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熟人社会面子

摘要：中国人的面子是发生在熟人之间，建立在熟悉感、亲密感和预期基础上的，通过面子不仅能够建立高度信任和责任的自己人关系，面子本身也构成了行动的目的，包含工具性与价值性二重属性。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性，构成了农民面子观差异的基础，也构成了区域类型建构的方法论基础。熟人社会的面子沟通了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建立了个体农民与村庄熟人社会之间的联系，在社会局部性变化与整体社会结构变迁之间建立了关联。

　　关键词：面子；熟人社会；农村；区域；社会变迁

　　一、提出问题

　　林语堂[1]称面子、命运和人情为统治中国的三个女神，面子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以至于人人不得不在它上面花功夫，甚至为其所累。从事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们，对中国社会面子现象已进行过广泛的探讨，对于理解中国人的面子观以及面子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等有重要的意义。既有的研究一般是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的：一是面子的内涵；二是面子作为一种社会交往行为是如何完成的；三是由面子这种互动方式所建构的中国人行为模式与社会结构。

　　在西方社会学微观行动理论中，面子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戈夫曼“演剧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阐述社会互动参与者通过扮演符合规范的“角色”来获得面子的过程及其策略技巧问题[2]。在中国社会中，面子不单是完成互动过程的一种手段，对于中国人而言，维护面子本身就具有独立价值，即常言的“为面子而活”。因此，单单将面子作为一种行动策略来进行技术性分析，很难达到对中国社会面子现象的深刻理解。目前，具有社会科学本土化抱负的研究者们，在研究面子问题上，都注意到了面子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其独特性。但在具体的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将（人情和）面子作为一种关系资源附加在西方的相关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或建构模型[3]”，这样的研究取向必然是将中国面子现象抽象化，丧失了其本土化追求意涵。

　　产生上述困境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对面子现象的实证研究。“面子”是一个较为口语化的概念，其内涵是丰富而模糊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如果你不去想它，则它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且确实运作着，然一旦你思索它时就会开始混淆起来，想的愈多，混淆得愈厉害[4]”。有学者尝试将“面子”提炼成为一个本土学术概念，这样尽管避免了套用西方学术概念时出现的“词与物”的分离，但又陷入“面子”作为一个日常模糊性用语所带来的困难。实际上，研究面子现象时，要尽量避免从概念上对“面子”进行抽象地界定，也不需要有意地通过参照西方学术概念来探讨“面子”的本土性。面子作为一个日常现象，它的含义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产生的，由此造成了“只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因此，研究面子问题，一定要回归到其发生的具体语境中去。

　　基于上述反思，我们在农村调研时，有意地考察了农民的面子观与乡村生活中的面子现象。调查发现，发生农民之间的面子行为，其过程和意义是延伸到具体行为之前和之后的，有没有面子以及有多大面子是与行为者在村庄社会中的具体处境相关的。并且，不同地区的村庄社会结构不同，导致了农民面子观的差异。本文在从区域比较的视野下，探讨在乡村熟人社会中面子是如何生产出来，并从面子的角度揭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微观机制。

　　二、熟人社会面子的二重性

　　在西方社会学微观行动理论中，面子代表着行动者对于角色的认知，面子类似于“印象”，维持面子是为了保障每一次单一的、偶然的社会互动能够顺利完成，对面子现象的分析，侧重于其策略性和技巧性。西方社会学微观理论所分析的面子，是人类社会行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中国社会的面子具有特殊的含义，面子也可以称为情面或者人情。费孝通先生精辟地分析中国乡村社会人情现象：

　　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与各分子之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5]。

　　在中国社会生活语境中，面子不是在偶然的、孤立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的，而是在长期生活中形成和积累的。如果说任何社会行为都包含着信息传递和角色认知意义上的面子（印象），那么中国日常生活中的面子行为则是建立在行动者间熟悉感、亲密感与相互预期的基础上。

　　中国乡村社会也被称为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生于斯、死于斯”空间中，村民互相知根知底，并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建立了“痒痛相关，有无相通”的亲密感，并且这样的关系是要长期维持的[6]。所有与面子相关或者相近的词汇，比如“人情”、“情面”、“脸面”、“恩情”等，都是熟人社会所特有的。可以认为，面子的基础就是熟人社会。在与熟人社会相对的陌生人社会中，“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情感，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7]”，人们是按照法律和契约关系来进行社会交往，并且尽量避免中国人所讲的“情分（面子）”。这里就可以将中国社会中面子的含义与西方社会面子的含义区别开来，比如，在中国社会一个人很能“跑关系”，可能会被看做很有面子，而在西方社会中，作为一个“公民”，按照法律规范办事则会被赞同而获得面子。

