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经济中的森林问题
王宏昌
本文认为，我国森林资源被人为破坏自古亘今持续7千多年，这种趋势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才有改变，但森林和草地少至今仍是困扰我国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文章在总结我国经验和借鉴外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实施生态经济系统改进的建议，并对其中若干问题或项目进行了设计。作者认为，国家营林与群众营林，重点要放在群众营林上;而群众营林又需要将义务植树和“经济植树”结合起来，并把重点放在“经济植树”上。为此，有必要推广办合作社的做法，依靠综合经营，兼顾长期、中期和短期利益，使林业经营有利可图;财政和银行也应在资金上提供适当支持;与此相配合，还要解决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破坏森林持续7千年
森林曾经覆盖地球陆地面积的一半，说明树木是非常适合在地球上生长，有强大生命力的生物。经过多少世纪毁林垦荒、过度采伐以及森林火灾，现在地球陆地面积中仍有1/3覆盖着森林，自然界对人类的恩赐不可谓不厚。中国位于北温带，北到大兴安岭，南至南中国海中的岛屿，莫不可以生长树木。今日童山濯濯，像是不毛之地的许多环境，古代曾是林木葱茏的绿色乐园。例如《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盐铁论》说:“蜀、陇有名材之林。”“隋、唐之材不可胜用。”可见汉初甘肃和山西是木材产区。汉宣帝时赵充国在今青海湟源乐都一带屯田，曾“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用以修缮邮亭，而现在青海省的建筑用材来自遥远的黑龙江。
旧石器时代人类过着渔猎采集生活，只能适应环境，不会去改造环境。新石器时代有了农业和制陶手工业，开始改造环境。从公元前约5千年起，在今天的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宁夏、甘肃等地区陆续出现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时期的古人过着农业、渔猎、采集、手工业的混合经济生活。其中粮食的种植愈来愈重要，因为粮食便于储存，利于保障人类的生活稳定。约在公元前3千年左右在今山东、河南、陕西、河北、辽宁等地出现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由于木耒、骨铲，石镰和蚌镰的出现，此时农业技术比仰韶文化时有所提高。龙山文化晚期可能进入传说中的夏代。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夏初，农业在黄河流域已发展了约3千年。农业的发展当时是以破坏森林为代价的。《管子，揆度》说:“黄帝之王，……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这是对实行“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的真实写照。此外，当时的制陶业和建筑业也需要木材，特别是木结构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风格。
在有森林的地区，地上有草本和枯枝落叶，降雨后水分缓慢地下渗到土壤，土壤水分饱和后才产生径流。森林对水源起着保护、涵养的作用。据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峰水土试验站观测，降水强度为7毫米/小时，林地不产生径流，而无林地的径流系数为4%;降水强度为15毫米/小时，林地径流系数为1%，无林地径流系数为58%。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又是世界上有名的黄土集中区。我国黄土分布在山西、陕北、甘肃、豫西、青海东北部、宁夏等地。由于黄土层物质细小均匀，较松散，多垂直裂隙，如无森林植被及其地下发达的根系起固定作用，易被流水冲刷侵蚀。所引起的水土流失，能使土壤内含水肥减少，破坏耕地;能使河流泥沙增多，河床淤浅淤高，引起河水泛滥。黄河在古代称为河，唐代起才称黄河，说明以前泥沙不那么多，水色不黄。许多住在河边的民族有古代洪水传说，诺亚方舟的故事反映6千年前在小亚细亚和东非发生的洪水。夏禹治水约在4200年前，在那次全球性洪水后约两千年。这可能是破坏森林达3千年之久所造成的或所加剧的有记载的第一次黄河大水灾。
商代可能已有牛耕。粮食作物有禾、稻、稷、麦、黍等，并且种植果、桑、栗等树木。大量酿酒，说明农业发达。祭祀大量用牲畜，有一次用牛三四百头的，说明畜牧业也很兴旺。畜牧业有两类，草原畜牧业和农业区的畜牧业。据欧文·拉铁摩尔的意见，蒙古草原的畜牧业在历史上出现较晚。散处黄河流域的戎狄对精耕细作的农业不能适应，逐渐向北迁徙，最后进入蒙古草原成为游牧民族，时间可能是东周晚期。商代是在农业区域中夹杂着草场和森林，饲养牛羊，那是一种混合农业。
周天子对诸侯或公卿大夫分封采邑或赐田。受封者除对采邑有政治管辖权以外，把一些土地赐给士(武士)，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征收劳役及实物租税。而且有所谓“山泽之禁”，采邑中的山泽由诸侯或大夫专利，庶民不得擅自砍伐森林、采矿、烧炭、煮盐等。《管子·小匡》说:“泽立三虞，山立三衡”。虞是管川泽之官，《周礼》有泽虞之官;衡，或称衡鹿，是管山林之官，《周礼》有山虞林衡之官。《左传》昭公三年，齐国大夫晏婴告诉晋国大夫叔向，陈氏收买人心，齐国将归陈氏所有:“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始，弗加于海。”陈氏山上的木材在市场上廉价卖给人民，价格不比在山上贵;把鱼盐水产在市场上廉价卖给人民，价格不比在海边贵。昭公20年，晏婴直率地说齐景公已没有前途:“不可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舟鲛、虞候，祈望是管理泽、薮，海产的官。齐侯专利不与民共之。
