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百年大变,处处、人人都留下变迁的印记。近年与故乡接触较多,心弦一再被触动:这不就是中国变迁的侧影吗?发愿记下,又深感动手晚了,先辈一一离去,许多情况难于弄清了。亡羊补牢,随手记下若干鳞爪,为家乡的过去留下几片枝叶。疏漏之处,留待异日修改补充。
离乡别井65年了。家乡不但给了我永世不变的乡音,也留下一些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1931年末来到世间。按照当时的称谓,出生地是广东省兴梅专区兴宁县罗岗区。那时,汕头和周边各县大部分被日军占领,兴宁成了粤东的政治经济中心。兴梅专员公署设在这里,管辖兴宁、梅县、平远、蕉岭、五华等县。经济畸形繁荣,与韶关和江西来往频繁,纸醉金迷,商业很发达;纺织和酿酒、造纸、制笔墨等手工业也颇为兴盛。它又是军事中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闽粤赣边区司令部就设在兴宁县城郊神光山下。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挂帅,兴宁和梅县的地位倒过来了。叶帅的故乡是梅县,梅县就跑到前面去了。即使在梅县,原来公认梅州中学比东山中学办得好,但东中是叶帅的母校,各方大力扶持,自然把梅中抛在后面。地区招牌变换几次,现在叫梅州市,兴宁归其管辖。兴宁长期叫县,几年前也改称市。罗岗则过去叫区,现在叫镇。政治变幻改不了百姓的习惯,依然称为兴宁罗岗。
罗岗是兴宁北部的山区,隔几十里地,就是江西南边的寻乌。
以我家所在的蕉坑村来说,它在区政府所在地罗岗圩旁边,但开门见山,举目是山。山,永远是那么翠绿。笔直高大的杉树,无边无际的松涛,漫山遍野的鲁箕,还有一片一片的油茶、柚子和杜鹃。坐在家里就能听到雉鸡飞鸣;要是正在念高中的蕉村叔在家,往往立即拿起猎枪赶去,我则跟在后面去捡猎物。从大人口中常常听见哪里有老虎、豹子露面;后生们不时上山打野猪、黄猄,常常可以吃到他们的战利品。有一年我还看过一帮人在罗岗圩尾河旁劏老虎,腥味四溢,而人们久久不愿离去,围观这难得一见的盛事。家乡人相信戴上颈圈,鬼神摄不走孩子的灵魂。我小时候有一个银颈圈,上面挂着各有寓意的小物件,其中就有一颗虎牙。
这些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山林茂密!蕉坑村有一个地方叫崩岗湾里,显然是山体滑坡的遗痕,我记事时,那里已长满密密麻麻高大的松树、杉树,遍地鲁箕。各间围龙屋或四角楼后面肯定有一片或大或小的风水林。动风水树,神人共愤,没有人敢轻易尝试。当时没有听说过环境保护四个字,实际上人人注意保护环境,难怪家乡如此优美。
最迷人的是水!弯弯曲曲的罗岗河,十多二十米的河面,两岸是连绵的翠竹、芦苇和赤孽花。水车、水碓、陂头点缀其间。蕉坑村前面的罗岗河有两条水陂(水坝),最大的是柳树陂。水陂是用松树为骨干,再用鲁箕草和砂石塞住空隙。松树不怕水,越浸越硬、这样的水坝容易修筑,却不易冲垮。陂头上弯弯曲曲的河道既宽又深,实际是颇具规模的水库。附近的农田因此可以自流灌溉,收成很稳定。只有大旱年景,才用得着脚踏或手摇的水车。陂头的小瀑布下是小水潭,夏天放学后,孩子们都到那边去玩水,一片欢声笑语。
白天,不时有木排、竹排越过陂头,顺流直下,可以到达兴宁县城。罗岗圩屹立在河边,一边是街道,另一边是竖满杉树、绿竹的约十间做竹木生意的树园。每间周边是木片钉出来的樊篱,与河边的柳树相映成趣。
粗壮的麻石嵌出来的坝尾桥,有个突出的桥墩,我喜爱坐在那里发呆,仰望蓝天远山,俯观清流激浪。去白水寨外婆家,或者学校带我们到到雷公岬远足,都可以看到飞流直下的瀑布。此外,去深不见底的柳树陂钓鱼,运气好可以钓到一斤左右的大鱼;有时背着小鱼篓跟着蕉村叔去河里打渔,背回来一两斤鱼并非难事。
家乡是广东省认定的著名古村落之一。先祖父述初公营建善述围是这条古村落的核心建筑。人们谈起客家人的建筑,以为代表作就是围龙屋,其实有另一类型叫四角楼,善述围则是其代表作。灰塑,壁画,刻在石柱上的对联,印象中不比山西阎锡山的故居差。在中门的石柱上刻着两句古诗:“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正是罗岗美景贴切的写照!
农村居民喝的是井水,但圩上居民就在河里挑水喝。倒进缸里后,用尾端挖了一个洞,内藏明矾的竹筒搅几下,让泥沙沉淀。
罗岗的水,也有为祸的时候。1945年夏天吧,大雨加上上游的洪水冲来,大片农田被淹,水浸罗岗圩,好些店铺倒塌,黎汉雄开的罗岗大饭店就倒塌了。最惨的是河边的树园,竹木漂走,房屋夷平;坝尾桥旁第一家树园老板张官麟被水冲走,尸体被冲到下游十几里处。凹下的公路桥被冲毁,多年无法修复。
1991年,阔别44年后第一次回乡,蕉坑村一带的罗岗河成了小溪,罗岗圩旁边的河面漂浮着各色垃圾,几乎成为臭水沟!长排岗上的杉树只有碗口大小。处处都记下历史的深沉和艰辛。
什么时候柳树陂消失,罗岗河成了小溪?集体化后几经折腾,各地林木遭殃,水流慢慢减少,木排、竹排消失。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官员提出要“去弯取直”,增加耕地,改善灌溉。用心良好,辛劳苦干,增加了十多亩耕地,改变了原有生态,罗岗河成了一条小溪,估计几十年内都无法恢复原来的宽广、幽美的状态了。不能怪那些组织“会战”的农村干部,在计划经济笼罩下,他们肩负保障农民生活的重任,当时高官尚且不知环境保护为何物,何况日夜奋战在基层的干部!他们真心相信集体化——公社化——学大寨是康庄大道,有谁知道后果如此严重!
至于长排岗上的树木,二十多年来,我多次回乡看到,总是那么稀疏,好像永远长不大。我好奇地询问,承亲友们告知:尽管山地的产权划分到户了,但每户只有一亩左右,那棵树长到差不多了,老是被人偷去,大家就懒得经营了。记得文革期间在干校,奉命帮助周边生产队,也累见好端端的树,没几天准被人斩掉,只剩下树根。集体财产,不要白不要,不是你偷就是我斩!没想到几十年后,流风余韵依然难于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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