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剧烈波动，日本经济步入“失去的十年”，加之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对外部环境与自身评估经历了从山巅到谷底的“云泥之变”。但是，日本对既定战略目标的追求历久弥坚，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有所扩大，为达成目标而采取的路径选择日渐清晰，“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由此具备了体系完整性。

90年代中期，日本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出现重大转折，从理想主义、乐观主义迅速转向现实主义甚至是悲观主义。此前日本国内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加深增进了共同价值观的分享，这使得冷战后的国际环境更加安全和友善，安全挑战来自不与国际社会共享经济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边缘国家”。^[28]然而，种族冲突多点爆发、安全热点轮番涌动，使得日本战略精英层很快意识到，冷战后世界远比几年前苏联解体之初所预想的要更为艰险、复杂。

泡沫经济崩溃、增长失速，世界主要大国力量对比出现不利于自身的趋势，更是将此前日本国内的乐观氛围一扫而光。在冷战后世界“一超多强”的格局下，在9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间，中国等“多强”各国相对于“一超”美国的GDP占比普遍上升，而日本成为唯一的例外。^[29]与此相应，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受到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挑战，1999年形成、2008年起每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这一全球治理新平台的出现，不仅使得日本在日美同盟之外的另一大外交支柱——七国集团的全球作用被削弱，而且20个成员国中亚洲国家占了约1/3，也标志着日本长年保持的“亚洲代表”身份不再。^[30]

这一时期，日本的自我感知与战略反应都经历了急剧起伏，而且呈现反向运动。换言之，自我感知的“差评”与战略目标的欲求度同时都在增强。一方面，日本国内社会思潮中民族主义的影响持续扩大，同时，基调从曾经“高昂的民族主义”转向“悲情的民族主义”。但另一方面，日本对既定战略目标的追求更加执着，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来自国际社会的尊重”更加重视，开始将其明确纳入国家核心利益。前首相中曾根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明确提出，“作为国家的长远目标，应当追求实现自我。这是更为理想的生存方式，实现独立，维护安全和追求基于国际责任意识的自我实现”。^[31]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智囊、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长兼原信克在其论著《战略外交原论——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中提出，“对日本而言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是‘兵’、‘食’、‘信’”。“兵”“食”“信”也就是安全、繁荣与价值观。^[32]

依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压力”的概念，任何国家都会受到来自于它所处的国际体系的压力，而所承受压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它对国家战略的选择。就日本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它所承受的“结构压力”出现了两点重要变化：一是压力本身未减反增；二是主要压力源出现转移，从美国转向整体国际局势，转向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与日本有着特殊关系的中国。在此背景下，日本“大国化”战略目标本身不会出现变化，但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一点，通过对日本国内国家战略研究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冷战结束之初，日本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如果各主权国家像过去那样仅仅把战略目标限定在确保本国的和平与繁荣之上，那么地球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本身的维持与发展将变得困难，进而也就无法确保本国的安宁”。鉴于“只有实现了全球的和平与繁荣，（一个国家）自身的安全保障与经济发展才可能实现”，所以，“仅仅把本国利益纳入视野的一国繁荣的国家战略，从20世纪末直至21世纪，已经不再适用”。^[33]而在十多年之后，日本战略精英层对国家战略的描述则逐渐演变成为“将外交、同盟政策与国防政策相互组合、为实现生存与繁荣而采取的方策”。“其制定与实施由三个环节（阶段）组成：一是准确认识外部环境、形势，二是界定对本国生存与繁荣生死攸关的利益，三是将实现上述利益的各种政策手段进行合理的组合。”^[34]

从中不难发现，在冷战结束以来的20余年间，日本思考国家战略的视角和重点出现重要变化，即从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要素在内的综合视角，转变为强调外交、同盟政策特别是国防政策以及价值观的推广、国际权威的获取。正是在这样一种变化了的战略思路的引领下，自桥本龙太郎以来的日本历届内阁均致力于自主防卫能力的构筑，而手法主要倚重“软件”的强化，即通过打破战后以来的政治政策束缚来释放军事能量。^[35]特别是小泉纯一郎内阁以来，日本三度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在无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协助美国反恐。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后，日本政府面对经济、社会、能源等诸多政策难题，但也丝毫没有放松“安全进取”的姿态。^[36]2012年底二次执政的首相安倍借助行政权力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实际废弃“武器出口三原则”，进而以既成事实在国会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为“抢跑的政策”寻求法律背书。

早在冷战末期，贸易摩擦引发的日美矛盾即伴随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苏关系的缓和而趋于激化。苏联解体后，日美同盟一度陷入“漂流”状态。“在冷战结束至1995年的亚太国际体系中，日本的相对物质力量能力已跃居第二，这也奠定了它在结构中位列第二的相对位置。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军费支出方面，日本与美国的比率整体上都在增大，因此它与霸权国美国的物质力量能力差距在逐步缩小。”对此，“美国有强烈的动机进行霸权护持，因此它将视日本为自身霸权的严重威胁与挑战”。而日本“鉴于其相对位置的提升，必将寻求更多的国际权力，对外战略目标也将得到拓展”。“面对霸权国美国的打压，日本会有较强的制衡意图，因为美国是它寻求更多国际权力的最大外部障碍。”^[37]

1994年8月，作为日本首相咨询机构的防卫问题恳谈会向首相村山富市提交的政策建言《日本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应有状态——面向21世纪的展望》（通称“桓口报告”）印证了这种理论分析。报告首先建议日本政府采取“能动的、建设性的安保政策”、推动“多边安保合作”，其次才是“充实日美安保合作的机能”。^[38]这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普遍看作是日本要在安全上“脱美”的迹象，也由此触发了1995年秋季开始的、旨在“重新定义”日美同盟的“奈倡议”进程。

总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所承受的“结构压力”增大，压力源同时发生重要变化，战略制衡的标的也随之转移，逐步锁定加速崛起的中国。这就奠定了日本重返追随美国路线的战略基础。而以1995年为转折点，日美经济贸易摩擦趋于缓和，又为两国改善关系、深化安全合作创造了契机。两国贸易摩擦趋缓不单是美国加大外压、日本自我约束导致的政策性结果，同时也是由于日美经济关系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它反映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意味着日本发展失速、对美国构成的“经济威胁”开始减弱，美国对日本战略心态趋于平和。以1996年4月17日桥本龙太郎与克林顿签署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重新定义”日美同盟为标志，日本重新回归追随美国战略。特别是2001年小泉内阁以后，日本开始了对美深度追随、“建设性追随”之旅，即在追随的过程中提出日方的意见、影响美国的决策、实现日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