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利奥·罗斯科

他登基之初的措施极佳。他饶恕了那些阴谋反对比萨与米兰宗教会议的红衣主教，从而终止教会分裂的威胁。他答应——并且守信——不沾染红衣主教所留下的产业。他重开拉提朗会议，并以其优雅的拉丁文说辞欢迎与会代表团。他完成了一些琐细的教会改革，并减低征税。他于1514年5月3日发布一道敕令，拟大肆改革，但职官却恐因而减少收益，大肆反对，使得他没有极力执行。“我要再考虑此事，”他说道，“来看看能否使大家都觉满意。”这就是他的个性，而他的个性就注定了他的命运。

拉斐尔曾于1517年至1519年之间替他画过肖像，但那幅像并不如尤利乌斯的有名，这部分也是他自己的缺点：他的像较乏思想的深度、英勇的气概与内蕴的灵气，来使他的外貌和精神显得凛然庄严。那幅画像显得冷酷无情。一个魁伟的人，较常人为高，也较常人为重——掩盖于绒白的皮袍与淡红的披肩里的，是个胖得有碍雅观的躯体；柔软无力的双手，并没有带戒指来装饰；一幅读书眼镜借以补救近视眼；头圆，腮鼓，两唇丰满，下巴相叠；鼻耳皆大；从鼻子到嘴角有数条严厉的皱纹；两眼深陷，忧郁，眉毛稍蹙：这样的画像显示利奥是个从权谋诈术觉醒，或许是个因宗教改革乱无章法而深觉不快乐的人，而不是一位无忧无虑的猎人与音乐家、慷慨的资助人或有教养的享乐主义者，曾使罗马人因他登基而欢欣异常。为了公平评判起见，史料与肖像两者应相配合。他是个人中之龙，异于常人，非属一般，连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也无法将这些特色绘于表现一时的面孔上。

生来就有福气的利奥，其基本的特征是本性善良。他对人总是愉言悦语，除了对新教徒（他无法渐加了解）之外，总是看他人好的一面，并且慷慨施予，因此连他那博爱济众的做法（向基督徒征收重税所得），也引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即使是在病痛之中，我们还是听说他谦虚、机敏、和蔼以及快活的脾气。（他的痔疮虽屡经开刀，却总是复发，有时连移动也苦不堪言。）他尽量让别人自谋其生。当他发觉某些红衣主教竟欲谋害他的性命，他最初的温和手段与厚道措施，转而变成严厉的制裁。他有时会由显得冷酷无情，诸如对乌尔比诺的弗朗西斯科·罗维尔与佩鲁贾的姜巴洛·巴格廖尼。必要时，他会像外交家那样撒谎，并且也常常以谲诈的政治手腕取胜。他往往表现慈悲的作风，例如他禁止（但无效）奴役美洲的印第安人，以及力阻天主教徒斐迪南的猛厉宗教审判。尽管他肆意俗事，他还是一本信实，履行祭务，遵行斋期，并认清宗教与取乐两者之间并无本质上的矛盾。他曾因对本博说过这句话而受谴责：“万世皆知这个基督的寓言使我们获利匪浅。”然而，关于这点的权威之作，应推《教皇迹考》（The Pageant of Popes）这部极具论辩的著作。该书是由一位微贱的英国人约翰·贝尔（John Bale）于1574年左右写就。思想自由的拜莱（Bayle）与新教徒罗斯科（the Protestant Roscoe）两人，也都不以为基督的事迹本身是个寓言。

