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思想之讨论

但丁和彼特拉克向外国皇帝的呼吁现在由马基雅维利转向美第奇家族呼吁了。诚然，如果利奥享乐少一点，多活一阵子，马基雅维利也许可以看到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开始。但是年轻的洛伦佐在1519年逝世了，而利奥也在1521年逝世了。在马基雅维利逝世的那年（1527年），意大利完全屈服于外国势力的控制下了。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一直要等到343年以后加富尔（Count Cavour）运用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政治家手腕才得完成。

思想家们几乎一致地批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而政治家们则几乎一致地实行他所阐明的理论。在这本书公之于世不久（1532年），即有许多人著书反对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但是查理五世仔细地研读它，凯瑟琳·美第奇把它带到了法国，法国的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在他们死时都还带着它，黎塞留（Richelieu）赞美它，奥朗日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把它置于枕头下，好像要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似的。当然，对于多数统治者来讲，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并无任何新奇之处，只是不智地揭露了他们在政治上玩弄的伎俩诈术而已。那些梦想把马基雅维利变成一个政治上激进派的人认为，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写《君主论》这本书，并非在阐述他自己的哲学，而是以暗讽的方式间接地揭露统治者的统治伎俩。然而，《李维罗马史之研究》一书中却有很长的篇幅阐释相同的观点。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了持平之论：“我们应该感谢马基雅维利和其他类似的作家，他们公开而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们人们习惯怎么做，而非应该怎么做。”黑格尔的批评则深具见地和雅量：

《君主论》一书因为包含暴君统治的法则，往往使人掩面不忍卒睹，但是，马基雅维利认为在险恶的环境下，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使用权谋诈术是必需的。那些孤立的贵族必须全部予以压制，虽然我们的自由观念和他主张的手段像无情的暴力、各种欺骗方法、谋杀等不相符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那些可诛的暴君是无可厚非的。

麦考利（Macaulay）在一篇著名的文章里描述马基雅维利的哲学乃是他看到当时意大利道德败坏，各国君主极尽阴谋诡诈之能事，迫切想谋求意大利统一与强大的一种自然反映。

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代表一种复苏的异教精神对衰微的基督教的最大的挑战。在他的哲学里，宗教又如在古罗马时代一样，变成政治的附属品，国家才是上帝。他所颂扬的美德只是那些不信基督教的罗马人的美德——勇敢、坚强、自立、智慧，唯一不道德的事就是声名败坏。马基雅维利也许夸张了基督教衰微所带来的影响，他也许忘记了中古时期许多惨烈的战争，也许忘记了君士坦丁大帝、贝利萨留斯（Belisarius）、查理曼大帝、殿院骑士（the Templars）、条顿骑士（Teutonic Knights）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等所掀起的战争。基督教的道德强调的是阴柔的品德，因为人类的天性里有着丰富的破坏本质，所以对那些具有虐待狂的罗马人，对那些侵入意大利的野蛮人，对那些想破坏文明、目无法纪的人必须宣扬相反的观念。马基雅维利所鄙视的美德造成安定而有秩序的社会，而他颂扬的美德（和尼采一样，因为他缺乏这些美德）则造成强大而黩武的国家，并造成独裁者残杀无数生灵来迫使人民服从和加强他们的统治。马基雅维利把统治者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他只考虑到国家的保全，很少考虑到统治者个人的义务，亦从未考虑到统治者个人的腐化和权力的滥用。他忽略了意大利城市国家间鼓励性的竞争和文化上的蓬勃发展，他很少注意到他那时代或古罗马时代的辉煌艺术成就。他迷失在崇拜国家的观念中，他协助使国家摆脱了罗马教会的控制，但是他也参与建立了对高于中古国家观念的民族主义的崇拜，中古的国家观念尚受到以教皇为代表的国际道德的约束。每一个理想在人类天生的自私观念下都破碎了，而一个坦白的基督徒必须承认在传布和实行与异教徒不必守信的原则中——如在康士坦斯宗教大会中，胡斯在与会前原被担保生命安全，但到会后却被焚死。费拉拉的阿方索在罗马也是一样——罗马教会本身正玩弄着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权谋诈术，失掉了她所负的代表一种道德制裁力量的使命。

但是，在马基雅维利坦率的论述中，我们仍可发现一些令人鼓舞的地方。他的著作使我们正视一个没有几个哲学家敢提出讨论的问题：一个政治家是否应受道德的约束？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道德只有在一个社会中的分子传播它、执行它的时候才可能存在；在国际社会中，国与国间道德的存在尚待一个被赋予实力的国际机构的出现和维持国际法的舆论的形成。在此之前，国家的行为将像丛林中的野兽一样，不管他们的政府宣称所持的原则如何，他们的实际行为将与《君主论》一书中所描述的一样。

我们回顾从彼特拉克到马基雅维利这两个世纪间在意大利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可以看出这个运动的本质和基础在于人们对来世生活的渐少关切，而日趋肯定今世的生活。人们很高兴地再度发现一个异教的文明，在这个文明里人们不必忧虑原罪或地狱的惩罚，自然的冲动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也受到宽恕。苦行、克己、罪恶感等观念在意大利上层人民中不再具有力量，甚至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修道院因无新人补充而日趋衰微；僧侣、托钵僧和教皇们自身亦追求世俗的享乐，忘却了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传统的束缚和权威解除了，人们的思想和旨意超越了教会思想的重重束缚。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为外向，虽然往往产生暴乱，却扫除了中古时期阴霾忧郁的思想。除了科学以外得到解放的知识分子在各方面都很活跃，这时期知识的大量解放尚未能产生实验的精神和研究的耐心，这两者一直要等到文艺复兴的狂潮消退以后才出现。同时，在受教育分子中间，对上帝的敬拜转变为对知识和天才的崇拜，对永垂不朽的信仰转变为对不朽声名的追求。异教徒的观念像财富、命运、自然的观念取代了基督教神的观念。

所有这些必须付出一个代价。思想的蓬勃解放削弱了宗教道德制裁的力量，却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有效取代这一个制裁力量。其结果是人们不再抑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纵情于享乐和不道德生活中，这是自古希腊诡辩学派打破了神话、解放了思想、摆脱了道德以来，历史上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