　　中国熟人社会的面子具有以下二重属性：

　　（一）面子的工具性

　　在熟人社会交往中，面子相当于一种投资手段，能够维持社会关系稳定性并增加社会关系的厚重度。在中国社会中，交往的社会关系可以区别为三种类型：自己人、熟人、陌生人。所谓自己人关系是指，相互之间建立了高度的信任并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具有“我们感”；所谓熟人关系是指，相互之间认识，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点头之交”；而陌生人关系并非指那些不认识的人，而是指在交往中碰到的相互之间不太熟悉、甚至是有利益冲突的人。在陌生人关系中，一般是按照原则办事，以谋取最大收益为目的；在熟人关系中，会包含一定的信任与情义成分，但相互之间并无高度的责任和义务；在自己人关系中，相互之间高度信任，高度期待，形成了连带性。

　　在中国熟人社会交往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的对象，遵照内外有别的原则和特殊主义逻辑，选择不同的交往方式。这就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私德”，即“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8]”。

　　三种社会关系的差异在于，交往对象之间的面子能否发挥作用。在自己人关系中，面子是最能够起作用的，熟人关系中也讲究面子，而在陌生人关系中面子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另外，三种社会关系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陌生人关系可以转化成为熟人关系，比如“一回生，二回熟”，熟人也可以变成自己人。保持社会关系的方式就在于相互给面子，而拉近社会关系，将陌生人或者熟人变成自己人，也是靠互给面子完成的。面子是“拖欠未了的人情[9]”，通过“亏欠”和“报偿”机制，在长期的互动中构成平衡的社会关系。

　　（二）面子的价值性

　　面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能够建立和维系亲密的社会关系，还在于面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面子的价值性是指，获得面子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价值和意义。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死要面子活受罪”。从这个层面看，面子相当于一种社会评价。有面子就意味着获得其他人的赞同，没有面子就意味着被别人所看不起。因此，争取面子这一行为本身就构成行动的目的，能够为主体行动提供动力，正是常言所说的“人要活的体面”。

　　在微观行动理论中，面子是互动过程中通过信息传递而形成的“印象”，因之面子可以从陌生人那里获得；而在中国社会语境中，面子必须是发生在熟人间的。比如，一个人在公共场合按秩序排队就可能获得微观行动理论意义上的面子，但却不是我们日常生活所讲的面子。在由“私德”构成的中国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10]”，因此，行为的正当性基础不是抽象的普遍性社会规范。一个人的行为能否为其争得面子，与其交往的具体对象相关。

　　中国语境中的面子是与身份和地位相关的，并且面子是在比较中获得的。在乡村熟人社会中，内部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固的，不同的人不仅角色不同，而且在结构中的位置也不同。比如，我们在农村调研时，经常会听到农民说：“我们庄子，某某说话最算话，某某说话最不算话”，算话就是说话有分量的意思，说话算话就代表着有权威、有面子。在熟人社会内部，是否有面子以及有多大面子，是与主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有关。当一个人处于熟人社会结构上层时，他就具有面子，反之则没有面子，争取面子的方式是努力改变自己在结构中的位置。

　　中国面子二重属性都是熟人社会中实现的，这是由中国语境中面子内涵决定的。在西方微观行动理论语境中，生产面子的条件是行动者的行为符合抽象普遍性的社会规范，面子可以在陌生人之间产生，面子发生在现代陌生人社会关系和结构中。在中国语境中，从质的层面看，由面子建构的关系是熟人社会关系，面子的价值性也是要从熟人中获得的；从量的层面看，面子的大小，是与具体的社会关系亲疏远近以及社会结构中位置高下等相关的。

　　费孝通先生将熟人社会关系形态概括为“差序格局”，并形象地描述说：

　　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1]。

　　在工具性层面，一个人所具备的面子，针对不同的交往对象所能够发挥作用的大小，恰恰是与这种“差序格局”向吻合的，呈现出“愈推愈远，愈推愈薄”的样态；当面子发挥建构社会关系功能时，能够将陌生人关系变成熟人关系和自己人关系，改变交往对象在“差序格局”中所处的位置。

