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中国将走向何处”这一问题，“如何与中国交往”可谓日益成为一个世界关注的问题。审视近代以来的历史，曾几何时，东方世界从根本上只是“在自己地域内固守不动，小心地同咄咄逼人的西方隔绝，从里到外都以不同的方式对西方文化类型采取一种激烈的抵制态度”[13]。但是，就在中国人开始思考世界是否接受一个变化的中国，世界是否可以接受中国的急剧变化的时候，中国却已经被推到了一个不得不与世界打交道、不得不与世界产生“交涉”的时代。这一立场亦体现出一种所谓的“合法性”，也就是中国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14]融入世界的游戏规则之中。
那么，日本究竟准备如何与中国交往？在此，笔者以日本舆论的中国报道为对象来展开考察。首先，中日之间彼此“交涉”的主旨，直接体现在经济领域的“唱衰中国”。日本媒体报道中国之际，大多基于现场的考察，亦借助中国媒体的自身报道来展开论证。以2011年10月的《朝日新闻》的中国报道为代表，针对中国的对外投资，该报提到“中国面向欧洲出口增幅放缓”；针对中国的经济数据，该报提到：“中国物价增幅上升百分之六点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百分之九点一”；针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该报进行了“中国的景气动向见底、增长率迟缓，响起金融紧缩的声音”[15]等一系列报道。不可否认，这一报道既依据中国的现实，同时也刻意渲染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不过，在这一报道之背后，我们亦可以意识到日本大多是以自身“泡沫经济”作为参照来衡量中国，并“经验论”式地认定中国会走上日本过去的道路。
其次，日本媒体报道中国之际，大多会采取“原罪”的推论方式将矛头指向中国政府。以2012年2月26日《读卖新闻》报道为例，该报道以《彷徨于都市的青年求职者》为标题，指出“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也会找不到固定工作，并提到“这就是名列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的求职战线的真相”。到了最后，该报道附加了“政府吹牛”的小标题，并明确标示来自中国网民。“政府推动中小企业增加雇用大学毕业生，但是大学毕业生的期望却比较高，社会需要的技能、待遇与求职者的要求并不匹配，只要不解决这样的‘结构性的失业’，求职者的不满就会不断地膨胀下去。”至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现代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与“政府吹牛”的小标题毫不相干，在记者笔下却成为一大必然。而且，该报道最后还提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者与农民工，彷徨于都市，数量不断增加的青年人，亦有可能成为动摇整个社会的火种。”[16]也就是将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解读为未来中国陷入崩溃的根源之所在，并将问题的症结指向了“中国政府”。
作为日本的交涉对象，中国带有了竞争对手与巨大市场的双重性格。日本新闻媒体“唱衰”中国、渲染中国“即将崩溃”，将批判焦点直接指向中国政府，或许就是为了尝试解答“如何与中国交往？”这一问题。审视来自日本媒体舆论的批评，应该说日本一方面是希望与中国“连带”起来，共建东亚“共同体”；另一方面则是抱着矛盾复杂的心理预言中国未来，并将中国政府作为批判的对象。日本舆论媒体的这一手法应该说与西方媒体基本一致。正如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章指出的，西方的预言家们鼓吹“中国神话即将破灭”的历史长达二十多年，但是中国始终抱着巨大的问题而实现了“软着陆”。[17]日本媒体选择性地忽略了这样的根本事实，而是充当所谓的预言家，站在一个以“直观”体验来阐释中国、以“原罪”意识来诋毁政府，由此来提醒日本政府乃至日本民众关注中国。由此可见，日本媒体是抱着一个实则“为了日本”的潜在意识在报道与解读着现代中国。正如日本时事通信解说员铃木美胜所指出的，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社会舆论对于政治乃至国际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大众的理性·非理性的“情绪化”极大地左右了国家权力，国际政治正在经历一个深刻转型，整个社会也朝着一个“众愚”的时代迈进。[18]在此，我们亦可以认识到整个日本陷入二元对立结构的社会病理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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