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

梁启超一生研究兴趣广泛、涉猎领域广博、著作等身，为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正因此，学术界业已形成对其学术思想和方法进行研究的专门领域。然而，在众多研究中，对其关于社会学方面的思考和见解却鲜有人论及。其实，梁启超不仅对舶来于西方的社会学有所认识，还曾就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发表过专门讲演。 　　

　　 重点阐述对历史事实的研究 　　

　　 这场讲演是梁启超受燕京大学社会学会之邀在该校所发表的，讲演内容经周传儒记录和整理，刊登在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社会学界》创刊号上，题为《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 　　

　　 为了能够让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意识到在国内开展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与意义，倡导他们真正将其重视起来并加深各自研究的兴趣，梁启超一方面指明该领域的研究对世界学术发展所肩负责任之重大，另一方面则论证中国人在社会学研究方面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他从时间的维度出发，将社会学分为对“现在的情形”的研究和对“历史的事实”的研究，并且强调两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可偏废。这是他对社会学的基本看法，也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 　　

　　 针对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现在的情形”已经开展了为数不少的实地调查，而对于历史事实的研究还未开始的现状，梁启超选择在讲演中重点阐述如何开展对于历史事实的研究。 　　

　　 首先，他介绍了研究历史事实的工作顺序。第一步是努力探求历史的真相。第二步是详细考察历史所以发生的原因。第三步则是观察某一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当时的制度和风俗对于某一历史自身变迁的影响和某一历史自身的变迁对当时或者后来的风俗与制度的影响。第四步是学理方面的批评。第五步是为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手段。梁启超认为，研究社会学的目的就在于解决现代民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则需自己去做决定，不能用其他国家的方法作为标准。 　　

　　 从方法论角度来讲，这种研究的态度和主张属于实证主义的范畴，即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去发现和获得，而不可不加反思地用已经存在的原理和标准去判定本来就差异分殊的问题，并以此来指导问题的解决。他集中论述了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 　　

　　 关于搜集研究资料，他认为主要包括实地调查、发掘考察历史文物，以及分析书本资料三种方法。这里的实地调查不同于对“现在的情形”进行研究时去实地调查并搜集研究材料的方法，它主要关注的是历史遗迹，也就是通过实地调查去发现古代社会与文化生活方面的留存物，以此为根据来研究和分析历史事实。 　　

　　 梁启超认为书本资料尽管有些抽象，甚至多少还有些空泛，但是却最为丰富也最容易获得，因此在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实地发掘历史资料时先以书本资料进行研究也未尝不可。对此，他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着重强调了除众所周知的常用资料外，法典、笔记、小说和诗歌四种书本资料更为重要。 　三类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历史上一般的社会状况和当时的风俗习惯给予了充分的强调和重视，而非像以往历史学那样，仅仅去关注帝王将相的政治史，相反，他更多关注的是民间的社会史和文化史，这一点与后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的主张有不少相似之处，体现了在中国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重要主张，当然，梁启超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观点，与他对历史学与社会学学术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也不无关系。 　　

　　 提出社会学与历史学有密切关系 　　

　　 纵观梁启超的所有著述，这场讲演的内容可以看作是他关于中国社会学最为集中的论述，或许也是唯一一次专门的探讨。因此，重新阅读和品析这一讲演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梁启超的社会学思想和方法形成清晰的认识。实际上，他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认识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严复、章太炎以及康有为的影响。 　　

　　 众所周知，社会学引入中国经历了由“群学”至“社会学”的名称转换。一般认为，最早在中国提出并使用“群学”一词的是严复，他依据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在1903年翻译出版了《群学肄言》一书。但实际上早在这本书之前，甚至比1898年其译毕《天演论》还要早，他就已经翻译过社会学著作并使用了“群学”一词。与严复不同，谭嗣同在《仁学》中采用的是“社会学”这一用法。韩昙首则在1898年6月至10月翻译了《社会学新义》一书，连载于在日本神户出版的《东亚报》上。后来，章太炎于1902年翻译出版了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推动了“社会学”在中国替代“群学”一词的进程。1896年，康有为曾编写《日本书目志》一书，其中列出21种社会学方面的书籍。1901年，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论及“教育家之康南海”时，曾绘制一幅反映长兴学舍纲领与旨趣的学表，在学科一部分，群学被列入经世之学，与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并立。 　　

　　 梁启超在1902年3月10日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史学之界说》一文中认为：群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一道都接近于历史界的范围，与研究天然界的学问相比，其研究较为不易。并且指出，当时国内史学界只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并提出群学是与历史学有直接关系的学科。 　　

梁启超对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认识为他在后来的讲演中进一步讨论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历史事实奠定了基础。对历史学而言，他主张借用社会学来对以往的中国历史学研究作出补充和完善，并以此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重新解释与分析中国浩瀚如烟的历史资料。对社会学来说，他强调关注中国的历史资料，为该学科的研究者指明了可进一步开掘与拓展的新领域。他对中国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互惠关系的阐释，对当今中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发展而言也不乏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遗憾的是，学界忽视了对他这一思想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