贵族把山林当做矿产来采伐，不会考虑更新问题。孟子提出意见，“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不要在生长季节砍伐山林，待深秋草木零落然后进山，这是保护森林资源的一种方法。孟子所以提出这个意见，正因为贵族们做不到。孟子又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这是针对领主和农民说的。《诗经》中提到桑的诗句非常多。如“期我乎桑中”，“说于桑田”，“无食桑葚”，“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言采其桑”，“桑者闲闲兮”，“阪有桑”，“爰求柔桑”，“蚕月条桑，取彼斧折，以伐远扬，猗彼女桑”，等等。有桑林、桑田，墙下种桑，坡地种桑。古代没有棉花和化纤，麻布是大众衣料，丝绸是高级衣料，蚕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可能高于现代。周代的农田不仅有一年生农作物，也有树类农作物桑和果。农田由休闲轮作逐步演化为精耕连作，土地得以充分利用;山林却只砍不种，渐趋凋零。山与田的不同演化，对后世的生态系统影响很大。据《汉书·沟洫志》记载，战国时齐，魏、赵始作黄河堤。说明黄河水泛滥较前更加频繁。
战国时代，各国的贵族权力被削弱，政权集中于国君，领主社会变成地主社会。虽然仍有封邑，封君的相已由国君委派，其职权相当于郡守，封邑成为食邑。在政治上封建贵族已被郡县官吏代替，山泽专利权自然随之集中到各国的朝廷，秦始皇只是把郡县制度推广于全中国，山泽专利权更加集中。
封建领主把山林作为私有财产，看守管理较严。山泽之利一旦集中到朝廷，郡县官吏对山林的看守管理比较松懈，民间矿冶业因之有所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货殖传》说，“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猗顿用监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靠冶铁发财的还有程郑，孔氏、曹邴氏等。汉初正式宣布“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更使私营矿冶合法化。开发山区需要一定规模。《盐铁论》中说:“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汉武帝为了财政收入，重申山泽之禁，盐铁国营，或官督商营。冶铁炼铜以木炭为燃料，烧炭业随之发展。汉元帝时御史大夫贡禹已觉察到冶炼烧炭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他说:“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早在汉武帝元光三年，河水就决濮阳，汜郡十六。其后，武帝曾亲临现场，堵塞决口，命令自将军以下皆负薪置决河。可是当地没有树，百姓平时烧草。武帝悼功之刁;成，做歌，有“河伯许兮薪不属”之句。河神已同意，可惜已没有木材。
隋、唐之初以及北魏孝文帝都曾弛山泽之禁。其实当中央政权衰弱时，即使有禁也等于无禁。然而平民百姓没有力量进山做规模经营，得利的是豪强地主。而且政策不稳定，地权不明确，农民也不可能有在山上植树造林的长远打算。
黄河中下游和渭水流域是古代文化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也是森林受破坏时间最长的地区。但是离这个地区较远的地方，特别是南方，仍然森林茂密。
距今6千年前江淮地区出现青莲岗文化，江汉地区出现仰韶文化。商朝的武丁曾南伐荆楚以及江淮流域的虎方，文丁曾征伐归国(今湖北秭归)，帝乙和纣先后征伐江淮之间的夷方。周文王的两个伯父泰伯、仲雍率领一部分周人到今江苏省与当地居民结合建立吴国;周成王把西部的虞侯改封到宜国，在今江苏丹徒。周朝沿汉水北岸分封许多姬姓诸侯，如在今湖北随县的随国。楚国原居淮河下游，向西发展，开拓了长江中游的大片土地。在吴国的南方出现了由夏人和楚人同当地人民结合建立的越国。《吴越春秋》记载公元前487年，勾践命“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越绝书》记载，公元前472年，勾践“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
尽管南方很早就有人类的活动，但是从古人看起来，南方炎热潮湿，森林茂盛，毒蛇猛兽，瘴疠蔓延，十分可怕。《史记·货殖列传》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所以当时南方人口较少，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当黄河流域的森林被破坏殆尽时，南方仍在实行刀耕火种。《汉书·地理志》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盐铁论》说:“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树粟，火耕而水褥。”《汉书》卷六《武帝纪》说:“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北方发生战乱或灾荒则人口向南方迁移。《汉书·高帝纪》:“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汉武帝时关东贫民迁徙会稽者约14.5万人。山东受水灾，汉武帝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后汉书·李忠传》说，3年间丹阳来了流民5万余人。《三国志·张昭传》说:“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三国志·卫觊传》讲:“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两晋南北朝时代人民为了避难大量南移。《晋书·王导传》谓:“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由于流寓在江东的人口甚多，东晋政府在江南各地用流民原来所属的郡县旧名侨立郡县，例如在江南设立淮南郡、弘农郡、河东郡等，在今镇江设兖州。到了唐代在安史之乱后人民逃往南方的更多。《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六记载了南宋初北方人民的逃难情况，说:“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
