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新宗教

概括地说，新宗教通常集中出现在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战后两次高峰分别出现在战争结束后的占领时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期。由于战争的严重破坏，1945年度的日本经济处在崩溃状态。按当时的价格计算，日本财产损失1057亿日元，约占国民财富的1/4。包括军人、平民在内的战争伤亡人员高达870万，日本大多数城市变成废墟，近半数工业生产设备遭到破坏。军需产业停止生产，该部门的400万就业工人失去工作，再加上从海外回国的350万复员军人及289万普通民众等，失业人数高达1400万。另一方面，农业严重歉收，粮食产量只有战时的一半，而且也不能再从旧殖民地进口粮食，因此，以大米为主的生活资料价格飞速上涨，黑市流行。1945年10月，全日本城镇共有1.7万个黑市。^[4]

因黑市价格过高，政府也难以控制，配给的食物远远不足，市民们纷纷到农村购买粮食或在城市空地甚至屋顶上种植蔬菜。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纸币贬值，市民只好用自己的衣物换取食品，俗称“竹笋族”，意思是像剥竹笋一样层层脱下身上的衣物。由于交通工具严重不足，破损的列车上严重超员，时常发生事故。1945年11月入3日，共有100多万东京市民涌到附近农村购买食物。1947年2月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满载购物人群的列车在高丽川站附近倾覆，造成147人死亡。^[5]

与此同时，因粮食问题出现了震惊社会的“小平连续杀人事件”“片冈仁左卫门一家灭门事件”“帝银事件”。1945—1946年，在东京地区发生连续强奸杀害年轻女性的案件。罪犯小平义雄曾作为海军士兵战时在中国有强奸女性的经历，战争结束后利用粮食或就业等借口将年轻女性引诱到偏僻处强奸后杀害，受害者多达十人，1947年法庭将其判处死刑。1946年3月16日，歌舞伎演员片冈仁左卫门一家五口遭残杀，凶手是寄居其家的剧团作者饭田利名，其动机因配给的粮食被克扣而常常吃不饱，而且写的剧本也经常遭到片冈的训斥，因而产生仇恨。1948年1月，一位装扮成东京都卫生课职员、医学博士的男人进入东京帝国银行椎名町支店，声称附近流行痢疾，让16名银行职员饮用有毒的预防药，结果毒死14人，抢走现金17万日元和1.7万日元的支票。警方根据名片逮捕了57岁的画家平泽贞通，1955年判其死刑。刚开始他坚称无罪，其后承认但很快又翻供，不断上诉，直到1987年死在狱中。

战败与占领也动摇了日本人的价值观，甚至在日本国内出现了性解放的趋势。战前、战时禁止放映带有裸体甚至接吻镜头的外国电影，在占领当局的推动下，1946年5月公演的《20岁的青春》第一次出现接吻镜头，但导演和演员仍然抵触此类情节。到1946年年底，却出现了上百种刊登色情内容的杂志。这些杂志用较为粗糙的纸张印刷而成，大约40页左右的篇幅。当时市场上畅销劣质烧酒，因而人们将这种杂志称为劣质烧酒杂志，以喝上三杯劣质烧酒就会烂醉如泥，比喻读上三本色情杂志也会意志崩溃。推动这种色情杂志流行的是1946年10月创刊的《猎奇》杂志，特别是该杂志第2期刊登了北川千代三的小说《H上校夫人》，因露骨描写性爱而违反战后刑法第175条（发布猥亵文章罪）受到禁止发行处分，结果却使其知名度大增。

演艺界也是如此。最初是几乎全裸的女性在镜框中摆出各种姿势，其后发展为各个剧院的裸体舞，并受到大众欢迎。尽管多数知识分子对上述性解放现象持批评态度，但也有少数作家认为可以对原有的社会伦理进行彻底的改革。特别是作家田村泰次郎主张“肉体的解放才是人的解放”，并在《世界文化》1946年9月号和《群像》1947年3月号上发表了《肉体的恶魔》《肉体之门》。《肉体之门》生动地描述了以占领军为对象的妓女生活状态，引起较大的反响，甚至出现了“肉体文学”的流行语。1947年8月，“空气座”剧团将《肉体之门》搬上舞台，获得观众追捧，成为演出超过千场的保留节目，后来该作品又被改编成电影。

因战败后的精神空虚、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得到保障、生活困苦等因素，占领初期日本出现了战后第一次新兴宗教热，不仅涌现出许多新的教团，而且还获得大量信徒。从制度性背景来看，盟军总部颁布“神道指令”后，不仅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否定自己是“现人神”，而且政府随即废除了战时制定、严格控制宗教团体的《宗教团体法》，同时制定《宗教法人令》，规定只要申请成为宗教法人就会得到许可。1947年开始实施的新宪法更是规定“保障信教自由”。因此，从1946年到1953年每年有两位数的宗教团体登记为法人，其中以免税为目的的宗教团体增加数量令人注目。^[6]