他取乐的范围，从哲学到滑稽戏，无所不包。他曾受家学之赐，欣赏诗、雕刻、绘画、音乐、书法、照明术、织物、瓶甕、玻璃制品——所有美丽的东西，除了来源、标准与女人之外。虽然他就对艺术的欣赏欠缺深度，难为鉴识的楷模，但是他对艺术家与诗人的资助，使得其先祖在佛罗伦萨的传统，能继续在罗马发扬光大。他过于懒散，无法关怀哲学，他明白推论的结果尽皆难以确定正确与否，所以从大学时代，就绝少费神去想形而上学的问题。他用餐时就听人诵书，通常是历史方面的，不然就欣赏音乐。他对音乐的鉴赏力极高，因为他的耳朵很灵，也有一副悦耳的歌喉。他的宫廷高薪聘请了数位乐师。“即兴诗人与音乐家”伯纳多·亚克提（Bernardo Accolti）——（被称为）犹尼克·阿雷蒂诺（Unico Aretino），因他生于阿雷佐，并且是因他那机敏无双的即兴诗与即兴音乐——以利奥付给他的薪资买下了内皮的小公国，一位犹太籍的维忽拉手赚得了一个城堡及伯爵的衔号，而歌唱家加布里埃莱·梅里诺（Gabriele Merino）则受任为大主教。在利奥的关照与鼓励之下，梵蒂冈的歌唱队已臻空前至善之境。拉斐尔将这位教皇画成正看一本圣乐的乐谱，确极恰当。利奥搜集乐器，不仅要选其美观，而且要择其音色。其中有一架风琴是用雪花石膏装饰的，卡斯底里欧尼认为那是他耳闻眼见之最可爱的东西。

利奥也喜欢在宫廷养些弄臣及丑角。这跟他父亲与当时国君的习惯相同，并不使喜爱欢乐仅次于财富与纵欲的罗马人感到惊讶。我们现在看来，当德国的宗教改革激烈进展之际，轻浮或粗俗的戏谑竟会传遍教皇的宫廷，似极令人不悦。利奥看着演滑稽戏的僧侣，张口生吞一只鸽子，或连续吃下40个蛋，真是兴乐至极。他欣然从葡萄牙的特使处收到一只购自印度的白象；这支白象在观见天颜时还跪拜了3次。如果有人献上一个机敏、畸形或呆蠢得能使他欢乐不已的人，则必能开启其心扉的快意。他似乎觉得：偶尔沉溺于这类的娱乐，就能免除肉体的痛苦，舒缓他对全宇的操劳，并且延长他的寿命。他有点童稚的无邪。有时他会跟红衣主教打牌，准许民众围坐观看，然后又将金币赐予观者。

他最喜欢的娱乐是打猎。打猎可使他免于发胖，并使他在教廷久囹之后，能够驰骋于郊野。他有个大马厩，马夫则达数百余人。10月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逐禽猎兽，这是他的习惯。御医极为赞同这种嗜好，但掌礼官帕里斯·德·葛拉西斯（Paris de Grassis）则抱怨说：教皇穿那沉重的长靴过久，因此，“没有人吻得到他的脚”——听了这话，利奥不禁放声长笑。我们光从拉斐尔所绘的肖像，还看不出教皇的慈厚面，但当我们知道乡农与村夫在他路过时欢迎他的情形以及献上朴实的赠物——教皇亦报以厚赐，因此人们都急于等候他的狩猎之行——我们才会发觉这位教皇确能慈爱及大众。他赐嫁妆给穷人家的姑娘，他为贫病或年老的人，或大家庭的父母付清欠债。这些淳朴的人由衷敬爱他的程度，尤甚于教廷里的那2 000人。[1]

但利奥的宫廷并不只是娱乐取悦的中心，它也是责任心重的政治家汇集之处，而利奥也是其中之一；它是罗马的智士与才子的中心，凡是学者、教育家、诗人、艺术家及音乐家都受欢迎，皆获庇荫。庄严的宗教仪式、隆重的外宾接待、奢费的宴会、戏剧或音乐的演出、诗的朗诵以及艺术品的展览等，都在此地举行。毫无疑问，它是当时全世界最高雅的宫廷。从尼古拉五世到利奥本人，经过许多教皇对教廷的改善与装饰，汇集文学与艺术的天才，以及全欧最能干的大使，利奥的宫廷虽非艺术登峰造极之地（因这方面尚不及尤利乌斯），却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灿烂的巅峰。仅就文化的范畴而言，史上尚无匹敌，连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或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亦望尘莫及。

