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变化及政策选择

近年来，美国地区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和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是引起日本对美认知变化的主要因素。日本的战略精英日益对日美同盟的可靠性和日本的国际地位感到不安。他们主张更加积极主动地借助于美国的力量以制衡中国，同时通过增强自身的能力和开展地缘政治外交来填补美国政策向内转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对美国认知的这种变化，使日本试图在战略上谋求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强的实力。以下具体考察日本对“美国衰落论”、美国的“转向亚洲”战略以及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三个新事态的反应，从中勾勒出日本国内正在形成的战略新思维。

近年来日本对美国认知的变化，始于“美国衰落论”的冲击。和以往一样，最近一波“美国衰落论”也主要发端于美国国内，以2008年和2012年的两次总统选举为契机蔓延开来，绵亘奥巴马政府两届任期。日本多年来一直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自然对此反应敏感。《中央公论》《文艺春秋》《世界》等综合杂志以及《外交》《国际问题》等专业杂志纷纷刊登专题讨论文章，以“世界会无极化吗”“崇美主义的终结与世界萧条”“再见吧‘美国的时代’”“霸权国家美国的凋落”“美国衰落论的神话与现实”等为主题，从不同角度探讨美国实力的变化及其影响。在《国际问题》杂志于2011年实施的一次以专家学者为对象的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今后国际形势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什么时，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其中有代表性的回答有：受困于大规模财政赤字的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其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影响力，美国霸权的持续衰退和世界秩序的多元化将如何演进，如何通过对秩序的管理使美国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不至造成国际秩序的动荡，美国能不能恢复全球领导力等等。^[21]

在这些议论中，确有对美国实力的客观分析和真实疑虑。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表达疑虑的同时，大部分日本的专家学者都认为美国的霸权还不会被取代。他们的主要论据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从全球秩序的角度看，美国发挥的领导作用不可能由中、印等其他国家替代；第二，从美国自身的发展前景看，美国在人口、国土面积以及吸引人才和自我变革的能力等方面仍保有优势，美国只是需要一定时间调整内外政策，经过调整以后仍可恢复国力；^[22]第三，从美国国内的民意看，尽管美国民众中确实存在厌战情绪和内向态度，但还没有发展到期望美国霸权衰落或者单极秩序终结的程度；^[23]第四，从“美国衰落论”产生的背景看，在美国历史上衰落论定期出现，每一次反映的都不是对未来的悲观，而是自我警醒、自我变革的呼声。^[24]

总的来说，面对再度兴起的“美国衰落论”，日本国内的主流看法是：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将持续下去；^[25]当前美国正在经历考验，但“美国时代”不会终结。^[26]基于这样的判断，日本应该走的路自然是继续维持与美国的紧密关系了。事实上，在上述《国际问题》杂志实施的针对日本专家学者的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日本外交的方向时，回答最多的正是强化、激活日美关系或者维持日美同盟。^[27]

那么，是否可以说日本并不真的担忧美国的衰落呢？实际上，比起美国衰落的“远虑”来，美国当前的政策调整，才是更触动日本人神经的。这种“近忧”的潜台词是，美国终究会恢复其实力和领导地位，但可能要经历相当长的调整期，在这期间如果美国从中东、亚洲等地区一步步后撤，甚至转向孤立主义，就会造成权力真空，引起地区局势的动荡，而对于在安全和经济上都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来说，这样的前景显然是其不愿想象的。^[28]这种不安感和焦虑感，集中地体现在日本对美国“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的反应中。