由于中原人口大量南移，江南地区很快迈出原始的租放农业阶段，进入春耕细作的阶段。到公元792年，唐代官员权德舆指出:“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此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不过当时南方森林资源仍很可观。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安徽桐城“多猛虎毒虺。元和八年，令韩暖焚荡草木，其害遂除。”直到公元10世纪中，江南山区仍有象群出没。如果没有森林，就不会有那些大动物的栖息之地。而且，此时北人南迁后并不愿意离开平原进入山区，通常采取围垦湖泊、提高复种指数、垦殖海涂等措施来增产粮食。
明末清初的情况就不同了，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地人民有许多迫于生计而进山垦殖。《万历永福县志》卷一载:“邑居万山之中，地之平旷者，不得什一……至于引水不及之处，则漳泉延汀之民，种菁种蔗，伐山采木，其利乃倍于田。久之穷冈邃谷，无非客民”。雍正二年江西巡抚裴摔度说:“有远在山菁、星散各居者，有土民雇其佣工、地主招其垦田者.有山主利其力、作曲为隐庇者，或种靛麻，或种茶烟，或佃耕做纸，统名之日棚民。”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讲道:“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做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做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乾隆福宁府志》卷十二载:“闽地多属官山，砍伐无禁，生长枝柯，即破樵采;甚至掘取其根，以供炊爨，不复滋生，遂成童山。至有主之山，其勤俭者，俱于山上种植松杉竹木桐茶等树，获利甚多;其懒惰者，山有小树即寻斧柯，止顾目前，不为远计，遂至美材不生。”光绪《于潜县志》卷十八说该县在乾隆时“将山租安庆人种作苞芦”(即玉米)。《民国南平县志》卷十一讲:“依山傍谷、诛茅缚屋而居，曰棚民。携山禾山芋桐茶杉漆靛芋蕃薯之种，挈眷而来，披荆棘、驱狐狸种之，率皆汀泉漳永之民。三四年后，土瘠薄，辄转徙。”光绪《余杭县志》卷三十八记载该县种植番薯后“山遭垦松，遇潦即沙土随水入河，屡为农田水利之患。”光绪《宣平县志》卷十七记载该县种玉米的后果:“山中种此，则土松石出，每逢大雨，山石随势下坍，溪涧填淤。宣(平)自嘉庆五年大水，溪潭患沙石堆积，水不能蓄，职是之故。然山种苞芦十年必败，并不可栽竹木，利尽而害随至矣。”
这样，随着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当地的森林资源也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抗日战争时期笔者在闽西长汀上学，看到到处童山濯濯，深以为异。福建气候温暖，雨水充足，只是因为都是无主官山，谁都不肯去种树。明清以来人民为生计所迫进山垦荒，破坏原始植被种粮食，以致水土流失。进山多种粮食而少种林木，因为只有粮食能解决眼前生活问题。何况在官山上种树，对将来的经济利益能否归己，也存疑虑。
在漫长的历史中，修桥铺路，植树造林，古来被认为是益事。历代不少政治家提倡植树，汉宣帝时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令口种—“树榆”。三国时魏郡太守郑浑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公元458年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令。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即不栽树的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依良。男夫1人另给田20亩，种桑50树，枣5株，榆3根。非桑之土，夫给1亩，种榆、枣。唐承魏制，永业田上，“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至明朝，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5亩至10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10亩以上倍之。不执行命令要处罚，不种桑的罚绢1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1匹。洪武元年把这项制度推广到全国。二十四年于南京朝阳门钟山之麓，种桐、棕、漆树5千余万株，岁收桐油棕漆，为修建海船之用。二十五年令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桑两百株、枣两百株、柿两百株。令天下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随地宜种柿栗胡桃等物，以备岁歉。二十七年令户部教天下百姓务要多种桑枣和棉花，并教以种植之法。每1户初年种桑枣两百株，次年4百株，三年6百株。栽种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充军。到二十八年湖广报告所属郡县已种果木8439万株。全国估计在10亿株以上。及至近代，左宗棠在丝绸之路上种树;孙中山提倡植树造林，后人将他的逝世纪念日定为植树节，如此等等。
不过一时的植树运动很难与无时不有、无所不在、为眼前利益所驱使的破坏森林的力量相拮抗。而且森林被彻底破坏后，木材和烧柴极度匮乏，即使有人种树，不旋踵即被破坏。这种情况在唐代已经发生。《旧唐书·武宗纪》讲:“会昌二年四月，敕劝课种桑，比有敕命。如能增数，每岁申闻。比知并无遵行，恣加剪伐，列于廛市，卖作薪蒸。”
新中国成立以来林政成绩斐然
我国的森林经过7千年的破坏，到1949年只剩下10.8亿亩，覆盖率只有7.5%。新中国成立后经过40多年的努力，使现有林地面积达到18亿亩，占国土面积12.7%。考虑到我国幅员广大，把覆盖率从7.5%提高到12.7%是很大的成绩。
