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510年时,拉斐尔就已从这位快乐的银行家那里接受少数的委托金。1514年,他替他在佩斯教堂画了一幅壁画。所绘的空间窄小而不平。拉斐尔为了使画面显得匀称起见,而分之为四处女预言家,即库米尔、波斯(Persian)、弗里吉亚(Phrygian)、提伯亭(Tiburtine),这些异教的女预言家并无陪伴的天使。其画像都很高雅,因为拉斐尔所绘的,都少不了高雅的风格。瓦罗认为那是这位年轻艺术家最杰出的作品。这些画模仿米开朗基罗的女预言家,除了提伯亭之外。这位女预言家因年老而憔悴异常,对自己卜算的厄运深感恐惧。该画像实具有独创与戏剧性的威力。17世纪以前有个传闻说,拉斐尔曾因这些女巫画像的润资,跟基吉的会计有过误解。拉斐尔已先收到500金币,但画完时,又要求额外的报酬。会计认为付过的那500金币就是应付的全额。拉斐尔提议请个内行的画家来评鉴那些壁画。会计请了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同意了。米开朗基罗虽然忌妒拉斐尔,却判定说,画中的每个头就值得100金币。当这位惊讶至极的会计将此意见报告基吉时,这位银行家命他立即付给拉斐尔额外的400金币。“要待他亲切,”他这么告诫道,“使他能够满足。要是他叫我付出画布的钱,我就破产了。”
基吉不得不小心翼翼,因在同年,拉斐尔又在基吉别墅替他绘了一幅气氛欢愉的壁画——《加勒蒂亚获胜》(The Triumph of Galatea)。故事取自波利希安的《骑马对战》(Giostra):独眼巨人波利菲墨斯(Polyphemus)想以歌声和笛声拐诱森林女神加勒蒂亚,但她不顾而去,好像是说:“谁要嫁给一个艺术家?”然后听任两条海豚拉着她那贝壳似的小舟驶向海去。她的左边有个俊健的森林女神,被一个强有力的半人半鱼的海神逮住,而丘比特亦从云间射出漫天情箭以增厚情谊。画中的异教文艺复兴已达其巅峰,拉斐尔则任其想象翱翔,画出优美无比的女人。
1516年间,他以荣耀维纳斯与爱情获胜的壁画,替红衣主教比别纳装饰浴室,1517年间,他更恣情自娱,为基吉别墅正厅的天花板与三角穹隆设计图样。他在图中应用其禀赋的想象,绘出阿普留斯(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里的一则故事。赛普绪喀公主因长得貌美而受到维纳斯的嫉妒。这位心怀恶毒的女神吩咐其子丘比特撩起赛普绪喀的情欲,使她爱上一个卑鄙无比的人。丘比特降抵人间来达成所托,却对普绪喀一见钟情。他在夜间与她相见,并且叫她抑制好奇心,不要打探他的身份。某夜,她起床点亮灯光,发觉跟她同床而卧的原来是诸神当中最俊美的一位,不禁雀跃万分。就在她兴奋之际,一滴灼热的灯油掉在他的肩膀上。丘比特不觉惊醒,责她不该如此好奇,然后含愤而去。他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女人若无好奇心,就会降低社会的道德。赛普绪喀郁郁不乐,到处流浪。维纳斯因丘比特违拗母意,把他囚禁起来,并对天神朱庇特抱怨说,天国的风纪败坏了。天神便遣墨丘利逮来赛普绪喀,罚她当维纳斯的奴隶,受尽酷虐。丘比特逃出囹圄,恳求天神赐他赛普绪喀。这位困惑的天神跟往常一样,碰到这类对立的祈愿多拿不定主意,只得召集奥林匹斯诸神讨论此事。他自己对少女的娇媚也很容易着迷,因而偏袒丘比特。众神顺从天神之意,一致同意释放赛普绪喀,使她为女神,并将她赐给丘比特。最后一幕描写诸神欢宴神仙酒会,共祝丘比特与赛普绪喀姻缘美满。我们认为这则故事是个诚敬的譬喻:赛普绪喀象征人的灵魂,只要经过折磨的净化,就可升登天堂。但是,拉斐尔与基吉并没有看出这个神话的宗教象征,而只视之为遐思俊男美女的良机。不过,拉斐尔虽对肉体美有所偏好,犹能表现其高雅的风格,使得清教徒无可挑剔。天性欢愉的利奥显然亦无怨言。拉斐尔仅负责画中的人物与构图。罗马诺和彭尼两人依照草图画出各景,乌迪内加上镶边的花圈及茁生的花果。拉斐尔画派已成为一种传达带,其创作的目标几乎就是要表现某种美妙的形式。
