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运动的特征

战后日本社会运动的产生，源于社会问题的出现。随着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运动的目标、方式、内容和参与者也逐渐发生变化。一些社会问题由于政府缺乏应对措施，而民众在政府之外寻求解决的途径是一种市民参与，标志着日本“新中间阶层”的出现及成长，也是日本市民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另外，互联网的应用在社会运动中重要性加强，社会生活领域的社会运动正在由“对抗型”转向“建设型”，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思想领域民族保守主义主义与和平民主主义的交锋呈现激烈态势。

社会运动具有快速应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特点。社会问题的出现总是伴随社会运动的产生。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后，驻日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的坠落事故、训练噪声扰民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特别是基地美军对冲绳女性的性侵事件屡屡发生，激起了当地居民的愤慨，多次爆发席卷冲绳全岛的反基地运动。另外，反对修宪运动、反对右翼教科书、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反对新安保法案等“对抗型”社会运动的出现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泛滥有着很大关系。

随着一些社会问题的改善和解决，社会运动的目标和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例如，战后不久出现的劳动者贫困和生存问题以及劳资纠纷问题促成了工会运动，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工人劳动环境的改善以及工资待遇的提高，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普及，工人运动已经不再占据社会运动的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居民运动的登场。

从反公害运动到环境保护运动也体现了社会运动目标和方式的发展变化。经济高速增长期轰轰烈烈的反公害运动随着公害问题的逐步解决而衰退，当今的环境保护运动更加关注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区的绿化美化、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再生利用以及食品安全等。

进入21世纪，伴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出现的诸如少子老龄化、社会差距、非正规雇用等问题，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也相继调整为：强调可持续发展、重视以人为本、促进世界和平、致力公正公平、改善生态环境、加强社会建设、消除家庭暴力、保障妇女权益以及关注弱势群体等。非营利性组织和民间团体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后，往往不采用以往那种游行示威等方式谋求解决，而通过市民参与、非营利性组织与政府、企业采取“协动”^[18]的方式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战后初期工人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民众对生存权的要求和捍卫，运动主体是广大劳动者阶层。“1955年体制”确立后，社会运动主体发生了变化，具有较高学历、受过专业化训练、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工作、以工资薪金为生的“新中间阶层”开始作为社会运动主体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70年代是“新中间阶层”迅速兴起和壮大的时期。70年代中期，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0美元，家庭的年收入增加了10倍以上，全国城市数量从1953年的286个发展到1975年的643个。^[19]有近80%的日本国民持有“中流”意识。^[20]因此，70年代以后，“新中间阶层”成为社会运动的主体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所言：“‘1955年体制’在政治上是东西方冷战时代的产物，在经济上则正好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相契合，而在消费方面，这个时期又是大众消费社会不断发展，中流社会逐渐扩大的时期”，“‘1955年体制’所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是全社会所有人群的‘中流化’。”^[21]

如果再具体分析，“对抗型”社会运动、“要求型”和“建设型”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也有细微差别。像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反对右翼教科书等“对抗型”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市民，运动的目标与他们的生活虽无特定的利害关系，但却显示了他们作为国民对国家政治、外交、教育等政策的关心和政治理念。“要求型”和“建设型”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居民，他们的日常生活与运动的目标有一定利害关系，运动的要求也较明确和具体。如环境保护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当地受到环境问题困扰的居民，当然也不排除来自外部对环保运动予以声援的环保主义者。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领域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主要是日本教职员组合（“日教组”）和全日本教职员组合（“全教组”），他们积极进行争夺教育主导权的反体制斗争。在反对右翼教科书运动中，“日教组”“全教组”“教育基本法全国网络”“反对恶改教育基本法埼玉之会”“儿童的人权埼玉网”“21世纪思考儿童培养与法律制度的市民之会”等团体，站在运动最前沿，其参与者主要由教育第一线的教职员、知识分子或退休教职员工构成。