1966年2月23日周恩来总理同出席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代表的谈话，是后人应当记取的金玉良言。他说:“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16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再亏下去不得了。……国营与群众营林，重点放在群众;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人民日报》1983年3月13日发表邓小平同志的谈话，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20年，坚持100年，坚持1000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他的话表明全党全民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始，将造林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动员令。
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在东北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北西部和河南东部营造了防护林，又营造了8000公里的海防林带。从1978年起在华北、西北、东北的沙漠化和严重水土流失地区建设防护林体系，第一期工程已超额完成。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1956年，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目前已达359处，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56处。
林业部于1988年颁布南方平原县绿化标准和北方平原县绿化标准，使全国各地的绿化工作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考核标准:南方一般平原县森林覆盖率为10%以上;半平原县为20%以上;部分平原县为30%以上。北方灌溉农业区全县森林覆盖率应达到10%以上;旱作农业区中，以一般风害为主的县达10%以上，以一般风沙危害为主的县达15%以上，以严重风沙危害为主的县达20%以上。截至1988年年底已有223个县(市、区)达到了标准。
1956年起我国开始用飞机播种造林。广东省飞播成林1100多万亩，1985年活立木蓄积量2000多万立方米。四川西昌东西河播区内东西河泥沙含量比飞播前减少了77%，水土流失量减少了80%，最大洪水位降低60%。河北省隆化县八大营石质山地于1974年飞播油松，1982年检查，阴坡植被覆盖率由飞播前的40%～50%增加到80%;阳坡由20%～30%增加到50%～60%。内蒙古进行沙漠小规模飞播草和灌木的试验，植被率上升，流动沙地变成固定和半固定沙地，风速明显降低。
“国营与群众营林，重点放在群众”。群众营林有两种方式:义务植树和“经济植树”。前一种方式中植树人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只是为了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个人利益已融合在社会利益之中。在后一种方式中，植树人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我国开展义务植树运动已历多年，收获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是巨大的。但长期以来对“经济植树”重视不够，而“经济植树”是绿化祖国的潜在的最大力量。7000年来广大群众之所以砍伐多而种植少，有其经济动机。伐木可以得到收入，而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种树不能保证自己将来有利可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业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的土地承包给农民去经营种植。这个原则推广到林业，给林业带来了旺盛的生机。1979年福建省仙游县农民李金耀同大队签订1200亩山林的承包合同，全家上山植树3年，林木生长郁郁葱葱。由于有利可图，该县林业专业户很快发展到579个。1980年3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允许在不影响集体林业发展的前提下，划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山或荒沙荒滩，植树种草。这些树木和林产品，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并可在集市上出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于1981年3月8日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重申划给社员自留山(或荒沙荒滩)，由社员植树种草，长期使用;树木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允许继承:社队集体林业也应推广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这样，到1984年3月1日，已给5000万农户划定了2.5亿亩自留山。1984年9月20日人大常委会通过《森林法》，规定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可以由集体或个人承包造林，承包后种植的林木归承包的集体或者个人所有。
人们都说中国人多地少，所谓地少是指耕地少。若把那些不适合种植粮食蔬菜，但可种树种草的荒山荒地都考虑在内，中国还有大量的后备土地资源可供利用。而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把荒山荒地承包给农民种树种草的政策，是扭转历史上毁林毁草的趋势，建设锦绣中华的契机。
森林和中国生态经济系统
