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近代超克论”批判

1960年，作为支撑日本战后体制之重要支柱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即将到期，时任首相岸信介与美国政府达成默契，企图修改原有条约，签订《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在新条约中日本不再单方面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而是要与在日美军共担防卫任务。因为新条约徒增日本被卷入战争的危险性，加之“日美密约”中赋予在日美军犯罪免责的特权也使日本国民大为反感。在日本社会党、共产党领导下，日本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安保斗争，以图阻止新安保条约的签订。丸山真男也通过讲演、报刊投稿等方式积极地投身到安保斗争中。^[46]然而，随着安保斗争的失败，保守力量最终实现了对革新力量的反攻倒算。此后作为安保斗争理论旗手的丸山真男也逐渐丧失了他在论坛上的威信和影响，批判的声浪随之而来。在这一背景下，丸山开始反思并修正自己此前的思想。

“文化接触论”和“原型论”是理解后期丸山真男“近代超克论”批判的两个关键词。“文化接触论”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开国》一文中。实际上，丸山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关注“开国”的问题。丸山在1958年度于东京大学主讲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座中就已谈及日本历史上经历了南蛮文化的传来、明治维新和战败的三次开国。1959年丸山又发表《开国》一文，对文化接触论做了系统阐述。丸山将研究焦点转向“开国”问题，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契机。一是，一直以来以“历史发展”的观点在日本思想史上无法完全找到近代主体性人格产生的答案。故而希望换一个角度从“横向”的文化接触的视角对之进行分析。二是，丸山认为“日本史发展阶段的区分不明确”，^[47]即使在大化革新、明治维新等发生了巨大变革的时期，也同前一时期有极强的连续性。

丸山反对从“世界对日本”的角度来解读“开国”，而应从“日本之中有世界，世界之中有日本”的意义上来理解开国的思想史意义。^[48]同时，丸山还反对从“本土对外来”的角度来理解“开国”。他认为“本土也好，引入也罢，都是极其相对的概念。^[49]“将‘固有’思想与‘外来思想’相比较的做法，并不具有生产性。因为外来思想传入日本后，经过层层累积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相对底层，完全具备了作为日本底层文化的强烈的民族同质性。”^[50]丸山认为与异质社会圈的频繁接触，在个人层面上有利于将人们从对一直以来所归属集团的全面的人格合一化状态中直接解放出来，从而有利于培养日本人的近代性主体人格。在与异质社会圈的频繁接触过程中，一方面促使人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具有有别于同一集团内部之“他者”的“自我”个性；另一方面，还能增进人们对更广义的、抽象的社会的归属感。^[51]丸山认为，主体性“是自我从面对的多元价值中自主选择的能力。一般而言，面对的异质性的价值越多，思考选择能力就越容易被磨练出来。……主体性的程度与主体适应环境来选择自我发展方向的方法本身息息相关”^[52]。

在1963年度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座中，丸山将“文化接触论”和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著名的“原型论”。丸山认为日本文化具有上层和底层二重构造。底层部分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和连续性，上层部分则很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而产生时代性的变化。丸山认为日本文化的底层部分就是日本文化的“原型”（prototype），它是日本社会的结合样式及政治行动样式的原初形态，以及神话、古代传说中所表现出的思考样式和价值意识^[53]，它具体包括“伦理意识的原型”“历史意识的原型”和“政治意识的原型”，而其最切近的素材，则是去除了儒、佛语法和诸观念以后的《日本书纪》《古事记》《古语拾遗》《延喜式》《万叶集》等日本古典。^[54]后来，在意识到“原型”一词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之后，丸山又用地层学上的“古层”一词取而代之。因为在大地震的时候“古层”也有可能被颠覆，所以相比“原型”，“古层”的宿命论的色彩要小得多。而后，丸山在一次去国外讲演时，为了方便听众理解又将“古层”译为“执拗低音”（basso ostinato）。^[55]他在1984年发表的《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探寻日本思想史方法论的我的足迹》一文中指出，他对“古层”问题的思考是连续性的，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过激的“大学纷争”而发生了“转向”。他认为造成“古层”产生的原因是日中、日朝之间存在的适当的空间距离。^[56]丸山认为，日本文化的本质就是“执拗低音”的文化，“执拗低音”能改变从外面传入进来的儒教、佛教、西方思想等外来文化，使其成为日本式的思想。^[57]

