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1.4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1.4.1　理论视角

根据生育革命的发生机制，人口转变理论是最合适的分析视角。从人口转变理论的一般规范和中国所走过的具体道路结合起来看，中国的人口转变大致可以分为死亡率变动主导型的人口转变（1949—1970）和出生率主导型的人口转变（1971年至今）两个大的阶段，⁽⁹²⁾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在高水平下降阶段，生育水平下降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在趋于更替水平阶段，下降速度、下降幅度明显减缓；在生育率转变的最后阶段，生育水平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⁹³⁾应当指出，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的前10年，生育政策、人均GDP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三种力量都对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有明显作用；但在随后的10年里，生育政策的边际效果几乎消失，后两者的作用则依然存在。这表明，如果人口政策仍然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话，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效果已经可以替代生育政策的作用。另外，如果过高地估计生育政策在现行社会经济条件下对生育率的影响，则有可能错误地判断政策调控人口形势的可能性。⁽⁹⁴⁾再者，尽管中国的人口实现了现代转变，然而，13亿人口的绝对规模对于理解中国社会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学意义。一方面，它势必构成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时段因素，这一人口基数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另一方面，13亿人口的社会转型成为“中国经验”的最重要支撑，“13亿人口和其他国家的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是不同的量级。很多事物的通行发展规则，放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一个人口小国来说的辉煌成就，除以13亿人口就算不上什么了，而任何微小差误乘以13亿人口，可能就是天大的问题”⁽⁹⁵⁾。无论是乘数效应，还是除数效应，13亿这个数字都充分展现社会学意义上的突生属性，它不可简单还原为个体的加总，再加上人口集群效应的不可预期性，这无疑增加了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意味着，任何关于中国社会的判断要立足于这一前提条件，考虑到突生属性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谨慎的判断是必要的。⁽⁹⁶⁾

1.4.2　研究方法

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每一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⁹⁷⁾生育革命是解读中国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的重要视角。在本书中，笔者始终立足于人口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尽可能做到两个视点的结合，充分运用历史文献，结合实地社会调查，增强感性认识，借鉴历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结合部分研究个案，深入剖析社会转型与快速转型期中国生育革命的发生机制与路径依赖。具体的研究方法为:

第一，文献分析法。作为一种间接的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是采取非实地社会调查的方式，研究不可接近的、已经过去的历史现象，它“尤其适合作一长时期的研究，研究对象往往是一种趋势”⁽⁹⁸⁾。关于中国生育革命的研究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如何合理遴选和利用这些资料，成为生育革命研究的重要任务。杨魁孚、梁济民、张凡的《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一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1949—2000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大事，较为清晰地反映了中国计划生育历史发展的进程。⁽⁹⁹⁾彭珮云的《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对1949—1997年中国计划生育的方方面面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是一部研究中国计划生育的不可多得的工具参考书。⁽¹⁰⁰⁾关于生育统计方面的资料也非常丰富。《中国人口科学》、《人口研究》、《人口学刊》、《市场与人口分析》（现更名为《人口与发展》）、《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计划生育》、《西北人口》和《南方人口》等，都是研究中国生育革命的重要参考期刊。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搜集数据和档案资料，收集城乡现实资料和口述史资料，对他人整理过的资料进行再利用和再研究，析出本书所需要的资料。

第二，规范分析法。通过查阅生育革命的规范性文件，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进行规范分析，开展生育革命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比较。相关生育政策与法规主要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2）、中发71（51）号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计划生育重要文件选编》、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编《计划生育规章汇编（1981.3—1990.9）》、上海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编《计划生育法规政策汇编》、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纲要（1995—200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条例（办法）汇编》、《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其配套规定》、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2001年:人口和计划生育新法规文件汇编》、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编《人口和计划生育相关政策文件工作手册（1991—2002年）》⁽¹⁰¹⁾等。

第三，统计分析法。目前，中国已形成一套包括户籍人口统计、计划生育统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人口数量调查制度，构成中国现代人口数量研究的三大基础资料。⁽¹⁰²⁾姚新武、尹华主编的《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¹⁰³⁾、庄亚儿、张丽萍编著的《1990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¹⁰⁴⁾和历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¹⁰⁵⁾，以及《中国人口》各省分册等，都是研究中国生育革命的重要工具书。在对统计资料的分析和使用中，运用宏观分析法（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和微观分析法（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相结合，科学运用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资料，对新中国生育革命的发展历程、政策流变与体制变迁进行跨时段比较分析，对全社会的人口生产、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等进行剖析，运用分组的方法分析同批人、同期人的生育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以及其他生命现象的规律，科学地得出反映事物本质的规律，⁽¹⁰⁶⁾科学地预测生育革命的发展趋势。

第四，参与观察法。通过入户蹲点，长时段地与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一起生活起居，涉及城乡社会各职业阶层、各收入阶层和各年龄层次，开展人类学田野调查，亲身观察和体验生育革命实施情形及其社会效应，及时掌握生育革命的动态变迁，发现生育革命的问题与症结，做到理论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用发展的眼光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中国人口再生产过程，更为准确地把握生育革命的内在规律，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实际解释力。

总之，生育革命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科学，与人口学、社会学、统计学、医学、行为科学、管理学、信息科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在本书中，笔者始终立足于人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结合长期的感性认识，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分析中国生育革命的发生过程、生育革命的差异化运作实践以及生育革命的社会效应等问题，对中国生育革命与政策抉择作出全新的审视与思考，以应对中国低生育社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