占领时期出现的新宗教主要有玺宇教和天照皇大神宫教。玺宇教的教主长冈良子自称是天照大神化身的玺光尊，大相扑选手双叶山、围棋选手吴清源等名人也加入该教团。但该教团由于其主张与占领当局政策发生冲突而遭到限制，很快衰落下去。山口县农妇北村萨约创建的天照皇大神宫教因提倡跳“无我之舞”而被称为“舞蹈宗教”，迅速在东京等地发展了30万信徒。实际上，信徒发展较快的教团大多在战前已经出现，如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生长之家、天理教、金光教、灵友会、PL（完全自由）教团、世界救世教等。其中，有些教团在战时受到压制或镇压，战后得以复活。例如，创价学会的前身是1930年创建的创价教育学会，1946年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重建；立正佼成会是1938年创建的大日本立正佼成会，1948年重新登记为现名；PL教团是1931年成立，战时在政府命令下解散，1946年重建；世界救世教是1935年成立的大日本观音会，战后重新活动，1950年改为现名。

尽管第二次新宗教高峰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但其渊源来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正如70年代的政治、经济处在动荡时期一样，日本社会也呈现出各种现象，特别是石油危机带来的阴影，让刚刚富裕起来的日本国民对未来仍抱有不安。1973年，小松左京撰写的科幻小说《日本沉没》，描述几位海洋地质学家发现日本列岛将沉没的征兆，越来越多的迹象证明了其推断，首相不得不向国民宣布“日本列岛将在十个月内全部沉入大海”，整个日本处在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在接连不断的地震、海啸和火山喷发中，人们想方设法逃往海外，政府策划向世界各地输送移民，又引起各国的强烈反应。该书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一年内共发行400多万册，随后拍摄的同名电影观众累计达880万人次。一部预言未来的小说竟然引起如此之大的轰动，除日本人天生的危机感外，还有1973年年底因“石油危机”而引发的严重通货膨胀以及“抢购风潮”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同年的畅销书还有五岛勉的《纳斯特拉达姆斯大预言》，预言世界将在1999年灭亡，该书累计发行量超过200万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危机意识。

上述的不安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社会性暴力转化为少数人的恐怖行为或者集团内部暴力。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学生运动逐渐转入低潮后，除“赤军派”外，还有少数激进分子进行恐怖活动。1971年，警视厅警务部长土田国保之妻被邮寄的炸弹炸死。1974年8月，名为“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组织在三菱重工公司大楼引爆炸弹，造成8人死亡、385人受伤。其后该组织又连续制造十多起针对大企业的爆炸事件。1975年5月，该组织的八名主要成员被警方逮捕，但到1979年仍策划了对包括北海道警察本部、北海道厅、东本愿寺、神社本厅等在内的爆炸事件。另一方面，学生组织之间的暴力活动频繁发生。“中核派”“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解放派”三个学生组织之间的暴力活动不断升级，仅在1974年就有11人死亡、605人受伤、423人被捕。暴力现象甚至蔓延至中小学和家庭，“校园暴力”“家庭暴力”成为1980年的流行语。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补习学校、考试压力、校园暴力、拒绝上学等仍然是突出的教育问题。同时，日本经济逐渐进入空前繁荣时期，社会也因此出现许多新现象，日本人被卷入泡沫经济的浪潮中。正如京都大学教授佐和隆光指出的那样：“80年代后半期，日本人在精神方面发生了不少变化。精益求精、勤奋、知礼、努力、热心、正直、谦虚、勤俭、质朴、求实等词汇已成为过去，人们赤裸裸地追求金钱物欲，甚至不劳而获的投机致富也被看作尊荣。”^[7]在银行存款利率较低的情况下，许多普通国民受媒体以及证券公司、房地产公司所谓“理财技巧”的鼓动，借钱投资股票和房地产。80年代后半期，日本普通家庭的银行贷款额比1985年增加两倍。正如1981年田中康夫描写女大学生追求名牌的《无意，水晶》成为畅销小说那样，时尚服装、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证、高级进口轿车、海外著名艺术品均成为日本人追求的对象。

80年代，日本仍然存在女性“年轻短期就业”和“中老年再就业”的就业曲线，但继续劳动型的女性缓慢增加，其原因就是《劳动者派遣法》的实施。该法规定，劳务派遣公司只能对13种工作进行劳务派遣，而且不管是涉及高端专门知识领域还是涉及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派遣劳动者都需要专业技能和知识。学界将就业市场分为“库存型人才就业市场”和“流通型人才就业市场”，前者为专业技术人员，后者多指那些30岁左右工作，其后回到家庭生儿育女，中老年时再做“钟点工”的女性。这些人不是企业的正式成员，由派遣公司派到有关企业临时工作，工资待遇较差，也没有社会福利。最初以前者为中心，但随着经济衰退后者急剧增加，而且男性也加入进来。

