉求的道德资源。(33)这样的经验性研究突破了原先基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的此类社会群体的研究，不失为一种“社会空间”转向的有力尝试。

　　三、城市研究中“社会—空间”转向的意义及局限

　　不同于技术性的空间研究，社会空间理论在城市研究中的应用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发现城市空间形态及其变化过程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动因，将空间生产过程和社会变迁过程结合起来。同时，该理论范式使空间研究超越了空间因素本身和空间生产技术，空间作为积极的、特殊的作用因素参与了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但是，社会空间理论至今仍处于未达成共识的开放探索阶段，要将其整合到既有的理论范式中，仍有不少局限性。

　　1.强调城市空间的社会性

　　虽然在转型期的城市研究中不乏空间视角，但多集中于规划学、建筑学及地理学领域，空间被简单等同于土地、建筑，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还处于城市形态研究与实证主义研究为主的阶段。社会空间理论致力于去除自然主义和历史决定论下的空间遮蔽及空间误判，以揭示自然、物质空间形态背后的动态政治、社会、文化意涵，从方法论上是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尤其是转型期、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空间生产实践将“物理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34)，城市空间不仅是国家、市场与社会等各利益主体互动的场所与容器，也是目前权力利益斗争的主要对象之一。城市的发展与危机产生无不与城市空间变化联系在一起，资本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劳动力流动、城市扩张、内城衰落等，城市空间重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积累方式、权力结构的建构、社会阶级关系等社会结构变迁紧密相关。

　　2.“空间性”成为新的城市社会分析维度

　　社会空间理论“空间性”概念的提出及其唯物性的论证，不仅将抽象的空间概念运用到对经验事实的发现和解释中，也使物化的空间现象成为理解城市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具体镜像。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关系、个人家庭生活等无不具有空间性，具体可将城市研究的空间性维度归纳为以下四方面。第一，资本生产与消费：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得以维持下来的手段，资本主义把空间由自然的消费品变成谋取剩余价值的对象，新自由主义及全球化发展都有相对应的空间表征；第二，“国家—社会”关系：无论是强权政府、城市政体，还是公民社会，其“国家—社会”的关系都会被投射在空间生产与空间形态中，现代国家借助了空间手段支配社会，而社会力量则通过空间资源的争夺来抗争社会不平等，空间重构的过程极富意识形态意涵；第三，符号和意义的系统：空间是一个表达社会意义的象征符号的载体和承担者，具有分类判别和社会类别化的功能，遮蔽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第四，生活体验与身份认同：即人们在创造和改变空间的同时，又被生活、工作空间以各种方式约束和控制，空间是主体获得身份认同及本体性安全的场所。

　　3.社会空间理论的局限性

　　社会空间理论作为新建构的理论范式，仍处于开放探索阶段，因此该理论应用于城市研究领域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社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界定之难：虽然社会空间视角将城市空间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是处于探索初期的理论建构并未清晰界定两者之间的关联与界限。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空间包含有认知空间、场域空间、象征权力等社会性隐喻(35)，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空间概念是高于城市空间的方法论概念；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社会空间定义为城市中对应于权力资本支配下的匀质化抽象空间的异质化具体空间(36)，社会空间在此意义上又从属于作为阶级斗争、利益争夺场所和容器的城市空间；与此同时，后现代理论流派又将“社会地生产出来的空间”(37)皆称为社会空间，据此而言社会空间又包含城市空间。由于对这组空间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界定至今仍无定论，使得社会空间至今无法成为一个比拟阶级、性别、职业等的城市转型研究的解释自变量。

　　第二，与既有城市空间研究的融合之难。虽然摒弃空间自然主义的论辩被认为是具有突破意义的划时代转向，但是真正将其运用到既有的空间学科及理论中并非易事。地理学、规划学、建筑学等城市空间研究学科对社会空间已有较成熟的定义，如建成环境、居住空间、社区、邻里等，在此共识下引入新的社会空间概念，容易与既有概念发生混淆，产生歧义；此外，社会空间理论批判性的视角如何与现有的测量、描述及解释物质空间现象的方法(如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等)结合，也是亟待探索的问题。