再也没有像拉斐尔的作品那样融汇异教与基督教之色彩的了。这位醉心尘世的年轻人,过着王公般的生活,贪恋女色而用情不专(我们不妨破例这么说),在天花板上画出男女裸像以自娱。在这些年间(1513年至1520年),他画了一些整个历史上最动人的图画。他以无邪的肉欲欣赏,总是选取圣母画像作为主题,总共画了50次。有时他的弟子会帮助他,就像《因潘纳塔的圣母像》(Madonna Dell'Impannata)这幅[1],但他大半还是亲手着画,流露往日翁布里亚的虔诚的笔调。现在(1515年),他为皮亚琴察圣西斯托修道院绘了一幅《西斯廷圣母玛利亚画像》:图如椎棱,完美至极,画像逼真得像殉道者圣西克斯图斯本人一样;圣巴巴拉的仪态端庄,但有点太美,服饰亦显得太过华丽;圣母的绿袍,微红留痕,被天风拂动;圣子天真无邪,颇类常人;圣母面颊淡红,微露悲意与讶异(佛纳瑞拉或即摆出姿势被画的模特儿,她明白自己并不够格);帘幕被圣母后头的天使拉开,好让她升登天堂:这就是基督教世界喜爱的画像,是拉斐尔亲手所绘最受人喜爱的作品。《橡树下的圣家族》(The Holy Family Under The Oak Tree)这幅画亦称为《珍珠圣母》(La Perla);该画虽具传统的形式,却几乎同样优美,或许还更动人。《圣母西笛亚或茜吉欧拉》(Madonna Della Sedia or Seggiola)这幅画像的画意较乏宗教性,而较富人情味。那位圣母是个年轻的意籍修女,丰满娇美,热情内蕴。她以据有与保护的母爱抱着她那白胖的婴儿,而那婴儿则羞怯地依偎在她的怀里,仿佛他已听说残害无辜幼儿的神话似的。这样的一幅圣母画像,就足以补偿许多幅的《佛纳瑞拉》(Fornarinas)。
拉斐尔所绘的耶稣画像相当少。他的天性活泼,对受苦的冥想与画像都会畏然退缩,他或许跟达·芬奇同样认为无法表露圣者的真相。1517年间,他大概是跟彭尼合作,替巴勒莫的斯帕西莫(Santa Maria Dello Spasimo)修道院画了一幅《基督背负十字架》(Christ Bearing The Cross),这幅画也就因而被定名为《西西里之斯帕西莫》(Lo Spasimo di Sicilia)。据瓦萨里说,该画曾历经险阻:运送该画前往西西里的那艘船在暴风雨中沉没了,但装画的板条箱却安然浮上水面,漂抵热那亚。“连狂风怒涛,”瓦萨里这么说道,“也尊敬这么一幅画。”其后再次装船,陈列于巴勒莫,“较诸火山岛还要出名”。17世纪期间,西班牙菲利普四世曾将该画秘密运往马德里。这幅画中的耶稣仅仅是个疲惫与挫败的人,没有表露出他接受及达成了任务的隐意。拉斐尔在《以西结之异象》(The Vision of Ezekiel)这幅画中所表现的神性较为成功,虽然他还是从米开朗基罗的《人类的诞生》(Creation of Adam)处借来他那庄严的神祇。
《圣塞西莉亚》画像跟《西斯廷圣母画像》,差不多同样闻名。1513年秋,一位博洛尼亚的女士宣称她听到上天的嘱咐,要她在圣·蒙特(San Giovanni Del Monte)教堂里建造一个附属教堂,以供奉圣塞西莉亚。有一位亲戚负责此事,并请其叔父红衣主教普奇(Lorenzo Pucci)以1 000金币从拉斐尔处订制一幅相当的画像摆设于祭坛上。拉斐尔将乐器的部分交给乌迪内负责,他本人则于1516年完成该画,送往博洛尼亚,并附上一封措辞恳切的信给弗兰西亚。我们无须相信弗兰西亚被该画的美打动心窍,因而觉得该画绚烂无匹,画中的音乐感只在天上有,画中的圣保罗是在“沉思默想”,圣约翰犹显少女的狂喜,圣塞西莉亚可爱异常,抹大拉的玛利亚更是娇媚——在画中变成迷人而无邪的少女——还有那照映在帷幔与玛利亚脚上的生命之光影。
现在又有佳绝的画像问世了。《卡斯底里欧尼像》(Baldassare Castiglione,藏于卢浮宫)是拉斐尔最仔细画的像之一,流露出无限的诱惑力,仅次于《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这幅画。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绒毛怪异的头饰,其次是皮袍与大胡子,因而想象这人是个回教诗人或哲学家,或者是荷兰画家伦勃朗眼中的犹太教牧师。然后是柔和的眼、嘴和紧握的双手,显示了利奥朝臣里那位温厚、善感、服丧的伊莎贝拉的牧师;我们应在看《朝臣》这部小说之前,先将这幅画像赏玩一番。《比别纳》(Bibbiena)这幅画绘的是这位红衣主教的晚年,倦于他的维纳斯,归于基督教。
