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他者化的中国形象

提起战后日本“中国形象”的演绎与变迁，首先，笔者认为整个日本在解答“中国是什么”的时候，正如竹内实的《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中国像》（春秋社、1996年）、尾形勇与砺波护编撰的《日本にとって中国とは何か》（講談社、2005年）等著作的标题所示，日本将中国视为一个与日本处在二元对立立场下的“文化他者”，并且采取动态的方式树立了“文化他者化的中国形象”。何谓“他者”？日本学者子安宣邦阐释认为：“若没有中国文化这个前提，日本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把与自己的异质性强加给中国及其文化，也就是强有力地将中国他者化，才可能来主张日本及其文化的独立自主性……不通过对中国的彻底他者化，日本就无法主张其自立性。中国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他者。”^[3]也就是说，中国与日本处在绝对对立的立场，日本只有绝对化地不同于中国，将中国加以他者化，才能主张自身的独立性。

将中国他者化，并不是始于战后，而是日本近代以来一直致力实现的文化课题。明治时代日本最希望实现的目标之一，就是福泽谕吉提倡的“脱亚论”，即“今日之为谋，我国（即日本，著者注）不可犹豫于以等待邻国之开化而共振亚细亚，宁可脱其伍与西方之文明国家共进退……惟有依照西方人对他们之态度来对待他们，亲恶友者不可避免与之共恶友之名，吾要诚然谢绝亚洲东方之恶友也”。^[4]福泽谕吉将中国、朝鲜视为近代化的“恶友”，要按照“西方人对他们之态度来对待他们”。这一理论的实质，一方面在于脱离东洋的专制与停滞，使日本走上西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是要颠覆中国文明的优越地位，使进步的日本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这一视角的前提也就是西方文明带有绝对的“天理人道”。这样一来，中国也就被描述为唯政治是从的一元社会国家，带有半开化文明的停滞衰败、专制残酷、愚昧野蛮等一系列特征的落伍者，也就是黑格尔笔下的“反世界史”的东方形象。^[5]

将中国他者化，尤其是将中国置于西方文明、世界文明的反面，由此来突出日本学习西方、不断追求进步的文明地位，不仅是战前日本从事现代性的话语操作的一大任务，同时也是战后日本尝试延续、力图完成的一大课题。以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为例，时任日本民主党代理干事长枝野幸男在事件之后，重拾百年前福泽谕吉《脱亚论》之言论，称中国“是恶邻，没有法治主义”，“与之打交道就要有与恶邻打交道的方式。所谓外交的战略互惠关系，不过是华丽的外交词汇”。^[6]这一极端说法无疑是过去日本殖民主义思想的一种残留，且直接以二元对立、非敌即友的非理性观念把中国推向日本的对立面。^[7]不仅如此，所谓“没有法治主义”，也就意味着中国缺失了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中国无法融入以西方所谓的“法治主义”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且可能成为现今世界秩序的冲击者。在此，我们可以联想到战后日本以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来否定“二战”期间的诸公告，如今以现行的《国际海洋法公约》来批判中国海洋维权执法行动的一系列事件。不可否认，在所谓的“法治主义”的背后，潜藏着日本的极为深刻的政治考量与现实谋划。

“文化他者化的中国形象”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探讨“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是什么”的问题。与战前日本致力于通过舆论操作、文明宣扬、战争获胜等一系列“操作”行为来塑造中国形象不同，战后日本则是通过自身的主体性行动，通过塑造自己的现代化国家形象，来凸显出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将中国他者化？借助我国台湾学者陈建廷、石之瑜所指出的，日本需要“东亚”以应对西方，“一方面日本并非单独对抗西方，而是与东亚各国在一起，因此东亚提供了行动基础，也提供了行动对象——中国与朝鲜，因此建立了日本的先进意识，也提供了日本对抗西方的信心”。另一方面，“日本为取得领导地位，必须要与落后的中国作出切割”，尤其也就需要站在中国与日本的对立结构之中来通过中国的落后以显示日本取得了“成功”，一旦中国崛起于世界，那么“东亚典范国家的身份就不是由日本知识界所垄断，甚至可能被中国取代，不但日本在东亚的落后对象消失，过去日本知识界所摆脱的汉学中国的优越感似乎又出现了，也否定了日本知识界视中国为落后的这一前提”^[8]。也就是说，日本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将中国他者化，以示区别，还希望树立以西方为杠杆的价值判断体系，以中国为工具来论证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或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