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武里王朝时期的暹罗社会

连年不断的战争破坏了暹罗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吞武里王朝建立初期，暹罗呈现一片凋敝的景象。由于缅军对暹罗人口的掳掠，战争中人口的伤亡，以及大批居民因战乱而逃匿山林，全国人口急剧减少，劳动力奇缺，战争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粮食不足。加之瘟疫流行，匪盗猖獗，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攀·詹它努玛本《吞武里编年史》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举目望去，被饥饿、疾病、兵燹所害死的人不计其数，尸骸遍野，堆积成山。苟活的人面黄肌瘦，形同饿鬼。”

郑信决心使暹罗社会恢复到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的繁荣。在经济上，他首先设法解决民众的吃粮问题。他用高于平常12倍的价钱向外国商人购买粮食。正常年景每牛车粮食价40铢，郑信出价500铢。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外商为牟暴利纷纷运粮到吞武里出售。粮食一多，粮价又自然下跌了。郑信将购得的粮食用于周济难民，每天都有上万的难民来乞求救济。至于官员，每20天可以分到一桶粮食，每年领一次薪俸。立有军功的人，可以得到赏赐的战俘作为家奴，以供驱使或耕种自己的土地。对于逃匿山林的流民郑信则用发给粮食、衣服和钱物的办法，鼓励他们重返家园，从事生产。中国当时的官方文件也曾记载了郑信为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力所采取的措施。《清实录》说，披雅新（郑信）组织人力，“入山搜寻象牙、犀角等物，给赡难民”。^[3]两广总督李侍尧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提到：“所有暹罗城池房屋，（披雅新）着令民人修葺。”^[4]

郑信

郑信还通过发展商业贸易来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他广泛招徕外国客商到吞武里经商。但在初期，曾经发生了英国商人波内以及一些中国商人的帆船和货物在达叻附近被郑信的军队抢劫的事件，这使一些外国商人产生顾虑，担心人身和财物的安全。对此，郑信发布明令，严禁部队抢劫外商，违者军法处置，并令军队偿还抢去的船、物。从此以后，再没有发生类似事件。于是大批外商，特别是中国商人，在吞武里王朝时期纷纷来到暹罗。

这一时期，来暹罗的中国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拥有一定资本的船货商，他们用帆船从中国载运丝绸和瓷器等货物到暹罗贩卖，又从暹罗载回大米和各种土特产，利用两地商品的差价，从中获取利润；另一类是身无分文的破产农民和城镇贫民，为了糊口，到暹罗谋生，他们主要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如当水手、车夫和搬运工等。后来有些人稍有积蓄，转而从商，充当零售商和包税人。移居暹罗的华侨之所以能够在暹罗商业活动中充当重要角色，是因为暹罗实行萨克迪纳制，占全国人口绝大部分的“派”和奴隶都没有人身自由，他们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不可能去从事商业活动。而占全国人口极少部分的“乃”和贵族官吏，则热衷于追求权势，鄙视经商。移居暹罗的华侨，他们不受萨克迪纳制的束缚，既没有按身份等级占有封田的权利，也没有承担各种劳役的义务，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华侨以自己的劳动所得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积蓄作为资本，经营一些小买卖，从事边远农村土特产品与城市日用工业品的交叉贩运，促进了暹罗社会的商品交换和流通，活跃了社会经济。郑信对华侨采取了优惠的政策，如对华侨免征人头税等，因此吸引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破产农民移居暹罗。在暹罗首都吞武里的对岸（即现今曼谷的大皇宫一带），形成了一个华人聚居区。那里街市热闹，商业繁荣，华人与泰人和睦相处，关系融洽。

为了适应商业贸易的发展，郑信还注意交通运输的建设。他在一些主要城市之间修筑公路，以便商贾来往和货物流通，逐步改变原来只靠水道运输的交通状况。当时陆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牛车。

除此之外，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郑信将“派”的服役时间，由每年6个月减至4个月，使“派”们有较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因故不能服役的，还可以用货币或实物代替。这有利于减轻“派”的负担和压力，促进了暹罗生产的发展。

在政治上，吞武里王朝基本上沿袭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的政治制度，只作了小部分的变化和修改。吞武里王朝仍旧实行萨克迪纳制。国王名誉上拥有全国土地，官吏和民众根据不同的身份等级，从国王那里得到数量不等的封田。国王掌握全国的军政大权。国王之下设文、武沙木罕（相当于文、武首席大臣），辅助国王分管全国军政大事。吞武里王朝取消了阿瑜陀耶王朝时期武沙木罕管理南方各省的权力，在战争时期的军事指挥权也由昭披耶却克里所取代，从而削弱了武沙木罕的权力。吞武里王朝初期是由一位名叫穆的将军担任昭披耶却克里，穆去世后便由通銮（即后来曼谷王朝拉玛一世）继任，所以在吞武里王朝中后期，通銮的权势炙手可热。

