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兴期的保守与渐进政策（年代初年代）

这一时期日本安全政策的特点就是“吉田路线”进入全盛期。随着经济复兴等形势变化，日本政府也迈开了重新武装的步伐，但远没有发展到挑动“吉田路线”的程度。

作为战后日本的基础安全政策，吉田路线在50—60年代保持了绝对的影响力。50年代日本国内就已出现修正吉田路线、适当摆脱美国并谋求自主的动向。例如，鸠山一郎首相推动日本追求与苏中恢复邦交的“自主外交”，以改善因以苏中为敌而险恶的安全环境；50年代后期，以岸信介首相为首的民族保守主义势力要求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提高双方的“对等性”；而鸠山一郎和岸信介都力主修改“和平宪法”、重整军备并谋求自主防卫。然而，以追求“国家独立”和“防卫自主”为名的反“吉田路线”，在当时的条件下都遭到了挫折。1960年岸信介内阁虽与美国签署了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9]，但依赖美国提供军事防卫的日本安全政策基本框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他的努力结果是不仅没有废除却反而巩固了“吉田路线”。

“没有吉田的‘吉田路线’”成为吉田以后历届内阁遵循的国家安全及发展模式。到60年代前期时，“池田路线”成为“吉田路线”的可靠延续和补充：一是放弃通过修宪及重整军备成为“真正独立国家”的道路；二是否定“亲社”及中立路线，提出“日美伙伴关系”口号并继续强化亲美路线以确保安全。到了60年代后期，佐藤荣作首相出于经济及军力建设的成就感，虽曾表示要“自卫保卫自己”，但当时的日本政治主流还是认为，维持日美同盟比扩充军备更能抵御威胁。因而，这一时期佐藤内阁不但制定了“无核三原则”及“武器出口三原则”等日本安全防卫的有关基本政策，还在60年代末通过对美协调实现了冲绳回归及国家主权完整，这些都说明了当时日本安全政策的实情和指向。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日本政府虑及恢复经济与内外舆论，起初曾采取反对重整军备的立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根据美国指示并经过讨价还价，日本在50年代早期组建了警察预备队（随后改称保安队）和海上警备队，并归到1952年成立的保安厅（防卫厅的前身）管辖。1954年，日本正式成立了自卫队和防卫厅。这一过程中，日本以“非军队”辩称来尽量模糊日本重整军备与宪法第九条之间的矛盾。但是，吉田茂所谓“作为独立国家当然要拥有卫国的抱负，如果国力允许的话则想立即拥有军队”^[10]之言，应该是反映了当时以及其后的日本统治阶层的真实想法。同理，日本政府一开始曾否定自己可以行使自卫权，但到1954年成立自卫队时就已变成公开声称有条件承认自卫权^[11]。

很明显，日本的打算是以依赖美军为主，同时不断小步重整军备，逐步提高自主安全保障能力。在防卫架构及体制上，日本于1956年成立了“国防会议”，于1957年制定了“国防基本方针”——强调根据国情在自卫限度内逐渐构建防卫力量，同时以日美安保体制为基调来应对威胁等。从1957年开始到1971年，日本政府还制订了三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在各种限制中逐渐发展有限军备，以建立在日美安全体制下应对“局部常规战争以下侵略”的防卫基础和态势^[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