对于相较于前期和中期的丸山后期思想的巨大变化，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多数人认为丸山的思想存在着明显的转向，即从面向西方的“近代主义”者，转变成了面向本土的“日本主义”者。转变前的丸山局限于一元单线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而转变后的丸山基于文化接触论的多元历史观，强调日本自身的历史特殊性。丸山自己也在1974年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承认：“我现在的立场和见解同将近而立之年时的立场和见解这两者之间存在的鸿沟，就像不知道应如何概括一切那样巨大。”^[58]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丸山的思想在本质上前后并没有转向。东京大学的黑住真就认为丸山思想的变化并不是一种转向，而不过是把原本暗伏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潜形存在变得表面化了而已。“丸山的思索是一贯的，即在与西方、近代的对比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带着日本的感觉。‘古层’论，便正是存在于这一思索延长线上的命题”。^[59]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实际上，丸山对日本原型论的研究，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解决如何形成日本人的近代主体性人格。就如丸山自己所说，受黑格尔思维方式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将自己作为对象来认识，才能将自己身上的无意识的东西提升到有意识的水平。就日本思想史研究而言，只有完全弄清楚日本过去思考方式的“构造”，才能控制那种思维方式，找到突破“执拗低音”（“古层”）的契机，^[60]以促进日本人近代主体性人格的形成。

那么，在现代如何才能突破“执拗低音”形成日本人的主体性人格呢？丸山在晚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路径，即对传统进行再解释、再创造。其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对不言自明的“常理”进行重新认识和反省。丸山认为：“学习思想史的一个意义就是重新认识我们以前未曾反省就作为前提的观念和在刻意宣扬的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义’底层所潜藏着的、我们自身尚未意识到的为意识形态所制约的思考方式，以此将我们自身从这些思考方式中解脱出来。”^[61]

第二，积极地与异质思想对话。丸山认为：“只有通过了解与之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和世界观，才能做到对现代的真正研究——我们才能真正对现代发挥主体作用。如若不然，就容易产生如下结果：自我受一个个现代情景下的共通观念所制约，使我们错误地认为它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所谓主体意识（independent minded）并不像嘴上说的那么简单，在报纸、收音机、电视以及其它传递外界信息的通讯方式急剧扩大的现代社会，尤甚如此。”^[62]

第三，重读古典。丸山认为：“阅读古典，从古典中学习的意义——至少有一个意义，那就是将自己与现代隔离开来。所谓‘隔离’是主体自身的积极作为，而不是‘逃避’。毋宁说，正相反。我们通过有意识地将自己从所生活的现代的氛围中隔离开来，才能够真正养成‘有距离地’观察现代之整体状况的眼界。”^[63]“对过去的怀念，实际上只不过是使自己经常将现在的情况投射到过去，而后再拉回到现在，与自我合为一体，从而实现自我满足而已。”^[64]

