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社会运动的主要发展阶段

日本在“社会运动”这一词汇之外，还经常会使用“市民运动”“居民运动”“新社会运动”等。在对日本战后社会运动进行研究之前，有必要对以上概念予以界定。

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是指有组织的一群人，有意识、有计划地改变或重建社会秩序的集体行为，用意则在促进或抗拒社会变迁。赵鼎新为“社会运动”所下的定义是：“有许多个体参加、高度组织化、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体制外政治行为。”^[2]日本社会学家盐原勉将“社会运动”定义为：直面因某种社会矛盾产生的生活危机的人们，试图以组织的或集体的形式，通过变革社会既有的资源分配状态、社会规范或价值体系，进而谋求通过思想意识的革新来解决危机的努力。^[3]“市民运动”则是指那些对超越某一具体地域社会问题持有关心的人们，为了某种理想、信念或要求而发起的集体行动。如20世纪50年代的反对氢弹试验运动、60年代的安保斗争以及反对越战运动。“居民运动”是在某一地域凭借人与人之间结成的集团，超越阶级或职业的差异，以解决共同的地域生活的困难为目标的运动。具体表现为一定地域的居民为了共同的要求和问题解决，对政府、自治体、企业等进行的交涉等集体行动，其主体是城乡居民。日本“居民运动”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对公害问题的应对过程。公害受害方的地区民众结成组织，针对企业和政府开展了要求赔偿和捍卫权利运动。“市民运动”与“居民运动”是涵盖在“社会运动”的范畴之中的。

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诸如废除歧视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居民运动、反核运动、消费者运动、和平运动、地方分权运动等社会运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表现在身份政治化、非组织化、非经济化、斗争对象非具体化等方面。为了与以往的社会运动相区别，被冠以“新社会运动”。许多观察家和学者认为，“新社会运动是现代社会晚期的独特产物，在方法、动机以及方向上大大不同于以前的集体行动”，“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反映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不断变化中的风险。因为传统政治机构越来越不能应对所面临的挑战”。^[4]新社会运动主要是由众多的非政府组织（NGO）或非营利性组织（NPO）联合推动的运动，表现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意识和关心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等特征。

本文在论述过程中使用“社会运动”，在强调居民主体时使用“居民运动”，在强调市民主体时使用“市民运动”，在强调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社会运动出现的变化与特征时使用“新社会运动”。

为对战后70年的日本社会运动分阶段予以梳理，本文借用战后经济史的划分周期，将战后历史分为经济复兴期、经济高速增长期、经济稳定增长期、经济长期低迷期。在这四个时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不尽相同，社会运动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经济已濒于破产地步。通货膨胀严重、失业者大量增加、粮食匮乏、生活困难。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捍卫生活权。如1946年全日本出现了要求揭发藏匿物资并予以合理分配的运动。5月19日，25万东京市民参加了“争取大米人民大会”，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战后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工会组织及工人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1946年年末1947年年初，工人运动一度发展为反对吉田茂内阁的倒阁运动。

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获得全面发展，各种工会组织纷纷成立，如全国产业界劳动组合联合、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总评”）、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全官公厅共同斗争委员会、全国劳动组合共同斗争委员会、全日本劳动组合会议等。工会组织和领导的斗争风起云涌，目标是保障就业、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以及推动员工参与生产管理。

战后不久，有着战争体验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战争与和平、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问题，这也成为日本和平运动的出发点。1948年，丸山真男、久野收、都留重人、清水几太郎、安倍能成等50余名著名知识分子成立了“和平问题谈话会”，该团体在1949—1951年活动十分活跃。“和平问题谈话会”的主旨是“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重整军备、反对提供军事基地”的“和平四原则”。之后，该原则为社会党左派、“总评”所继承，对于战后民主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普及和扎根起到了促进作用。

