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派的复辟及其失败

随着《临时宪法》的颁布，以披耶·玛奴巴功为总理的内阁取代了临时军政府，所有行政机关的官吏照旧任职，这是君主立宪派对保皇派所作的公开妥协和让步。

1932年6月28日的内阁会议，根据比里·帕侬荣的建议，成立了有比里·帕侬荣参加的9人制宪委员会，着手编制永久宪法。3个月后，《暹罗国宪法》经过3次修改最终定稿。12月10日，拉玛七世主持了宪法的颁赐盛典。这部宪法与《临时宪法》相比较，被明显地打上了保守势力的烙印。永久宪法对国王的权限作了新的规定，《临时宪法》对国王权限的约束几乎全部被取消，国王又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了。

《暹罗国宪法》规定：在符合宪法规定下，“国王行使国家主权”，“国王神圣不可侵犯”；国王兼任海陆空三军大元帅；有权解散国会；有权任命1/2议员；有宣布戒严、特赦、对外宣战、对外缔约的权力。宪法第52条还规定：“若遇紧急事件，不能即时召开会议时，君主得颁行紧急法令，以应付时局，其效力亦等于法律……”《临时宪法》还标榜“国家权力属于国民”，而永久宪法却承认国王“朕的意志就是法律”，国王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于一身，而所谓国民议会，成了国王可以任意摆布的“民主”的点缀品。永久宪法给予了人民某些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但宪法墨迹未干，保皇派便在一片“防共”、“恐共”、“铲共”的叫嚣声中，大肆镇压民主运动，限制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严厉查禁书刊，禁止组织政党活动。所有这些都清楚说明，永久宪法所给予的民主和自由，从一开始便只是一纸空文。

