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科学家

在不影响神学的科学方面，意大利这个致力于艺术和文学，反对轻视良心学问的国家也继续在缓慢地进步。属于这短短时代的科·瓦罗利（Costonzo Varoli），巴·欧斯塔基奥（Bartolommeo Eustachio）及加·法洛皮奥（Gabriele Fallopio）等人的名字，已收入现代解剖学的专门术语中。尼·塔尔塔利亚（Nic-colòTartaglia）发现三次方程式的解法，他将方法告诉哲罗姆·卡尔丹（Jerôme Cardan），后者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出来（1545年）。尼·塔尔塔利亚向他挑战代数，分别提出31道问题，由对方解答。卡尔丹接受这项挑战，但竟傲慢地派了一位学生去解答尼·塔尔塔利亚的问题。学生输了，尼·塔尔塔利亚获胜。但是，卡尔丹写了一本奇怪的、迷人的自传，使他不因时光的流逝而被遗忘。

这本自传以惊人的坦率起笔，而贯彻全书：

据我所听到的，虽然试过许多避孕的药物，但终无效用。我总算在1501年9月24日生了下来……由于朱庇特高居上苍，维纳斯主宰命运，除了性器官之外，我并没残废。因此，在我21岁至31岁之间，不能与女人同床。许多次，我为自己的命运悲哀，我羡慕别人，及他们的幸运。

这只是他的无能之一。他口吃。一生之中，他常因不消化、心脏病、血管破裂、疝痛、痢疾、痔疮、痛风、皮肤痒、左乳长癌、传染病、隔日热以及“一年一度连续失眠80天”，而患喉咙嘶哑及黏膜症。“1536年，我排尿过多而病倒。虽然约40年来，我一直因这个毛病在受苦，每天要排出60到100盎司，但我活得很愉快。”

有了这一切临诊的经验，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医生。除了虚荣之外，他几乎医好了他自己所有的病。他是意大利求诊病人最多的医生，还被远召至苏格兰去治疗一个病入膏肓的大主教，药到病除。34岁时他在米兰讲授数学，35岁时又讲授医学。1545年，以雷·卢里（Raymond Lully）的名义，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大衍本》（Ars Magna），对代数方面，贡献厥伟。在这本书中，他还提及解三次方程式的“卡尔丹定理”，他显然是第一位发现二次方程式可能有负根的人。远在笛卡儿之前，与尼·塔尔塔利亚同时，他想到把代数应用到几何学上。在《赌博之书》（De subtilitate rerum，1551年）一书中，他讨论绘画与着色；在《事物之精妙》（De rerum Varietate，1557年）一书中，他又简述当时的物理知识。这两本书，有许多是抄自达·芬奇未出版的手笔。在病中、旅行中和忧伤之时，他写了230本书，其中出版的有138本，有些则被他烧掉了。

他在帕维亚和博洛尼亚大学教医学，把他的科学讲得很高深，夸大其词，损伤了他的同事的尊严。他写了一本巨著，阐述星球与脸部的关系。在释梦方面，他像弗洛伊德一样，熟练而荒谬；在信仰守护神方面，笃诚又仿若弗拉·安杰利科。但是他所举出的史上十大智慧家——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皮加（Perga）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他林敦（Tarentum）的阿契塔（Archytas）、阿尔·花拉子密（Al-Khwarizmi）、阿尔·金迪（Al-Kindi）、盖比尔（Gebir）、邓斯·司各特及理查德·斯温斯海德（Richard Swineshead）——又都不是很笃诚的基督徒，除了司各特之外，其余的都是科学家。哲罗姆·卡尔丹树敌成百，招致毁谤成千，婚姻不美满。他奔走图救因为毒死不贞妻子而被判刑的儿子，也没成功。1570年，他移居罗马，在罗马因欠债或传播邪说或是两者皆有而被捕，然而格列高利十三世释放了他，并给他养老金。

74岁时，他写了一本《我的自传》（De vita Propria liber），是这时期意大利最著名的3部自传之一，其浩瀚与忠实几如蒙田，他分析他自己的生理、心理、性格、习惯、嗜好与厌恶、道德与劣行、荣誉与卑劣，错误与预言、疾病和梦。他自责顽固、刻薄、孤傲、武断、好斗、赌博欺骗、报复心重，并提及“我当帕多瓦大学校长一年中所过的荒淫生活”。他刊出“我觉得失败的事情”——尤其是没适当地教养他的儿子。但他也列出73本提到他的书，谈到他许多成功的治疗和预言以及他无往不利的辩才。他哀悼他所受到的迫害，以及“自我的反传统的观点而加诸我的”危险，他自问：“我发现了什么动物，比人类更奸诈、更狡猾、更不可靠？”他没有作答。另外，他也记载许多使他快乐的事物，包括变化、食物、饮酒、航海、音乐、小狗、猫、自制和睡觉。“人类所能达到的目标，没有比认知真理更有价值，更令人喜悦的。”他的兴趣是医学，在这方面，他获得许多惊人的治疗方法。

在此意大利没落的时代，医学是唯一获得重要进步的科学。这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长时间在意大利当学生和老师——哥白尼自1496年至1506年，维塞利亚斯自1537年至1546年，我们不应该要求他们抛弃波兰和佛兰德斯，留在意大利作更多的贡献。继维塞利亚斯之后，在帕多瓦当解剖学教授的科隆波发表《论解剖》（De re anatomica，1558年），提出肺部血液循环的学说。他也许不知道，早在12年前，塞尔韦图斯（Servetus）已提出相同的理论——科隆波在帕多瓦和罗马实施人体解剖，显然没有遭到教会的反对，他似乎也曾解剖活狗。维塞利亚斯的学生加·法洛皮奥发现并说明耳朵中的半规管和耳鼓以及输卵管（现在即以他为名）。巴·欧斯塔基奥说明耳喉间之管道及心瓣，他也发现了外转神经，肾上体和胸管。科·瓦罗利研究桥脑——脑部皮下层的神经群。