《遮面女郎》(La Donna Velata)是否为拉斐尔所绘,尚待考证,但瓦萨里认为那是拉斐尔替他情妇所绘的画像,倒是颇为有理。她的形貌就是他用来画《圣塞西莉亚》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与西西莉亚,或许还用来画过《西斯廷圣母》——该画像显得阴郁而肃穆,一块遮纱自头部垂下,颈部戴有一串小珠宝环,身着一件宽松而闪亮的袍子。柏琪斯画廊里有一幅《佛纳瑞拉》画像,或系拉斐尔所绘,但前人认为那是他的情妇,仍待商榷。该字意指“女银行家”,或“银行家之妻或女儿”。但这类名字就像史密斯(Smith),意为“匠人”,或卡彭特(Carpenter)意为“木匠”一样,跟取此姓者的职业毫不相干。画中这位贵妇的姿色并不特别引人,她的神色并不优雅,否则就会显得更为娇媚。很难令人置信的是,这位优雅的“蒙纱贵妇”,竟然就是尽兴享受一时之乐的那位。不过,拉斐尔的情妇毕竟不止一位。
然而,他对情妇的忠实远非艺术家们——他们对美的领受较诸理性为更敏感——所能想象。拉斐尔曾受惠于红衣主教比别纳的厚助,但当这位红衣主教要拉斐尔娶其侄女玛利亚(Maria Bibbiena)时,拉斐尔却仅勉强答应。他经年累月,一拖再拖,不履行诺言。据说,玛利亚因一再被拒,竟至悲恸心碎而殒。瓦萨里认为拉斐尔迟迟不娶,乃是期望能当红衣主教,对这样的高升,结婚是个主要的——若是情妇则为微不足道的——阻碍。同时,这位艺术家尽量使他的工作地点接近情妇的住处。当拉斐尔在基吉别墅构绘《赛普绪喀情史》(History of Psyche)时,由于距其情妇的宅所过远,往返费时过巨,银行家便将她安置于别墅里的寓处。瓦萨里说:“因此,那桩工作得以完成。”他认为拉斐尔早殁,乃是因与这个情妇“经常沉湎酒色”所致。不过,我们并不知道此说确否。
他最后的一幅画是阐释福音故事。1517年间,红衣主教朱丽奥·德·美第奇嘱托拉斐尔和皮翁博两人,替纳博讷(Narbonne)大教堂的祭坛背后绘一幅画。按朱丽奥即受弗兰西斯一世封为该大教堂的主教。皮翁博早就觉得自己的禀赋至少还够得上拉斐尔,但很少受人赏识,现在该是他一展雄才的良机了。他选定拉撒路复活作为素材,并取得米开朗基罗的协助来构图。拉斐尔受了这种竞争的刺激,便奋起作画,推出最后的杰作。他选取的主题是:《马太福音》(Matthew)所述的泰伯(Tabor)山插曲: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
拉斐尔选定了这两景,并耗尽心力设法协调这两景的时间与地点。山巅之上,但见耶稣的身形翱翔空中,他的脸孔因狂喜而变形,他的衣裳被天光照耀而闪闪发光,他的两侧站着摩西与以利亚,他们的下头有3位受宠的使徒躺在高地上。山脚处有一位绝望的父亲推着他那癫狂的孩子向前,孩子的母亲和另一个女人两人都流露优雅的美,他们跪在孩子旁边,祈求聚在左侧的那几位使徒替孩子治病。有一位使徒在凝神观书时吓了一跳,另一位指着变了形象的耶稣,认为只有他才能医好孩子的病。通常我们都赞扬该画的上半部绚丽无比,据说是拉斐尔亲笔画成的,而贬抑下半部的某些粗鄙与乱画,这是朱丽奥·罗马诺所绘的。不过,有两位佳绝的人物却是在下半部的前景——苦恼的读者及一位遮纱闪亮,露肩跪着的女人。
拉斐尔于1517年着手绘制《耶稣变形》(Transfiguration)这幅画,可惜壮志不逮,未成而殁。瓦萨里曾于拉斐尔死后30年左右著书忆旧,但我们很难说其中有多少真实性:
拉斐尔依旧荒淫无度。在一次异乎寻常的纵乐之后,他返家发了高烧,医生认为他是受了风寒。因为没有说出害病的原因,医生也就很疏忽地替他放血,不但没有替他增补,反而使他更觉虚弱。于是,他先将他的情妇好生送出屋外,然后立下遗嘱,留给她一些财产以度余生。接着,他便将遗物分给他的弟子:一向受宠于他的朱丽奥·罗马诺、佛罗伦萨的彭尼、乌尔比诺的某位教士、一位亲戚……临终忏悔之外,他终于在他生日,即耶稣受难日当天,走尽人生的旅程,享年37岁(1520年4月6日)。