1954年3月美国在比基尼岛礁进行的氢弹试验，导致正在附近海域作业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船员受到放射性尘埃污染而致病，另外，多达856艘日本渔船被称为“死灰”的核物质污染，从当地捕获的金枪鱼身上也检验出了大量核辐射物。该事件是日本继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又一次受到核武器的侵害，也成为日本反核运动的导火索。事发后，出于对核污染的忧虑，为了下一代的健康，以东京杉并区的主妇为先导，禁止氢弹的签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截至1955年在广岛召开的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征集到了高达3000万的签名。以“比基尼事件”为契机，民间结成了“禁止原子弹氢弹日本协议会”（原水协），之后，反氢弹试验、反核运动迅速扩展到全日本。与此同时，1955年第一届日本母亲大会召开，妇女们纷纷控诉战争带给妇女的伤害，表达了对战争、对核武器的坚决反对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之后，母亲大会每年召开，迄今已召开了60届。每届都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成为战后日本社会运动特别是妇女运动中极具影响性的事件之一。^[5]

“1955年体制”形成后，政党格局长期维持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与在野党日本社会党的两党格局。在自民党长期执政期间，日本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并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之列。同时，“1955年体制”期间，保守的执政党和革新政党之间斗争不断，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也在不断高涨。

经济高速增长期，革新、左翼思潮势力强大，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安保斗争、反公害运动及捍卫自身权利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这一时期的和平运动是在50年代和平运动的延长线上展开的。一些亲身经历过战争、不断反思战争并愿意维护和平的人士结成各种团体，进行了维护和平、反对战争、防止战争在日本重演的运动。1965年，一批社会党、“总评”系统的人士从“原水协”分裂出来成立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会议”（简称“原水禁”）。在该组织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核游行示威。反核运动超越思想、宗教、政党政治派别，成为所有阶层、团体、个人集合起来的广泛的国民运动。1959年至1960年，由国会议员、劳动者、学生、市民参与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抗议行动如火如荼，作为日本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政治斗争，最终导致了岸信介内阁总辞职。1960—1975年越南战争期间，小田实等人发起成立了“为了实现越南和平的市民联合”（1965年成立，简称“越平联”），目标是反对越南战争、反对日美安保同盟等。这一时期，以该团体为代表的反对越战运动声势浩大。与此同时，作为社会党的支持者，“总评”继续高举“和平四原则”的旗帜，持续开展了反对日美同盟、反对越南战争的和平运动。

1956—1973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创造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1966年日本超过英国，1968年又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问题。例如，随着新干线、机场、港口、水电站、核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钢铁和石油化工产业的开发，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活环境持续恶化，公害问题日益严峻。与此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面积绿地缩减、珍贵野生动物减少、山村景观遭到破坏。针对公害问题，受害地区居民团结起来进行抗议，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反公害运动。1973年，在民众多年的抗争之下，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骨疼病、第二水俣病为代表的四大公害病以受害居民的胜诉而告终。针对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民众为保护生存环境，捍卫生存权利，在全日本范围内开展了各种有针对性的环境保护运动。

另外，这一时期以三里冢反对征地运动为代表的民众捍卫自身权利的运动引人注目。1966年6月，政府决定将千叶县三里冢芝山地区作为国际机场候选地^[6]，但却未与当地农民沟通。三里冢农民闻风而动，成立了“三里冢芝山机场联合反对同盟”进行抗争。1971年，在政府强制征地行动中，同盟成员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三名警察死亡，双方各有多人受伤的惨剧。于是，政府不得不把原先建设三条机场跑道的计划缩减为一条。

除此以外，1955年的砂川斗争^[7]、1957年的“反对勤评运动”^[8]、1958年的“警察执法反对运动”^[9]也各具特色。以学生为主体的“全共斗运动”^[10]在1968—1970年达到高潮。60年代末，妇女为争取自身权利以及男女平等目标而发起了妇女运动等。这些运动的主体是普通居民、家庭主妇、学生、教师、老年人等，他们对各自权利要求和捍卫为这一时期社会运动增添了色彩。

