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的知识分子护宪思想

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出现的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保守势力主导的第一次改宪高潮。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对日政策，默许日本的再军备过程。由于既成事实的再军备违背了《日本国宪法》中放弃战争、放弃武装力量的规定，自卫队等实体实际上处于违宪状态。于是，日本政界保守势力开始主张修改宪法，掀起了战后日本第一轮修改宪法的高潮。从1954年起，自由党、改进党都成立了各自的“宪法调查会”，并通过这些调查会提出了改宪案。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还提出了私人改宪案。由保守政党改组联合而成的自由民主党（自民党）成立后，1956年，该党的宪法调查会也提出了改宪案。这些改宪案虽然在具体内容上各有侧重，但其共同之处是主张修改有关放弃军备及战争的宪法和平条款。在经过以上酝酿后，自民党将改宪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上。而标志着第一轮改宪高潮进入顶峰的事件，就是内阁“宪法调查会”的成立。

1957年8月，岸信介政府在内阁中设立了“宪法调查会”，规定其职责是“审查《日本国宪法》，调查审议相关问题，将其结果向内阁或通过内阁向国会报告”^[6]。鉴于《日本国宪法》第96条规定，“本宪法的修订，必须经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由国会创议，向国民提案并得其承认”，宪法调查会作为设立在内阁中的机构，未经国会授权而从事修改宪法的相关调查审议工作，有违宪的嫌疑。因此，宪法调查会试图邀请社会党参加，但被社会党拒绝。包括后来成为宪法问题研究会发起人的宫泽俊义和我妻荣在内，许多著名学者也拒绝加入宪法调查会。最终成立的宪法调查会虽然包括国会议员和学者，但主张改宪者占90%以上。其实质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而是岸信介内阁为修改宪法、实现再军备而制造舆论的工具。

面对上述局面，1958年5月28日，大内兵卫（经济学者、法政大学校长）、茅诚司（物理学者、东京大学校长）、清宫四郎（宪法学者、东北大学教授）、恒藤恭（法学学者、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宫泽俊义（宪法学者、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经济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汤川秀树（物理学者、京都大学教授）、我妻荣（民法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等8名著名学者向46名当时各领域的一流学者发出《关于设立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倡议书》，倡议成立宪法问题研究会^[7]。在这份倡议书中明确指出，“从其（宪法调查会）成立及委员选择的情况看，该调查会并不一定能代表目前在宪法问题上的广泛民意和正义良知。虽然并非调查会的所有意见都应被反对，但只从特定立场出发解释和审察深切影响一国命运的宪法问题，只能说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做法。……为防患于未然，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我们决定尽可能正确地研究宪法的基本原理及其条文的含义，为关注该问题的各界国民提供参考。为此，我们希望宪法学或其他法学、政治学，以及相关科学的有良知的研究者们加入研究会，以期从多种角度研究宪法问题”^[8]。1958年6月8日，宪法问题研究会正式成立，学者们规定研究会首先是“纯粹的学问研究会——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但同时也是“为国民而存在的研究会——不辞进行启蒙活动”^[9]。会上还规定以大内兵卫、我妻荣、宫泽俊义、城户又一、鹈饲信成、辻清明、佐藤功为负责人，大内兵卫为研究会的代表，并在东京本部的基础上成立以恒藤恭、末川博为代表的关西支部。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宪法问题研究会成立后，不但被各大新闻媒体评价为“在学术上、政治上的影响力都超过宪法调查会”^[10]“有政治意义”^[11]“极大地刺激了政府方面”^[12]“对政府而言是潜在的‘一大敌人’”^[13]，也赢得了日本国民“对研究会寄予极大信赖”^[14]“欢迎研究会与调查会的较量”的支持^[15]。宪法问题研究会每年5月3日主办的宪法纪念演讲会听众都在1000人以上，成为宪法纪念日的一大特色。《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主要媒体对其进行了持续关注，甚至延续到了研究会解散之后的1977年。研究会出版的《宪法读本》（1965年）被评价为“对有关宪法问题的舆论形成发挥着重大作用”^[16]，发行册数达到35万册，直到1986年还在岩波书店新书畅销书前100位中榜上有名。另外，研究会的演讲记录和例会报告大部分都发表在岩波书店出版的杂志《世界》上，^[17]研究会与《世界》相互支持，对战后日本社会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影响绝对不容小视。

除了形成舆论，宪法问题研究会对改宪—护宪双方都产生了切实的政治影响。

首先，宪法问题研究会的成立不但使社会党坚定了拒绝加入宪法调查会的决心，^[18]也使政府与宪法调查会处境尴尬。研究会对有关宪法问题的社会观点形成起到了主导作用，舆论普遍认为研究会的权威性超过调查会^[19]，这无疑给宪法调查会以无形的压力。宪法调查会除了表示批评之外，不得不在总会上将如何对待宪法问题研究会作为重要问题进行特别讨论，并对为改宪提供舆论准备的既定方向作出重大调整，决定按照“避免出现他们（笔者注：宪法问题研究会）所批评的情况”^[20]的方针进行今后的“宪法调查”。