总之，丸山对“近代超克论”的批判是一贯的。前期和中期的“近代超克论”批判都是从“纵向”维度，即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切入的。所不同的是，前期的“近代超克论”批判，通过揭示日本近世思想中已经孕育了近代主体性的萌芽，来揭露战中的“近代超克论”所主张的回归前近代，创造新的世界秩序的欺瞒性。与之相对，中期的“近代超克论”批判则着力强调朱子学解体后，日本规范意识丧失带来的弊害。通过研究丸山指出，在新的规范意识尚未确立的日本近代，在思想上并不存在相当于坐标轴的传统，各种各样的思想杂然并存，外来思想甚至连从原理上相互矛盾的思想也“被无限（界限）地拥抱进来”。而天皇制精神结构虽然在思想的统合方面作用有限，但它却通过将每个日本人都固定到天皇制国家政治秩序中，在根本上制约了日本人近代主体性人格的形成。后期的“近代超克论”批判主要从“横向”维度，即文化接触论的角度切入，揭示了日本文化中的“原型”。丸山认为只有打破这种“原型”的思维方式，才能够形成近代的主体性人格。当然，对于丸山的“近代超克论”批判，中村雄二郎、广松涉、子安宣邦等支持“近代超克论”的学者也做了有力的回击。子安宣邦在《“近代”主义的错误和陷阱》中指出，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对“近代超克论”的批判存在着错位现象。“丸山的‘近代’主义式的话语，正像他在许多地方所批判性地涉及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对抗‘近代的超克’式话语的反措定而形成的。但是丸山所拥护并执着不放的近代却并非‘近代的超克’论所谈及的那个近代。丸山将‘近代的超克’论对近代的发问和质疑巧妙置换成‘近代式思维’成熟与否的问题，从而架构了‘近代’主义式的话语。超克派所追诉的那个‘近代’，即作为‘近代世界秩序’而存在的‘近代’却没有被追及。‘近代’主义实际上并没有追问‘近代’本身并加以告发和批判的视角。”^[65]米谷匡史则在《丸山真男的日本批判》一文中批判丸山真男的古层论。他认为丸山通过再生产“日本式的东西”，从而和那种倾向于赞美象征天皇制的日本文化论共享了同一认识构架。^[66]尽管如此，丸山真男的“近代超克论”批判在战后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丸山一以贯之的对日本主体性人格的思索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精神资源，他坚定的反战和平立场在战中和战后的日本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 作者简介：唐永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化研究室副主任。

[2] 仲正昌樹『「日本の思想」講義——ネット時代に、丸山真男を熟読する——』、作品社、2012年、19頁。

[3] 小林一喜『戦後精神における近代と超近代：田中角栄にみる“地”民主主義の立ち上げとその軌跡』、文芸社、2000年、61頁。

[4] 《渡边浩谈日本思想史研究》，《东方早报》2010年2月21日。

[5] 可参见陈都伟《丸山真男论的诸相——日本学术界对丸山真男的最新述评》，《世界哲学》2005年第5期。大隅和雄、平石直昭編『思想史家 丸山真男論』、ぺりかん社、2002年。米谷匡史『丸山真男の日本批判』、『現代思想』1994年1号。

[6]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页。

[7] 施平：《也论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代译序说起》，《日本学刊》2001年第1期。

[8] 韩东育：《丸山真男学术立论中的事实与想象——“原型论”与“日本主义”情结》，《日本学论坛》2002年第3期。

[9] 唐利国：《超越“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图式——论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学》，《文史哲》2000年第5期。

[10] 小林敏明『「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竹内好と丸山真男の場合——』、『RATIO』2007年4号。

[11]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页。

[12] 神山睦美『小林秀雄と「近代の超克」——太平洋戦争の文学思想状況とその意義——』、『アジア太平洋レビュー』、2009年。

[13]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7页。

[14] 小熊英二『丸山真男の神話と実像』、『丸山真男——没後10年、民主主義の「神話」を超えて——』、河出書房新社、2006年、5頁。

[15]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18页。

[16]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3页。

[17] 同上书，第70页。

[18] 同上书，第193页。

[19] 同上书，第200页。

[20] 对于这段话，笹仓秀夫在《丸山真男的思想世界》一书中的解读是，“个人只有以国家为媒介才能具体的存立”指的是，人人都可以作为主体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人作为主体既组成了社会，同时又为社会所塑形。个人也“须保持对国家的否定性的独立”指的是，每个人作为独自价值的承担者（无法还原到社会和政治集团的独特价值），归根结底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具有自立性和尊严性。前者与民主主义原理紧密相关，后者与自由主义原理紧密相关。这种解释也不无道理。

[21] 田中久文『丸山真男を読みなおす』、講談社、2009年、26—27頁。

[22] 吉田俊傑『戦後思想論』、青木書店、1984年、5頁。

[23]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6页。

[24]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1—302页。

[25] 同上书，第312页。

[26] 広松渋『「近代の超克」論——昭和思想史への一断想——』、朝日出版社、昭和55年、14頁。

[27] 竹内好『戦争責任について』、『竹内好全集』第8巻、筑摩書房、1980年、216頁。

[28] 丸山真男『竹内日記を読む』、『丸山真男集』第12巻、岩波書店、1996年、37頁。

[29]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页。

[30] 丸山真男『近代的思惟』、『戦中と戦後の間』、みすず書房、1976年、188頁。

[31] 丸山真男『近代的思惟』、『戦中と戦後の間』、みすず書房、1976年、188—190頁。

[32]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一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16頁。