　　阎云翔进一步将“差序格局”概念扩展到社会结构层面，他认为“差序格局”是个立体的结构,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差序格局的维系有赖于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异的不断再生产[12]。阎云翔所展示出“差序格局”中“序”的面向，就体现为熟人社会的层级上。在熟人社会内部，面子大小与层级序列构成对应关系，所处的层级越高，面子就越大，由面子带来的满足感就越多。因之就形成了熟人社会内部激烈的面子竞争，而获得面子的方式就是努力从低层层级上升到高层层级。

　　三、农民面子观的区域比较

　　中国人面子的熟人性，构成与西方微观行动理论中面子含义的根本差异。中国人所讲的面子，不是抽象的互动行为，面子是在具体对象、具体关系中，按照特殊主义原则进行交往而产生的。因此，中国语境中面子的含义是模糊多变的，很难精确地描述它，也很难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义。面子现象的复杂性，不仅来自于日常实践的复杂性，还与熟人社会的多样性有关。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研究一直遭受以下的困境，对于地域广大、数量庞大、形态差异极大的中国乡村社会，既不可能进行全面的研究，也不能进行整体性概括[②]。经过长期的调研，我们发现不同地区的农村具有不同的特征和性质，同时，相似的耕作方式、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导致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的村落的社会结构具有同构性，村落的性质也具有相似性。基于这样一种判断，贺雪峰提出区域类型建构方法，即尝试通过对具体村落的研究来达到对区域内村落一般性质的理解，通过对区域内不同村庄的研究来建立村庄意义上的区域农村类型，并通过不同区域农村研究来达到对区域类型本身的修正，并通过区域比较来逐步接近对中国农村一般性质的抽象和对中国农村的整体把握[13]。

　　基于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开发时期、移民与战乱历史、种植结构与水利条件、土地占有和使用方式、居住结构等六个方面的指标，贺雪峰将中国农村进行了类型建构，大致划分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北方村庄、南方村庄与中部村庄三种等类型[14]。这三种类型的村庄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横向社会关系与纵向社会结构的差异，就构成了农民面子观和面子实践形态差异的基础。

　　（一）北方农民的面子

　　所谓北方农村，主要是指华北地区的农村。该区域距离中央权力近，且长期受战乱影响，现有的村庄多数是由明朝及其后的移民形成的，受明初拟定的同姓不得移民一处政策的影响，村庄一般是由几个姓氏联合构成的，宗族组织因缺乏“单独发挥作用的地域基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而发育不充分[15]。在北方农村中，日常生产生活事务，一般是由以同姓家族构成的稳定互助合作圈子完成的。

　　受各个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北方农村一般具有如下特点：村庄规模较大，每个村庄一般是有两三个大姓组成，姓氏内部的血缘关系发达，认同度和一致行动能力较高，不同之间具有地缘关系，不同的姓氏家族通过合作与斗争而联合成为村庄。总体而言，北方农村形成了以家族（一般为20、30家）为单位的分裂的村庄结构，不同家族之间竞争性强，并且内部社会分层也比较明显。

　　北方农民的面子观深受这种分裂性与竞争性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北方农村中广泛地流传着“光棍[③]”和“眼子”这对对人称呼用语。所谓“光棍”是指那些“生活在面上”，能说会道，个人能力强，社会关系广，处处不吃亏的人；所谓“眼子”是指那些老实巴交，被人看不起，处处吃亏的人。“光棍”就是有面子的人，尽管这种人道德品质不一定很高，但他们却具有号召力，是积极分子，是“牵头者”，是矛盾的调解人，是说话有分量的人。相反，“眼子”可能为人很忠实，但却因为能力差而被人看不起，是没有面子的人。通过分析“光棍”和“眼子”这对人物形象，可以发现，在北方农村中，一个人所拥有的面子与他在村庄社会分层中的位置高度吻合。如果一个人家族大、兄弟多，个人能力强，且家庭条件不差，这个人就可以成为他们家族的代表，他在村庄中就会受人尊重；相反，一个人家族小，个人又不会为人处世，且家庭条件不好，这个人一定是最被人所看不起，这样的人在河南农村又被称为“死鳖户”（即一辈子翻不了身的意思）。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北方农村中，面子大小是与能力大小成正比例关系，与社会道德规范的关系不强。事实上，那些“眼子”恰恰是最为老实忠厚的，却因为能力差，而成为处处受气的“死鳖户”。分裂的村庄结构，导致了农民之间的竞争性较强。在北方村庄中，每个农民都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即要努力改变个人在村庄结构中的位置。在笔者调查走过的全国农村中，北方农村的纠纷是最多的，农民可能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打出手，甚至引起家族间的对峙。董磊明研究北方农村的日常纠纷发现，“所争议的（土地）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有的农民户间为了地界问题却陷入‘马拉松式’的斗争之中”，这类性质的纠纷不是抽象的“权利”纠纷，而是熟人生活纠纷，是“面子”之争，“这时他们所在意的，往往已经不是那么一点利益，而是‘一口气’[16]”。在北方农村竞争性的社会结构中，一个人如果在纠纷中退败下来，就会丧失“面子”，就有可能人认为是“好欺负的”，以后可能常被别人占便宜，从而沦落为“死鳖户”。竞争性与面子是一体两面的，它们都产生于分裂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并强化了这种结构。

