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开始设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觅

著名社会学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一生倡导学术救国。纵观其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农村建设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性质的改变、学术背景的变化、农村具体问题的变化等，费孝通对于农村的社会学研究，经历了改良、革命和改革三个思想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走改良主义路线

　　 清末民国初期，中国社会面临全面转型，农村传统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外来资本入侵的双重压迫下日益衰败，数亿农民生活困苦，经济面临破产，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的步伐。在这种背景下，部分社会学者认为,要救国，首先要救农村、救农民。为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倡导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等运动，他们既不支持国民党对农村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又不敢主张共产党人以革命方式消灭封建土地占有方式，而是希望采取中间的改良方式。

　　 在此期间，费孝通先生声称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对农村的研究也是持改良的态度。在他发表的《江村经济》一书的第十一章中，费孝通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借用了马林诺夫斯基在《珊瑚园和它们的巫术》（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中提出的“土地的占有不仅是一种法律体系，也是一个经济事实”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学说。在该书的第十六章，他提出了开展合理有效的土地改革，也就是减收地租，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工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抵抗西方列强对中国农村的经济入侵。他提倡扶持农村传统的手工业和企业，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发展农村的民族工业来救国。虽然在当时，这些已经是比较进步的观点，但显然也是属于改良主义的主张，因为他的观点不涉及阶级分析，也不主张土地革命。在《中国士绅》中，费孝通也没有看到农民阶级的力量和历史使命, 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士绅中的开明分子，并称这些开明分子是“一个对中国现代化负有责任的阶级”。

　　 同一时期，毛泽东也对农村做了大量的考察，他的主张与当时社会学界对农村发展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毛泽东主张土地革命，倡导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实现救国之目的。而当时社会学家对农村的调查多是停留在描述社会现象的层面。比如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涉及定县的历史、地理、风俗、财政、借贷等等，可谓面面俱到，描述了农村普遍存在的“愚”、“穷”、“弱”、“私”等现象，但始终不能揭示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即阶级剥削。

　　 总之，以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对于农村社区的研究，是完全走改良主义路线的，虽然其中一些观点具有进步意义，但呈现的仍旧是一种“隔靴搔痒”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张阶级斗争分析

　　 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再次掀起高潮，对学术界也产生了极大影响，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社会学出现了危机。面对动荡的社会，一些西方社会学者开始设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觅解决危机的方法。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的地位也得到了认可。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胜利，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全面转型。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学研究一直走的改良主义的老路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1949年燕京大学社会学座谈会中，学者反思了社会学之过去，他们认为“过去研究观点缺乏发展的辩证的看法，在立场上未能坚决站在新兴立场上研究，是过去数十年来社会学贡献功效极少的基本原因。因此今后愿学习采取马列主义观点、立场、方法，适应社会需要，针对中国实际问题之解决，谋求社会学之发展”。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通过一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大部分知识分子摆脱了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接受了马列主义。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民族学者、社会学者也接受了苏维埃学派的研究方法，立场完全站到马克思主义一边，主张阶级斗争分析法。

　　 虽然从1952年开始，社会学专业陆续被撤销，但一部分社会学者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仍在继续进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和调查，写下了大量调查报告，这些研究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来进行分析的。比如1957年费孝通在《新观察》发表的《重访江村》、李景汉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北京郊区农村家庭之今昔》，还有在此期间潘光旦对土家族的调查研究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对于农村社区的研究成果中，比较著名的就是《重访江村》了。1957年他在《新观察》的第11期和12期上先后发表了《重访江村》上编、下编。

　　 在这篇文章中可以发现，费孝通此时已经有了巨大的思想转变：“21年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级社会，现在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取消了剥削的集体所有制的社会。在这方面这个农村的面貌已起根本变化，和过去完全不同了。”“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是痛苦的，因为它是通过剥削来实现积累的。” 由此可见，他已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分析中国农村社会。

　　 他还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江村的研究中。他认为，社会主义能够推动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但还是需要积累，积累需要依靠劳动者的自觉，积累下来的财富是属于劳动者自己的。而且在社会主义的早期，广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必然要出现强烈的积累需求，而非资产阶级早期的那些企业家。这些看法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学派观点而得出的，是属于革命性质的，并且进行了阶级分析。对比新中国成立前他对于江村的研究，在性质上已有很大不同。

　　 改革开放以来：鼓励农村进行体制改革

　　 1978年，全国上下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第二年，社会学学科得到了恢复与重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首先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制度打破了以前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模式，把土地承包给农民，让农民可以对土地进行经营和使用，所有权是属于集体的。改革开放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但也给农村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1985年，费孝通第九次去江村调查访问，此后发表了《九访江村》。在《九访江村》第四部分，对于乡镇工业刚刚发展就要暂停这一问题，他写道：“我以为宏观控制的对象是失控，乡镇企业并没有失控，自然它就不应当成为控制的对象。”可见，他认为不应该限制乡镇企业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村解决农业劳动力过剩和乡村发展繁荣的道路。

　　 此后他又提到，要想减轻农业负担，改革农业技术，建立服务体系，必须依靠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但这在当时的农业是无法自给的。他认为，农业由小农经济向规模经济过渡，必须要依靠草根工业。这种规模经济可以为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创造条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显然，农村体制改革已要求更上一层楼。这也应当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农村是乡镇工业的基地，乡镇工业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不能放松农村本身的调查研究。”这说明，他鼓励在农村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并且要通过乡镇工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问题。

　　 这一观点也是他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工业救农村的思想的发展，但此时的观点已站在另一个高度，属于改革的观点。

　　   结 论

　　 费孝通所做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围绕着农村问题，这也是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所在。上述这三个阶段的观点都是在面临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提出的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他的理论成果离不开对每次社会转型的洞察，离不开从农村实际出发来对新问题进行了思考，离不开他在不同时期对自己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的更新。

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费孝通对于农村发展的观点有明显差异，但他对农村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共同点。在研究方法上，他每次都是深入农村，亲身了解农村的实际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方法，从中发展社会学的农村问题理论，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在研究目标上，这三个阶段的研究无不是为了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从而推动国家的进步，让社会学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服务。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他及时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一社会发展的中心，大力倡导发展乡镇工业，不仅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充满光明的道路，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