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瓦纳的讽刺

当教皇尼古拉五世登上世界上最古老的皇座时，罗马的面积和人口（8万人）几乎仅及奥勒留大帝（Marcus Aurelius）当初创建时（270—275年）的1/10，尚不如威尼斯、佛罗伦萨或米兰。北方蛮族的屡次入侵，破坏了境内的主要渠道，七座山丘已无充分的水量足供饮用。承凋袭敝，虽然尚有少部分的小渠道、泉水、贮水池及井水保留下来，但大部分的居民都饮用台伯河的河水。境内的居民，绝大多数都居住在不卫生的平原上，经常要遭受河水泛滥之灾。邻近沼泽地区为疟疾发源地。一旦发生疟疾，难免蔓延罗马。卡皮托林丘（Capitolin hill）因为它的斜坡地已成了山羊的放牧区，因此，现在已被称为卡布里诺山（Monte Caprino）了。帕拉丁（Palatine）曾因其丘上华厦栉比而得名，如今，几乎是没有人烟的僻野了，栉比的华厦，已转而成为脏乱不堪的采矿场。梵蒂冈城在河流的贯穿下，簇拥着日渐衰落的圣彼得教堂，景象萧条，和都市里的小城郊没有区别。某些教堂，例如圣玛利亚教堂或圣西西里娅教堂，内部虽美丽如昔，外表却平庸无奇。总之，整个罗马，找不出一所像样的教堂，足以与佛罗伦萨或米兰的大教堂相较；一所像样的修道院，足以与西相匹雠；一所像样的市政厅，足以与威契尔厅、威尼斯的总督府甚或锡耶纳的公共厅相抗衡。几乎所有的街道满都是泥泞、污秽不堪，只有极少数的街道是铺着圆石子的。夜晚，整座城市，仅有几条街道闪耀着荧荧灯火。这些街道，除非遇有特殊的场合，像大赦年或某些非常重要的人物进城时，难得打扫一回。

城市里的经济，主要是靠教会的税收维持。畜牧业及羊毛的生产，只是收入的一小部分而已。在这个地方，农业并不发达，商业更微不足道，至于工业及对外贸易，则因为土匪猖獗、治安不良而无从发展。就社会组织分析，几乎没有维系社会安定的中产阶级——社会的组成分子，只有三种阶级：贵族、教士与平民。贵族们拥有一切不属于教会的领地；他们雇用流氓、无赖组成私人卫队，凭借暴力，剥削佃农，压抑叛变。教会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亦无力干预。某些大的家族——最大者如科隆纳、奥西尼家族等——在罗马及其近郊强占坟墓、浴场、戏院以及其他建筑物，作为私人的堡垒，他们的乡村城堡全是为备战而设计的。一般来说，贵族总与教皇采取敌对立场。他们时或施用压力，以求操纵教皇的选举，或控制教皇。有好几次，他们在城市内制造骚乱，使得教皇不得不弃城而逃。庇护二世曾经祷告：以任何城市替代罗马，作为他的首都。由此看来，当西克斯图斯四世及亚历山大六世与这些人交战频繁时，我们着实应该原谅他们为保护教皇的权位所作的奋斗！

大体而言，罗马是被教士阶级统治着的。教会有各种名目的税收。居民必须依赖各国的贡赋、教会的雇佣以及教皇的慈善事业，才勉可维生。他们对于任何减削金钱输入的宗教改革都缺乏热心。基于实际上的生活需要，他们不再发动武装暴动、驱逐教皇了。但是，暴动虽然没有了，代之而兴的，却是欧洲向所罕有的尖锐的讽刺。在诺瓦纳广场（Piazza Navona）有一座雕像，也许是雕刻希腊的大力士神海克力斯的，被人们改名换姓，称作帕斯奎诺（Pasquino）后，就被拿来当做最新的讽刺诗的布告栏。诗的文体，大多是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写成的，内容不外反对教皇的统治。罗马的市民，并不是完全没有宗教活动。最低限度，在某些时候，他们也会集在一起，接受教皇的祝福。他们很喜欢模仿外国的使节亲吻教皇的足底，并以此沾沾自喜。但是，他们对于教皇并没有绝对的尊敬。有一次，当西克斯图斯四世为痛风所苦，不能如期出现在群众面前为他们祝福的时候，罗马的市民就毫不客气地拿秽语辱骂他。类似这种情形，屡见不鲜，不胜枚举，不过这只是教皇不幸处境之一面而已。自从犹金四世摧毁罗马的共和政府以来，教皇已成为罗马俗界的统治者，还不时要承受市民们惯常加给政府的侮慢。行文至此，我们真要为教都不幸坐落在全意大利最无法律、秩序可言的城市而慨叹！