　　在北方农村中，面子象征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有面子的人，在村庄生活中就会“吃得开”，在与别人打交道时，处处方便，体现了面子的工具性。并且，对于北方农民而言，面子本身就构成了生活的动力，有面子就意味着他在村庄中处于上层位置，意味着走到哪里，别人都要高看一眼。北方农民最大的生活动力来自于要让别人看得起，具体的方式是，积极地参与村庄社会竞争，努力改变自己在村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北方农民能够在这种微妙争夺面子的生活场景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二）南方农民的面子

　　所谓南方农村，主要是指华南地区的农村。尽管华南地区开发较晚，但长期避免遭受战乱影响，南方村庄一般都有700年以上的历史，因此村庄发育得比较完善。南方村庄一般是单姓集聚，远离国家政权中心，宗族组织发达。在南方宗族性村庄中，基于血缘建立的社会关系稳定紧密，形成了完整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南方农村表现出团结性和有序性的社会面貌。

　　基于团结的社会结构，南方农民形成了与北方农民不同的面子观。罗兴佐在江西农村调查时发现，当地农村存在所谓的“第三种力量”，“即村庄上出去的,在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村庄人称之为“在外面工作的人”)[17]”，这些人“对村庄事务的关切”,他们构成了村庄治理的重要力量。“第三种力量”也被称为“庄外的庄里人”，这个群体在生产、生活上基本脱离村庄，但他们的人生意义还要在村庄里实现。对于南方农民而言，在村庄之外取得成就并回报村庄是最有面子的事情。与北方农村不同在于，北方农民取得成功之后，就会立刻改变自己在村庄结构中的位置，从而使自己从“被别人看不起”变成为“看不起别人”，而南方农民取得成功之后，还必须要附属上为村庄做贡献这个条件，才能获得面子。

　　在南方农村中，面子是与村庄社会规范相关的，一个人能力强、成就大，只要他的行为不符合村庄规范，就会变成最没有面子的人。我在湖北大冶农村调研，当地有个人在县里当局长，村里修路他没有做贡献，清明回家所有农民都不搭理他，他的车还被村民推到水稻田里了。同样，对于生活在村庄里面的人也是如此，在村庄生活中，“黑着脸说直话”的人最有威望。所谓“黑着脸说直话”是指，按照村庄规范说话办事，这样人代表着公道而非个人立场，就能够得到村民的信任，成为最有面子的人。南方农民的面子观是建立在村庄道德价值规范意识基础上的。

　　在村庄生活中，没有道德规范意识的人，会被别人看不起，没有人愿意与其打交道，这种人被称为“鬼不缠的人”。从工具性层面上看，不按道德规范为人处世，就会丧失别人的尊重和信任，没有面子意味着没有人愿意与其打交道。从价值性层面上看，在南方村庄中，面子是村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的表达，是“村落文化的延续及其功能的现实化[18]”。在南方村庄中，面子本身不是终极价值，面子的价值来自于村庄价值规范体系。对于南方农民而言，面子本身不是生命的价值所在，面子也不能构成生活的最终动力。获得了面子是个体已经融入村庄社会规范体系的表现，南方农民很重视面子，但又区别于北方农民的“为面子而活”。

　　（三）中部农民的面子

　　所谓中部农村，主要包括分布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江汉平原、黔渝山区、成都平原，以及东北地区的农村。这些地区农村历史较短，开发较晚，是由明朝中期以后的多次移民逐步形成的。比如，我在湖北襄樊地区调研发现，当地村庄的居民分为四类，第一类被称为“老户”，一般是指最早由“江西填湖广”迁入的居民；第二类是解放前租种地主土地的“棚户”，经过解放后土改，落户当地的居民；第三类是人民公社时期，水库移民迁入本地的居民，如指丹江口水库移民；第四类是指分田到户以后，从山区自发移民到本地村落的居民。川渝地区村庄一般是由“湖广填四川”形成的，东北农村是经历过“闯关东”移民形成的。中部农村多姓杂居，每个村落一般由十个以上的姓氏构成，每个姓氏人数在几十人以下。在中部农村中，地缘替代血缘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形成了典型的“地缘村落”，农户间的独立性强，社会分层不明显，呈现出涣散的社会结构样态[19]。

