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的外籍侨民

除了华人移民外，阿瑜陀耶城周围还居住着来自日本和西方的外籍侨民。

1．山田长政——日本人村

根据现存文献记录，日本人通过正式合法渠道访问阿瑜陀耶王朝始于1592年。当时，刚刚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1536—1598年）为了控制海外贸易，采取通行证制度，商船必须领到盖有朱印的通行证，才可以出海。那时曾分发朱印通行证给京都、长崎和板井等地商人，准许他们的船只驶往安南和暹罗。现在找到的最早的朱印通行证签发于1604年，即德川幕府统治日本时期。

1634年日本朱印船

严格说来，日本人之所以能够与阿瑜陀耶王朝进行海上贸易和移居阿瑜陀耶城，是因为中国人开辟了东、西洋航线，即建立在中国人的现成基础之上。早在唐宋之际，中国就分别与日本、暹罗建立了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到了明代才大致划定了东、西洋的范围。曾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揽》纪行诗中说：“阇婆又往西洋去。”张燮《东西洋考》文莱条明确指出：“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也就是说，从文莱以西，至安南、暹罗和马来半岛等地，为西洋航路；由文莱以东，至日本、菲律宾等地，为东洋航路。从当时中国的舟师、舵手使用的海道针经可以看出，16世纪以后，中国和日本的海上交通日益频繁。《顺风相送》记有从福建唔屿和五虎门往日本的航海针路。在《指南正法》中，中国和日本直航的港口数目有所增加，计有福建的厦门、福州和沙埕；浙江的温州、凤尾、宁波、普陀和尽山。到日本后收拢长崎港。另外，这一时期的海道针经还详细记载了从中国往暹罗，从暹罗往日本的航海针路。阿瑜陀耶城已成为中、日、泰三国海上贸易的中转枢纽，东洋和西洋两条航路自此连成一线。

中国人开拓的东、西洋航路使得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商船比较顺利地到达暹罗，这些日本商人遂成为首批侨居阿瑜陀耶城的日本侨民。他们聚居于城外东南郊，临湄南河建成日本人村。明人张燮的《东西洋考》暹罗条说：“贾舶入港，约三日程至第三关。舟至，则侦者飞报于王。又三日至第二关。又三日至佛郎、日本关。所至关，则听与其地交易，不必先诣王也。”这里所说的日本关，即指日本人村。《东西洋考》刊刻于1617年，说明在此以前，已有日本人在阿瑜陀耶城侨居。

日本人村的存在，也可由168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驻暹罗的使节西蒙·德·拉·鲁贝尔（Simon de la Loubère，1642—1729年）绘制的一份地图得到证明。该地图上标注了Japponois，并收入1691年出版的《暹罗国纪》一书。地图上的日本人村与《东西洋考》的记载位置相吻合。

西蒙·德·拉·鲁贝尔的《暹罗国纪》插图

除了日本商人外，还有一些日本的天主教徒因为躲避宗教迫害而移居暹罗。早在1587年，丰臣秀吉面对西方的侵略威胁，又怕农民利用西方传入的天主教聚众起义，遂下令禁止天主教并对教徒进行政治迫害。德川幕府于1611年再次下令禁止天主教。1642年在江户用火刑处死天主教徒50人。日本天主教徒相继逃亡海外，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Ishigawa Jihei，曾去到阿瑜陀耶城。另外发现一份文件，记载着1627年日本神父在阿瑜陀耶城为400名日本人进行洗礼。当时聚居暹罗的日本天主教徒当不在少数，成为日本侨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日本的浪人、武士也因国内政局变化而移居国外。浪人是失去土地和户籍的农民。武士是依附于大小封建主的职业军人，他们居“四民”之首，享有随身佩刀等特权。日本浪人和武士抵达阿瑜陀耶城后，投靠暹罗王室，组成日本志愿团，和平时期担任王室警卫，战争时期协同作战。据泰国最早的法律著作《三印法典》规定，日本志愿团的军官享受封田从200莱至1 000莱不等。1629年，日本军人因介入暹罗王位继承问题而被驱逐。