教皇自认为在一定的程度及范围内要求尘世的权力是正当的。作为一名国际组织的领袖，他们不能屈服于任何国家之下，如同他们在阿维尼翁所遭遇到的一般。因为，在那种束缚之下，他们不可能公正无私地为全民服务，更谈不上作为各个政府的精神领袖。虽然“君士坦丁的捐赠”之说，显是出于捏造（此事在尼古拉任用洛伦佐·瓦拉时，已予承认），但丕平大帝（查理曼大帝之父）确已将意大利中心地带划归为教皇的领地（755年），并且还得到查理曼大帝的证实（773年）。在他们的领地之内，教皇早在782年，就开始私铸钱币。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对于他们这项权利感到怀疑。当时的欧洲各国，都致力于国家统一运动，教皇领地也不例外，正亦努力将地方势力、封建诸侯，置于中央的管辖下。自尼古拉五世迄克莱门特七世，教皇都是顺应当时欧洲国家的统治方式，以绝对的主权治理辖内的居民。他们这种统治方式，却遭受当时部分人士的反对。巴黎大学校长让·热尔松就是主张教会民主化最力的人。他要求教会民主，却不要求国家民主。这种要求，对教会而言，显然是过分了。在印刷术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教会与国家如何实行民主？尼古拉五世即位之后，第七年古登堡才翻印他的《圣经》、第三十年印刷术才传抵罗马、第四十八年马努蒂乌斯才首次出版他的书本。在知识不普及的时代，民主政治实在是安全与和平的奢侈品。