　　中部农村缺乏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宗族和家族组织，包括排涝灌溉、防盗防匪、生产安排、红白喜事等，个体家庭无法解决的事务，主要依靠异姓的邻居来完成。在长期的交往中，每户村民都主动在村庄中建立和维系一定数量的相对固定互助关系。王铭铭研究表明，“在任何汉人社区，合作与互助受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定。合作与互助并不是超地方性的，而是与一定的地方社会关系的体系有密切的关系[20]”。在北方农村和南方农村，“互助圈子”是与家族或者宗族重合的，而在中部农村，稳定的互助关系是靠送人情的方式维系的。因此，中部农村的人情往来是相当频繁的[④]。

　　在中部农村调查农民人情现象时，农民说：“送人情就是给面子，你给我面子，我就给你面子”，农民还说：“我给你送人情，你不还人情，就是看不起我，以后帮忙时，面子上就抹不开”。中部农民眼中的面子既不是北方农民所看重的“地位和尊严”，也不是南方农民所看重的“规范和意义”，对于中部农民而言，面子是以人情为载体的交换工具，“礼尚往来”就是相互给面子。

　　在中部农村中，家庭之间缺乏先赋性的血缘关系，社会关系主要依靠后天建构建立的。横向看，缺乏明显的“以己为中心，愈推愈远，愈推愈薄”的“差序格局”形态，与之相应，每个农户都是平等地参与村庄生活，也缺乏阎云翔所讲的纵向“等级有序”的“差序格局”形态。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部农村涣散的村庄结构。这样的结构，既缺乏北方农村的竞争性，也缺乏南方农村的规范性。中部农民既不需要像北方农民那样，通过改变个人在村庄结构的位置来获得面子，也不需要像南方农民那样融入村庄规范来获得面子。中部农民所注重的面子，主要发挥着维系互助关系的功能，体现了较强的工具性和实用性。中部农民维持面子的方式侧重社会交往的技巧性，讲究平等待人，不占别人便宜，并要善于与人打交道。东北农民常常讲，“要会处关系”，芜湖农民讲“人情大如债，头顶锅儿卖”，川渝农民要求会“耍”等，都体现了社会交往的技巧性。

　　（四）面子的区域比较

　　基于面子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获得面子的方式和面子自身特性，可以将三个区域的面子现象进行对比分析，见表1。

　　表1 面子的区域比较

　　 村庄社会结构 面子的基础 面子的特性（强弱）

　　 工具性 价值性

　　北方农村 分裂且分层 村庄结构中的位置 中 强

　　南方农村 团结且有序 村庄价值规范体系 弱 中

　　中部农村 分散且平等 人情互动 强 弱

　　北方农村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混合形成的，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族，是村庄内部稳固的社会认同和行动单位，家族内部团结，家族之间斗争激烈，造成了分裂和分层的社会结构。北方农民能够在家族内部获得支持和保护，使得面子的工具性较中部农村弱，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每个农民都很在乎其所处的位置，对村庄位置的敏感性就表现为农民之间激烈的面子竞争，凸显出面子的价值性。

　　南方农村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族结构既能够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支持，也避免了内部的分裂，使得面子的工具性弱。又因为南方村庄发育完善，道德价值规范完整，面子是村庄价值规范的派生物，使得面子自身的价值性较北方农村弱。

　　中部农村是通过移民形成的，缺乏先赋性社会关系，农民必须要通过人情面子来维系稳定的互助关系，以备生产生活不时之需。在中部农村中，只有建立了人情关系后，两个农户才能够从熟人关系变成自己人关系，只有变成自己人关系之后，面子才能够发挥作用，出现困难时，对方才会义不容辞地进行帮助。通过人情往来建立的面子互换，为农民建立了信任感、亲密感和预期，面子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工具。对于中部农民而言，积累面子本身不构成目的，其价值性最弱。

