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历史认识至少包含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三个层次。所谓考实性认识，简言之，可归纳为人们常说的对“历史事实”的确定，这也是历史认识的第一层次。所谓抽象性认识，是指关于各类历史事件对尔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通常所说的对历史意义或历史效应等的认识。所谓评价性认识，是指对各类历史事件作出的一种价值性判断。[3]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大多都集中在对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之主要表现——靖国神社问题、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等历史现象的梳理方面，[4]鲜有从历史认识的层次上来具体分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其实，梳理日本人的相关历史认识言论可知，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主要不是存在于考实性认识层面，而是存在于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层面。也就是说，回顾战后70年日本反省其侵略历史的轨迹，无论是日本政府层面的相关文献，还是大多数的学者论著，乃至各主流媒体的民众舆论调查结果均显示，日本人对日本发动的对亚洲的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这一历史事实基本上还是承认的。[5]
日本首次向中国正式表达反省的应该是1972年时任首相田中角荣，而且当时田中使用的词语既非“谢罪”亦非“お詫び”，而是“迷惑”（中文被译成“麻烦”）。据当年亲历中日建交谈判的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陆维钊、中方翻译周斌等人回忆[6]以及日本学者矢吹晋考证[7]，1972年9月25—30日，田中首相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排除重重阻力访华。25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欢迎晚宴上，田中首相致辞说：“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次日会谈，周恩来指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添了很大的麻烦”这句话，引起中国人民强烈反感，因为“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田中首相当场解释说，从日本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括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之意。后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田中首相时也点了这个问题，问他“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田中首相本以为“迷惑”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词汇，含义一样，当得知现代日语“迷惑”的含义已同中文有很大差异时，表示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改。
根据矢吹晋的考证，源于《楚辞》的“迷惑”一词，在中国自古至今含义一致，传入日本后截至14世纪后半期与中文的含义也相同，但其后则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了一个表达道歉含义的专用词。在1972年的会见中，毛泽东通过向田中角荣赠送《楚辞集注》，委婉地点拨他要深入研究日中文化的共同点和差异，体会两国文化交流之深刻和似是而非的微妙关系。田中角荣回国后在对自民党国会议员总会做报告和召开记者招待会时都再度解释其使用“迷惑”一词是“百感交集地道歉”之意。在确认了田中角荣的真切反省道歉之心后，日中双方达成谅解，在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形成如下书面记录：“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1982年8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历史教科书”的宫泽内阁官房长官谈话》，重申《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方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内容，称这一认识没有丝毫改变。所以说，日本政府关于历史问题的谈话，并非每十年一次，最初应该是始于这次“宫泽谈话”。
1993年8月4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发表慰安妇相关调查结果的河野内阁官房长官谈话》，就战时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进行了道歉，称：“政府要以此为契机，不问出身，再次向所有经历众多苦痛、身心受到创伤的所谓从军慰安妇们表示诚挚道歉和反省之意。另外，日本应如何表示这种心情，希望能征集有识之士的意见，今后应加以认真研究。不回避这个历史事实，更要正视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将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把这个问题永远铭记在心，并再次坚决表明绝不再犯同样错误的决心。”
1995年6月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称：“在二战战后50周年之际，本院谨向全世界的阵亡者及因战争等原因的死难者表示真诚的追悼。另外，考虑到世界近代史上多次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认识到我国过去的那种行为以及对他国国民、尤其是给亚洲各国国民带来的痛苦，本院表示深刻的反省。我们必须超越对过去历史观的不同，谦虚地吸取历史的教训，建立起和平的国际社会。”
199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村山富市内阁总理大臣谈话》，称：“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战败后50周年的今天，我国应该立足于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协调，来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
1998年10月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访日，8日签署的《日韩联合宣言》指出：“双方认为，正视过去、相互理解和信赖是发展日韩关系的重要基础。小渊总理大臣表示，回顾本世纪日韩两国关系，谦虚地理解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对韩国的殖民地统治给韩国国民带来巨大损害和痛苦的历史事实，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歉意。”