政府所设的主要职务是负责城务、宫务、财务和田务4个部的官吏，他们的爵衔是披耶。除京城设4个部外，其他各城也设相应的机构。郑信授权一等城市的统治者可以自己任命本城4个部门的官员。

中央对城市的管理分为两大类：畿内城市和畿外城市。畿内城市是指京城附近列为第三等的小城市，例如新城、暖武里、巴吞他尼等。这些城市的统治者称为“乍孟”。乍孟同主管法律和税收的官员组成城市管理委员会。畿内各城的军政工作直接受京城控制。远离京城的畿外城市，则按城市的大小和重要性分为一至四等。一等城市往往由国王的亲属或信任的大臣进行统治，其周围的小城镇也归他管辖。如果一等城市的统治者昭孟立了功，国王就增加一些小城市归他管辖，以此作为奖励，因为这意味着他所能得到的税收和劳动力增加了。畿外城市的昭孟对于他所管辖的城市有充分的指挥权，中央也派一些负责法律、税务或其他方面的官员来协助他工作。

宗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而佛教则是暹罗的传统信仰，暹罗居民90%以上都信奉小乘佛教，郑信本人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阿瑜陀耶城沦陷的时候，暹罗佛教受到严重摧残，寺院被焚烧，佛像被毁坏，佛教戒律和三藏经典散失殆尽，寺庙香火中断。吞武里王朝初期，人们都说，谁要是剃度出家，就一定会被饿死。有的僧侣担心，佛教恐怕将从此从暹罗消失。一些外国神父乘机力劝郑信用天主教来代替佛教，但这一建议遭到郑信的坚决拒绝。郑信知道，坚持佛教就是坚持暹罗的传统民族文化，恢复宗教秩序就是恢复社会秩序。他决心通过振兴佛教来恢复暹罗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的佛教文化。1768年，郑信亲自在大钟寺召集全国德高望重的僧侣开会，选举各地僧侣团的首领，重建各地的佛教组织，并决定收集各地散佚的三藏经典，集中到京都吞武里，组织力量校勘和整理。1769年，郑信征服洛坤的时候，把那里珍藏的佛教论藏带回吞武里，命人抄写，抄了副本以后又将原著送回洛坤保管。洛坤的希长老曾被他请到吞武里担任僧王，后因有人揭发这位希长老在缅军攻陷阿瑜陀耶城的时候，曾把埋藏财物的地点告诉缅军，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被杀，郑信才免去这位希长老的僧王职务。1770年，郑信平定北方枋长老的割据势力后，对北方的宗教进行了整顿，清洗那些不法僧侣，重申戒律，派吞武里的高僧为北部的僧侣重新剃度。他还在京都和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佛寺。当时作为皇寺的膺陀烂寺，至今仍享有盛名。1878年，郑信到金边作战的时候，从那里把一尊印度古代镌刻的碧玉佛运回暹罗，就放在这座寺庙里。

由于吞武里王朝只存在短短的15年，而且忙于应付内外战争，所以在文学艺术上没有特别突出的建树。较为著名的是郑信命人收集整理的长诗《拉玛坚》，可以算是一大盛举。泰国的古代文学剧本《拉玛坚》实际源于印度古代梵文史诗《罗摩衍那》，叙述一位名叫罗摩的印度英雄的故事，最初在民间口头流传，最后经蚁蛭整理加工。整个史诗约2万颂，最早的部分可能成书于公元前3—4世纪，最晚的部分大约完成于公元前2世纪。在全书的七篇之中，第二篇至第六篇是最原始的部分，首尾第一篇和第七篇，是后来添加的。

《罗摩衍那》在公元初几个世纪大概经过3条路线传到国外：北路，从旁遮普和克什米尔，由陆路传入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南路，从南印度由海路传至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东路，从孟加拉由陆路传至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和中国的西双版纳。