　　四、面子与村庄社会变迁机制

　　抽象地讲，与“面子”相对的是“里子”，可以将面子理解为形式，将里子理解为内容，面子与里子是“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费孝通，1998:80）的关系。农民的面子是以村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农民的面子观可以看做是村庄社会性质在农民行为上的表达。因此，作为“里子”的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性，就表现为农民面子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看，乡村社会变迁必然会影响到农民的面子观，与之相对应，农民面子观的变化也会推动村庄社会变迁。

　　费孝通曾经从“名实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乡土社会变迁机制：

　　回到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说，反对被时间冲淡，成了“注释”。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对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明无违。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21]。

　　与费孝通描述的传统乡土社会缓慢变迁方式不同，当前中国农村在人口流动、市场经济冲击、现代文化输入等因素的影响下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被称为“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另外，费孝通对社会变迁中“名实关系”的论断，是在中国乡土社会以及整个中国历史过程的宏观层面上作出的。在微观层面上，农民的面子观及其实践形态与村庄社会变迁同样是相关联的。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论述社会变迁时说，“任何社会决不会有一天突然变出一个和旧有结构完全不同的样式，所谓社会变迁，不论怎么样快，也是逐步的；所有的，在一个时候说，总是整个结构中的一小部分[22]”。乡村社会中的“名实关系”就产生于这种变迁机制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贺雪峰认为“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是当前乡村中国巨变图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显著的方面[23]”，而所谓的农村基础，主要包括横向的乡村社会关系和纵向的乡村社会结构。当前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构成了农村社会基础变化的宏观背景。在具体的村庄社会中，人口的流动造成了村庄边界的开放，打工经济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当前的农民已经不再是“半身插入了土里”，村庄也不再是“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总体而言，宏观社会形式的变化，主要从两个方面改变农民的生活，一是经济上宽裕，二是生活选择增加。从个体角度看，农民普遍地面临这上述变化带来的新的生活机遇。

　　不同地区农村的农民，在面对同样的新机遇时，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因之造成的整体村庄变迁也是不一样的。本文接下来将从面子的角度，讨论在不同区域农村中，上述生活机遇变化，如何适应既存的村庄社会结构，并逐步带动整体的变动，在微观层面上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机制。

　　（一）北方农村的竞争性

　　申端锋研究河南农村变化时发现，新的生活机遇强化了传统的村庄权威结构，

　　这样一个权威结构，并没有因为外出务工和市场经济的影响而趋于瓦解，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外出务工和外出务工工作人员对家乡的权威结构很尊重，外出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有时候要给一些光棍带来一些外地的好烟尝尝，在外工作的人士回到家乡后，要摆个酒场请家乡的村干部和光棍们坐在一起吃饭喝酒[24]。

　　当前，新的生活机遇并没有改变北方农村传统的面子生产体系，那些有面子的“光棍”依然是得罪不起的，正如农民所言，“你出去了，你的父母都在这，你不能这些人，这个东西不会消失，对社会有好处，现在也不是拉山头[25]”。对于绝大多数北方农民而言，尽管他们可以在村庄之外的挣钱、生活，但是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依然需要维持，所以，那些外出的农民依然要受到分裂且分层的村庄社会结构的制约。在当前的城市化模式下，很少有农民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农民很难彻底地融入城市生活，也很难切断与村庄的联系，正如农民自己所言，“我们是撑不出的土船”。

　　换一个角度看，新的生活机遇打破了传统时期村庄内部相对稳定固化的社会结构。当前市场经济兴起和村庄的开放，为个体农民短期内改变家庭经济状况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农村孩子也可以通过考大学改变自己的身份。这样一来，新的生活机遇加剧了村庄内部的竞争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映的时传统时期家庭地位变迁情形，在新的生活机遇中，很多农民可以通过勤劳致富，也可以考学、考公务员，一次成功就可能从村庄底层变成村庄上层。因此，当前北方村庄的竞争性，较传统时期更加激烈了。

　　在村庄分层中的竞争，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贺雪峰在安阳农村调研时发现，当期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建房竞争，当地农民将房子建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花的钱也越来越多。笔者在豫东地区调研时，发现当地出现了彩礼竞争，当地社会产生了“谁家女儿彩礼要的少，说明他家女儿有问题”社会话语，彩礼要的越多，证明女方有本事，造成当地农村的婚姻成本越来越高[26]。还有的地区，发生了丧葬竞争，丧事办的越是热闹，放的鞭炮越多，请来表演的歌舞团越“新潮”，主人家就越有面子。