1998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26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宣言》指出：“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小泉纯一郎内阁总理大臣谈话》称：“我国由于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我谦虚地对待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那场大战中遇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决心不淡忘这一悲惨的战争的教训，决不会再次使兵戎相见，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2006年4月，小泉赴印尼出席亚非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引用“村山谈话”中对过去殖民统治和侵略“深刻反省和发自内心的道歉”，强调日本将继续走“和平国家”路线。小泉纯一郎时期的历史反省还有两件事必须提及。一是2001年10月8日，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一下飞机即前往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献花圈默哀祭拜。小泉首相在现场发表谈话说：“今天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二是2002年9月小泉首相对朝鲜进行“破冰”访问，17日签署的《日朝平壤宣言》宣称：“日方表示，谦虚地理解由于过去的殖民地统治给朝鲜人民带来巨大损害和痛苦的历史事实，并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2010年8月10日，在韩日强制合并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内阁会议上发表谈话说：“要拿出勇气直面历史，承认历史，并真诚地反省过去的错误。给人带去痛苦的一方轻易就会忘记历史，但承受痛苦的一方往往会难以忘却。对于殖民统治造成的损失和痛苦，将痛彻反省，由衷地表示歉意。”
2015年8月14日，就连被视为日本右派政治家代表人物的安倍晋三，在其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中也作出如下表述：“在与日本兵戎相见的国家中，不计其数的年轻人失去了原本有着未来的生命。在中国、东南亚、太平洋岛屿等成为战场的地区，不仅由于战斗，还由于粮食不足等原因，许多无辜的平民受苦和遇难。我们也不能忘记，在战场背后被严重伤害名誉与尊严的女性们的存在。我国给无辜的人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和痛苦。历史真是无法取消的、残酷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生、梦想、所爱的家人。我在沉思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时，至今我仍然无法言语，不禁断肠。”[8]
如上所述，虽然在对历史事实的考实性认识层面，日本政府并不否认其发动的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但是，在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层面，即日本人在对其发动的战争给亚洲地区造成的影响的认识及其价值性判断方面，则与战争受害诸国人民的看法有着很大差异。因此，很多中国民众认为“日本至今没有认真反省侵华历史”；与之相对，很多日本民众则认为日本政府对侵略已表示过道歉，新一代不应背这个历史包袱，认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批判“太过分”。日本《读卖新闻》2015年1—2月进行的一项全国舆论调查中有一个设问是：“日本的历代首相对中国、韩国就过去的历史事实反复进行了谢罪。你认为至今为止的谢罪是否充分？”结果回答“充分”的占81%，“不充分”的占15%，“未予回答”的占4%。由于历史认识问题的作祟，已经严重影响到近年的中日关系，中日民众越来越两看相厌。2014年9月，《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日本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东京—北京论坛”的日方合办者）联合发布的第十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不好”和“相对不好”的比例高达86.8%，日本民众对华印象“不好”和“相对不好”的比例达93.0%。同年12月，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外交舆论调查报告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不亲近感者比例是83.1%。这是内阁府自1978年开展此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比例。为了更细致地分析日本人在对历史的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层面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再把笼统而论的日本人细分为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两大类来进行分析。
首先，日本政治精英中很多人一直不甘心将日本对亚洲各国发动的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而欲极力将其美化为谋求解放亚洲的战争。例如，一直未被追究战争责任的昭和天皇裕仁自身就是解放亚洲的历史观持有者。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国宣读的停战诏书中就有如下表述：“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此外，1988年4月，时任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发言称，白种人是亚洲的殖民者，日本是亚洲的解放者。是“大东亚共荣圈”才使得亚洲独立。1994年5月，时任法务省大臣永野茂门称，日本为了解放殖民地而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将大东亚战争定义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还有一些自民党议员认为，若把太平洋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则意味着把死于战争的人当作狗死了一样。1995年9月出任自民党总裁的桥本龙太郎也表示不将太平洋战争当作“侵略战争”。[9]众所周知，安倍晋三本人就是一个一心想否定“侵略战争”这一历史认识的“侵略未定义论”者。[10]2015年8月6日，安倍晋三为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而设立的私人咨询机构“21世纪构想恳谈会”提交的报告书中，明确承认“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指出所谓日本是为了解放亚洲才发动了战争的主张不正确。[11]这一历史认识虽然难能可贵，但与此同时，该报告用更多的篇幅阐述了相反的意见。例如，第一，在注释中记载了反对定性为“侵略”的三点理由：（1）国际法上“侵略”的定义尚未确定。（2）即使历史地考察，对将“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军事行为断定为“侵略”有不同意见。（3）其他国家也有过同样的行为，仅把日本的行为断定为“侵略”有抵触。[12]第二，在报告正文的不同部分对所谓的“侵略未定义论”进行了含蓄的介绍，如称“关于国际法上的‘侵略’的定义，虽然有联合国大会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1974年）等，但在国际社会尚难言已经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13]。“日本自1930年代至1945年间发动的战争的结果使很多亚洲国家独立了。”[14]“无论日本是否意图解放亚洲，其结果是推动了亚洲殖民地的独立。而且，对于新诞生的独立国家，在战后，日本还通过战争赔偿乃至经济支援协助了这些国家的独立。”