美国“转向亚洲”战略的出台，在时间上恰好与中日围绕钓鱼岛紧张局势的升级相吻合。尽管日本官方始终没有明确将中国称为“威胁”，但在日本的精英舆论和媒体评论中，中国俨然已经取代朝鲜成为日本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在这样的氛围下，日本的不少专家学者自然希望美国的亚太战略能够助力日本，对抗中国。国际教养大学校长、中国问题专家中岛岭雄把“转向亚洲”直接视为21世纪版的“遏制”战略。^[29]东京大学的美国问题专家久保文明也认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并计划扩至2500人，由于该地距离南海很近，又在中国导弹的射程之外，因而具有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意义。^[30]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转向亚洲”战略本来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政策变化，从奥巴马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优先顺序看，经济是其更重视的方面。但在现实中，引起更多反响的是其军事政策，特别是被认为针对中国的部分。例如，日本的防卫问题专家、后来担任民主党政府防卫大臣的拓殖大学教授森本敏认为，自重返亚洲以来，美国亚太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华政策，其背景是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扩张，特别是中国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简称A2/AD）能力对其他亚洲国家构成的威胁。日本地处向海洋进发的中国与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之间，具有战略性的地位，可以为美国的国防态势作出贡献。在森本看来，日本的“动态防卫力”构想以及重视西南方面防卫部署的举措，能够对美国的“空海一体战”构想发挥有效的补充作用。^[31]

不过，在美、日两国的防卫政策是否能够“无缝”对接的问题上，日本国内存在不同的看法。与森本敏的上述观点不同，加藤洋一认为在日本的“动态防卫力”构想和美国的“空海一体战”构想之间存在差距。前者针对的是不至发生武力冲突的“灰色地带”（grey zone），即中日围绕钓鱼岛的非武力争夺，重视的是提高威慑的可信度；后者的关注点是在发生真正的武力冲突时如何维持作战能力。这两种构想所针对的事态在烈度上明显不同。^[32]防卫研究所的高桥杉雄也指出，虽然美、日都强调威慑，但威慑的方式不一样。对美国来说，其在亚太地区的现有海空力量仍占有绝对优势，在短期内足以起到威慑作用，因而没有必要扩大可能刺激中国、同时也增加己方风险的前沿部署；而对日本来说，中国通过非武力手段在东海和南海争端中渐进地改变现状是最迫切的问题，因而当务之急是加强包括西南诸岛在内的前沿部署以及日美在这方面的合作。在高桥看来，前者可能减弱对中国的威慑力度，后者可能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在战略上是相互矛盾的。^[33]

从日本的上述反应中可以看出，尽管对美国“转向亚洲”的前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看法不同，但对美国在军事上制衡中国的期待却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日本国内在解读加入TPP谈判的意义时，也倾向于强调其地缘政治意义，而不仅仅是经济意义。2010年10月日本政府首次表态就加入TPP谈判展开研讨，恰好是在中日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不久，由此可以窥见日本对加入TPP可能带来的安全利益的考虑。到2015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更是明确表示，TPP“在超越经济利益的长期安全保障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以此呼吁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简称TPA）。^[34]事实上，早在2010年年底，前外务省事务次官、后来担任日本政府新设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的谷内正太郎就撰文强调，日本参加TPP谈判的意义不只在经济方面，而且涉及安全保障方面，日本面对中国军力的急速上升，战略上的唯一选择就是维持太平洋同盟网^[35]。几乎在同时，曾担任外务省副报道官，后来又出任第二次安倍政权负责宣传的内阁审议官的谷口智彦也明言，对日本来说，讨论TPP不应只看经济得失，而应关注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国家特性问题；TPP可以和由日本、夏威夷、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菱形同盟相配合，构成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共同牵制中国的海上通道。^[36]

日本一方面对美国“转向亚洲”的战略寄予厚望，期待美国制衡中国；但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一战略会因为美国削减国防预算或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而变得有名无实。如果说美国的“转向亚洲”或者“亚太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 the Asia-Pacific）战略在提出之时因为缺乏具体措施而让日本感到疑惑，那么这一战略在实践中进展不顺，就更让日本感到失望了。《日本经济新闻》的春原刚指出，随着国务卿克林顿和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离任，从第二届奥巴马政府一开始，“转向亚洲”战略就失去了以往的势头，这至少意味着在白宫政治意志的层面上“转向亚洲”几乎成了纸老虎。在此局面下，日本不得不担心美国在亚洲政策上领导力的显著下降。^[37]

总之，日本的分析家们虽然对美国霸权的未来并不悲观，但对美国霸权的当下却难掩焦虑。究其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实力的上升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激化，使日本对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甚至威胁。而美国又恰在此时调整外交战略，名为“转向亚洲”，实际却已转向国内或仍留在中东。特别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摇摆不定，甚至萌生退意，让日本深受震动。