[33] 丸山真男『日本の近代化と土着』、『丸山真男集』第9巻、374頁。

[34] 田中久文『丸山真男を読みなおす』、講談社、2009年、59—60頁。

[35] 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自由意識の形成と特質』、『丸山真男集』第3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156頁。

[36] 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自由意識の形成と特質』、『丸山真男集』第3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158頁。

[37]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未来社、1983年、23頁。

[38]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未来社、1983年、27頁。

[39] 苅部直『丸山真男——リベラリストの肖像——』、岩波新書、2006年、150頁。

[40]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4页。

[41] 同上书，第4页。

[42] 同上书，第9—10页。

[43]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21页。

[44] 田中久文『丸山真男を読みなおす』、講談社、2009年、57頁。

[45] 丸山真男『戦後初めての講義の講義案』、『丸山真男手帖』35号。

[46] 丸山在1960年2月发表《忠诚与叛逆》一文，高度评价德川时代武士对自己主君的“谏争”。从某种程度上也影射了他对1960年安保斗争的支持。丸山认为在武士的自我认识内部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的“忠诚观”，一个是侍奉主君的“战斗者”的气概，另一个是在和平年代作为“家产官僚”的恪守本分。也正因如此，在主君犯错时，武士既不会装作没看见而一味卑屈服从，也不会中断主从关系寻找下一位主君，而是会超越日常的“职分”，冒死劝谏。丸山将这种冒死劝谏的精神称为“志士仁人意识”。丸山认为在现代日本社会“志士仁人意识”退化的同时，反叛的“大众基础”也确实扩大了。但是，他认为在反叛与忠诚相互并存的结构已经土崩瓦解的社会中所产生的反叛是单向度的反叛，缺乏自我内部的约束和陶冶。并且，因为天皇制本身不具有作为原理对思想进行整合的功能，所以这种反叛很难从内部形成成熟的抵抗理念，也就很容易与“玩世不恭”意识、“妒恨意识”直接结合起来。可参见丸山真男『忠誠と反逆』、『丸山真男集』第8巻、1996年。

[47] 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論についての私の歩み——』、『丸山真男集』第12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125頁。

[48] 丸山真男『普遍の意識欠く日本の思想』、『丸山真男集』第8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56頁。

[49]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6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17頁。

[50]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6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23頁。

[51] 丸山真男『開国』、『丸山真男集』第8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66頁。

[52]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6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19頁。

[53]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4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第41頁。

[54] 对于丸山的“原型论”，中国学界既有赞成者，也有批判者。徐水生在《丸山真男的日本思想古层论初探》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丸山的“古层论”对思想史研究和文化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韩东育则在《丸山真男学术立论中的事实与想象——“原型论”与“日本主义”情结》一文中，批判“原型论”的立论之一“儒佛消去法”，他认为从日本文化中无法根本消除“儒、佛语法和诸观念”，因为如果去除了传自中国的文字，日本文化所剩下的，恐怕不是“结绳记事”，就是“口耳之学”了。这种意见不无道理。

[55] 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史における「古層」の問題』、『丸山真男集』第11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182頁。

[56] 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論についての私の歩み——』、『丸山真男集』第12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141—142頁。

[57] 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論についての私の歩み——』、『丸山真男集』第12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153頁。

[58]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页。

[59] 黑柱真：《日本思想及其研究——有关中国的认识》，转引自韩东育《丸山真男的“原型论”与“日本主义”》，《读书》2002年第10期。

[60] 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史における「古層」の問題』、『丸山真男集』第11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222—223頁。

[61]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6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250頁。

[62]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6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250頁。

[63] 丸山真男『古典からどう学ぶか』、『丸山真男集』第11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20頁。

[64]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6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251頁。

[65] 子安宣邦『「近代」主義の錯誤と陥穽』、『現代思想』1994年1月号。

[66] 米谷匡史『丸山真男の日本批判』、『現代思想』第22巻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