　　当前北方农村社会竞争，造成了面子异化，即单纯地为了追求面子，而不注重事物的实用性。比如，贺雪峰调查建房竞争时发现，“外面装饰很好，看起来很有气势的房子里面，却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桌子和一把像样的椅子。房子的外墙贴有漂亮的瓷砖，内墙却是清水墙[27]”。北方农村普遍存在的各种竞争都与上述情况相类似，真正验证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俗语。

　　新的生活机遇为农民改变其在村庄结构中的位置提供了可能性，所以，每个农民都会奋力去做，企图变成村庄中有面子的人。当每个农民都这样努力时，村庄内部的竞争性加剧，稍不努力，位于顶层的农民就可能被其他人所超越，因此，农民的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相应的是，承载社会竞争的事物标准也越变越高，比如，房子样式翻新的越来越快，彩礼花样越来越多，等等。这样一来，北方农村面子的价值性进一步被强化，事物自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就被忽视，社会变迁表现出“名实分离”的样态。

　　（二）南方农村的保守性

　　1980年代以来的，伴随着市场经济兴起和社会开放，各地农村出现了续谱、恢复祠堂和村庙等活动，尤其以南方农村为甚，诸多的研究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现象。折晓叶研究了乡村工业化与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家族复兴现象后，总结说：

　　可以肯定地说，家族在这个村的重建，决不是简单地恢复多年被压抑的寻根寻祖情结和家族组织形态，而是让家族扮演新的角色，对家族关系进行创造性的再利用的过程。本书正是在上述两条基线的基础上来讨论村庄变迁的型式的，并且将这种变迁型式概括为村庄的“再造”型式[28]。

　　其实，王铭铭研究的福建溪村与折晓叶研究的广东万丰村，都属于南方村庄。本文将同样的村庄变迁现象，放置到特定的南方村庄语境中讨论，则可以看到其他作者所忽视的微观机制。

　　同样面对新的生活机遇，南方农民的反应与北方农民有很大差异。罗兴佐在分析“第三种力量”时说：“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它反映了传统村落的生活逻辑,它所表达的是村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29]”。江西农村的“第三种力量”表明，新的生活机遇强化了传统的村庄价值规范体系。对于南方农民而言，在家乡之外获得成功，必须要转化为对村庄的贡献。不仅生活在村庄中的人，对那些在外取得成就的人有如此期待，而且，那些成功者本人也有如此冲动。在某种意义上讲，个体的成功是手段，以回报家乡的方式，进入村庄道德价值体系才是终极目的。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成功者会得到村民的赞同，其本人也将获得满足感。

　　一方面，对于那些成功者而言，他们既可以将个体的成就转化成为面子，为个体奋斗提供动力；另一方面，南方村庄团结且有序的社会结构，使得个体的成功要融入到传统的村庄价值规范体系中去，避免了陷入北方农村的面子竞争异化。当前南方农村中的宗族文化复兴，是新的生活机遇与传统村庄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在南方农村调研时，经常会碰到外出做生意、做官的人，为村里捐钱、捐物建设公共物品的事情。这是南方村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当代延续。

　　南方农民的面子产生于个体行为与村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的吻合，这样的面子生产机制，成功地将得新的生活机遇转化成为滋生村庄传统的资源，避免了“名实分离”。如是，南方农村普遍地发生了王铭铭所观察到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会复兴[30]”的状况。南方农村的保守性使得，新的生活机遇所造成的个体命运改变和村庄社会的局部变化，被吸纳到传统的村庄价值规范体系中去，在短期内，整体结构变化不明显，村庄社会变迁表现为“名实相符”的样态。

　　（三）中部农村的开放性

　　费孝通先生从人口迁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的封闭性：

　　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任[31]。

　　费孝通描述的情况，在当前的南方村庄和北方村庄，依然普遍存在。外人迁居到血缘关系发达的村庄，很难融入先赋性的社会关系中，日常生产生活中遭遇困难时，得不到有效的帮助，也很难得到当地人的认同，所以南方和北方村庄依然保持了封闭性。中部农村血缘关系不发达，各种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造成了村庄的开放性。我们在中部农村调研时，发现外人移居到当地很容易落脚，本地人若有机会也很愿意搬迁出村庄。