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家庭生活服务的商品化，如家庭洗衣房、代购物、代扫墓、儿童旅馆，甚至充当家庭成员等推动了家庭生活的个人化。特别是1983年出现的家用游戏电脑到1989年销售了1200万台，成为儿童的主要娱乐活动，并由此导致了相互间的交往减少。另外，电视、音响、吸尘器等迅速普及，家庭成员各自生活的现象突出。与此同时，“单身赴任”的父亲增加，1985年达到14.7万人，1988年全家一起吃饭的家庭占比减少到47%。^[8]

泡沫经济也推动风俗业发生变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除特殊浴室、桃色沙龙、脱衣舞外，日本出现许多新名目的风俗行业。如1981年，年轻女性服务员只穿超短裙不穿内裤的饮茶店急剧增加；1983年兴起年轻女性与中年社长签订婚外恋契约的“婚外恋银行”；1985年政府制定《关于风俗业等限制及业务适当化法律》，将风俗产业分为提供健康娱乐的“风俗营业”和包括特殊浴室、脱衣舞、情人旅馆、单间按摩等非健康的“风俗相关营业”。这些产业采取申报制，虽然受到严格限制，但各种名目的风俗行业仍不断出现。

尽管80年代中期日元大幅升值的状况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经济大国的形象，由此出现了大国主义的社会思潮，但也存在“国富民穷”“生活小国”的质疑。1989年出现的《“富裕社会”的贫困》《什么是富裕》《富裕的精神病理》《“富裕社会”日本的结构》《质问“富裕的日本”》《哲学分析富裕》等书籍，批判性地分析了日本的富裕、暴涨的地价、终身劳动也难以购买住宅的工薪阶层、出行难、长时间劳动、过劳死、资产悬殊的扩大、缺少社会基础设施、生活环境恶化等问题。

日本社会急剧变化带来价值观念的混乱，导致了难以适应这种变化的人们纷纷进入虚幻世界躲避，特别是那些被社会所排挤的弱者和游离于社会集团外部的人群成为新兴宗教团体的热心支持者，所以出现了战后的第二次新宗教热。但此次出现的新宗教与过去有很大不同：首先，主张“世界末日论”，强调超能力和“灵能”现象。其次，过去信徒大多是中年以上的女性，但20世纪80年代的新宗教信徒以年轻人为中心。再者，信教的目的也不同。过去的新宗教信徒追求现实的利益，即幸福、健康、成功等，但80年代新宗教否定现实社会的价值观，提倡超越末世的未来幸福，因而年轻信徒为度过世界末日，学习超能力、超自然的技能，同时消除家庭个人化带来的孤独、寂寞。正因如此，有人将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宗教称为“新新宗教”，例如奥姆真理教、幸福科学、阿含宗、神理之会（GAL）、崇教真光等。

奥姆真理教的创始人麻原彰晃，1955年生于九州熊本县八代市，因视力极弱而进入熊本市内县立盲人学校就读，并因家庭贫困一直靠领取学校奖学金生活。他高中毕业后受过两年按摩及针灸训练，后考东京大学不中，结婚后在千叶县开设药房，1982年因未经许可生产、贩卖中成药被捕。1984年麻原创办奥姆神仙会，1986年到印度会见达赖喇嘛，自称得其真传。1989年奥姆真理教正式登记成为宗教法人，以瑜伽、特异功能、超自然神秘现象和世纪末思想吸引信徒。

幸福科学创始人大川隆法总裁，1981年开始与灵界交流，1986年为传播佛法真理创建幸福科学，第二年撰写基本教义的《太阳之法》《黄金之法》《永远之法》等著作，1991年获得宗教法人资格后游历世界传播其教义。幸福科学以创造地球的“最高神大灵”作为崇拜对象，其称呼意味着“优美光之国、地球”，但幸福科学的教义却宣称，大川隆法总裁是最高神大灵本体降临地球，并为实现贯穿此世与彼世的幸福以及在现实世界建立理想国而努力活动。为更广泛地推广幸福科学教义，该教团全力发行大川隆法的书籍，其内容涉及人生、工作、历史、政治、经济等，出版书的种类在全世界超过1400种。除此之外，从2009年年底开始收录灵言，即大川隆法通过自己的声音阐述灵人与守护灵的对话，已经收录成书500多册。据说，该团体目前在世界100多个国家拥有1200万名信徒，在日本约有600多个所支部、据点，拥有幸福实现党、幸福科学学园、幸福科学出版等相关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