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瑜陀耶王朝与中国的关系

1．朝贡贸易和大米贸易

阿瑜陀耶王朝于1350年建立，此后不久，中国的农民领袖朱元璋领导农民起义推翻元朝蒙古人的统治，于1368年建立明朝。暹罗阿瑜陀耶王朝与中国明朝的关系主要靠“朝贡”与“抚谕”来维系。据《明实录》和《明史》的统计，在明朝存在的276年里，暹罗来中国朝贡110次，明朝遣使暹罗19次。

朝贡是中国古代诸侯定期朝见天子，贡献方物，表示诚敬的一种制度。到了明代，朝贡已经不是最初的含义了，它已经变为海外诸国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政治交往的一种外交手段，经济互利的一种官方贸易形式，人员和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途径。

朝贡贸易的大帆船

暹罗阿瑜陀耶王朝与中国明朝的朝贡关系，首先是为了双方的政治需要而建立和维持的。阿瑜陀耶王朝甫建之初，面临着彭世洛、呵叻和洛坤等地方豪强势力的反叛与安南和缅甸等邻国随时可能发生的武装侵略。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争取亚洲大国中国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阿瑜陀耶王朝主动多次遣使中国，请求明朝颁给金印和勘合底簿，作为朝贡关系的凭证。这是暹罗方面基于政治需要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对于中国明朝来说，威胁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部族。对南海诸国，则只求维系安宁，“保境安民”。朱元璋在《皇明祖训箴戒章》中告诫后世子孙说：“四方诸夷，皆阻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侵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可以认为，北拒强敌，南抚诸邦，做到“中国安而四方万国附顺”，这是明朝政府的对外方针。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朝贡是一种官方贸易形式。明朝政府对海外各国来贡，主要从政治上着眼，满足于“万邦归顺”的虚荣感，在经济上则采取“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的方针。明朝政府除了照例“赏赐”给各国贡使大量礼品外，还准许贡使将带来的货物开市出售，免于抽税。所以，朝贡已不是最初那种“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的概念了，而带有商品交换的性质。海外各国利用朝贡的机会，进行官方垄断的对外贸易。“虽云修贡，实则慕利”。

暹罗历次朝贡送来的礼物有：大象、象牙、苏木、降香、罗斛香、胡椒、鹦鹉、孔雀、硫磺、黄蜡、白蜡、阿魏、丁皮、碗石、紫梗、藤竭、藤黄、没药、乌爹泥、肉豆蔻、白豆蔻、大枫子、芯布、油红布等。有时货物的批量很大。例如洪武二十年（1387年）贡胡椒1万斤，苏木10万斤。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贡苏木、胡椒和降香等物17万斤，简直就是趸批贸易。明朝送给暹罗的东西有瓷器、文绮罗帛和织金锦缎等，有时干脆付给大量的钱钞。如洪武十四年（1381年），赐给暹罗贡使陈子仁等钞240锭。

朝贡贸易，给暹罗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以槟榔为例，在暹罗收购价每担6钱，运到中国来就值4铢。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尽管明朝一再表示，“入贡既频，繁劳太甚”，“令遵古典而行，三年一贡”，但仍是贡使不绝，相望于途。由三年一贡，变成一年三贡。即一年之中，探贡一次，正贡一次，接贡使一次。

到了清朝初年，除维持原来的朝贡关系外，又正式开启了中暹之间的大米贸易。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听暹罗贡使说：“其地米甚饶裕，价钱亦贱，二三钱银即可买稻米一石。”遂要求暹罗运米至广东、福建和宁波等地贩卖，给予免税待遇。雍正七年（1729年）准许各省商民与闽省一样到暹罗贩米。乾隆八年（1743年）规定：“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税银十分之三。”乾隆十六年（1751年）决定对运米2 000石以上者赏给顶戴。清朝政府的大米贸易政策，从要求暹罗政府官运，到准许中国商民私贩；从大米免税，到随船的压舱货也减免税；从一般号召，到奖给顶戴。

