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运动的类型

日本的社会运动种类繁多、流派纷杂，一些社会运动不排除背后有着特定商业的、政治利益等多种集团存在，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社会运动，对其目的、背景和活动内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对社会运动整体进行全盘评价。本文依据社会运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将社会运动划分为对抗型、要求型和建设型三种。

站在与政府对立的立场、反对或阻止政府的某些政策或行政的市民运动被称为“对抗型”社会运动。这类运动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为了保卫自己生存环境和自身利益的运动。包括：20世纪70年代针对经济高速增长、过度开发带来的公害问题产生的抗议和反对运动以及针对政府一些侵害自身权益的开发项目发起的反对运动；贯穿战后70年的反核运动；针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驻日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的坠落事故、噪声扰民以及基地美军对冲绳女性的性侵事件而爆发的冲绳反基地运动等。

第二类是为了实现理想和捍卫理念的一种运动。如：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学生为中心的安保斗争；贯穿战后70年的反战和平运动与反修宪运动；70年代以后反核、反对核电站的运动^[15]；90年代以来反对采用右翼教科书的运动；近两年来的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反对新安保法案的运动等。另外，还有现代化进程中被排挤和歧视人群为主体的部落解放运动；消除对女性的暴力运动等。这些运动均有着鲜明的“对抗型”特征。

像反对右翼教科书运动很有代表性。日本中小学施行教科书检定制度，民间编纂的教科书需由文部科学大臣审查通过，各地教育委员会自行决定所管辖学校采用哪种教科书。2001年，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引起了日本有良知人士的激烈反对，民间团体发起了让扶桑社教科书采用率为零的运动，他们召开集会、演讲会，对各地教育委员会进行动员。在强大社会运动推动下，该右翼教科书的采用率非常之低。2007年扶桑社全额出资成立了育鹏社，该社出版的历史与公民教科书继承了扶桑社教科书的错误和修正主义历史观，一经出版即遭到了教育界有识之士和一些民间团体的强烈抗议和反对。目前，以“21世纪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为首的民间团体正在发起阻止育鹏社教科书进入学校的运动。

另外，“对抗型”社会运动中也包括针对工厂公害、交通公害、食品公害等的公害反对运动，福祉、文化、教育相关的公共设施的充实和整备的要求运动，针对垃圾处理场的建设以及机场、新干线、高速公路、核电设施、水电站等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的抗议运动等。

“要求型”社会运动在参与社会、表示不满、表达愿望的方式上更为温和，其规模较对抗型社会运动要小，参与者大都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区，并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表达对平等权、自由权、环境权、生存权、发展权、和平权等方面要求和愿望。“要求型”社会运动以90年代以来的信息公开运动、居民投票运动、生活者运动等为代表。同时，一些“对抗型”社会运动也逐渐转为“要求型”社会运动。例如，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公害问题、过度开发问题等均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以反公害、反过度开发等为目标的环境保护运动，逐渐由“对抗型”转变为要求政府对公害企业采取某种行政措施、防止公害发生的“要求型”。这类“要求型”社会运动大多不是政党和劳动组合等既有组织主导的，而是地区居民为主体发起并参与的。

“要求型”社会运动，以1995年围绕新潟县卷町修建核电站的居民投票运动最具代表性。当时，卷町居民对是否出卖预定建设的核电站的町有土地分成了两派意见。在町长选举中，主张进行居民投票的领导人当选。之后，町议会通过了居民投票条例。1996年8月，在投票条例的基础上实施了日本历史上首次居民投票，投票率高达88%，反对建设核电站的占半数以上。最终，反对修建核电站的议案获得通过。卷町之后，各地纷纷效法卷町，在抵制美军基地、要求驻日美军撤走的冲绳，在抗议建设产业废弃物处理设施的岐阜县御嵩町以及在针对是否修建吉野川可调节堤坝的德岛县等地都进行了居民投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不再表现为居民与自治体的“对抗型”运动，而是自治体与居民团体通过对话、沟通、居民参与、居民监督来完成。居民投票运动直接冲击了旧有的日本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也逐渐改变着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开创了居民在选举之外参与自治体政策决定过程的道路。

居民投票成为居民参加公共性讨论、获得发言权的重要一步，给居民创造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并在地域政策中体现了居民的声音。近年来，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愈加强烈，居民参与逐渐过渡到了居民自治。

“建设型”社会运动，最具代表性的是社区营造运动和代理人运动。社区营造运动包括两种类型：（1）因人口稀少等原因而面临衰退的地区为激发当地活力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多见于地方的中小城市、农村和山村；（2）市民为了保护生活环境、提高地区生活质量而进行的一些运动，多发生在大城市的郊外地区。社区营造运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早开展的运动始保存街区景观运动。该运动始于20世纪60—70年代，由一些热爱家乡的居民自发成立组织，针对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景观和原有历史文化风貌面临被破坏的危险而开展运动。居民们在城市建设基本法的框架下，提出了既能保存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又能配合城市化进程、旧城改造的提案，不少提案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可并得以实施。

代理人运动是“生活俱乐部·生协”的理事长岩根邦雄在1977年3月发行的机关报《生活与自治》中正式提出并呼吁发起的。生活俱乐部的成员们在禁止使用合成洗涤剂的运动以及对自治体的直接请求运动中深刻认识到：要想将市民的声音反映到政治中，必须推选自己的“代理人”去参与政治、改革政治。1977年东京都议会选举时，东京都练马区的生活俱乐部推选土屋正枝作为候选人参与都议会议员的竞选，虽未当选，但却是代理人运动的首次尝试。同年10月，东京都练马区几位有政治抱负的成员结成了政治团体——“生活者小组”^[16]。在练马区首位区议员即“代理人”诞生之后，代理人运动向其他地区辐射，并迅速扩展到神奈川、千叶、埼玉和首都圈的全部地区以及北海道、长野等生活俱乐部所覆盖的主要地区。同时，代理人运动还影响到其他“生协”领域。^[17]代理人运动不仅仅是简单地推举代理人参加竞选并使之进入议会，而且要求代理人进入议会之后，经常将居民、会员对政策的提案反映到议会，开辟了一条市民参与政治的新的道路。

以地缘为纽带的市民活动团体、非营利性组织大都由社区居民组成，其活动与社区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如根据居民的需求，展开保护消费者利益、文化体育、社会教育等各类居民活动，并在社区环境的治理、社区治安维护、社区就业和社区社会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有些市民活动团体和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社区建设和福利，协调居民与政府、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社区互助、互动的网络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居民在社会运动追求的是全体利益中产生的部分利益，因此，表现出地区利益之间、公私利益之间以及公共利益和地区利益的摩擦。比如核电站和垃圾处理场的建设问题、有毒药品的处理问题、机场建设问题、噪声问题、采光权问题、高速道路建设问题等关系到基本人权以及市民与公共性的关系。有些问题则涉及全体利益与部分人的利益、涉及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涉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既不能由国家、自治体来单方面对公共性进行决定，在公共性的名义下侵害部分居民的基本人权，同时，也不能让处于利益矛盾双方的居民长期处于对峙和争斗局面。因此，在进行社区建设、城镇建设中，“建设型”社会运动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