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义上，战后70年间日本历届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可视为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追求国际社会承认的历史记录。国家间的承认，主要是指对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所具有的社会身份的承认，按照其内容的重要程度依次为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32]但是，通过以上对战后70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轨迹的历史考察发现，总体来看，战后70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轨迹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日本人追求承认的社会身份排序却有很大不同，日本人第一看重的是类属身份，其次才是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而且具体到每一个时期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这一特点。例如，日本在1988年竹下登内阁至2009年麻生太郎内阁时期谋划如何打造“国际国家”先后推进的三大具体措施——谋求联合国“入常”、凭借经济力量垂范亚洲乃至世界、以日本军力国际化为目的的“正常国家”诉求，其实也是一个由追求类属身份到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的顺序。
日本不仅通过倡导价值观外交拿类属身份排斥中国，而且还会用把昔日的战略伙伴开除于类属身份之外的做法以示惩戒。例如，2007年安倍晋三初任首相时，日本《外交蓝皮书》上称“日韩两国是共享自由与民主主义、基本的人权等基本价值的伙伴关系”[33]。再度任首相后，2013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上称“日韩两国是共享自由与民主主义、基本的人权等基本的价值与利益的重要邻国”[34]。2013年2月28日，安倍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称：“韩国是共享自由、民主主义等基本的价值和利益的最重要的邻国。”[35]2014年1月24日，安倍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还称：“韩国，是与日本拥有相同基本价值观和利益的最为重要的邻邦。日韩的良好关系，不但对两国，而且对东亚的和平与繁荣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要以大局观出发，努力建立起合作关系。”[36]但由于近几年日韩关系因领土问题、历史认识问题极度恶化，在2014年年底，日本外务省网站上则将韩国剔除出了其价值圈，仅称其是日本重要邻国。2015年2月12日，安倍首相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对韩国的定位也改变了说法，称：“韩国是日本最为重要邻邦。在迎来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我们要为改善关系不断进行对话。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37]2015年4月7日，日本外务省新公布的外交蓝皮书也都统一称“韩国是最重要邻国”[38]，不再把韩国归属为具有相同类属身份的国家。
对于战后70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轨迹所体现的特点以及日本在处理日韩关系上体现的这种拿类属身份做文章的表现，当然有其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原因，但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看，这其实同日本人个体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中强调序列的特点是一致的。日本人的特殊序列意识产生于其缔结集团所遵循的“缘约原理”。所谓缘约，即日本人缔结集团往往不仅仅是依靠血缘资格，亦可能是因为地缘、职缘资格，或者是为了某一共同目标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下采取共同的行动、遵守共同的规定而自发地结合在一起而成。这种缔结集团原理的优点是比基于血缘资格的亲属原理更具弹性，更易于缔结规模庞大的次级集团，具有较强的扩张性。同时，虽说理论上每个人是否能加入某个集团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利，但事实上又不能做到像契约原理那样自由来去不受拘束，往往是一旦成为某一集团成员则将终老一生不会改变。而且，在这种集团内讲究论资排辈即注重彼此的等级序列，加入该集团时间越长，即使是平庸之辈往往靠着资历也能获得一定的地位，因此集团成员一般也不倾向于改变身份。缘约原理的缺点则在于因为其缔结集团的资格不像血缘那般牢靠，所以身处于这种类集团中的日本人具有相当大的不安全感，对于序列中的位置具有相当大的敏感性，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定位，以便作出最适合的反应。只有在一定的序列中确定了自己的归属才可能有尽己所能发挥属于自己的角色的机会，这种自我认知的终极目标是一种基于等级制度之上的“各守本分”状态。[39]
可以说，日本国家认知特点正是这种日本人自我认知特点在国家行为上的一种投射。类属身份其实质也是对国家性质的一种排序。明治维新以来赶超西方一直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大目标，能够归属于西方国家并作为其中的一员在国际社会发挥自己的角色，不仅可以令其拥有一种优越感，而且还可以获得极大的安全感。有学者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解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国家行为特点时指出：“当这种序列意识作用于日本的国家行为中，使得日本恐惧沦为殖民地、在国际秩序的序列中落后，[40]进而发动战争侵略朝鲜、中国以图强，后来则为了追求更高的国际秩序中的序列，尝试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超越西方。”[41]战后70年日本的国家行为也呈现出了相似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败让日本人认识到，通过明治维新，制定大陆政策，侵略朝鲜、中国，打败俄国，虽使日本成为最早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非西方国家，但“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绝非到达荣誉之路”[42]，日本与西方欧美诸国无论在理念上还是物质力量上均依旧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所以，战败初期，日本首先将欧美西方国家设定为日本努力奋斗的目标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当日本经济奇迹般地得以复苏，乃至20世纪60年代末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日本又故态复萌，认为已经赶超了西方，开始尝试建立与西方分庭抗礼的国际新秩序。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位被中国取走之后，在日本主流媒体的舆论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民众都不看好“安倍经济学”的情况下，安倍晋三在2013年2月28日第183届国会上依旧高呼：“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诸位，现在正是我们争做世界第一的时候了。”[43]无论日本历代内阁设计的“日本梦”有多么美好，遗憾的是，事实上无论从理念层面，还是物质层面，西方均依旧远远地行走在日本的前方，成为令其难以割舍的战前、战后一以贯之的赶超目标。
以上通过对战后70年间87份汇集了日本社会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之共识，且最能代表日本国家意志的历代首相施政方针演说的简要梳理，历史性地考察了战后70年日本国家的自我认知轨迹、特点及其成因。由于文本内容极其丰富，欲用一篇文章进行解析只能择其要者做一概述。为了尽可能弥补以偏概全的缺憾，将每篇施政方针演说中凡涉及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关键词句做了统计，并尽量采取直译的形式制表附在了相应解析文字之后以供读者检阅查证。如有的演说中是“民主和平国家”，有的演说中讲“和平民主国家”，甚至同一位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如吉田茂的演说中也会出现语序不同的表述，大概是其意欲强调的内容略有差别，所以摘录时也尽量采取了直译的形式，以尽可能努力信实传达演讲者的本义。
所谓温故知新，通过这项研究工作不难发现，一直被视为带有很深的“安倍特色”的言行、政策，如“重振日本”“积极和平主义”以及修宪言论和在“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意愿下推动的一系列安保法制修订举措等，其实早在安倍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并且不同程度地推动过。因此，日本国内虽然对安倍不乏批判之声，但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安倍政府做事的方式方法和程度上，在野党大多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政治精英对于安倍政府的修宪以及强军强国的总路线还是大致认可的。所以，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中日关系的内外整体环境和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质变之前，至少从文化心理层面来看，从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特点来看，无论是现在的安倍政府，还是“后安倍时代”，任何日本政府都不太可能在日本国家身份定位的认知上有根本性的变化，也不可能在推动中日和解方面有太大的意愿和建树，我们对日本的政策也不应抱有过高的期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就一定会恶化，陷入所谓的安全困境。有学者研究指出，“如从军事层面进行观察，无论从军事力量，还是从军事使用意图来看，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并不明显。此外，中日两国在经济结构上的强互补性以及美国在中日关系中所扮演的平衡者角色，更是大大地减低了双方之间安全困境恶化的可能性。因此，‘中日安全困境’只是一个被‘过分夸大的现实’”[44]。准确把握包括自我认知特点在内的日本国民性特点，科学地前瞻日本国家发展走向，将有助于我们准确地预判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和发展趋势，更加稳妥地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