教皇的世俗权力所直接管辖的区域，为旧时所称的拉丁姆平原（现称拉齐奥[Lazio]）。该省位于托斯卡尼、翁布里亚、那不勒斯王国及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之间。此外，他们也对翁布里亚、马尔凯斯及罗马纳发号施令。这四个地区，延伸于两海之间，在意大利中部构成一条宽阔的地带，它们大约包括26个城市。遇上有能力的教皇时，这26个城市便由教皇的代理人统治着，否则，便被各辖区的统治者瓜分了。再者，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曾与腓特烈二世有过协定，故而西西里与那不勒斯王国也宣称是教皇的藩属。不过，这些国家每年的采贡问题，却成为雷诺与教皇之间的主要争论之点。最后，玛蒂尔达女伯爵也将她的封建领域——托斯卡尼的全部（包括佛罗伦萨、卢卡、皮斯托亚、比萨、锡耶纳及阿雷佐）遗赠教皇（207年）。对于这些地方，教皇只能在名义上充任主权者而已，很少能够给予实际上的影响。由于教廷内部腐化、军力薄弱、财政枯竭，加以欧洲与意大利的政治混乱不堪，教会与尘界事物的划分混淆不清，因此，几个世纪来，教皇皆在奋斗之中寻求自保之径，以免内受佣兵统领篡夺，外受意大利城邦蚕食。当时意大利的情势，是群雄割据、弱肉强食的局面。米兰时时伺机进犯博洛尼亚，威尼斯攫取拉韦纳之后更想进而吞并费拉拉，而那不勒斯何尝不想扩张版图，将它的势力引入拉丁姆平原！面临这些隐忧，教皇很少考虑利用自己有限的军队解决问题，相反，却在外交上下工夫。他们针对强国贪得无厌的弱点，采取均势外交政策，居中翻云覆雨，以强国打击强国，不坐令任何一个强国扩展实力，吞并教皇的领域。马基雅维利、圭恰尔迪尼有鉴于此，曾慨叹意大利之不能统一，部分原因未尝不是教皇此一策略使然。但平心而论，教皇除了采取此一不得已的策略尚勉强可以自保外，又何足以抵挡虎视眈眈的强邻进逼呢？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教皇认为效法其他尘世统治者的统治之道，为谋求生存的必需途径。迫于环境的需要，凡百举措，无所谓合不合宜，只要它能解决问题、平息纷争，就是正当的。因是之故，他们将教会的名器分授予（或分售与）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甚或稍有影响力的人，以便偿付政治债务、促进政治目的，网罗大有才之士。他们将亲戚的婚姻，视为政治的手段，从而安排了许多政治婚姻，以与王公侯爵，厚结姻亲。他们像尤利乌斯二世一样地动兵，像利奥十世一样使用外交的欺骗伎俩。他们建立了一个层级节制的行政体系，组织的庞杂程度并不亚于一般国家的政府。教皇颁布的法律也如同其他国家一样的严峻。窃盗或骗徒，一经定罪，便由教皇派遣各区的代理人处以极刑。多数的教皇，只要不失官方的礼节，生活总是尽量简朴。我们读到的一些有关教皇生活方面的最恶劣的批评，多是经由那些与教皇有权力上的冲突，或不满教皇者所为——诸如不负责任的讽刺家弗朗西斯科·贝尔尼（Francesco Berni）、失望的职位追求者阿雷蒂诺或罗马的官员英费苏拉（Infessura）等——散布出来的。他们的批评，多少都掺入个人情感的好恶在内，因此也就不足以采信。至于一般治理教会教务及政务的红衣主教们，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他们自视为一个富有国家的参议员，生活极尽奢侈之能事。多数的红衣主教们构建邸馆、任用私人，甚或与妇女们发生暧昧苟且的行为。总而言之，他们也如同那时代的人们一样，接受的只是极其松弛的道德规范。

作为一名精神领袖，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面临了一个困难问题，如何使人文主义与基督教并存不悖。人文主义是半异端的。教会过去曾一度高揭旗帜，要打倒所有异端主义的根、枝叶、教条及艺术。它鼓励、赞助人们摧毁异端的庙宇、雕像。举例来说，奥维托大教堂的兴建，才是最近几年的事，它的大理石部分取诸卡拉拉，部分取诸罗马的废墟。一位教皇的使者曾出售自古罗马圆形大剧场运来的大理石块，以供人们烧成石灰后作为建筑之用。威尼斯宫（Palazzo Venezia）大教堂也是当1416年圆形露天竞技场（Flavian Amphitheater）被毁灭后，才因利乘便、着手动工。尼古拉五世对于大兴土木甚感兴趣，而他用于再造罗马宫殿的2 500车大理石及石灰华，也是自罗马的大剧场、竞技场及其他古代建筑物中搬运过来的。要改变过去一贯反对异端的庙宇及雕像的观念，而采取保存珍惜并收集仅存的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和古典的态度，必须在教会的传统思想上，作一番彻底的革新。人文主义的声望已如此高涨、新异端运动的潮流如此澎湃，它领导者的热诚又是如此强烈，如果教会不能容许这股新兴的力量，在基督教生活领域里存在，它很可能丧失了意大利，甚或整个欧洲的知识阶级之支持。幸好，教会在此时出现了一位热爱文艺的教皇——尼古拉五世，适时勇敢地伸展双臂，迎接人文主义，成为新文学与新艺术的领导者。在这个百花齐放的世纪里（1447—1534年），诚如斐勒佛所说的，它给予意大利人民充分的思想自由，给予意大利艺术如此不分好坏的赞助和机会，刺激罗马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并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