贩运大米与贩运山货土产相比，“向来获利甚微”。许多船商象征性地装载少量大米，使船运合法化，而夹带大量的香料、苏木、铅、锡等货。米不满5 000石，货可值数十万。由大米贸易向一般贸易发展，使暹罗和中国双方都获得经济利益，使朝贡贸易的内涵发生了质的改变。清粤海关税馆在澄海设五口收税，每年得正额税银11 600余两有盈。

由朝贡贸易、大米贸易，以及向一般贸易的发展，不仅给两国带来经济实惠，也促使中暹两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清政府颁赠的暹罗国王印玺

2．两次华人移民高潮

中国方面，明清之际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除了官方派出的船队外，私人商贾一律不得擅自出海贸易。移民海外也是非法的，一经查获，就要治罪，甚至就地正法。15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西方人的东来，中国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刺激，迫使明朝政府一度开放海禁，打开国门，准许沿海商民出海贸易。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守旧官僚反对开放海禁，这就是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年）的海禁之争。当时中国主要的出海口岸在福建的漳州和泉州。明人张燮应漳州地方官的请求撰写《东西洋考》，就是为了支持开放海禁的政治主张，同时为当时的海外贸易编撰一本“通商指南”。随着明朝隆庆年间海禁的开放，大批中国商人和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移居海外，因而形成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移民高潮。这时的华人移民，被称为“流寓”，含有流落他乡，寓居异国的意思。然而好景不长，清朝入关后，又重新实行海禁。因为郑成功占据台湾，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对清朝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直到1662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投降清廷，导致清朝政府实行了22年的迁界禁海政策宣布结束。自此“海疆宁谧，商民两益”。康熙年间的中暹大米贸易又开启了私人出海贸易的先河，使私人经营外贸合法化。许多华人乘机移民海外，形成第二次大规模的移民高潮。

泰国方面，对来自中国的移民持欢迎态度，这是因为泰国自古以来，地旷人稀，自然资源丰富，但劳动力缺乏。加之，阿瑜陀耶王朝建立以来，不断地跟周边邻国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发生战争。战争的目的除了争夺财富和土地以外，对劳动力的掠夺也是一个主要目标。而战争中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员伤亡和损失，因此增加和补充人口，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大批中国移民的到来，不啻是解决人力不足的一条有效途径。泰国方面从未对华人移民设置障碍或进行刁难，而是持友善和欢迎的态度，这也是促成明清之际两次移民高潮的一个原因。

泰国的社会结构也因大米贸易和大批华人移民的到来而发生重大的变化。之前，泰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几乎没有商品交换。由于实行萨克迪纳制，农民都成了依附民，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没有迁徙的自由，也不能去外地经商。华人移民成了这片国土上第一批自由民。他们可以驾着小船沿河湾港汊去农村收购大米或其他农副产品，辗转贩运，做些小本生意，成了泰国社会中较早出现的商人阶层。资本稍大的华人，则依仗其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优越条件，进行中泰之间的海上贸易，有的华商因其卓越的经商才能，被选派到暹罗王室垄断的贸易厅，替王室经营对外贸易。包括阿瑜陀耶王室与中国的朝贡式贸易，与东南亚邻国和日本的贸易，都是依靠华人来进行。因此，在阿瑜陀耶王朝派往中国朝贡的贡使中，不乏有名有姓的华人移民。如成化十三年（1497年）贡使美亚，原名谢文彬，福建汀州人。还有许多留下名字的贡使或翻译，如黄子顺、罗渐信、马黄报等，都是华人移民。阿瑜陀耶王朝时期旅居暹罗的华人，90%以上都是经商，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华人移民通过他们辛勤的商业活动，像催化剂一样，促进了暹罗封建领主经济内部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逐渐动摇和瓦解了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萨克迪纳制，引起了泰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给阿瑜陀耶王朝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文化艺术的进步。