[15]第三，在该报告中还对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以瓜分中国领土为目的的日俄战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称“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不仅阻止了俄罗斯的扩张，而且给予了很多非西方的殖民地人民以勇气。后来，1960年前后实现了独立的很多亚洲、非洲国家领导人，称当年从其父辈听说日俄战争时很激动”[16]。该报告采取以退为进的措辞，实质上极大限度地美化了当年的侵略战争。该报告前后用大量篇幅谈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批评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韩国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感情用事的应对，甚至对其自己都不得不承认的侵略战争也极力美化，强调其发动战争的客观结果促进了亚洲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但对日本自身发动侵略战争行为的反省却很少。战后70周年“安倍谈话”亦采纳了这种历史认识，称：“一百多年前，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各国的广大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十九世纪，以技术的绝对优势为背景，殖民统治亦波及亚洲。毫无疑问，其带来的危机感变成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动力。日本首次在亚洲实现立宪政治，守住了国家独立。日俄战争鼓舞了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洲的人们。”[17]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倍晋三私人咨询机构2015年8月6日提交的报告书实质是一部新版“日本人优秀论”，其潜在的危害不容小视。
其次，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日本普通民众在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层次上的历史认识与右派政治家开始趋同。在21世纪以前，虽然很多身居政府要职的日本政治精英一直不甘心将日本对亚洲各国发动的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但比较而言普通民众头脑还是清醒冷静的。因此，日本政治家在历史认识问题和修宪问题上发表右倾性言论要冒辞职的政治风险。例如，奥野诚亮、永野茂门等当年就是因其发表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被解职的。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上至总理大臣、内阁要员，下至地方自治体首长如石原慎太郎、河村隆之、桥下彻等右派政治家，虽然他们有过类似的甚至是更为颠倒是非的言论，但他们的言行在日本国内既没有因此受到道德谴责，更谈不上受法律制裁，反倒是出现了一种越发表右倾言论就越显得有人气的反常现象。从主流媒体的舆论调查结果来看，即使很多人依然承认当年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但仍旧支持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且认为日本关于战争问题的道歉反省已经足够充分。例如，《朝日新闻》2013年11月6日—12月20日以5500人为对象实施的问卷调查中，关于“你认为这场战争是否是对亚洲的侵略战争？”，回答“是侵略战争”的人中，20多岁的人占45%，30岁以上的人占55%；回答“不是侵略战争”的人中，20多岁的人占33%，30岁以上的人占26%。关于“你是否赞成日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回答赞成者，20多岁的人占60%，30岁以上的人占59%。2013年7月22—23日，《读卖新闻》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也实施了一项紧急全国舆论调查，关于安倍首相应否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回答“应该参拜”的占46%，回答“不应该参拜”的占36%。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后，TBS电视台的信息节目“信息7日新闻播报”于28日实施的网络紧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71.2％的人支持参拜。共同通讯社2013年12月28日、29日实施的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关于首相参拜，回答“好”的占43.2％，回答“不好”的占47.1％。日本新闻网2014年1月11日、12日，对日本全国20岁以上的男女进行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关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回答“不好”的略多于回答“好”的人数，但几乎不相上下。当进一步问其理由时，回答“好”的人中62％的人认为“首相追悼战争牺牲者理所当然”，回答“不好”的人中70％的人认为安倍此举“欠缺对外交上的考虑”。也就是说，虽然回答了“不好”，但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参拜，而是觉得是否参拜要看能否妥善处理外交关系。
另外，很多民调数据亦显示，日本民众与右派政治家在对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反省程度上认同感亦日趋增强。如前文所例举的2015年1—2月，《读卖新闻》进行的一项全国舆论调查中有一个设问是：“日本的历代首相对中国、韩国就过去的历史事实反复进行了谢罪。你认为至今为止的谢罪是否充分？”结果回答“充分”的占81%，“不充分”占15%，“未予回答”的占4%。再如表1所示，日本经济新闻社2015年3—7月、日本读卖新闻2015年2—7月所做的全国舆论调查中，关于今年夏天将发表的战后70周年“安倍谈话”中是否该继续使用迄今为止的首相谈话中对“殖民地统治和侵略”进行“反省”和“道歉”这样的措辞进行了调查。从2015年8月14日发表的“安倍晋三内阁总理大臣谈话”内容来看，这份舆论调查结果似乎也印证了民众舆论对安倍内阁决策的影响力之大。起初欲在战后70周年谈话中摒除“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等表示反省和道歉措辞的安倍首相，最终虽然是采取了日语惯用的模糊主体的表达形式，但依旧不得不把“侵略”“殖民统治”“反省”和“歉意”这些关键词都一个不少地容纳进来罗列了一番。日本《读卖新闻》2015年8月15—16日所做的全国舆论调查中，对安倍首相此举予以评价者达72%，不予评价者占20%，不作答者占8%。日本经济新闻社2015年8月28—30日做的全国舆论调查中，对安倍首相此举认为“措辞适当者”占41%，认为“应该更明确地进行道歉者”占30%，认为“没有必要使用‘道歉’这一措辞者”占16%，不作答或不清楚者占12%。总体而言，可谓是“安倍谈话”顺应了日本民众的意愿，因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安倍内阁因安保法制改革问题而骤跌的支持率也略有回升。在此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虽仍有很多日本民众能够正确对待历史，但日本普通民众在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层次上的历史认识与右派政治家开始趋同这一事实也足以令人堪忧。
表1 新“安倍谈话”是否该继续使用对“殖民地统治和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措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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