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前期，日本国力达到顶点，开始构想参与构建世界秩序。此期，国际局势发生动荡而周边安全环境大幅好转[16]。所以，冷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注意力和主攻目标首先转向国际贡献，意图占位拥权、增加影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90年代中后期，朝核危机与台海危机并发，中盛日衰势头显现，日本开始关注周边安全并制定相应对策。与摸索上述两项政策同时，日本还主要就自身防卫能力建设及态势调整、巩固日美同盟进行了部署。
如前所述，在冷战后的新环境下，日本力图积极参与构筑冷战后国际新安全框架，并在其中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所以，这个时期日本安全政策调整最显著的动向，是朝着自卫队走出国门、积极参与构筑国际安全秩序的方向开始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日本首先确定了推动自卫队在联合国框架内走出国门的目标，并在1992年制定了首次可以将自卫队派遣到海外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PKO），让自卫队以参加PKO行动的形式来作出“国际安全贡献”。
（1）稳固日美同盟、调整经略方向
日本一度因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好转而开始自主探索多边安全合作之道。然而，日美双方很快意识到维持同盟符合双方利益。从1994年前后日美开始定调磋商，到1996年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再到1997年出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经历了从“漂流”到“再定义”的过程，这个转换过程同时也意味着日本逐步放弃了探索“多边安全合作论”和“适度脱美”路线[17]。同时，这也标志着日美同盟从以保卫日本为主要目的双边合作转变为介入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包括应对“周边事态”的日美具体军事合作措施）的安全机制，日美同盟关系的性质由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8]。
（2）调整冷战后的防卫政策方针
1995年日本制定冷战后首份《防卫计划大纲》。相比于1976年的旧大纲，它虽宣称将沿用“基础防卫力量构想”，但更强调保持合理、精干而高效（不单单是被动的）的可靠防卫力量，充实和加强日美安全体制，同时也发出了协美应对周边事态的信号。同时，以该大纲出台为标志的政策动向还有日本开始调整军事部署和防卫方向：使防卫态势“均衡化”，由重视对付“北方威胁”转为逐渐提高对“西南威胁”的警戒。也正是从此开始，日本意识到需要把防务重点逐步转向中朝方向。
90年代中后期，日本一系列安全防卫政策的调整，都指向周边地区的中朝两国。1995年的《防卫计划大纲》、1997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都证明日本判断威胁以及制定对策都是在指向可能发生的“周边有事”。因此，日本通过积极推动日美扩大军事合作领域和范围等系列措施加强对周边安全保障的相关应对能力。可以说，为应对以中朝为目标的周边潜在威胁，日本首次主动开始规划自己的系统性地区安全政策，通过加大对周边的投入力度来确保自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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