在日本人村，有一段时期是由一位名叫山田长政的日本商人当村长，他经营鹿皮生意，并充当阿瑜陀耶王朝与日本贸易往来的中介人。1633年德川幕府颁发锁国令，禁止日本人出国，已在国外的日本人也不许回国，违者处死。山田长政有家难回，遂与聚居阿瑜陀耶城的日本侨民一道，把日本人村建设成常住久居的家园。根据泰文文献《暹土战事》的记载：“有一名叫日本人村的小村子，井然有序地建筑了上百间房舍，日本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佛历2167—2186年间（1624—1643年）生活在这里的日本人超过8 000名。”有的学者认为，8 000这个数字有些夸大，依照当时荷兰人的记载估计，日本人村的侨民当在1 000—1 500人为宜。1767年阿瑜陀耶王朝被缅甸灭亡后，坐落在阿瑜陀耶城郊的日本人村也几经火焚，变成一片废墟。20世纪30年代，日本方面曾组织人力对日本人村进行勘察，结果发现该村的范围东西长480码，南北阔1 200码。日泰友好协会募资修复了部分建筑，作为历史纪念馆。馆前立一木碑，上书：山田长政——日本人村。

西蒙·德·拉·鲁贝尔绘制的阿瑜陀耶城地图，图下方标注了日本人村（Japponois）

附带应该说明的是，阿瑜陀耶王朝时期日本人开始移居暹罗，是建立在中国开辟了东、西洋航路基础之上的，当然也跟17世纪初期日本德川幕府鼓励商人与东南亚贸易的政策有关。从1604年至1635年的31年间，幕府颁发的朱印通行证达356张，有时一年发20多张。大量的日本商船驶往暹罗，日籍移民也纷至沓来。到了1693年以后，幕府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下了最后的锁国令，禁止与外国贸易，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皆被驱逐出日本，只准许中国和荷兰的商船在长崎通商。由于这样的缘故，阿瑜陀耶王室更是仰仗中国船民来维系与日本的海上贸易，使中、日、泰三国之间的三角贸易持续了200多年，直到1853年日本重新开关。

2．佛郎关——葡萄牙人村

葡萄牙人是最早到达泰国的西方人。自从1498年达·伽马的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后，葡萄牙人发现东方有许多他们所渴求的商品和财富，运回来的香料、丝绸、宝石和象牙，获利达60倍。1510年，葡萄牙出兵占据了印度西岸的果阿，次年又占据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张燮《东西洋考》马六甲说：“后佛郎机（指葡萄牙）破满剌加（马六甲），入据其国，而古王之社遂墟。”并指出，当地人把龟龙（鳄鱼）、黑虎和佛郎机统称为三害。

葡萄牙军队占据马六甲以后，派杜尔德·菲南迪斯（Duarte Fernandes）持葡军统帅信函，乘船抵达暹罗首都，要求与阿瑜陀耶王朝通商。暹王拉玛铁菩提二世（Rama Tibodi II，1491—1529年在位）接见了杜尔德·菲南迪斯，并派暹罗使节随他回访马六甲。1518年，葡萄牙又派杜尔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为使节晋见拉玛铁菩提二世，提出葡萄牙将为暹罗提供武器弹药，允许暹罗在马六甲建立据点，换取阿瑜陀耶王朝为葡萄牙的商业活动提供的各种方便和特权，包括准许葡萄牙人在暹罗合法居住，享有信仰和传播基督教的自由。

葡萄牙士兵塑像

由此可见，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的葡萄牙移民，从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这跟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移民有本质的不同。

由120名葡萄牙士兵组成的志愿军受雇于阿瑜陀耶王室，并参与对缅甸作战。摩诃·查克腊帕特王（Maha Chakkraphat，1548—1569年在位）统治阿瑜陀耶时期，葡萄牙雇佣军参加了保卫暹罗首都的战争。当时缅军围困了阿瑜陀耶城，停泊在湄南河中的葡萄牙舰队发射大炮，赶走了缅甸侵略军。葡萄牙之所以这样做，当然也是因为出于保护他们在暹罗自身利益的目的。