华人小贩

3．华人社会的形成

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由于两次华人移民高潮的缘故，使得旅居暹罗的华侨人数剧增。这段时期究竟有多少华人侨居泰国？这是一个很难获得确切答案的问题。李长博的《华侨》说：“清康熙年间，暹罗全国人口600万，华侨150万人。”泰国学者沙拉信·威腊蓬在他提交给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清代中泰贸易演变》中说：“1690年初期，在大城（阿瑜陀耶城）的中国人已经达3 000人，在暹罗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数目可能更多。似此可观数字使人可以了解当时的对外贸易几乎全在中国人经营之内，因为事实上是时全暹人口不会超过200万人。”美国学者威廉·斯金纳（G.William Skinner）在其著作《泰国的华人社会》中估计说，17世纪，暹罗京城有4 000华人，全暹罗有1万华人。

尽管上述的估计数字有些出入，但华人人数众多是大家的共识。华人聚居在一起，形成了华人社区。明人黄衷的《海语》暹罗条在介绍京都阿瑜陀耶城时说：“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奶街并不是一条街，而是指一条名叫奶街（读gai）的小河。当时阿瑜陀耶城的交通主要靠水路，沿河两岸是“水棚板阁”式的住宅或商店。黄衷约生于1478年，卒于1550年左右，所以他介绍的正是阿瑜陀耶王朝初期的情况。

另外，中式寺庙的出现，也是华人社区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任何一座中式寺庙，不是凭借一两个人的力量就能修建的，它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由大家出钱出力，才能建成。哪个地区能够建起一座中式寺庙，说明那一带已经形成了一个华人聚居的社区。阿瑜陀耶城外的帕南车寺，始建于1324年，其历史比阿瑜陀耶城作为京都还早26年。自从1409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率领船队来到这里，之后，当地华人便把帕南车寺改称为三宝公庙，以纪念郑和。明人张燮《东西洋考》暹罗条说：“三宝庙，在第二关，祀太监郑和。”

三宝公庙一带作为华人社区，一直存在了400多年，与阿瑜陀耶王朝共始终。三宝公庙则一直保存至今。

若干大大小小华人社区的组合，便形成了华人社会。毫无疑问，阿瑜陀耶王朝时期已经形成了华人社会。在华人社会中，华人移民保持原来的语言、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并逐渐与当地社会进行相互渗透和融合。魏源的《海国图志》暹罗条说：“华人驻此，娶番女，唐人之数多于土番，惟潮州人为官属，封爵，理国政，掌财赋。”这就是当时华人社会情况的真实写照。

三宝公庙

4．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的两次华人移民高潮，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在暹罗社会的两次大传播，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早期的华人移民，都喜欢与来自同一地方的华人聚居在一起，形成以同乡为主的华人社区。在这种社区里，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使用原先的方言，穿着原先的衣服，保持着原先的宗教信仰和风俗。这样，虽然生活在异国，却没有陌生之感。在大大小小华人社区形成的基础上，出现了各种华人社团组织：以地缘为纽带的同乡会，以血缘为纽带的宗亲会，以职业为纽带的行业公会，各种慈善会，以及信奉某种神祇的拜神会。一些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华人，自然而然地成为华人领袖，肩负起对外交涉和管理华人社会的职责。华人社会的形成，使中华文化有了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和传播空间。

以研究华人著称的美国学者威廉·斯金纳（G.William Skinner）在《泰国的华人社会》一书中写道：“阿瑜陀耶的华人社区大部分由商人组成，但也有从事其他职业者。欧洲人的记载很清楚，全城都有养猪的华人，市场上满是具有各种手艺的华人工匠开的店铺。中国戏很流行，有好几个中国戏班，就连华尔康和其他西方人都雇中国戏班去演戏。从中国来的中医极受尊重，以至于国王御医的首领都是华人。”