《罗摩衍那》传到泰国以后，深受泰国人民的喜爱，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改造，变成了《拉玛坚》。《拉玛坚》虽然脱胎于《罗摩衍那》，但它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经过再创造的移植。从故事情节来看，两者大体一样，都是叙述罗摩王子与其妻悉达的悲欢离合。罗摩王子遭受后母的迫害被流亡以后，妻子悉达又被拖沙甘魔王劫走。罗摩在猴王哈努曼的帮助下，战胜魔王，夺回妻子，阖家团圆。但是，《拉玛坚》根据泰民族的欣赏习惯，在故事的内容方面有所增删，情节的次序有所调整。因此，泰国人把《拉玛坚》视为自己民族的文学作品，也有一定的道理。

《拉玛坚》和《罗摩衍那》在形式上有较大的区别。《罗摩衍那》在印度是可以吟诵的长诗，后来变成印度的经典。泰国的《拉玛坚》则没有人把它视为宗教的经典，而是供人娱乐的文学作品，主要以剧本的形式出现，供皮影戏、孔剧和舞剧等各种演出。

罗摩衍那的神猴

泰国最早出现的《拉玛坚》剧本是为皮影戏配音的不完全本，大约出现于阿瑜陀耶王朝的戴迦洛纳王时期，这大概是第一次以泰文的方式记录这个古老的故事。此后，从帕碧罗阇王即位至阿瑜陀耶王朝灭亡，即1688—1758年之间，还出现了《拉玛坚》的另一个皮影戏配音剧本，计分9段，情节既不连贯，也不完整。此外，还有一个供舞剧和孔剧演出的剧本，虽然比较粗糙，语言不够流畅，带有明显匆忙赶写的痕迹，但经历了泰缅战争的战火还流传下来，也是弥足珍贵的。

1767年吞武里王朝建立后，郑信鉴于《拉玛坚》面临散失的危险，便组织人力对这部伟大的民间文学遗产进行抢救。郑信本人也参与了文字上的润饰修改，故该版本称为吞武里王版。这个版本比起阿瑜陀耶王朝流传下来的版本，内容更为充实完整，语句也比较通俗凝练，带有吞武里王的个人风格，可惜只有四段，是在征战间隙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的，曾由宫内剧班子上演。

另外，诗人披耶摩诃奴婆曾于1781年随外交使团访问中国，写下了一首著名的长诗《广东纪行诗》。披耶摩诃奴婆（Phraya Maha Nubhab）原名奴婆，披耶是他的爵衔，摩诃是伟大之意。其生平事迹不详，是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初期的著名诗人。1781年，吞武里王郑信派出庞大的外交使团，分乘11艘大船，满载象牙、苏木、犀角和藤黄等货物，5月从暹罗出发，7月抵达广州。披耶摩诃奴婆作为使团的成员，参加了这次远行，作《广东纪行诗》记录了这次盛举。这首诗是泰使入贡中国的亲身见闻，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佳作。《广东纪行诗》泰文抄本现藏泰国国家图书馆。卷首有一序言，大约出自泰国历史之父丹隆·腊贾努巴亲王（Damrong Rajanubhab）之手笔，该诗全篇775句，每句七言，讲求韵律，为暹罗“长歌行”诗体。

《广东纪行诗》详细描述了从曼谷至广州的航程。关于从曼谷至广州的航程，我们对照明清时期中国船户所使用的《海道针经》，可以看出沿途所记地名皆准确无误。贡船由北榄港出发，经三百峰头，过河仙镇，到昆仑岛，渡东京湾，拜灵山大佛，入外罗洋，经由澳门、老万山，溯珠江，抵广州。途中他们历尽惊涛骇浪，风雨险阻，差一点被巨鲸吞噬，最后到了中华国土，才“闻之喜洋洋”。

披耶摩诃奴婆眼里的广州是一个农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商业城市，“商舶如云集，面城四行横，桅樯森然立，时或去来频”。“水村遥相望，清幽足留连，居民鳞次列，檐脊相绵延，带水起园圃，油油菜色妍，有林皆果树，地洼辟水田”。虽然当时尚未兴起旅游业，但是听说来了暹罗客，男女皆来围观，语言不通没关系，打着手势来销售菜肴，还有浓妆艳服的妓女来取媚风流客，“卖笑无国界，异族亦相邀”。清朝的官吏特别叮嘱暹罗使节：“暹人务自爱，严禁露水亲。”

广州总督专门款待暹罗贡使，并准许他们将随船带来的部分物品就地发售，并免征关税。只可惜披耶摩诃奴婆没能随贡使上北京，所以北京的情况阙如。

此诗描述了沿途航海的情况和在广东的见闻，具有较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是泰国吞武里王朝时期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此诗曾由姚楠、许钰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并加注，载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古代南洋史地丛考》。1999年，笔者将其收录在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出版的《吞武里皇郑信中文史料汇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