永久宪法颁布后，对实行宪政本来就不满的保皇派，便迫不及待地向民党的立宪派进行反扑。内阁总理披耶·玛奴巴功公开投靠保皇势力，打击内阁中的民党成员。1933年3月，披耶·玛奴巴功下令禁止政府中所有文武官员参加民党，凡已参加者均应退出。民党的骨干在政变前后皆在军政界任职，这一命令对民党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内阁会议决定，委托比里·帕侬荣根据民党1932年6月24日政变宣言起草一份经济计划，并随即成立一个审核小组。1933年2月底，比里·帕侬荣完成了他的经济计划稿。在比里·帕侬荣看来，暹罗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是造成暹罗贫穷落后的根源。国家光有政治上的变化还不够，还得有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而要实现这种变化就得制定一个让每个公民都有生活保障的经济计划。比里·帕侬荣在他的经济计划中指出，现存的国家经济制度不能向民众提供一种免受饥馑的社会保障，也没有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从而使土地和劳力白白浪费，因此它是不能令人满意和没有什么效益的经济制度。比里·帕侬荣认为，政府应控制所有生产资料——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才能解决商品的产、供、销问题。政府可以通过按计划设立的合作社来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全体国民根据他们的经济活动特点成为各种合作社社员，而合作社社员则作为政府一名雇员向政府领取薪水。在他看来，只要在起调节机构作用的国家和起分配机构作用的合作社之间架起一条“天梯”，只要所有暹罗人都加入了合作社，这样，无论穷人和富人就会进入他所描绘的经济蓝图中的“天堂”。至于实现计划的资金，他认为国家通过直接税和间接税、国内外贷款甚至发行国家彩劵的办法，就不难筹措到大笔可观的资金。比里·帕侬荣的整个计划贯穿着这样一个思想，就是要使富人与穷人合作。他反对用强制性的措施消灭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企图通过哲理教育，使富人和穷人从私有和公有财产的矛盾中得到和谐的统一。他教导人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利己主义思想教人只爱自己、自己的土地和财产。这与利他主义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利他主义教人爱国家，爱他人。”在谈到“社会寄生虫”的问题时，比里·帕侬荣并没有把有产阶级视为社会寄生虫，而只是把那些不想通过艰苦劳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是靠别人施舍和怜悯而过活的懒惰的穷人视为“社会寄生虫”。他说：“在暹罗，有许多靠着别人而活的社会寄生虫……有许多靠富人怜悯而活的人……如果他们继续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将会变成懒汉……国家的生产就会衰退……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个办法，使这些社会寄生虫参加为国家造福的工作。”所以，在他的经济计划中的《社会保障法》规定：除了那些其资财足以养活其本人及家庭的富人外，凡年满18—55岁者，均应参加政府所给予的力所能及的工作。显然，社会上要消灭贫富悬殊差异，消灭社会寄生虫的现象，决不仅仅是靠找到或参加“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就能解决的。他的经济思想无疑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如出一辙。比里·帕侬荣在谈到对外贸易政策时，认为国家不能盲目地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主张实行在不影响其他商品消费的前提下，决定进口清单，以保证进出口平衡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尽管比里·帕侬荣所提出的这一整套经济发展计划是温和的，充满着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仍遭到代表王室贵族利益的保皇派的激烈反对。保皇派认为比里·帕侬荣的经济计划触动了他们王室成员和贵族的利益，因此，围绕着这个经济计划书的斗争，使得保皇派与比里·帕侬荣其支持者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比里·帕侬荣的经济计划虽然得到了审核小组多数成员的赞同，但送交内阁会议后，却遭到多数国务委员的反对。内阁总理披耶·玛奴巴功和其他保皇派，如外长披耶是威讪、国防部长披耶叻差旺讪中将等，都把这个经济计划污蔑为“共产党的计划”。他们还成功地把以披耶嵩为首的元老派的多数争取过去。在1933年3月初一次政变同仁讨论比里·帕侬荣经济计划的会议上，披耶嵩将这个计划定性为“共产主义”，并怂恿与会者支持他的意见。比里·帕侬荣昔日的同僚披耶帕凤、銮披汶·颂堪和与会的其他一些少壮派军官，没有一个出面斥责披耶嵩，而是持中立态度。拉玛七世指派经济专家沙哥·瓦纳干·窝拉旺亲王组成14人的专门委员会，就比里·帕侬荣经济计划中的“共产主义”进行分析研究，但最后还是找不到足以定罪的根据。在由这位亲王主持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多数人认为比里·帕侬荣的计划还是可行的。但是，以披耶嵩和披耶·玛奴巴功为首的保皇派，坚持不肯接受比里·帕侬荣的经济计划。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他们的意见，他们于1933年3月31日召开了国民议会。会议期间，披耶嵩以保护会议安全为由，派出一排士兵到会议厅，对每个与会者搜身，企图以武力进行威吓。一些议员对披耶嵩这种做法十分反感，起而抵制，使保皇派拟在会议上以多压少的企图宣告失败。

1933年4月1日，国务院总理披耶·玛奴巴功（Phraya Manopakorn Nititada）和部分国务委员联名奏请拉玛七世谕令解散“人民代表议会”，删除宪法部分条文，让掌管行政的内阁拥有立法权。同时以内阁的名义颁布实施《1933年共产党条例》，指责比里·帕侬荣为共产党。拉玛七世颁布诏令，宣称“现有的国民议会本身已不能行使其社会职能，并构成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福利的威胁”，宣布封闭国会，裁撤国民委员会，另行委任民党在海军的一位领袖人物銮戍差拉柿少校等18名委员组成新内阁。原先国会的民党文官议员比里·帕侬荣、銮绿沙哈功、乃杜·拍拉奴功博士和纳·帕凤裕廷等人被逐出国会。披耶·玛奴巴功继续任总理。4月2日，民党在拉玛七世的劝告下宣告解散。比里·帕侬荣于4月12日离开暹罗前往法国。4月19日，披耶·玛奴巴功新政府清洗了陆军中支持比里·帕侬荣计划的82名民党少壮派军人。4月20日，政府颁布《禁止共产条例》，规定：“共产主义理论系指任何鼓吹土地国有化，或工业国有化，或资本国有化，或劳动力国有化的理论。”“凡以言论、文字、印刷品或任何其他手段鼓吹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者，将处以10年以下之徒刑或课以5 000铢以下之罚金”。4月21日，民党正式宣布改名为“民党俱乐部”，其宗旨是“帮助公益事业，鼓励国家教育，联络团体”。事态的发展清楚说明，国家的政权已经重新落入以国王为首的王室贵族手中。保皇派的复辟阴谋至此完全实现，君主专制政体再度复辟。