阿瑜陀耶城内的帕纳买卢寺（Wat Phra Mainu）是早期阿瑜陀耶建筑。该寺四周墙壁的壁画，保存了一些当时华人在暹罗的生活片段。其中有一幅描绘中国大帆船在海中航行的情景，船工舵手皆为华人打扮，反映了当时华人不畏风险，梯山航海，到暹罗贸易。另一幅画的是演戏场面，露天戏台上正演中国古装戏，台下是一群梳长辫的华人观众，有的像绅士，有的似小贩，有的是水手，有的如挑夫，神态各异，呼之欲出，再现了当时的生活情景。

伴随着华人移民而来的中华文化在暹罗社会的传播和影响是十分广泛和深远的。时至今日，在泰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没有哪个领域找不出中华文化所留下的影响。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泰语是泰国通行的语言，全国90%以上的人都使用泰语。泰语属汉藏语系壮泰语支。古代泰语受孟、吉蔑语的影响比较大，佛教传入以后，又大量吸收梵文、巴利文的词汇。由于华人移民的涌入，又使泰语中渗入许多汉语的新单词，特别是一些生活词汇，就直接从汉语借用过来。如：我、你、他、大姐、阿叔、阿伯、先生等称呼，就是借用潮音。酱油、醋、粿条、油条（炸鬼）等词，也跟汉语一模一样，致使现在年轻一代的泰国人，感觉不到这些词是外来词。

中华饮食文化对泰国的影响更是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几乎可以说改变了泰人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泰人以大米为主食，菜肴以酸、辣、鲜、冷为特点，用生菜蘸辣酱佐餐。沿海的泰人喜欢吃鱼虾海鲜，其烹调方法主要是用火烧烤。华人移民来到以后，同时带来了中华饮食文化。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对于人类来说，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吃饭问题。在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之中，没有什么比吃饭问题更为迫切、更为重要的了。因为“饮食，活人之本也”。人必须通过饮食来维持生命。“食必常饱，然后求美”。对美食的追求便成为一种价值取向和高层次的文化享受。中国的饮食文化，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饮食文化的许多特点：菜肴必须是五味调和，色、香、味俱全。在材料的选择和加工方面，有许多讲究。烹饪的方法有煎、炸、蒸、炒、闷、煮、燉等，形成了川、滇、粤、潮、湘等菜系。特别是粤菜和潮州菜对泰国的饮食业影响巨大。中国食品的传入使泰国的食品变得多姿多彩，中国的一些传统小吃也稍加改革，成为泰人喜好的小吃，如粿条（米粉）、高捞（杂碎汤）、嘎仗（粽子）等。

在宗教信仰方面，由于泰国和中国都信奉佛教，所以华人移民来到泰国以后，跟当地居民一拍即合，不存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虽然泰国人信仰小乘佛教，华人信仰大乘佛教，但在佛教提倡的宽容和谅解的大前提下，泰国的大、小乘佛教也能融洽相处。由于泰人和华人在宗教信仰和种族方面的一致性，使得华人移民能够很顺利地跟当地泰人通婚，融为一家。

除了佛教，华人移民的宗教信仰还有道教和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这些信仰，都对泰国的风俗和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奉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为教主，把老子的哲学理论“道”神秘化，以得道成仙为最高的追求境界。要达到这一境界，可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弃欲守静，在自身形体中修炼“精、气、神”而成仙，称为内丹；二是烧炼矿石药物以成金丹，服食后成仙，称为外丹。道教是多神教，尊奉的神极为复杂。元始天尊（玉皇大帝）、道德天尊（老子）和宝灵天尊合称“三清”，是道教的最高神祇。天界的统领者是玉皇大帝，男女人仙的执领者是东王公和西王母，鬼界的执领者是十殿阎王。另外还供奉财神，福、禄、寿三星和八仙等。对道教诸神的信仰，通过华人移民作为媒介，也在泰国民间广泛流传。