　　对于中部农民言，通过人情面子维系着的后天建构性社会关系，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和实用性，情感色彩与伦理色彩较弱。社会关系的维持主要取决于该关系能否实现特定的目的，有需求时，村民就会主动付出金钱和感情来建构社会关系；没有需求时，村民就会自动退出人情关系和互助关系。村庄作为一个人情圈和互助圈就具有较强的功能性。中部农民是否选择在村落内部生活，或者是否维持村落内部社会关系，主要决定于村落是否能够满足其需求。因此，在面临着新的生活机遇时，中部农民会理性算计是否继续村庄中的人情面子关系，凸显了中部农村面子的强工具性色彩。

　　当前，江汉平原农村普遍存在“撘地卖房”的现象，即当地农民在城市中买房子安家后，就将村庄中房子连同2亩田（当地称为“口粮田）以几万元的价格卖给从山区搬迁来的农民。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中部农村，在北方农村和南方农村，农民不可能如此决绝地切断与村庄的联系，即使搬出村庄的人依然保留“根”的意识。我在江汉平原农村问到农民关于“根”的问题时，当地农民给的回答是：“根？哪里又不是根啊？”，其实，中部农民没有“根”的概念，他们不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只追求当下生活舒适状态。

　　在南方农民和北方农民眼中，村庄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地域结构，而且安身立命的场所，是落叶归根的地方，村庄具有价值性。正是村庄的价值性和“根”的意义，使得北方农民和南方农民的面子具有价值性。北方和南方农民面子的价值性，激励他们在新的生活机遇面临时，要回归到村庄结构和村庄价值体系中去寻找个体命运改变所具有的意义。因此，北方农村和南方农村中的局部变迁以不同的具体方式都强化了传统整体结构。中部农村的开放性，本质上体现了村庄功能性，表现为个体农民抓住新的生活机遇并改变个人的命运时，就会选择切断村庄中的工具性社会关系，局部的变化并不影响村庄的整体结构和性质。在新的生活机遇面前，中部农民不需要为生活状态的改变寻找某种合法性，在新的生活机遇潮流中，中部农村既不会被某种“传统”所束缚，也不会沿着某个被规定的方向改变，中部农村社会变迁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表现出“有实无名”的样态。

　　五、结论

　　本文将面子这一日常生活现象，放在中国乡村社会语境中讨论，避免抽象地进行概念辨析。面子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内涵，超越了西方社会学微观行动理论中互动的技术性面向，包含了本体性意义。中国社会生活的面子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建立在熟悉感、亲密感和预期基础上的，通过面子不仅能够建立高度信任和责任的自己人关系，面子本身也构成了行动的目的，面子的二重属性都是在熟人社会中产生的。因此，本文是将面子放在熟人社会范畴中讨论的。

　　中国熟人社会的面子不是抽象的技术性互动手段，它所包含的丰富性和模糊性都产生于具体的生活语境。因而，关于面子的讨论必须要进一步深入到对其发生语境的讨论，即具体分析面子在乡村生活中是如何发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性，构成了农民面子观区域差异的基础，也构成了区域类型建构的方法论基础。

　　面子对于不同地区农民具有不同的意义，当宏观社会变革为个体带来新的生活机遇时，处于特定村庄生活“场域”中的农民，就会做出符合“惯习”的行为选择，透过农民的面子观，可以理解当前宏观的社会变革潮流是如何影响具体的农民生活的，并通过个体的行为推动乡村生活“场域”的结构性变动。

　　总而言之，熟人社会的面子沟通了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建立了个体农民与村庄熟人社会之间的联系，在局部社会变化与整体社会结构变迁之间建立了关联。探讨熟人社会的面子现象，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生活与中国社会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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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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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罗兴佐.第三种力量[J].浙江学刊,2002,(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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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2.

　　

　　[①]本文属于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化背景下村庄变迁及其区域差异研究”（11BSH024）阶段成果。

　　[②]社区研究尝试通过对具体社区个案进行“解剖麻雀”，而达到对一般社会结构的理解。这样的研究策略一直遭遇到了批评，即社区个案研究无法达到对由无限村落构成的中国农村的一般理解。实际上，费孝通先生早期即尝试引入“类型比较法”来突破这一方法论上的困境。

　　[③] 此处的“光棍”是河南等北方农村方言词语，与“光棍汉”（没有娶媳妇的成年男子）不同，特指村庄中有面子的人。

[④] 宋丽娜的博士论文比较了北方农村、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的人情现象，发现三个地区人情规则、互动频度、人情内涵等，都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北方和南方农村的人情关系是附着在血缘关系上的，而中部农民的人情关系是独立的，并且，在中部农村中人情关系是家庭之外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因而，中部农村的人情关系表现出高频度和工具性特征。参见《人情的社会基础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