当利奥所蓄积的财宝沿着经济的动脉流通时，梵蒂冈城本身亦得以繁盛并扩展了。威尼斯的大使说道：在他登基之后13年，罗马盖了万栋的住屋，主要是由那些向往文艺复兴运动而从意北移入的新来者所建。特别是佛罗伦萨人在某个佛罗伦萨主教任职期间，纷纷涌来。保罗·焦维奥曾移住于利奥的宫廷。他估计罗马的人口达8.5万。它虽还不像佛罗伦萨或威尼斯那么昌盛，但当时已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中心。马尔塞罗·阿尔贝里尼（Marcello Alberini）曾于1527年称之为“世界的集会地”。利奥虽沉湎娱乐，身系外交事务，却仍能控制食品的入口与价格，废除垄断专卖与囤积居奇的现象，减低征税，公平审判，努力枯竭庞廷沼地，奖励罗马城四周平原的农业，并且继续亚历山大与尤利乌斯两位教皇的工作，开辟或改善罗马的街道。就像他父亲在佛罗伦萨一样，他雇用艺术家来设计绚烂的赛会，鼓励狂欢节的化装盛宴，甚至还赐准波尔金斗牛（Borgian Bullfight）在圣彼得广场表演。他希望人们都能共享新黄金时代所带来的快乐与欢欣。

该城效法教皇的榜样而尽情欢乐。教士、诗人、食客、龟奴以及娼妓都赶到罗马来分享繁荣的盛况。红衣主教——受到教皇，尤其是利奥的恩赐，圣俸无数，整个拉丁的基督教国都向他们献纳——现已远较往日的贵族富裕，后者已渐因经济的衰颓而没落了。有些红衣主教岁入3万金币（折合27.5万美元）。他们住的是庄严的宫殿，仆役数达300人，并饰以当时为世所知的各种艺术品与奢侈品。他们并不十分自认为教士，他们是政治家、外交家、行政官，他们是罗马教会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他们想自诩为议员。他们笑对那些期待教士节欲自制的外国人。就像当时许多人一样，他们评品行为并不是依据道德法则，而是依据美学的标准。有些戒律若能按礼法和趣味去做，亦无伤大雅。他们的周遭尽是仆从、乐师、诗人及古典学家，有时还跟风雅的高等妓女共餐。他们抱怨说，厅堂一般都没有女人。根据红衣主教比别纳的说法：“整个罗马都说：大厅里头就少了圣母玛利亚的像而已。”他们钦羡费拉拉、乌尔比诺与曼图亚，而当伊莎贝拉来参加他们的光棍餐会，并展现她的裙袍和温柔时，他们都大感欣喜。

礼仪、品鉴、愉悦的谈话、艺术的欣赏，都已登峰造极，而财物的资助则丰厚异常。较小的都会里有过高尚的圈子，但卡斯底里欧尼宁择乌尔比诺那些静默的同道，也不愿取罗马那种大都会里较嘈杂、较炫饰的文明。不过，乌尔比诺毕竟是个文化小岛，而罗马则如大江瀚海。路德曾亲睹此况，深感颤惊与厌恶；伊拉斯谟亦曾涉足其间，却欣喜欲狂。数以百计的诗人宣称：农神之治（Saturnia Regna）又临人世了。

[1]利奥在狩猎期间喜在玛格里亚纳别墅（Villa Magliana）避静。该处系建给西克斯图斯四世，后由英诺森八世及尤利乌斯二世扩建，并由翁布里亚的乔万尼·彼得罗·斯帕格纳为尤利乌斯饰以阿波罗与缪斯的壁画。拉斐尔并于1513年至1520年之间为其教堂设计3幅壁画，其中有两幅尚存于卢浮宫，它们或是由洛·斯帕格纳据拉斐尔的讽刺画绘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