　　第三，西方理论对中国经验的适用性不足。西方城市学者的研究核心是“空间形式”及作为其形成动因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联。但是，西方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空间的产权属性、城市政体特征都与中国城市有很大不同，理论移植的情境维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区域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对其的中国化应用进行了一定的验证和修正，使得既有的社会空间理论对中国城市转型问题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在新旧体制交汇、本土化与全球化影响并存的背景下，社会空间视角的中国化如何既能延续西方经典理论并与之对话，又凸显还原中国经验的特殊性，需要更为广泛深入的理论研究与经验应用。

　　社会空间理论的崛起，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节点性意义及其物质空间组织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本身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空间理论作为一种建构性的视角，只有在批判性地汲取既有空间研究学科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交叉学科意义的社会空间概念，即处理好“空间”与“空间性”的关系，才能避免落入“泛空间化”的简化论，为城市研究注入新的内涵与理论活力。

　　注释：

　　①张京祥、吴缚龙、马润潮：《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建立一种空间演化的制度分析框架》，《城市规划》2006年第6期。

　　②潘泽泉：《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③[美]约翰·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英]布莱恩·特纳主编：《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5页。

　　④何雪松：《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社会》2006年第2期。

　　⑤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pp.46-53.

　　⑥[美]爱德华·索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0～122页。

　　⑦[美]马克·戈特迪纳等：《新城市社会学》，黄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75～76页。

　　⑧潘泽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⑨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资本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为了解决过度生产和过度积累(第一循环)所带来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过剩的资本就需要转化为新的流通形式或寻求新的投资方式，即资本转向了对建成环境(特别是城市环境)的投资，从而为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创造出一个更为整体的物质环境(此为资本的第二循环)。由于过度积累和资本转化的循环性和暂时性，以及在建成环境(城市环境)中过度投资而引发的新的危机，使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城市空间带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些矛盾进一步体现为对现存环境的破坏(对现存城市的重新规划和大拆大建)，从而为进一步的资本循环和积累创造新的空间”(参见H. Lefebvre，1991)。

　　⑩[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11)[英]多琳·马西：《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梁光严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12)[英]德雷克·格里高利等：《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13)M. Castells, The Question of City: A Marxist Approach, The MIT Press, 1979, pp. 271-272.

　　(14)J. Peck and A. Tickell, Neoliberalizing Space, Antipode, Vol. 34, 2002, pp. 380-404.

　　(15)[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04页。

　　(16)S. Sassen: Rebuilding the Global City: Economy Ethnicity and Space, Anthony D. King ed., Re-presenting the City: Ethnicity, Capital and Cul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etropolis, London: Macmillan, 1996, pp. 23-42.

　　(17)D. Massey, Globalization: What does It Mean for Geography? Geography, Vol. 87, 2002.

　　(18)[法]布迪厄：《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0～122页。

　　(19)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0)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社会》2008年第2期。

　　(21)D. Harvey,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0,1990, pp. 418-434.

　　(22)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23)魏立华、闫小培：《有关“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述评》，《人文地理》2006年第4期。

　　(24)张京祥、吴缚龙、马润潮，2006年。

　　(25)陈映芳：《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与合理性空间》，《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26)吴缚龙、马润潮、张京祥主编：《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发展多维透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27)Wu Fulong, The Global and Local Dimensions of Place-making: Remaking Shanghai as a World City, Urban Studies, Vol. 37, 2000.

　　(28)XF Ren, Forward to the Past: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in Globalizing Shanghai, City &Community, Vol. 3, 2008.

　　(29)Shenjing He, State-sponsored Gentrification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Shanghai, Urban Affairs Review, Vo1.43, 2007.

　　(30)陈映芳：《城市中国的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31)童强：《空间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32)潘泽泉，2007年。

　　(33)陈映芳：《行动者的道德资源动员与中国社会兴起的逻辑》，《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34)黄晓星：《上下分合轨迹：社区空间的生产》，《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

　　(35)[法]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康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

　　(36)D. Harvey, Social Justice, Postmodernism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16, 1992, pp.588-601.

　　(37)E. Soja,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0,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