地球上的能量几乎都来自太阳辐射，而只有植物能利用阳光合成可供动物利用的物质。据估计中国地面每年接受的太阳能约11.5×1018大卡，而中国生态系统目前每年只生产约15×1016大卡的植物质，其太阳能利用率只有0.14%(全世界的平均利用率为0.3%)，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森林和草地太少。考虑中国的生态经济问题，不能不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在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和人均林地面积，都排在第120位以后，全国森林总蓄积量为95亿立方米，人均7立方米。据75个国家的统计，中国排在60位以后。特别使人担忧的是成熟林和过熟林的比重减少，幼年林和中年林的比重提高。而在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清洁空气、荫庇动物方面的作用，幼树是不能与成年树相比拟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0年号召实行大地园林化，把森林覆盖率提高到30%。如能实现这个目标，同时广泛种草和改良草场，我国对太阳能的利用率便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人口称世界第一，1984年原木年产量却只有6385万立方米。苏联的产量为我国的5.6倍，美国为我国的6.9倍，巴西为我国的3.5倍，印度为我国的3.7倍。我国不但木材产量少，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紧张状态，农村缺乏烧柴的问题更加突出。现在全世界木材产量的一半用于薪炭，即使主要烧油和天然气的美国，1984年人均消费烧柴也还有14.6立方英尺。不能认为现在到了烧管道煤气、液化石油气或用电的时代，烧柴已经过时。缺乏木林还造成纸张短缺，年年进口。用草浆造纸影响质量，难以占领国际市场。
我国的降雨依靠东南季风，西南季风则为高山阻隔，这是西北干旱的原因。特别是公元7～10世纪，即我国唐至五代，欧亚大陆气候转暖，导致地球干旱和森林减少，土壤流失;许多罗马和希腊遗址被埋藏在深深的淤泥沉积中，巴基斯坦和柬埔寨也有同样现象，沿丝绸之路的中亚地区沙漠扩大，水井干涸。不过人为地破坏森林，裸露的地面不能涵养水分，有限的降雨或山雪融化的水也迅速流失，加剧了西北旱化问题。而且破坏森林的地区不断扩大随时遭洪水或干旱威胁的地区也在扩大。我国150多个城市缺水，地下水开采过量，水位下降，造成地面沉降。
我国每年流失泥沙在50亿吨以上，从新石器时代算起，估计累计达175000亿吨。土壤完全剥离后，在裸露的岩石上树木很难生长，而且土壤中含有植物所需养分，土壤流失无异大量氮、磷、钾及微量元素肥料流失。土壤是岩石经亿万年风、水、微生物等自然力量的作用生成，一旦流失，无法再造。乔木固定土壤的能力最强，其次为灌木、多年生草本植物，而1年生农作物须经常翻动土壤，最易造成土壤流失。人们为生计所迫，砍伐树木、甚至连根挖出作为烧柴，或在山上开荒动土，种植粮食，这都是造成土壤流失的根本原因。从森林流出的水非常清洁。森林被破坏后流失的水含有泥沙，使河床和水库淤积，容积降低，为了防洪只有加高堤防，最后造成河流高于城市乡村地面的险境。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美索不达米亚(即今伊拉克所在地)古文明衰亡，而另一古文明——中国岿然独存，可能因为中国幅员广大，地形复杂，北方旱化，还有多雨的江南，江南有来自海上的季节风，永远不会像西北那样干旱。不过南方森林破坏后，对季节性的旱涝失去调节，足以加重灾情，如漓江因水源林木受破坏而有时断流，贵州森林减少，天气趋于高爽，已不复过去“天无三日晴”的情况。
1975年河南曾发生严重水灾，1981年7月四川发生洪灾，舆论界一致公认与破坏森林有关。暴雨成灾的地方，大多林木稀少，森林茂盛的地方，受灾程度轻得多。故林业部于1986年开始准备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工程。1991年安徽、江苏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全世界为之瞩目。安徽与河南相邻，淮河发源于安徽桐柏山，1975年河南大水灾和1991年安徽大水灾要联系起来看，治水须机械方法与生物方法相结合。淮河是50年代重点治理对象，建造了几十座水库，维修堤防数千公里，开辟了滞洪蓄洪工程十多处，疏浚淮河干支流，新开河道十多条，开辟了许多大小农田灌区。用机械方法治水可谓至矣尽矣。其所以发生如此洪灾，可能部分地由于工程维护欠佳，而主要原因可能是生物方法未跟上。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之间有大别山，淮河发源于河南与湖北之间的桐柏山，文流颍河发源于河南西部的伏牛山。若这些山区森林茂密，可截留大量雨水，不至于短时间内齐集于皖北平原。据1949～1986年《中国林业年鉴》统计，河南省森林覆盖率不过8.5%，为了安徽和河南自己的安全，建议早日实现或超额实现森林覆盖率30%的目标。中央确定的30%是就全国而言，包括沙漠雪山在内。河南自然条件好，甚至可达到40%～50%。安徽只有十几个县达到平原绿化标准，对防灾减灾而言也是很不够的。
远古的地球大气中没有氧气，而有氢、氨、二氧化硫、甲烷、氰化氢等。火山爆发产生水蒸气和二氧化碳。约25亿年前开始有植物，它们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使动物有可能生存。工业革命后，通过人类活动产生的有害气体以及二氧化碳增加迅速，而森林减少削弱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的过程。特别是二氧化碳增多带来的温室效应使地球气候转暖，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我国煤炭产量为世界第一，加上农村烧的柴草，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而森林蓄积量很少，把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的能力因而也小。
1989年年底，我国乡村农林牧副渔业劳动力共3.24亿人，耕地总面积为14.35亿亩，人均耕地4.4亩。由于人口不断增加，耕地年年减少，保持人均4.4亩是有困难的。在固定的土地面积上，精耕细作，不断增加劳动及化肥、农药、农机、薄膜、水利设施等物质投入，能够增产。但随着投入的增多，新增每一个单位的投入所得到的粮食增额，则逐渐减少，这就是报酬递减律。其中劳动的报酬特别重要，在土地不能增加的情况下，每小时劳动的报酬，也就是劳动生产率，将服从报酬递减律。劳动小时数愈多，每小时劳动生产率愈低。