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稳定增长。70年代日本经济基本处于稳中上升阶段。到了80年代，日本迎来了经济迅速全球化的时期，日元升值，海外旅行人数增长。70—80年代的日本社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如人口向东京等大城市圈集中、单身家庭增加、妇女就业率提高、家用电器普及、生活愈加方便。但同时也出现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如自民党集权政治及内部存在的腐败问题导致民众强烈不满，“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体系带来了民众对生活方式的思考，汽车尾气导致大气污染，生活废水导致地下水质污染，城市生活型公害问题引发民众的强烈关注。

70年代以后，日本的社会运动开始由政治领域逐渐转到生活领域，表现在运动目标与生活的关系日渐密切，消费者运动、生活者运动等具有“新社会运动”特征的社会运动成为主流。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民生活方式、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要求对支撑经济发展的官僚主导的社会运行机制和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予以改革的呼声高涨。这一时期，对社会体制产生异议并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的市民运动一度消沉，而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结成各种网络、市民团体的活动却日渐活跃。一批曾参与过社会运动的人士开始从街头运动走向社会变革。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参加过学生运动的藤田和芳创立了“守护大地会”，分别以社区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两种运营方式，通过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透明、互动的关系，促进双方收益分享和土地与环境保护。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2500个生产会员、9.1万个消费会员、年营业额达150多亿日元的庞大组织。社会企业作为变革社会的一种方式与社会运动殊途同归。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民间团体不但作为战争的受害者来反思战争，同时也站在加害者的立场思考和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他们编辑资料集、发行简报、举办演讲会和展示会等，还到日军曾侵略过的国家采访战争的受害者、幸存者，调查、搜集战争期间日军的罪行和证据，掀起了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社会运动。另外，80年代中后期，反核运动呈现多样化特征，反核内容扩展到废除核武器、缩减军备、核电、人权、战争责任等诸多问题。这一动向，使得以社会党、共产党、总评等工会组织为主体的和平运动演变为多种和平运动，并植根于日本社会。^[11]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由此进入一个多极化、大竞争的时代。日本的国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泡沫经济”崩溃后，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急剧下跌，不少企业倒闭，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严重，一些产业向海外转移。“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0年、20年又被称为“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与之相伴随的是劳动者收入减少，临时工等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增加，社会差距拉大等。另外，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现象日益严峻，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医疗费用剧增、养老保险制度入不敷出，同时也出现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方年轻劳动力缺失，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缺乏活力等问题。少子老龄化给日本的综合国力、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已成为日本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阻碍。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与海啸、核泄漏多重灾难叠加，使日本经济、社会乃至国民心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日本民主主义发展和壮大的时期，也是日本社会运动异常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呈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新特点。

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运用居民投票等直接民主主义方法的居民运动显著增加。例如，新潟县卷町的核电站建设抗议运动、阪神淡路大地震后针对神户机场建设的抗议运动、德岛县吉野川河口堰建设抗议运动等。这些运动的突出特点是诉求方式平和，运动形式灵活。一些社会运动开辟了居民与政治相关联的直接民主主义的新道路，并对地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是非营利性组织发展迅速，在推进市民参与、社会治理和社区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阪神淡路大地震后，大量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开展了积极的灾后救援。之后，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熟。今田高俊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居民自发的志愿活动活跃起来，特别是90年代的志愿者活动和NPO、NGO活动的高涨具有象征性意义。这表明，人们在公益性较高的服务供给上不是靠政府，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12]1998年《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的制定，对于社会运动的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该法实施后，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迅猛增长，在反对战争、保护环境、伸张人权、开展慈善和公益活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运动也由此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正如萨拉蒙在分析美国社会运动时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的美国重要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环境保护、消费者运动、妇女或保守派等，都扎根于非营利领域。这一现象的增长确实引人注目，因为与此同时发生的像选举、政党、工会这些更加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正在逐渐衰落。”^[13]进入21世纪后，日本的社会运动也开始转为遍布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的非营利性组织、民间团体、志愿者组织的日常化活动，并取得了突出成就。当今日本社会，非营利性组织的活动已成为改善公共治理的一支新生力量，有力地推动着社会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的男女平等意识及人权意识有了明显增强。一些妇女运动家、女性主义者、妇女团体站在人权的高度，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审视加在妇女身上的不平等和对妇女权利的践踏，特别是在反对家庭暴力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并促成了一部专门针对婚姻暴力的法律《防止配偶间的暴力及保护受害人的法律》（2002年4月1日实施）的出台。

