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导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对日本的安全政策造成“多重冲击”。[48]这一时期，日本外部安全威胁大幅减退，但周边安全环境特征发生变化。各大国处于战略“转型—再定位”过程，日美关系也承接20世纪80年代末的不稳定走势，在90年代经历了短期漂流到重新强化的过程。在日本国内，秉持国家主义的右翼保守势力压倒左翼革新势力，社会舆论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安全自主意识持续受到刺激，而作为制约力量的和平主义思潮明显减退。日本大国化重点目标转向政治安全领域，80年代兴起的“正常国家论”逐步反映在国家战略与政策层面，成为推动日本“军事正常化”的主要动力。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军事正常化”体现为适应与利用新形势，借助国际环境与国家战略“双转型”的背景，公开寻求突破安全政策，特别是运用自身军事能力方面所受到的限制。[49]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曾尝试优先通过“多边安全合作”，“适度脱美”，增强在安全政策上的自主性。[50]1994年首相咨询机构“防卫问题恳谈会”提出的“樋口报告”称，应以加强自主防卫力量为基础，以多边安全合作为手段，优先国际合作而将《日美安全条约》置于次要。但在美国施压之下，日本“放弃了关于国际贡献的试探讨论，回归日美同盟，同时更加明确地为了国家的生存与利益而奋斗”[51]。以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即“97指针”）的签署为标志，日美实现“安保再定义”，借助安全合作使得双边关系重回正轨，并实现了日美同盟向“地区介入型”同盟的转变。[52]
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日本继续利用同盟体制推进“军事正常化”。其途径之一是，通过日美联合介入地区安全，促进自卫队“功能转型”，摆脱过去在行动权限上的“自我限制”。“97指针”中，日美以平时合作、“日本有事”与“周边有事”为新的体系框架，具体进行了防务分工。签署后，日本迅速通过了“新的指针”的相关国内安全保障立法。这一时期，“美国的军力转型和周边威胁的变化，为日本的修正主义者们带来了期盼已久的、提高自卫队能力的机遇”。日本承认集体自卫权的需求更容易被接受，“这给了日本更机警地利用同盟，增强自主防卫的机会”。[53]
日本利用同盟体制推进“军事正常化”的另一途径是，将日美防务合作作为其增强自主防卫能力的战略资源。“97指针”下日美具体防务合作进一步制度化。基于80年代的合作经验，日本在武器装备、军事训演等方面利用同盟的动向更具有针对性。日本防卫厅意识到，在预算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比起订购成本日益增长的国产武器，适当引入美国的成熟产品与技术更为经济。[54]日美在武器装备技术，特别是舰载、岸基防空与反导系统方面的合作，为日本自主建设“全方位防御体系”做了必要准备。[55]军事训演方面，90年代，日美间定期性军演趋于频繁化与多样化，训练实战性增强，这正符合了日本建设“合理、精干、高效”的自主防卫力量的需要。
冷战结束后，日本积极参与构筑国际安全秩序，将其作为推动安全政策外向化的首要切入点。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政府主动参与地区冲突解决、国际军控、联合国维和行动等。[56]海湾战争的“外交失败”被日本政府利用，作为进行安全上的“国际贡献”“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增强存在感”的理由。1992年，日本违背战后初期“禁止向海外出动自卫队”的国会决议，出台《联合国维和行动法》（即PKO法），并先后向柬埔寨、莫桑比克、卢旺达等国维和行动派出自卫队员。“通过意识形态上最不违逆，地理上又最遥远的议题，以最公开的和平任务与使命为理由，扩大自卫队行动空间，为军事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地区行动做准备。”[57]
90年代中后期，以朝核危机与台海局势一度紧张为契机，日本主动将自身安全与周边安全环境联系起来，试图以“系统性地区安全政策”推动“军事正常化”。[58]“周边事态”成为日本安全政策外向化的另一切入点。日本的战略精英们指出，由于威胁的多样化（传统与非传统威胁）与潜在化（突发性危机与军事均势可能的急剧变化），日本有必要“建立预防性的能力来保障自身安全”，“为此需要摆脱（军事）运用能力方面的约束”。[59]为此，一方面，日本积极判断与“塑造”自身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以此引导地区安全政策，作为强化自主防卫力量的理由；[60]另一方面，日本大幅增加地区外交中的安全议程比重，为日本安全自主和能力增强积累外部支持。90年代中期，日本与俄、中、韩、澳及东盟国家新建了双边安全合作机制，积极主张基于朝鲜半岛问题与东盟平台建立新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61]
围绕“国际贡献”与“周边事态”，日本在9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法制改造”，开启了一个为日本安全政策集中“松绑”的时代。[62]除90年代前期推出PKO法，确认自卫队海外维和合法性外，90年代中后期，以周边安全不稳和巩固日美同盟为名，日本开始酝酿推进“有事法制”。1999年，日本连续出台“97指针”的“相关三法”，包括《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与《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修正案》，支持日本协助美国进行“后方支援”或“后方搜索救助”，干预“周边事态”，从而为扩大自卫队运用范围、解禁集体自卫权创造了前提。日本否认这些法律与集体自卫权的联系，以抵制来自国内外的质疑之声。[63]但实际上，以上“有事法制”是日本在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积累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一个重要的阶段。
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军力建设的“转型调整期”。面对新的安全环境以及国内经济由盛转衰、财政资源受到限制的情况，日本在维持发展军力势头的前提下，对发展方针、部署与体制进行了调整。冷战结束后，日本首部防卫大纲即“95大纲”沿袭了冷战时期“基本防卫力量”的提法，强调在有限预算下建设“合理、高效而精干”的军事力量，重视质量，优化配置。“通过装备现代化，提升机动力与火力水平”，重点增强反导能力、反潜能力以及情报侦察与信息化能力。1997年，日本政府对航空自卫队进行了战后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改装，还集中自卫队各军种情报部，在统合幕僚会议下设立联合情报本部，加强了情报收集与分析力量。
通过军力建设与部署调整，一方面，日本努力确保军事力量“均衡覆盖国土”并延伸到边境岛屿，将防御重点由北部转向西线与西南一线，开始加强面向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军事防御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基于所谓“多元化威胁”，应对可能的小规模冲突与“特种战争”，自卫队通过整编与装备引进，努力提升快速反应速度和机动作战能力，推进军力转型。根据“97大纲”，陆上自卫队启动了大规模“师改旅”部队改编，启动快速反应预备役自卫官制度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海上保安厅作为准军事力量，在这一时期被列为重点发展对象，装备、人员及权限快速增长。[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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