若劳动不增加而土地增加，则劳动生产率将愈来愈提高。换言之，人均耕地愈多，劳动生产率愈高。这是从静态观点看问题，假设技术没有进步。如有技术进步，各种物质投入的质量提高，或劳动的质量提高，或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各种投入价格有所提高，整个农业生产的效率可以提高。在此情况下报酬递减律的消极作用被暂时抵消。不过并非年年都有技术进步，或即使有技术进步其作用不够大以致不能完全抵消报酬递减律的消极作用，在土地不能增加的条件约束下提高农民收入就不太容易了。而在农民收入不能大幅度提高的条件下，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要赶上某些发达国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在现有耕地之外，上山下海，扩大生存空间。
据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折合144亿亩。其中土地资源为130.6亿亩，分为四部分:现有耕地14.3亿亩，荒地16.2亿亩，林地40.1亿亩，草地60亿亩。在荒地中，宜农荒地5.3亿亩，其余10.9亿亩荒地虽不宜农，不等于不能种草种树;在林地中，现有森林只占18.7亿亩，还有21.4亿亩可供造林;草地面积很大，而利用率很低。除陆地外，淡水总面积为2.5亿亩，其中可养殖面积0.75亿亩，除已养殖面积0.46亿亩外，还有0.29亿亩的发展余地。海水可养殖面积738万亩，只利用了244万亩。浅海滩涂可养殖面积2000万亩，只利用了487.8万亩，而且我国的远洋捕渔业基本上尚未开始。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景观
法国地理学家彼埃尔·高罗(Pierre Gourou)在40年代来我国游历，有感于中欧景观的差别，在加拿大出版的《太平洋杂志》(Pacific 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景观非常一致。中国农民只耕种了国土的一小部分。他们在平原和谷底精耕细作，而忽视山地。在华北大平原耕地相对总面积的比例较大，在多山的省份这个比例很小。忽视山地是一般情况，也有例外。如四川多梯田，那里的软片岩容易分解形成土壤，而且雨水均匀有助于保持土壤;浙江和江西在山坡种茶;山东和陕西也有梯田。但例外毕竟是例外，一般情况是不利用山地，山中不常见到牛，人们只上山采集绿肥和燃料，草场质量也很差，中国农民忽视草场和森林，与欧洲差别很大。
高罗认为远东与欧洲景观不同，不是物质原因造成的，而是中国文明有其特点。这个文明基于植物，衣服是植物纤维制作的，冷天也不穿毛料服装;建筑用竹木;饮食中98%的热量来自植物;鱼肉吃得少，农民不熟悉奶和奶制品，不会挤牛奶;在最好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不把劣质土地变为草场饲养牛羊。
确实，西欧与中国的差别不是物质原因造成的。中国的气候并非不适合畜牧;中国人如要造石质建筑，也并不缺少材料。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文明已以植物为基础。中国西南山民并不缺少生存空间，但仍然是素食者。例如大理湖岸海拔6000英尺，在18000呎高的山下，可是居民的生活方式如同在沿海冲积平原一样，他们种水稻，会驾船，而忽视山地资源，偶然上山采集一些东西，例如妇女在春天采雪拌蜜，成为美味冰糕。
高罗粗略估算了一下:1平方公里新林地可维持10人生活，如造林3.5万平方公里，35万人得到就业;1平方公里果园可养活100个农民，若有35万平方公里新果园，可维持3500万名农民生活;1平方公里草地可维持20至30名牧人，如有3.5万平方公里种草，可维持100万人就业和生活。高罗的议论留给我们许多启示。
关于我国生态的系统设计
古人说“三思而后行”，思而后行总比鲁莽行动效果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运筹学、决策论、计划与管理科学、系统科学、信息系统、工艺评估、教育评仰等学科盛行，都是为了思而后行。伯克利加州大学邱奇曼教授(C.West Churchman)给这些学科取一个类名:“系统设计”，其代号为SD(systems design)。他并且给SD下了一个定义:利用现有最好的研究方法实施社会系统的改进。所谓社会系统指一群追求某些目标的人，人数可多可少。例如本文讨论的问题，几乎涉及全国人民。所谓最好的方法指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包括推理和观察。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涉及科学许多分支，各有其推理和观察。本文不可能提出我国生态经济的系统设计，只能列举系统设计应考虑的若干问题或项目。
1984年我国制定和公布了《森林法》，把森林分为5类: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这5类森林对于全社会都有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不过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对于投资者没有直接的货币收入，主要依赖各级政府拨款建设，它们的规模和进度取决于政府的财力和对森林的重视程度。
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的植造是盈利性事业，投资者可获得直接的货币收入，因而可以实行企业化经营。马克思的资本利润率平均化规律是说各行各业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因为某一行业如利润很低，将趋于萎缩，其产品减少;但产品减少导致价格上涨，利润率恢复正常。1989年木材零售价为1952年价格的8.3倍，而同期棉布价格为3.2倍、粮价为2.8倍、化肥1.7倍、自行车1.5倍。相对价格的变化对林业极为有利，利润率平均化规律正在起作用。我们还可以参考国外情况，法国和美国的私营森林都占森林总面积的70%以上。这个事实本身证明经营森林是有吸引力的。
果树将成为发展林业的带头羊。种植果树三五年即有收入。南方低山丘陵适合柑橘等亚热带水果，华北至黄土高原低山丘陵及山麓适合苹果、梨、葡萄、枣、栗、柿、核桃。民以食为天，林业只要能解决吃的问题就有生命力。我国人民人均消费水果数量，不到美国的一半。我国耕地少，多吃水果，少吃粮食，即可多利用山区，减少平原耕地的压力。按这个观点，我国人均消费水果量须逐步提高到超过美国的水平，才符合国情。问题不在于农民没有积极性，也不在于山区没有地，而在于储运、加工、推销。个体农民力量很小，生产的果品只有卖给供销社，服从供销社规定的收购价。如果供销社不收、少收或压价，农民便无计可施，大量水果烂在产地的令人惋惜的事情时有发生，出路在于联合，马克思称资本主义后的生产方式应为“联合的生产方式”。