在思想领域的各种社会运动中，知名人士、知识精英、文化名人充当了运动的领导者。如：以“九条会”为中心的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运动中，以大江健三郎为代表的九位知名文化界人士展示了在民众心目中的强大号召力，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高桥哲哉等在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在冲绳反基地运动、反对驻日美军对冲绳女性的性暴力运动中，也活跃着不少妇女运动家和女性精英，如冲绳女性史专家宫城晴美、社会活动家野口裕子、安里英子等；在社区营造运动和历史文化街区保存运动中，一些具有法律、经济、建筑设计等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士作为领导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在反核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生活者运动、消费者运动、代理人运动等众多日本社会运动中，家庭主妇成为运动的主要承担者。参与运动的主妇们往往有着较高学历，对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老年人护理、青少年问题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十分关心。出于母性的本能和对下一代健康担负的使命感，她们对核武器有着强烈的憎恶和危机意识，在反战和平与反核电站建设运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不仅如此，不少家庭主妇也对日本能否走一条与亚洲邻国和睦相处的和平之路深感忧虑，2015年7月，为了反对新安保法案的通过，一批母亲自发结成“反对安保关联法案妈妈会”，在东京举行了多次游行和抗议。

进入21世纪，非营利性组织成为社会生活领域中社会运动的主体，由于活动涉及环境、福利、教育、贫困、差距等广泛内容，运动参与者的成分十分复杂，一些非正规雇佣者、老年人、生活贫困者等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加入了进来。

互联网在当今的社会运动中起着互通信息、宣传理念、广泛联络、采取一致行动的重要作用。市民团体、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主页、进行链接、相互配合与支援，并有可能采取一致行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活跃的民族保守主义思潮成为主流社会思潮，日本各大主流媒体的右倾保守化色彩日益浓厚。在这样的社会舆论形势下，诸如反对右翼教科书等“对抗型”社会运动的相关消息和报道在报纸、杂志很难刊登，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和相关政策批判的声音也很难发出来。于是，互联网便成为市民团体发布报告会、集会、游行等消息的最快捷的传播渠道。各市民团体在互联网上建立主页，宣传理念，发布消息，并建立与其他市民团体的连接。通过互联网传播，原本规模小、影响力弱的市民运动往往会演变成多个领域、多个地区市民团体的联合行动。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与国际NGO和国际上的社会运动产生密切联系，呈现出日益汇入世界社会运动大潮的趋势。例如，生活俱乐部与世界各国NGO以及协同组合经常进行交流，携手合作。追究日本战争责任运动将东亚的民间团体、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聚到一起，中日韩三国的市民团体、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开展了各种交流、声援和相互支持的活动。

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运动大多是“对抗型”社会运动，主要采取罢工、抗议、请愿等较为激进的方式，例如总评、中立劳联等工会组织自1955年后，在“春季斗争”前对运动的进程进行预先设定，采取先团体出面交涉劳资纷争，达不成协议再罢工的方式。60年代“安保斗争”时，大学生也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出现了人身伤害、放火、破坏财物等暴力行为。随着战后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民社会的成熟，社会运动的暴力性逐渐减弱。当今日本的社会运动基本上根除和杜绝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社会运动很少或基本不采用罢工、暴力等激烈形式。大多数都道府县对游行示威都进行了规定，游行的主办方事前要向涉地警察署提出要求并获得许可。^[22]游行示威被置于法治国家的框架下，没有经过许可的游行会被取缔。因此，日本的社会运动在游行示威等方面非暴力特征十分明显。像反对修改宪法、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反对右翼历史教科书等“对抗型”社会运动主要以召开集会、演讲会、研讨会、学习会、说明会、街头演讲、在街头散发宣传品等形式为主，组织工作周密，集会秩序井然，即便是上万人规模的游行，也大都平和有序，较少发生混乱或出现暴力事件，对城市交通和市民社会生活的影响被控制在极小范围。这一点与战后工人运动通常采取的工会和政党的斗争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随着社会运动的特征由以往的“对抗型”转向“建设型”，要求、提案和参与型的居民运动在日本呈现扩展趋势，其主要形式是直接请求、参与选举、居民投票、集体诉讼、请愿陈情和制造社会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更多、更普遍地表现为一种温和而渐进的改良性运动。这些运动的目标虽不尽相同，但运动的参与者希望的是通过这一手段改变生活现状，提高生活水平，追求一种充实、富裕、安全的生活。社会运动由先前那种大规模的、与政府对立抗议、表达强烈不满的“对抗型”，转向对政府提出要求、希望政府重视并予以改变的“要求型”。以环保运动为例，在20世纪60—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反公害民间团体的活动都是针对特定的公害制造企业进行的，运动方式表现得比较激烈，而当今的环境保护运动从反对公害、呼吁合理处理废弃物过渡到关注人们生活品质、食品安全上，方式比较温和。^[23]当整个社会变得富裕、公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时候，环境保护运动的特征也就变成了参与性和建设性。