前来听他忏悔的那位神父要等拉斐尔的情妇离屋,才肯进入病房。他或许是认为:她一直在场会使人觉得拉斐尔在受忏悔式之前,依旧缺乏所需的忏悔之心。她甚至被赶出送葬的行列,因而陷入忧郁的状态,濒临癫狂的危险,红衣主教比别纳劝她去当修女。罗马的艺术家都列队哀送这位英才早殁的年轻人到坟地。利奥因失去了他所喜爱的画家而悲恸异常;教皇的秘书兼诗人本博能以拉丁文及意大利文长谈阔论,现在却摈弃一切丽辞,替万神殿里的拉斐尔墓写了一句话当墓志铭:
埋骨此地的是拉斐尔。
这就够了。
与他同代的人咸认为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画家。他的杰作比不上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那雄伟的画像,但米开朗基罗所绘的也抵不过拉斐尔那50幅圣母画像的整体美。米开朗基罗是个较伟大的艺术家,因为他在三方面都很伟大,思想与画技也较深刻。当他谈到拉斐尔时说:“他是个深入研究就能绘出佳作的好榜样。”他的意思或许是说:拉斐尔凭着模仿而获致许多画家的优点,从而孜孜不倦,融汇而成一种完美的风格。他并不觉得拉斐尔拥有创造的狂热,能迅速不要指引,并且独创一格。拉斐尔过于快活,不像传统那种疯狂式的天才,他解决了内心的冲突,因此很少流露那超人的精神或力量来推动伟大的灵魂,走上创造与悲剧的大道。拉斐尔的画作是艺巧技精的产品,而不是深的感情或信念的伟作。他顺应尤利乌斯、利奥与基吉等人的需求与癖性,一直都是个无邪的青年,欢愉地摆动于圣母画像和情妇之间。他就是借这种欢愉的办法来谐调异教和基督教两者之间的差异。
就技术性的艺术家而言,没有一个艺术家能与他并肩,在安排画面的构图、整体的色彩变化、线条的柔滑等这些方面,没有人及得上他。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形式的表现。因此,所能呈露的就局限于事物的表面。除了尤利乌斯的画像而外,他不曾深入探究人生或信念的神秘性或冲突感。达·芬奇的纤妙与米开朗基罗的悲剧感,对他而言同样毫无意义。人生的情欲与欢乐、美的创造与拥有、朋友与情人的忠诚,这些就很够了。约翰·罗斯金说得对:哥特式的建筑与意大利及佛兰德斯的“前拉斐尔派”绘画里,表现了淳朴、真诚与雄浑的信念和希望,较诸拉斐尔那娇媚的圣母画像与艳丽的维纳斯两者,还能深入灵魂的深处。然而,《尤利乌斯二世》与《珍珠圣母》这两幅画并不仅是肤浅的描绘而已;它们流露了男性的野心与女性的温柔,《尤利乌斯》比《蒙娜丽莎》还伟大,还深刻。
达·芬奇使我们困惑,米开朗基罗使我们惊惧,拉斐尔带给我们宁静。他不提出问题,不引起疑虑,不制造恐惧,而是提供我们那芳醇而可爱的人生。他不容许智识与情感之间的冲突,或躯体与灵魂之间的矛盾。他所见的一切,是对立的谐调,造成毕达哥拉斯式的音乐。他的艺术将画上的一切理想化:宗教、女人、音乐、哲学、历史,甚至战争。他自己的一生顺遂而幸福,所映射的亦系宁静与优雅。此处随意列出一些天才,他们的地位就在这位最伟大的人之下,但亦可与他分庭抗礼:但丁、歌德、济慈、贝多芬、巴赫、莫扎特(Mozart)、米开朗基罗、达·芬奇。
[1]该幅画像由萨克森的腓特烈·奥古斯都二世于1753年以6万德币(约合45万美元)购得,约莫两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德勒斯登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得胜的俄军从德国掠走,而柯勒乔的《圣诞夜》(Holy Night)、乔珠奈的《维纳斯》,以及为数达92万件左右的艺术品也同时被送往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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