另一个问题是山地造林需要一定规模。农民承包一片山地，但仍旧住在原来的村庄里，除林业外还可能进行其他经济活动。他不可能天天在山上守护自己种下的幼林，也没有力量修一条通往那块林地的山径。古代官府或豪民在山中开矿、冶炼、伐木、烧炭都是大规模经营，雇用很多流民劳动，甚至驱使奴隶劳动。山有远近之别，孤独的一个人或一家一户，在近山或许还能勉为其难，愈远愈没有办法。福建三明和广东肇庆的林农自动联合起来，组织股份公司，以承包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管理，分工劳动，按股按劳付酬，效果是不错的。
欧美农民虽然人均土地多一些，财力厚一些，一家一户在国内外市场上仍然是弱者。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所以农村中合作社运动发达，与城市中的情况不同。他们并不把生产资料都集中到合作社，自己成为合作社的一个劳动力，而是什么需要合作就合作什么。例如农户自己养牛，但把牛奶加工为奶制品需要集资办厂，这个厂便是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以马克思称赞过的英国罗契德尔公平先锋社为样板，志愿入社，一人一票，民主管理。19世纪初期瑞士山区农民组织合作社制造和推销黄油和奶酪。1863年丹麦出现第一个奶牛合作社，1866年出现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合作社。瑞典于1849年开始有供应合作社，1880年有黄油火腿加工合作社。挪威、英国、美国的情况类似。在亚洲，日本于19世纪已有合作社，印度始于1904年，同期巴西也有了合作社。农民可以联合建立合作社，合作社还可联合建立联社。许多联社具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能力，例如美国洛杉矶Sunkist果农合作社是加州和亚利桑那州1万多名果农联合建立起来的，该社在全世界推销柠檬和橙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上海市场上即常见印有Sunkist标记的橙子。
我国尚未制订合作社法和公司法，每个人对什么是合作社或公司可以有不同理解。谁都可以自称为合作社或公司。在山区发展林业需要联合，而合作社法是联合的规范。建议早日制订合作社法，或分别制订各类合作社法。在有合作社法之前，各省不妨先行颁布一些暂行条例，以应急需。笔者深信有了合作社法，森林法将如虎生翼，把绿化祖国的伟大事业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欧洲人习惯用葡萄酿酒，我国从商代起就用粮食酿酒，如果能改变习惯，多用葡萄，少用粮食酿酒，可减少对平原耕地的压力;多穿一些丝织品，少穿一些棉织品;用茶油、橄榄油等木本油料代替部分草本油料如花生油、豆油，有同样作用。古雅典水土流失严重，在柏拉图在世时山石已完全裸露，雅典人只得放弃粮食种植和畜牧业，改种甚至能在岩石上生长的油橄榄，油橄榄是小乔木，抗旱抗瘠的能力强，并用橄榄油出口到远东换取粮食。
林牧结合也是提前得到收入的途径。古日耳曼人用橡树和山毛榉的种子喂猪;法国科西嘉岛上的居民吃栗子并用栗子喂牲口;瑞士山区将种草养牛与森林发展结合起来;美国森林允许放牧牛、马、羊，1985年收入放牧费900万美元，不过放牧须有节制，不能过度，特别是树木幼小时要严禁放牧。
林牧结合还表现在两块林地之间可以有计划地留一块地种植优良牧草，这也有利于防火。粮食作物根浅茎弱，抗旱抗涝能力很差，需要在冲积平原和河谷的最好的土地上种植，并且有排灌设施，才能丰产。若种植树木和牧草，其耐旱耐涝性能较强，可以利用的土地立即扩大。我国牧区或因草质欠佳、草短，或因习惯于不给牲畜准备干草及青贮饲料，或准备得太少，牲畜过冬往往大量死亡。欧美把干草作为一种正式的农产品，列入统计年鉴。如美国于1985年产干草1.5亿吨，产值100亿美元。我国农村没有多余的地种草，进山之后就有了种草的条件。
种植速生薪炭林，也可提前得到收入。现在农村烧秸秆以及采集山上一切干草树枝可烧之物。但秸秆是造纸原料，农户可用的数量不足。燃料愈紧张，植被受破坏愈烈。人们希望煤炭工业大力发展，满足农村的燃料需要。不过我国煤炭产量已8亿多吨，称世界第一。随着经济发展，是否准备煤炭每10年翻一番，16亿吨，32亿吨……如此运输问题如何解决?利用荒山荒地种植薪炭林，以减轻对煤炭的压力，缓解农村烧柴匮乏，是很必要的。农村能源要多方解决，沼气、小水电、太阳能、风能、煤炭、石油、薪炭林，如此等等。
煤矿坑木和造纸用材不需要直径很大的原木，可使林业企业较早得到收入。合作社可与煤矿、纸厂协商，签订期货合同，预扣利息，现在付款，到期交付木材。建筑用材林有生长周期:幼年、青年、成熟、衰老。从苗木到衰老，有的树种需五六十年，有的需100年，有的甚至需200年。为了充分利用阳光和土地，种植苗木时密一些，以后可以分期分批间伐。所以并非等到一二百年才有收入。树木衰老后生长极慢，甚至不生长，此时应当采伐更新，把土地和阳光让给生长迅速的幼树。
国营林业企业的职工工资高，木材生产成本高，需要投资大。合作社由农民组成，其劳动一部分得到现期收入，以维持生活，另一部分直接转化为森林、果园、畜群、林径、灌溉设施等固定资产。农民用自己的劳动投资，另外需要的资金不多，而且合作社向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借款的能力也大于个体林农。
总之，森林是盈利性事业，自身具有偿债和付息能力。林业企业除依靠综合经营，适当安排近期、中期及远期收入外，所缺部分资金仍须向银行借款。由于森林有巨大的环境效益，为社会作了贡献，应当得到低息优待。例如法国向原木和锯材的一切交易包括进出口在内征收4.7%木材税，全部作为国家森林基金的收入，向种树人免费提供树苗并发放低息贷款。我国许多地方，许多单位对木材交易征收多种捐税，合计有达到30%的，而且由于没有专款专用，林业受惠极少。例如以城市建设名义征收木材捐税就是这样，本应城市支持森林建设，现在城市反而依赖森林支持。1989年我国县以上工业企业销售原木及锯材约4000万方，又进口原木约600万方。每方如按600元价格计算，征收10%木材税，税收可达27.6亿元。同年木材及竹材采运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为4亿元，更新改造投资为2亿元。对比之下27.6亿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林业基金每年有此收入，设以其中20亿元作为利息费用，可向银行借款或发行森林公债200亿元。1989年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为535.37元。200亿元可向747万人提供5年生活费，以经营75万平方公里新森林，或7.5万平方公里新果园。75万平方公里是国土总面积的7.8%，换言之，能把森林覆盖率提高7.8%。
