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

1945年日本战败，不仅是军事战略的失败，也宣告了战前“军事立国”国家战略的破产，日本面临近现代史上继“明治开国”之后又一次道路抉择，而主题是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上实现复兴并重返国际社会。在经过短暂的过渡期后，从1946年吉田茂首次组阁，到1947年《日本国宪法》施行，再到1951年《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签署，战后日本“经济中心”导向型国家战略体系逐步确立。

日本明治维新后持续在海外进行军事扩张，对邻国实施侵略，通过战争掠夺殖民地，获取原材料和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彻底粉碎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日本不仅丧失了军事力量，也丧失了海外殖民地，“军事立国”丧失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2]从国内看，日本战败后经济衰败，民生凋敝，民众普遍向往和平，和平主义思潮势头强劲，“军事立国”路线为主流民意所不容。国际环境也不允许有待处置的战败国日本重新走“军事立国”道路。在东西方冷战帷幕拉开之前，削弱日本、防止其东山再起，是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这一时期，吉田茂等保守派政治家认识到，不仅亚洲邻国，即使“盟国似乎都把日本看作是破坏和平的好战民族”。因此，“为了使盟国消除这种误会，并承认日本国民是爱好和平的国民，在（1946年颁布的）宪法中列入放弃战争的规定是非常恰当的”。^[3]

现实严格限定了日本统治集团只能在和平主义的方向上构思新的国家战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将实现国家经济自立确定为最优先课题，主张放弃军事力量而专心发展经济，提出以“重经济、轻军备”为核心的“吉田路线”。1947年，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主导下开始施行《日本国宪法》，从此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这部和平宪法的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4]和平宪法成为保障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高法律依据，也使得战后日本得以集中精力专心发展经济，国家战略得以从战前的“军事立国”平稳转向“经济中心”。

这一阶段日本国家战略的基本目标，是通过优先发展经济恢复元气、壮大自身实力，进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在国际舞台上重新获得发言权。为此，从吉田茂开始，战后历届内阁高度重视经济复兴与增长，先后制定实施了以“倾斜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产业复兴政策、确立“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千方百计增强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拓展海外市场。同时，充分利用美国扶植下的有利外部环境拼抢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在内的各种发展机遇。在对外战略层面，随着冷战帷幕的拉开，处于美国单独占领之下的日本确立了在外交上追随美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基本路线。此时的日本因战败而丧失了主权，但围绕如何走出一条既符合现实又有助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发展道路的思考与筹划从未停歇，并就此与美国进行了频密沟通与讨价还价。

作为战后日本与美国等48个战胜国片面媾和的产物，1951年9月签署的《旧金山和约》标志着日本最终选择加入西方阵营，并将以此为立足点，致力于重返国际社会、开拓海外市场。而此后几小时签署的《日美安全条约》，则意味着日本在通过《旧金山和约》解决了战后领土边界与国际地位问题的基础上，进而以牺牲部分主权（允许美军基地驻留、镇压日本“暴乱与骚动”）为代价，换取了被占领状态的结束，并与美国化宿敌为盟友、被纳入后者的全球与地区战略轨道，从此仰仗其庇护。此后，1960年1月《日美安全条约》的修订，标志着日本沿既定方向再向前迈进了一步。《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不仅使日美关系的“对等性”有所增强，也使条约从单纯军事性质扩充为兼具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性质。新条约第二条专门就经济合作作出规定：日美“将通过加强两国的各种自由制度，通过更好地了解这些制度所根据的原则，并且通过促进稳定和福利的条件，对进一步发展和平和友好的国际关系作出贡献。两国将设法消除在它们国际经济政策中的矛盾，并且将鼓励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5]

在“经济中心”导向型国家战略指引下，日本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实现腾飞。在经过大约十年的恢复与发展阶段后，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并一直持续到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据统计，从1946年至197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11倍，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其间，从1960年至1970年，GNP年均增长率达11.3％，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达16％。1968年，日本GNP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至1972年，日本GNP占到资本主义世界的9.4％，至1974年，出口总额占到7％。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稳定增长，但增长速度仍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对于这一阶段的日本而言，与美国结盟使其得以兼顾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将通过优先发展经济、恢复国力的战略思路与获得安全庇护、重返国际社会、获得技术转让和扩大出口市场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世界分裂、东西对抗、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使得日本借助与西方阵营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利用美国的战略需求，通过安保体制将国家安全置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走“重经济、轻军备”之路，将节省下来的防务开支用于经济建设成为可能。与美国结盟，不仅意味着获得安全保障，也意味着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便利化，意味着日本可以直接、充分地利用来自美国的全方位支持——从资金援助到技术转让到市场开放。吉田茂就曾提出：“为了不断地发展经济，必须吸收先进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而想要扩大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则只有以世界各国中经济最富裕、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为对象。尤其是，日本如果考虑到为今后国内建设所必需的外资的吸收问题，特别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宫泽喜一在分析日美结盟的战略收益时也强调：“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考虑，美国不能置日本于真空状态而不顾；日本则需要重建今后的经济。从双方的立场看，唯有选择日美安保条约才是上策。”^[6]

战后日本“走上了日美结盟的道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国的力量，并不惜牺牲部分国家主权，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并对冷战格局加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使日本在冷战格局下定位为美国保护下的通商国家，成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这种有效利用他国力量为本国国家战略服务的实例是极为罕见的”^[7]。“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在较短时间内造就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但几乎与此同时，这一战略开始受到来自日本国内的质疑，面对调整的压力。概言之，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该战略本身在成就经济腾飞的同时，也给日本的长远发展带来了制约。战后日本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鼻祖高坂正尧认为，“吉田路线”体现了“商人式的国际政治观”，这一观点可以看作是当时日本国内对“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的主流评判。在把旧金山片面媾和视为吉田外交头号功绩的同时，高坂认为“吉田路线”的保守倾向扼杀了战后日本人民选择新价值体系的可能性，认为虽然媾和从总体上看利大于弊，但日本也为此付出了与东方阵营对立、冲绳为美军所控制、对华政策追随美国等代价。此外，日本国内围绕自卫队是否违宪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这也是吉田忽视社会民意、仅执着于经济发展目标而留下的败笔。^[8]

第二，日本在积聚了相当的经济能量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下一步何去何从的问题，而“吉田路线”没能就此给出答案。^[9]高坂认为，经济优先主义虽然使日本实现了繁荣，但对美从属却束缚了日本外交的独立性，国际活动空间变得狭窄，国民的精神目标也因安于现状而逐渐丧失。“虽然拥有了如此巨大的国力，日本却在迷惘应将之运用于何方。”高坂警示日本社会，《日美安全条约》不可能永世不变，日本只有增强自身国力，才能避免一旦失去美国的核保护伞之后难以自立的局面。为此，他主张日本以“海洋国家”为标准，超越作为岛国的过去，以积极的对外政策面对全球化趋势，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力量。^[10]高坂的观点体现了这一时期日本知识精英层对社会经济发达而精神空虚的担忧，以及对增强日本外交自主性的期待。^[11]但客观而言，这一问题可能原本就不在“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的设计范围之内，而是在该战略引领日本实现长足发展之后所必然面对的问题。换言之，“日本向何处去”问题的提出，恰恰寓意着“吉田路线”的历史使命基本结束，即将功成身退。日本在呼唤新的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