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呈现出整体右倾化态势。右倾、右翼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把持着政治、经济和媒体的重要部门，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蒙蔽民众，推动日本朝着民族保守主义方向前行。例如，以小泽一郎为代表的政治家呼吁日本应摆脱“战后心理”，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即在国际体系中承担的责任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家，具体而言就是修改宪法，以允许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或其他的国际安全机制。一部分政治势力极力想冲破宪法第九条的制约，修宪风潮愈演愈烈。与此同时，随着中国、韩国国力的上升，日本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国民的优越感逐渐丧失，对日本未来深感忧虑。这种茫然不安的心态，也使民族保守主义思潮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右翼分子针对中、韩两国采取了一些排外、排他的集体行为，如针对钓鱼岛、独岛（日称尖阁列岛、竹岛）的示威、反对外国人参政的游行、日韩断交游行等。

进入21世纪，针对新一股修宪浪潮，涌现出了众多的反对修宪市民团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成立于2004年的“九条会”。该组织聚集了井上厦、梅原猛、大江健三郎、加藤周一、奥平康弘、小田实、泽地久枝、鹤见俊辅、三木睦子九位著名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旨在捍卫和平宪法，实现日本与世界的和平。在其影响下，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纷纷成立各种各样的“九条会”。如“冈山九条会”“大阪九条会”“科学家九条会”“女性九条会”“日中友好九条会”“诗人九条会”“科学家九条会”“影视界九条会”等。据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介绍，2012年该会下属的“九条会”已经达到7500多个。^[14]“九条会”成为反对修宪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颁布于1947年的《教育基本法》作为“二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产物，长期以来是日本教育领域各种法令和解释的基础，因此也被称为“教育宪法”“教育宪章”。2006年4月28日，文部科学省正式向国会提交“《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在支持该修正案的势力中，除执政党、鹰派政治家之外，一批右翼保守主义团体和知名人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像“日本会议”“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谋求新的教育基本法之会”“日本教育改革有志者恳谈会”“日本教育再生机构”等团体负责人与某些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在修改基本法上不谋而合。他们密切配合，构成一股推动基本法修正案法制化的强大势力。而与此相对的是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的社会运动。该运动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捍卫基本法的民主、自由精神，反对改恶教育基本法”的口号。不少市民团体以及运动参与者在运动中高度团结、密切配合，将反对教育基本法修改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近两年，针对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新安保法案的通过，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2014年7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政府正式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会议当天即遭到许多民众的强烈抗议。2015年6月，由多名日本宪法学者和作家组成的“反战千人委员会”向日本国会提交百万人大签名，反对安倍政府进行包含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内的新安保法案。2015年7月15日，日本执政联盟不顾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强行表决通过安倍政府提交的新安保法案，其核心是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扩大日本自卫队在海外的军事活动，又被称为“战争法案”。新安保法案一出台，即遭到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民众自发组织的反对集会和游行动辄上万人，声势浩大，此起彼伏。据《朝日新闻》及共同社的民调显示，在强大的反对浪潮中，安倍内阁支持率已有所下降。

四是反核运动自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爆发后又重新进入了高潮。其中，大江健三郎发起的“再见核电站”大集会十分引人注目。在2012年的一次集会上，该组织向东京都政府提交了32万人的反核签名，呼吁关闭日本所有的核电站，实现“无核化”。反核民间组织“首都圈反核联盟”每周五都在首相官邸进行反核游行。游行者在国会议事堂周边1.5公里长的人行道并排站立，以示抗议。反核游行以普通市民为主，参与广，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堪称20世纪60年代“安保斗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