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长久以来一直面对“被卷入”或“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日本虽然支持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主要担心的仍然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不愿意“被卷入”美国的战争。^[38]但是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和相互依存的深化，日本对“被抛弃”的担忧日渐明显。在日本看来，如果真的出现美国不能或不愿支持日本的情形，要么是因为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无力施援，要么是因为美国更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无心相助。如上文所述，日本对前者虽有担心，但认为只是暂时的；而对后者则是深感忧惧，因为那意味着日本战略地位的根本动摇。

以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政策为例，美国官方虽然反复宣称钓鱼岛处于日本的管辖之下，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范围，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但同时明言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这让不少日本人感到失望和不满。2013年11月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美、日虽然都表示不承认，但日本要求中方撤回，美国却没有这么做，还让各民航公司自主提交飞行计划，这令日方迷惑不解。^[39]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虽然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美国对钓鱼岛的安全承诺，但日本媒体立即注意到，他的发言与日本政府的期待有异。奥巴马不仅强调钓鱼岛问题的和平解决，要求中日双方避免挑衅，寻求合作，并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而且还不忘向日方指明美国和中国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40]对此，日本有评论认为，奥巴马的表现实际上就是无能为力。^[41]日方还注意到，在2015年11月的APEC峰会上，奥巴马在和习近平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赞赏中日紧张关系的缓和，并称美国也在推动同盟国与中国加强关系。在日本观察家看来，奥巴马是通过对中日首脑会谈的支持，公开否定了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42]

日本对中美关系反应敏感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近年来每次中美关系中出现指向合作的新概念时，日本都如芒刺在背；而每次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时，日本都如释重负。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演说，在对华政策上提出著名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概念，很快在日本国内引起不安。《中央公论》甚至以“美国抛弃日本之日”为题刊发专题讨论文章，指出在看似顺畅的日美关系背后，两国在美军基地、靖国神社以及对华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已开始显现，一旦首相小泉纯一郎离任，由小泉和布什建立起来的日美紧密关系将随之消失。

继“利益攸关方”之后，2008年和2009年美国方面又传出了有关“两国集团”（G2）和“中美国”（Chimerica）的议论。尽管这两个概念并非出自美国官方，但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初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相当积极的态度，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了中美“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的构想。这让日本的观察家们感到中美关系G2时代正在到来。对此，日本国内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有观点认为，对美国来说，与中国的关系越重要，作为美国亚洲政策“基石”的日美同盟也就越重要。^[43]原因是，美国对华外交有两面性，一方面尽量不与中国冲突，另一方面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为此必然要加强日美同盟的力量。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美国把东亚放在优先位置的话，或许会重视日美同盟，但眼下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东，在那里与中国的合作比与日本的更有价值。^[44]

对日本冲击最大的还是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向。比起“利益攸关方”“两国集团”“战略再保证”等美方的提法来，中方的提法被美国所接受更加突显了中国的重要性，日本的反应可谓如临大敌。有专家注意到，中国早在2012年年初就正式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但美方起初持谨慎和怀疑的态度；而从2013年秋开始，美国政府显示出了对这一概念的积极态度。在2013年9月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称，两国就构筑“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一致，首次公开接受这一提法。同年11月，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一次演讲中更是明确提出，美国致力于将“新型大国关系”诉诸实施（operationalize）。^[45]对此，久保文明教授担忧地说，和此前的“核心利益”概念一样，直接使用中国提出的概念和词汇本身就有危险，更不要说将其“诉诸实施”了。^[46]《朝日新闻》前总编船桥洋一则指出，中国早晚要让日美同盟从属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他看来，以往中国之所以容忍日美同盟，是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控制日本；如今中国想把“日本问题”也纳入“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与美国协商和共同管理，这当然会损害日本的利益。因此，日本的当务之急是，揭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假象，让中国的这一战略失去力量。^[47]

对日本来说，美国是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还是推进“转向亚洲”战略，既关系到主权和安全之争，也关系到国际地位和世界秩序之争，其影响非同小可。然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真的只是假象吗？大多数日本分析家对中美关系中战略协调和分歧管控的能力关注不够，总是更多地强调中美之间的矛盾，这暴露出日本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性认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