其次，1964年7月发表的《宪法调查会报告书》最终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改宪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宪法问题研究会一系列努力的结果。除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捍卫宪法的活动之外，1964年前后，学者们对如何回应宪法调查会报告书可能的论点进行了讨论，并以对第九条问题的辩论为中心进行了准备。^[21]学者们多次表明，如果宪法调查会得出改宪结论，研究会一定会直接开展有针对性的批判和斗争。^[22]有趣的是，宪法问题研究会成员真野毅与佐藤功还作为宪法调查会起草委员会委员，对《宪法调查会报告书》的写法施加了一些影响。由于与宪法调查会的斗争并不涉及议会斗争，而主要是在舆论方面的论战，社会党及其领导的护宪运动与市民和平运动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实际上都无法与直接与宪法调查会形成对峙局面的宪法问题研究会相比。

最后，在安保斗争和推进地方革新自治的过程中，宪法问题研究会及其成员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学者们指出：“安保改定问题不像一部分人所说的那样是个小问题，而是日本立于世界，从今往后将如何生存、与谁共存亡的问题。因此对于我们的宪法而言也是最大的时事问题。”^[23]他们通过演讲会、声明等方式积极参与安保斗争，成为倡导民主主义这一运动方向的领导者，对社会党和舆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两名革新自治体知事的诞生也与研究会学者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67年4月到1979年4月在任的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与以大内兵卫为代表的研究会学者相交甚笃，1971年4月到1979年4月在任的大阪府知事黑田了一本人就是宪法问题研究会的成员。宪法问题研究会及其成员对这两名革新知事提供了大力支持，^[24]两名知事则在任内组织宪法纪念活动、积极捍卫宪法，并自觉通过推进地方自治贯彻宪法中的国民主权原则，对护宪运动实际起到了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宪法问题研究会的护宪思想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放弃战争、消灭军队的“和平主义”，而是捍卫国民主权的民主思想。关于这一思想特征的最好例证是学者们关于宪法第九条的观点。首先，学者们并没有把第九条问题当作护宪的唯一焦点。通观其有关宪法问题的各种著作、演讲，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关注对象包括国民的宪法意识、象征天皇制、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经济与社会、基本人权等广泛内容，并不拘泥于第九条问题，直接以第九条或和平主义为内容的研究反而只占很小的比例。更重要的是，宪法问题研究会的第九条论也是基于国民主权主义而非和平主义的思想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宪法问题研究会所强调的并非“非武装和平”的观点，而是“主权在民”的思想；其关注点并非“是否应修改第九条”“是否应拥有军队”等问题，而是反对侵害国民主权的改宪行为、试图创建新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例如，在宪法问题研究会讨论资料《关于宪法第九条》中，学者们并没有将军队视为禁忌，而是围绕自卫队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民兵制”和“警察队案”这两个方案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若建立新的理想的军队，就应基于民主主义的构想。也就是说，应与热爱和平的民众联手，并有必要对组织进行民主监管。例如，应当由民众自发地进行武装，并公开选举指挥官。……若采用民兵制，也须考虑军事预算与经济的平衡，武器应尽可能地少。”^[25]也就是说，在这里，学者们并没有将消灭军队当作讨论的前提，相反，他们的论述是以军队的存在为前提而展开的。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学者们并非再军备的拥护者，他们在这里所反复强调的仍然是民主这一核心内容。他们的逻辑是：若建立军队则必须是民主的军队，而当时并不具备建立民主军队的条件，因此要反对当时政府主导的旨在实现再军备的改宪行为。在研究会1964年6月13日作成的月例会讨论资料《关于编纂〈我们对于第九条的态度〉的资料》中，学者们明确表示了他们对于政府主导的宪法修改的态度：“（1）目前并非改宪的时机。（2）反对目前占支配地位的改宪论所主张的宪法修改。（3）在讨论修改宪法之前应讨论另外一些问题。（4）关于第九条的修改涉及极多重大问题，不应只依据片面的主张过早作出决断。”^[26]

此外，在对宪法的整体态度上，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学者们也体现了强调民主的思想特征。学者们特别指出，宪法条文本身不应当是“永不磨灭的大典”，“宪法修改”或“军队”本身也不应该成为讨论的禁区或绝对应当反对的对象^[27]。但同样，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学者们在这里强调的也并不是支持修改宪法，而是宪法应体现国民的意愿的思想。他们认为《日本国宪法》基于国民主权原则规定了宪法能够修改是一大进步，但同时必须反对与国民主权原则相悖的宪法改恶。针对改宪派认为《日本国宪法》因是占领时期制定的、被迫接受的宪法而需要修改的观点，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学者表示：“《日本国宪法》的制定过程虽然未能得到国民实质上的充分参与，但其内容显示了正义的理想。现在我们应当为使国民充分理解规定了日本未来应有方向的大原则而努力，除此以外别无它法。”^[28]他们将自己的目标规定为“建成一个模范的研究会，做今后各大学、各市町村、各工会组织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宪法研究会的先驱。并使现行宪法或未来的宪法真正成为国民的宪法，使日本变为真正的民主之国”^[29]。也就是说，宪法问题研究会的护宪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民主权的思想。

在提及《日本国宪法》的三大原理时，绝大多数团体或个人（无论是改宪派还是护宪派）都会首先列出“和平主义”这一原则，而宪法问题研究会则总是把“国民主权”放在第一位。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研究会思想实质的体现。在作为制度与运动的民主之外，研究会的学者们注重启蒙国民的主体性精神，并将民主作为自身行动的指南，以高度的责任感思考日本的历史与未来，在必要时打破日本固有的“不偏不党”的成见，积极发挥知识分子的政治影响力，与政府侵害国民主权的行为进行斗争。可以说，研究会之所以能有效遏制改宪进程，正是因为它在护宪运动中落实了国民主权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