到了阿瑜陀耶王朝厄迦陀沙律王（Ekathotsarot，1605—1610年在位）统治时期，旷日持久的泰缅战争一度暂停，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为了发展经济，1607年厄迦陀沙律王派使节到果阿，要求与葡萄牙发展商业贸易。与此同时，对所有来泰国做生意的外国人都一律表示欢迎。这时，荷兰已成为能够同葡萄牙在暹罗竞争的唯一对手。葡萄牙便与西班牙联合对付荷兰。1608年厄迦陀沙律王派使节赴荷兰，让葡萄牙人十分担忧，遂在毛淡棉建立军事据点，以对抗荷兰。1617年葡萄牙使节要求阿瑜陀耶王朝把暹罗的荷兰人驱逐出境，遭到拒绝，最后发展到发生军事冲突。葡萄牙军队强占了荷兰的一艘船，暹罗要求葡萄牙归还荷兰的船，葡萄牙不依，后由葡萄牙与荷兰双方协商解决。类似的事件在1624年又发生了一次，葡萄牙抢劫了一艘荷兰船，颂昙王（Songtham，1611—1628年在位）下令暹罗海军攻打葡萄牙船，夺回了这艘荷兰商船。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阿瑜陀耶王室对葡萄牙在泰国肆无忌惮的扩张深感不安，企图利用荷兰与葡萄牙的矛盾来对付葡萄牙，以求自保。

尽管葡萄牙政府殖民主义的掠夺政策在暹罗受到一些挫折，但葡萄牙移民仍源源不断地来到阿瑜陀耶城，在城郊形成葡萄牙人村。1984年泰国艺术厅考古队对葡萄牙人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挖出许多葡萄牙人的骨骸，还有陶瓷制作的烟具和碗碟、银元、贝比、中国铜钱等，并建了一个葡萄牙人村遗址展览馆。

3．外籍侨民的作用和影响

继葡萄牙人之后，相继有荷兰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印度人和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移居泰国，在阿瑜陀耶城郊形成肤色不同、语言各异、形形色色的外籍侨民村。这些外籍侨民主要是为了商业贸易目的而来。因此，他们所起的作用首先就在于促进了阿瑜陀耶王朝的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来自东西方不同国家的商船麇集于此，使之成为东西方海上交通的交汇口和商品集散地。中国的丝绸、陶瓷和金子，日本的银和铜，东印度的香料，西方的武器弹药，泰国的鹿皮、牛角、象牙和苏木，通过一艘艘的大帆船进行流通和交易，让令人羡慕的利润得以兑现。1630年侨居阿瑜陀耶城的荷兰米士特·施曹欧就曾经说过，暹罗国王帕拉塞·东（Prasat Thong，1630—1656年在位）是“印度（包括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最富的太子之一”。而那莱王（Narai，1656—1688年在位）时期暹罗王室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占王室总收入的1/3以上。

法国画家所绘的那莱王像

各国侨民聚居阿瑜陀耶城，也使得带有东西方色彩的各种民族文化在这里进行融合和交流。在众多的外籍侨民中，惟中国侨民与当地泰人相处最善，他们变服易俗，同泰人通婚，迅速克服语言障碍，使用泰语，信奉佛教，使华人成为泰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与泰国人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此外，还有一些穆斯林在泰国定居下来，子孙相继，世代相传，至今在泰国阿瑜陀耶城、曼谷和泰国南部，仍可见他们的踪迹。至于日本侨民和来自西方各国的侨民或先后返回故国，或终老泰土。但是，他们留下来的文化影响依旧是很深远的。这不仅表现在基督教开始在泰国流行，西方的坚船利炮、风俗文化、衣着服饰、建筑式样和科学技术等也逐渐被泰国人所接受，更为重要的是为后来曼谷王朝拉玛四世所推行的旨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必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