在保皇派复辟活动甚嚣尘上的时候，以披耶帕凤为首的民党右翼，对保皇派采取了投降主义的立场。他们有的人与保皇派一起反对比里·帕侬荣的经济计划，有的人对保皇派的进攻持消极的中立态度，有的人则对新政府存在幻想。但保皇派咄咄逼人的复辟活动使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复辟政府根本就不打算举行选举。于是，他们开始在军队里重新组织力量，密谋发动“护宪”政变。为了麻痹新政府领导人，1933年6月10日，披耶帕凤上校、披耶嵩上校、披耶立上校和拍巴塞中校等4名军官向复辟政府称病辞职。其实，他们正伺机密谋再次政变，6月20日黎明5时，大队配有坦克和重机枪的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占领了曼谷所有战略要地。一支部队冲进大皇宫和政府领导成员的官邸，擒获了内阁总理披耶·玛奴巴功、国防部长披耶叻差旺讪和外交部部长披耶是威讪，政变宣告成功。6月22日，国会正式复会，会上决定取消国王4月1日的复辟诏令。6月25日，组成了披耶帕凤为总理的新的立宪政府。

保皇派不甘心失败，眼看在曼谷待不下去了，就跑到京畿外的阿瑜陀耶、沙拉武里、呵叻、乌汶、巴真、那空沙旺、华富里、彭世洛、碧差汶和暖武里等府，煽动这些地方的驻军，试图卷土重来。曾担任过国防部长的母旺绿亲王是保皇派武装的总头目。1933年10月初，母旺绿亲王潜逃到呵叻府，将该府驻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呵叻成为保皇派的大本营。接着其他府驻军的指挥权也相继落入保皇派手中。披耶是实颂堪掌握了阿瑜陀耶的驻军，披耶社那颂堪率领北部几府的人马。10月11日，母旺绿亲王指挥保皇军从呵叻向曼谷推进，他们在披耶是实颂堪的配合下，次日早晨占领了战略要地廊曼机场，造成兵临曼谷之势。披耶是实颂堪签发了一份最后通牒，敦促新政府投降。10月13日下午，母旺绿亲王又发出第二份最后通牒，提出要严格遵守宪法、政府官员要依法行事和尊国王为国家终身元首等主张。新政府置之不理，并宣布凡抓获母旺绿亲王者赏银1万铢；抓获披耶是实颂堪、披耶社那颂堪和披耶贴颂堪者分别赏银5 000铢。新政府于10月13日颁布戒严令，要求所有曾在部队服役2年的士兵重新归队。披耶帕凤通过电台发表演讲，重申国王仍是合法的政府首脑，敦请在华欣行官的拉玛七世表明他本人对叛乱行动的看法。披耶帕凤的讲话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

10月13日下午，由銮披汶·颂堪中校指挥的部队向曼谷北面的敌军进攻，经过近4天激战，大部分保皇军向呵叻方向溃逃，原来持中立的海军也正式表态支持新政府，原先支持叛军的部分头目也纷纷反正。10月23日，在一次交战中披耶是实颂堪被打死。母旺绿亲王见大势已去，于10月25日从呵叻逃到西贡。保皇派的军事叛乱遂告失败。

拉玛七世在复辟和叛乱事件中扮演了幕后支持者的角色，于1934年1月12日以医治眼疾为由，悄然离开暹罗，最后于1935年3月2日在英国发表了逊位声明。根据王位继承法，拉玛七世无后，由他的还在瑞士念书的侄儿阿南塔·玛希敦继任国王，是为拉玛八世。在这位幼君于1938年11月返国前，由拍翁昭阿特亲王、昭被耶戎吗叻亲王和昭披耶匹差然组成3人摄政委员会，代表国王行使职权。