作为“建设型”社会运动代表的社区营造运动，走的是一条通过社区建设来实现居民自治的道路，不仅解决了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提高了市民生活水平，还对地方行政起到了促进作用。在社区营造运动的推动下，许多自治体相继制定《城镇建设条例》《都市计划条例》等，承认和保障市民会议、协议会等居民组织参与城市政策制定。社区营造在社区发展、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垒失去了国际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国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左翼势力代表的日本社会党的衰弱以及解体，造成了革新力量与保守势力制衡能力的衰退。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长期不振，与之相反的是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两国实力发生逆转。进入21世纪，日本社会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危机意识，国民丧失自信，对日本前途产生茫然情绪。一些右翼政客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上屡屡发言，企图通过将中国树为假想敌，将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归咎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迎合日本国民希望重振日本往日“辉煌”的愿望。一时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在日本大行其道。

目前，民族保守主义思潮已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社会思潮，主要表现为新保守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右翼团体致力于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普及和推广。包括暴力团系统的街宣右翼团体、以全国学生自治联络协议会为代表的右翼学生团体、神社本厅和灵友会^[24]等宗教右派团体，以及主张再军备和对中国强硬路线的“幸福实现党”等宗教政党。一些右倾和右翼政治家、知识分子垄断主流话语权，主张“正常国家论”，不断强化日美同盟，企图修改和平宪法，谋求改变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路线。另外，一部分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以自己生活为中心，远离或不关心政治。这样一来，民族保守主义思潮便在日本大行其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变化无疑会折射到社会运动之中，表现为民族保守主义与和平民主主义两派势力的激烈交锋。长期以来，新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直将修改宪法、为日本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扫清“障碍”作为奋斗目标。面对这一思潮的泛滥，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组成的市民团体奋起反击，衍生出大量“对抗型”社会运动。反对右翼教科书运动、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运动、反对修改和平宪法运动、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运动、反对新安保法案运动是与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反对核武器、核试验、核竞赛的运动，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美军占领冲绳及其他军事基地的斗争一脉相承的。

例如，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运动就是对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一种抵抗。长期以来，执政党、在野党、文部省、市民团体、教育界人士以及普通市民在《教育基本法》修改的问题上均有着各自不同的见解，在支持与反对修改基本法上形成了两股力量，这两股力量随着基本法修正案的法制化进程而逐渐演变为一场思想领域激烈的斗争。2006年，围绕是否修改基本法的两股力量的斗争呈现白热化。这一年，参与运动的团体数量众多。从团体成立时间来看，有成立于战后且一直致力于和平、民主与平等的市民团体，也有90年代以来成立的进步市民团体，还有在反对基本法运动中新成立的市民团体。虽然运动未能阻止《教育基本法》的修改，但这些市民团体在教育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无疑对政府的决策构成了一定压力，促进了日本社会思潮的多元化。

针对右翼团体编写篡改历史的教科书的风潮，一些民间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如“21世纪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历史教育者协议会”“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和平之船”“历史科学协议会”“战争与对女性暴力日本网络”“全国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等民间团体相互配合，分别在2001年和2005年共同发起了两轮“让扶桑版教科书采用率为零”的运动。这些市民团体召开集会、演讲会，呼吁各地教育委员会、国会议员拒绝右翼历史教科书。在全国各地反对右翼教科书的市民、教师、学者、律师、劳动者、学生等团体的共同努力下，扶桑版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仅约为0.38%，远远低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确定的10%采用率的目标。^[25]目前，各市民团体正在发起新一轮抵制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的运动，相关团体针对各地区教育委员会展开了积极的工作，试图影响委员们在选择教科书时不将选票投给育鹏社版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