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对风雨雷电、天体运行等自然现象，既不能解释，又不能战胜，遂把它们当作神灵加以崇拜，这就是对自然神的崇拜。水有水神，山有山魈，河有河伯，树有树精。凡金木水火，鸟兽鱼虫，世间一切，皆能变幻为精灵。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原始宗教观，并形成各自的体系，彼此间有同有异。华人移民对泰国当地人民在原始宗教信仰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对土地神的崇拜和对祖先亡灵的崇拜。中国人认为，土地生长草木五谷，养育了人类；土地包容万物，使人类得以安居乐业。所以拜天和祭地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孝经》说：“土地广博，不可偏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祭之。”土地神也与人间的官吏一样划地而治。早先的中国人具有浓厚的安土重迁的观念。当他们被迫背井离乡去到外国的时候，也希望在新的国土上安居乐业，于是又照例供奉起土地神来。所以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无一例外都有土地庙。旅泰华人以潮州人为主，潮音读“本土公”如“本头公”，所以泰国的土地神庙一般都写作“本头公庙”，并相沿成习。本头公的打扮一如中国古代农村的士绅，白发白髯，面目慈祥。华人移民对本头公的信仰也影响了当地泰人。最初，泰人信仰的土地神是一只称为“嘟蚧”的类似壁虎的爬虫。泰国气候湿热，蚊虫滋生，故以蚊虫为食的嘟蚧随处可见。泰人视其为神，恭敬有加。有的嘟蚧长得个头很大，啼叫起来，声如喜鹊。据说谁要是听见家里的嘟蚧连续啼到24声以上，就要交好运。然而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后来，泰人也学会盖土地神龛。泰国的土地神龛的造型一律是用独木柱支撑着一间小木屋，屋里供神像，屋外置供品。泰语有句俗语：“土地神吃鸡，鸡吃白蚁，白蚁吃神龛。”现在这种神龛已发展为用水泥来砌筑，使白蚁无法下口。每个泰人家庭都有一个土地神龛，置于门前或阳台上。有时，在亲戚朋友家借宿，要先拜他家的土地神，否则睡觉不安稳。泰国的土地神也划地而治，有家里的土地神、村里的土地神、菜园里的土地神、稻田里的土地神等，加起来一共有9尊。

土地神

此外，中国人对祖先亡灵的崇拜，也对泰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会变成鬼。《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鬼具有活人无法做到的特殊功能，能给活人带来祸福，这就是产生鬼魂崇拜的思想基础。加之，儒家学说提倡的孝悌仁爱，又为崇拜祖先亡灵提供了伦理学的理论依据。为了使死人继续享受良好的生活条件，因而有修坟墓、看风水和四时祭祀。泰人几乎毫无保留地从华人移民那里接受了这种信仰及做法。在泰语中“风水”就是坟墓的同义词，专门替人看风水的与算命先生一样，被称为“磨都”（modu）。时至今日，迷信风水的泰人，比比皆是。

华人移民所信仰的许多带有地方色彩的神祇，也都成为泰人信奉的神祇。如福建莆田的妈祖、海南岛文昌县的水尾圣娘和潮州的龙尾爷等，在中国的神庙里并不多见，在泰国则是家喻户晓的神祇。

由于在宗教信仰方面受中华文化影响的缘故，许多中国传统的宗教节日，也变成泰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例如每年农历7月15日的中元节，泰人要举办孟兰盛会和施阴济阳的善举。农历8月杪至9月9日的九皇斋节，源于对九颗星辰变成的九皇神仙的信仰。据说明末清初，九皇曾下凡人间，帮助反清复明，不幸蒙难，所以老百姓要连续10天白衣素食，以示悼念。现今泰人仍坚持过九皇斋节，除了信仰方面的原因外，也利用这个机会素食减肥，增进身体健康。

总之，自阿瑜陀耶王朝时期华人社会形成以来，中华文化便在泰国广泛传播，影响所及，遍及语言、饮食、文化、信仰和风俗等各领域。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