1934年拉玛七世在英国

披耶帕凤自1933年6月就任内阁总理以后，过了不久他便奏请国王委任比里·帕侬荣为国务委员，以协助处理国家事务。比里·帕侬荣遂应召携眷回国。1934年3月21日，比里·帕侬荣就任内务部部长，直至1937年8月9日。在任期间，比里·帕侬荣向国会提出《地方自治条例草案》，并获得通过，正式颁布为国家法律。他成立公共设施建筑所，在内地一些府建立医院和水坝，还建立“自新农场”，让刑满出狱的人有谋生场所。他向内阁提出建立法政大学的建议，并荣膺该校“创始人”（校长）长达18年之久。他还以内务部部长的身份出访法、意、德、美、日等国，商讨废除这些国家与泰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作为内阁总理的披耶帕凤，表面上虽然支持比里·帕侬荣的工作，但实际上他所代表的民党右翼的立场未变。他重申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宣布“复辟政府”颁布的《禁止共产条例》继续有效。他还颁布新的《出版条例》，禁止报刊登载任何不利于公共秩序、社会道德以及反对与暹罗有邦交关系国家的言论。1934年6月的新版《增修出版条例》，更是强调对书刊报纸的审查，甚至连比里·帕侬荣的《暹罗统制经济计划之意义》一文也不许刊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书被禁止出版。1934年9月内阁改组，銮披汶·颂堪担任国防部部长后，公开宣称暹罗必须摆脱对英国的依赖，主张效法日、德法西斯国家的军人专政。从1935年开始，暹罗派军官到日本培训形成常态化。日本军事顾问也渗透到暹罗的各个军事部门。政变后暹罗共有外国军事顾问23名，其中日本人就占了18名。1934—1935年间，日本军舰玖磨号和2艘练习舰先后访暹。1936年后的两年间，日本派出经济代表团和艺术代表团访问暹罗，暹罗也派出国会议员、外交部长、军务部长等高级官员出访日本。1936年3月，日本与暹罗签订了《日暹新约》。按此条约规定，允许日本人在暹罗长期居住，日本人在暹罗可进行宗教、教育和社会救济等活动，并享有购置和租赁房屋、工厂、仓库和店铺及租用土地的特权。銮披汶·颂堪担任内阁总理期间，加紧与日本勾结，推行亲日媚日的外交政策，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銮披汶·颂堪政府被捆绑在日本的侵略战车上。

法政大学比里·帕侬荣塑像

1938年12月—1941年12月，比里·帕侬荣出任銮披汶·颂堪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在任期内办了一些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比如，取消人头税、田地税，调整商品税率，对奢侈品增收间接税，建立《税务汇编》作为收税的依据，还将英美烟草公司收归国有。此事若办晚一步，日本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占该公司。比里·帕侬荣身为财政部部长，很有远见，他将暹罗国库中作为储备金的英镑拿去购买了100万盎司的黄金，作为国家货币储备金，避免了英镑贬值带来的巨额损失。比里·帕侬荣还创建泰国国家银行，获得通过，即刻执行。

民党内部以比里·帕侬荣为代表的左派和以披耶帕凤、銮披汶·颂堪为代表的右派，在共同联合完成了1932年革命以后，改变了暹罗的国家政体，实现了君主立宪制。但由于右派的软弱投降主义的错误，导致保皇派一度复辟。虽然在少壮派军人的参与下，通过军事手段粉碎了保皇派的复辟，但新政府内部的左、右派势力斗争一直没有停歇，随着某派力量的消长，暹罗面临不同的命运和前途。右派逐渐形成军人专制统治，并与日本勾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日本一样成为战败国；左派组织自由泰运动，与盟军协作，抵抗驻泰日军，最终拯救了泰国，抹去了与日本结盟的耻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仍以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屹立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