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确立为做“国际国家”，提出“政治大国”构想，并力求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日本希望要成为与“经济大国”相称的能够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国家”。尤其是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国”战略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外交决策者已实现从经济优先变为经济政治并重的观念转变。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主要呈现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正式确定“日美同盟关系”概念，强调日美“两国都负有世界性的责任”。1981年铃木善幸首相在访美期间，进一步明确“日美同盟”关系。日美“新安保条约”签署使得美日“保护和被保护”关系向着同盟关系不断深化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日美同盟的军事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只是日本已改变了过去一味依赖、顺从美国的方式，强调所谓日美“两国都负有世界性的责任”的重要性而已。1982年11月出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在任职的五年中，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密切联系，[12]三人被称为推行世界性新保守主义运动的“三驾马车”。1983年5月，在威廉斯堡举行的西方首脑会议上，中曾根康弘支持了关于全球安全保障问题的讨论，并提出日本作为成熟的经济国家应担负起国际安全保障的责任。[13]但是，1983年7月曾根康弘表示：今后日本作为国际国家应同经济力量相称地在政治方面也积极发言并履行义务，“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这反映了他希望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
第二，以“战后总决算”，谋求政治大国战略愿望。在中曾根康弘看来，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动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扩大国际开发援助，要努力成为政治大国。中曾根执政时期，在对华、对美、对俄等国家关系上均取得较好成效。1983年7月，中曾根康弘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1985年，中曾根首相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政治大国化论”“不沉航空母舰论”“从战后解脱出来”等新保守主义理念，[14]谋求对日本“二战”历史的彻底清算。可以说，中曾根康弘适时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策主张，充分迎合了日本民族主义者追求“政治军事大国”梦想的心理渴求。同时，“为了克服日本人在遭到战败、占领和国际谴责之后而自承负面形象，中曾根试图用培养民族自尊和理解他国传统之间的平衡以转变民族意识”[15]。他主张大力培养日本国民的“国防意识”“爱国心”和民族意识，重新确立国家权威，不断增强日本作为政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分量。可以说，中曾根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实质就是力求通过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来重塑日本的所谓“民族精神”。但是，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出现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影响了同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双边关系。
第三，日本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政府开发援助”（ODA）。基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榜样，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上也表现了积极的姿态，同澳大利亚等国提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构想（APEC），表达了日本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构想的意愿。“政府开发援助”一直被日本自诩为承担大国道义和责任的重要表现方式，20世纪80年代日本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对于日本的“国际国家”形象有一定的帮助。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把外交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尤其是重点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力图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主导者。同时还积极发展与欧洲各国的关系，突出自己已是日美欧三极中的一极，并寻求欧洲对日本走大国化道路的支持。同时，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使战后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复苏，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及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言行屡屡出现。因战败而形成的和平主义意识日渐淡化，并逐渐认可了以日美同盟“借船出海”的现实存在。日本不再甘心安于只是经济大国的现状，渴望成为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大国，力图重新登上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政治舞台。
1989年冷战结束的一系列国际局势变化，为日本迎来所谓“第三次开国”机会。在日本一些学者看来，“开国”的含义带有一定的“革命性”，[16]这无疑是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极好契机。冷战后的“吉田主义开始分化为两种立场：一是继续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的立场；二是重视日美同盟，致力于修改宪法和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国共同维持秩序的立场。前者是站在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观上的和平发展主义，主张冷战后的日本必须发挥作为‘全球性民生大国’的作用；后者是坚持现实主义观点，主张为保护日本的安全和维持国际秩序，应该在安全保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17]。历史事实表明，后者已经成为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理念的主流舆论：日本应以日美同盟为中心，扩大日本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作用，彻底摆脱和平主义的束缚，成为所谓“正常国家”。冷战后，“1955年体制”的崩溃，导致革新政党的衰落和保守政党的不断壮大，日本政坛的“正常国家论”和“总体保守化”导致日本对外关系及外交政策发生质的变化。
第一，冷战后产生“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民族主义思潮，严重影响日本与中韩等周边国家间的关系。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认为：“‘总体保守化’后所表现出来的新民族主义，与（20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有很大不同：第一，新民族主义尝试通过回归民族和传统来重建日本的认同感，为此就需要‘对历史加以修正’，把正视日本侵略事实的历史观斥为‘自虐史观’；第二，对和平宪法、民主主义教育等一系列‘战后’问题进行改写。他们公然提出要修改宪法第九条。”[18]上述观点表明了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内涵扩大为在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基础上，试图修改“战后体制”赋予日本的“和平宪法”及其第九条。“新民族主义”持“自由主义史观”，主张强化国家观念。“它直接作用于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不仅左右国内社会政治生活，对外交政策也产生重大影响。”[19]随之，日本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在国家发展目标等重大战略层面表现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对外关系特征。1995年8月15日，“村山谈话”承认殖民和军国主义侵略并道歉，尚属坚持和平主义的范畴，但这种官方立场在其后历届内阁还是发生了不能信守承诺的一些反复，导致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
第二，提出摆脱“战后体制”的“正常国家论”，明确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政治诉求。以小泽一郎为代表的“新保守势力”认为，自民党主流派在战后所奉行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吉田路线”，已不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日本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迈进，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和政治领导人。[20]小泽一郎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中全面阐述了“正常国家论”。他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首先，可在宪法第9条的两项中附加第三项，确定为“前两项不妨碍为了创造和平而进行活动的自卫队”可派赴海外；其次，“保持宪法现状，制定一部‘和平安全保障基本法’，规定作为一切主权国家固有的权利，让日本拥有个别自卫权，为此，确保自卫队为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拥有作为联合国一员积极协助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权利”[21]。在对外关系层面，小泽一郎认为，日本“同美国、欧洲并列构成世界三极中的一极”，“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大国”，“逃避不了作为大国的作用”。“日本的一举一动已经影响到世界的各个地方”，日本有义务对“世界作贡献”。[22]小泽主张要摆脱战败国地位，使日本成为与其他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正常国家”[23]，在国际上发挥与自己国家实力相称的政治和军事作用。“正常国家论”是一种谋求改变“二战”以来日本国家性质的战略理念。“正常国家论”主张把在军事上自我约束的日本变成与别国毫无二致的日本。[24]“正常国家论”的实质就在于，以“为国际安全作贡献”为由，提倡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和国内外舆论牵制，重获对外动用军事手段的权利。
可以说，“正常国家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的外交政策及主张，已内化到现在日本的外交战略理念及对外关系之中，这种对内力求修改“和平宪法”、对外实现“正常国家”的理念就是日本保守政党的共同政治目标。“这样，冷战后日本外交的轴心，由经济外交朝着更加政治性的包括安全保障在内的方向不断演变进化。”[25]要求在国际上拥有与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地位，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外交及对外关系的重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