除雪山高寒外，我国的气温从最北到最南都能生长树木。但植物生长不能没有水，能否种树关键在水。如以400毫米降水为标准，大于400毫米的东南部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55%，小于400毫米的西北部地区占45%。发展林业的条件西北不如东南。但是西北大气候区内又可分为若干小气候区，情况并不相同。例如西宁在1989年降雨480.4毫米，高于北京、天津、太原、呼市、沈阳、哈尔滨、济南、拉萨、兰州、银川和乌鲁木齐，而且西宁地区有很多荒山荒地，显然能发展林业。新疆和青海年蒸发量都超过降水量，差额靠高山雪水和植物根系利用地下水补充。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非常干旱，但塔里木盆地南北高山雪水流下来，汇成一片又一片的绿洲，可见恶劣的大环境中有优良的小环境，而且还可用人工方法促进冰雪多融化一些。
林业受水资源制约，同时森林又能改善水资源，这是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西宁在湟水边上，湟水发源于海晏县，东流入黄河。近年来由于森林破坏，水土流失，每逢枯水季节湟水断流，如能在湟水两岸以及注入湟水的大通河的许多溪流谷地种树，则可实现不再断流，而且把西宁地区的良好自然环境向外延伸扩展，湟水是黄河的一条重要支流，治理好了可以减少流入黄河的泥沙，进入黄河的水量也会更加均匀。
以色列是一个极干旱的国家，国土面积小而有不小的沙漠。居民在公元前就不得不长年抗旱，把大面积上的降水引入池沼。他们还把火石一块一块垒起来，使夜间的风通过石堆，冷却滴水，维持一株葡萄。以色列降雨都在北部，而且都在冬季，中部干旱如我国西北，南部类似柴达木或塔里木。现在以色列已用一系列管道、水泵站，地上和地下水库、堤坝、水井把全国联成一个水网，类似电力网，冬天收集北方的降雨输送到全国，分散储存，夏天缺水时灌溉农田，他们甚至舍不得沿海的径流流入海中而筑坝阻拦或挖浅井储存，海坝内的水被泵入近海沙丘之间的沟渠，渗入地下，补充抽取过度的地下水。以色列对付干旱的办法一言以蔽之，是全国性水利系统工程。
中国的水系全国为一大系统，每一条外流入海的河流和内流的河流各为一个一级子系统。在各个一级子系统之间调剂水量的例子如引滦工程以及拟议中的南水北调工程。南水北调有西、中、东三个方案。东方案首先实施，长江下游接济山东半岛诸河，黄河及海河。国家从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对一级水系之间的调剂慎重决策。长江下游水量很大，调一部分支援河北山东缺水地区，又能改善大运河，非常有利。
我国还设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便于从系统观点，统筹全局。统筹包括各个二级流域之间利益的协调，机械方法和生物学方法之间的配合，以及各项工程，各项措施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等。显然每一个二级流域，如湟水流域、洮河流域等同样需要依照系统观点，统筹全局。机械方法如已在黄河上游修建若干水库和电站、加固堤防、开辟灌溉渠。航道加深加宽、裁弯取直等也是机械方法。但是如果没有二三级流域的治理，没有运用生物学方法来配合机械方法，则千沟万壑流出的泥水将使水库淤浅报废。例如河南禹县有44座水库，到1978年已报废了14座，河床愈垫愈高，只有加高堤防与之竞赛，地上悬河的险情长期不能排除。
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在防洪、发电、航行、城市供水方面获得很大成功，全世界去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但是它对农业的贡献甚微，水库淹没良田60.6万英亩，流域中因防洪受益的土地只有11万英亩，它是一项有骨头没有肉的工程，所以从1963年起对流域的12个分水岭进行治理。英国联邦政府土壤保持局主持全国分水岭治理规划工作，数以千计的项目纷纷上马。分水岭治理也就是我国所称小流域治理。两河之间必有分水岭，两分水岭之间必有一河，不过如有两个合作社分工治理相邻两个小流域，不如分工治理相邻两个分水岭方便，因为每个分水岭是一块完整的土地，便于规划其综合利用的问题。
设想一个合作社承包了一个分水岭，两侧各有一个面向溪流的坡地，坡上不能垦荒种田，不能动土，只有种草种树，若坡度很大，土质疏松，可砌一层石墙或涂一层沥青使它稳定，坡上也不宜放牧。如果一切分水岭都能这样做，流入黄河的水将不带泥沙，可以指望河清有日;如果分水岭是狭窄的山梁，两边种树后山顶剩余土地不多;如果分水岭是有一定面积的塬，在四周森林的保护下，中间可以林牧结合，甚至农林牧结合。经过治理后的塬，环境改善、风小了、溪流中的水多了、有水的时间长了，即使早年，水井也不致干涸，夏天不会太热，冬天也不会太寒。在此条件下农林牧以及加工业有所发展，给社员们也带来了经济利益。有足够水量的溪流可以兴建水电站。我国现有50000座小水电站，发电能力共400多万千瓦。水电站除发电外对水土保持也是有益的。
大气候决定于大气环流，很难加以改变。但对一个又一个小流域的微气候，人类可以施加有益的影响。如果每一个小流域的干旱有所缓和，我们可以认为黄河流域的干旱程度有所减轻，哪怕减轻不多。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多，气温升高，能加重我国西北干旱，人口在增加，经济在发展，排放的二氧化碳很难减少。但是大规模植树造林，能吸收和转化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此外，高罗对开发山区解决就业问题的估计是不全面的。大面积荒地以及它们接受的太阳能一旦被利用起来，农林牧产品大量增加，转而促进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远超过高罗的估计。对科学技术同样也提出新的问题:培育优良品种，利用遗传工程创造新品种，引进国外品种，改善育林方法，木材综合利用，提取叶蛋白做饲料，农林牧产品的保存、加工及包装等。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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