我们无法说明医学对文艺复兴时代人类寿命的影响。科·瓦罗利死于32岁，科隆波死于43岁，巴·欧斯塔基奥只活了50年，而米开朗基罗却活到89岁，提香活到99岁，路易吉·科尔纳罗更几达100岁。路易吉于1467年或更早时生于威尼斯，他很有钱，足可享受吃喝玩乐，这些“过度的吃喝玩乐使我变成各种痛苦的牺牲品，如胃痛、左右胁阵痛、痛风症……几乎不断地轻微发烧……及无法止住的渴，这种恶劣的情形使我无所希望，只有死才能终止我的痛苦”。当他40岁时，他的医生放弃所有的药物，告诉他唯一恢复健康的希望在于“过节制而有规律的生活……除了给病人吃的药单上所列的药之外，不管是固体还是液体，我一概不可食用，只能吃少量食物”。他获准吃肉、喝酒，但总是很有节制。不久，他每天的食量便减至12盎司食物和14盎司酒。一年之内，他告诉我们：“我发现我已痊愈……我这时最健康，打从那时起，便一直保持到现在。”——即83岁。他发现这种规律而适度的生活习惯，也可在心理和个性方面产生相同的效果，他的“脑一向都很清醒……忧郁、憎恨跟其他的情感都离开了他，甚至于他的审美感也敏锐了，以前觉得可爱的事物，现在显得更加美丽”。

他在帕多瓦度过恬静舒适的晚年，从事并资助公共事业，在83岁时，写了他的自传《清醒先生的生活》（Discorsi della vita sobria）。丁托列托为他画了一幅令人愉快的肖像：光秃的头，红润的脸，清澈有神的眼睛，慈祥和蔼的皱纹，稀疏的胡子，在此垂暮之年，双手仍如贵族青年。他80岁的活力鼓励我们，他唤醒了那些认为人生过70便无意义的人：

让他们来看，来为我的健康而惊奇。看我如何独自跃上马背，看我如何跑上楼梯、奔上山坡，看我如何快乐、喜悦和满足，看我如何没有烦恼与忧虑。安详和欢乐从没离开我……我的全部机能（谢谢上帝）仍然强健，包括味觉，因为我现在更喜爱定量地食用粗茶淡饭，而厌弃当年无规律时代的美食……我回家时，所看到的不是一两个孙子，而是11个……我喜欢听他们歌唱，听他们演奏各种不同的乐器。我自己也唱，并发现我的歌喉比以前更佳，更清亮……因此，我的生命是活跃的，不是死寂的，我不愿以我的晚年交换供情感驱策的青年。

86岁时，仍然强壮有力的他写了第二篇文章，表示能使一些朋友模仿他的生活方式而高兴。91岁时，他又写了第三篇散文，说明如何“我不断地写作，用我自己的手，一天8个小时，及……除此之外，我边走边唱地度过另外几个钟头……因为我觉得，当我离开桌子时，我就必须唱……喔！我的歌声变得多么美妙和洪亮！”92岁时，他写了“一篇可爱的劝世文，劝告世人遵循有规律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他企望活一个世纪，企望官能、感觉和活力渐次减弱而安逸地死去。1566年，他安详地离开人间，有人说他活了99岁，有人说是一百零三四岁。据说，他的太太遵循他的诫言，活了将近一个世纪，死时“身体十分安适，灵魂十分安逸”。

在这么小的领域，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不能希望发现一位大哲学家。一位意大利的新教徒伊库甫·阿孔齐奥（Iacopo Aconzio）在一篇叫《方法论》（De methodo，1558年）的论文中，为笛卡儿打开了一条新路。在《撒旦的阴谋》（De Stratagematibus Satanae，1565年）一书中，他更大胆地提出，所有的基督教义可以浓缩成全部基督徒所遵循的少数教条，不必包括三位一体的理论。马·尼佐利（Mario Nizzoli）为培根开拓了一条新路。他反抗亚里士多德继续称霸哲学界，他呼吁要直接观察，不要演绎推理，并指责逻辑是颠倒是非的工具。布·提尼西奥（Bernardino Telesio）在《论自然》（De rerum natura，1565—1586年）一文中，支持马·尼佐利及皮·拉米（Pierre la Ramée）反抗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提倡经验科学：自然界必须由我们的感官体验，在它自身的范围内获得解释。布·提尼西奥说，我们所看到的，是用两种力量的作用而产生的现象：一种是来自天上的热，一种是来自地中的冷。热产生扩张及运动，冷产生收缩及静止。在这两种原动力的冲突中，存在着所有物理现象的内涵实质。这种现象，根据自然的因和不可分割的法则进行，不受神的干扰。但是，大自然并不是静止的，跟人一样，事物之中也有灵魂。图·卡帕尼拉（Tommaso Campanella）、吉·布鲁诺和培根都从这些观念中获得某种启示。教会一定仍然有某种尺度的自由，才能使提尼西奥自然死亡（1588年）。若在12年之后，异教裁判所一定会判 吉·布鲁诺火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