（本文已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发表，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修改。）
[1] 本文刊于《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此次收入本论集时，为便于读者查证，对表1—表5收录的日本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中与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相关表述进行了大量的补充。
[2] 作者简介：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文化室主任。
[3]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在国家体系里，类属身份的对应物是‘政权类型’（regime types）或‘国家形式’（forms of state），如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君主国家，等等。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形式是由国家内部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建构起来的。这种原则在涉及生产资料和摧毁资料的所有权方面组织国家—社会关系。这些原则也可能是由于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互动而产生的（如日本在1945年后成为民主国家，是因为美国占领了日本），但是，从建构观点来看，这些原则是外生于国家体系的，因为其存在不是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一个国家本身完全可以成为民主体制国家。”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页。
[4]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560130.SWJ.html，2015-05-17.
[5]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560130.SWJ.html，2015-05-17.
[6] 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 美しい国へ 完全版』、文芸春秋、2013年、32—33頁。
[7] 吉田茂『世界と日本』、番町書房、1963年、202—204頁。
[8]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09頁。
[9]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600201.SWJ.html，2015-05-17.
[10]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620119.SWJ.html，2015-05-17.
[11]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640121.SWJ.html，2015-05-17.
[12]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页。
[13] 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14]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650125.SWJ.html，2015-05-17.
[15]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700214.SWJ.html，2015-05-17.
[16] 1979年，美国学者傅高义著《日本名列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2000年，傅高义又撰写《日本仍是第一吗？》（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 ？），称其从未丧失对日本的信心。
[17] 例如，中国日本学界从1980年到2010年间发表的400余篇有关日本国民性研究文章中，仅文章题名中含有“日本型”“日本式”“日本模式”的文章就多达200余篇，几乎占了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30年间发表文章总数的1/2还多。在这类文章中，除少数是探讨日本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外，大多是从探讨日本近代化的成功经验，进而解析日本企业独特经营管理模式的角度来探讨日本国民性的文章。参见张建立《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现状与课题》，《日本学刊》2011年第1期。
[18] 参见日本内阁府网站，http://survey.gov-online.go.jp/h26/h26-gaiko/zh/z27.html，2015-05-17。
[19] 『平成27年版（2015）外交青書要旨』、12頁、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5243.pdf，2015-08-17。
[20] 『朝日新聞』1991年12月20日朝刊総合2面。
[21]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860127.SWJ.html，2015-05-17.
[22] 樊勇明：《对日本大国战略成败的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
[23]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03頁。
[24]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04—105頁。
[25]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960122.SWJ.html，2015-05-17.
[26] 北岡伸一『普通の国へ』、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12頁。
[27] 李薇：《日本的国家定位与历史反思》，《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
[28]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960122.SWJ.html，2015-05-17.
[29]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20130228.SWJ.html，2015-05-17.
[30] 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31]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20000128.SWJ.html，2015-05-17.
[32] 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33] 『平成19年版（2007年）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7/html/framefiles/honbun.html，2015-05-17。
[34] 『平成25年版（2013年）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3/html/chapter2/chapter2_01_01.html#h0201010201，2015-05-17。
[35]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20130228.SWJ.html，2015-05-17.
[36]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20140124.SWJ.html，2015-05-17.
[37] 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50212siseihousin.html，2015-05-17.
[38] 『平成27年版（2015）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5243.pdf，2015-08-17。
[39] 参见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台北：南天书局2010年版。
[40] 该观点亦可从昭和天皇宣读的停战诏书内容获得佐证。诏书中称：“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诸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此固非朕之本志。”虽然昭和天皇没有承认战争的侵略性，但其恐惧心理可见一斑。
[41] 游国龙：《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对二战时期日本国家行为的心理文化学解读》，《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
[42] 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菊と刀』、長谷川松治訳、社会思想社、1967年、367頁。
[43]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20130228.SWJ.html，2015-05-17.
[44] 谢磊：《中日安全困境：一个过度解读的现实？》，《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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