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五四的生育思想

2.2晚清至五四的生育思想

2.2.1　人口数量观

晚清以降，人口数量的剧增引起了更多知识分子的关注。汪士铎从徐光启关于人口加倍增长的论点出发，根据三十年加倍的抽象原则，认为“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一人者，至今（公元1855年前后）一百二十八人”。为了使人口数量减少，解决中国人口绝对过剩的问题，汪士铎主张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制定种种旨在大规模屠杀人口的条例，“以威断多杀为主，有言仁慈不嗜杀者立斩”，“凡男子有子而续取，妇人有子而再嫁，皆斩立决”，并大量推广溺婴尤其溺女婴等野蛮的方法。“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凡家有两女者，倍其赋。”⁽³⁹⁾“使减其民十之七、八，则家给民足；驱之为乱，亦顾恋而不愿矣。有他道哉！”⁽⁴⁰⁾当然，汪士铎也提倡晚婚，主张“广施不生育之方药”和各种断胎冷药进行避孕或绝育，以减少人口出生率。薛福成经过考察得出，中国的人口密度远远低于欧洲。“欧洲诸国，通计合算每十方里（每方英里合中国十方里）居九十四人，中国每十方里居四十八人。是欧洲人满实倍于中国矣……以逊于中国之地养倍于中国之人，非但不至如中国之民穷财尽，而英、法诸国多有饶富景象者何也？为能浚其生财之源也。”⁽⁴¹⁾他主张大力发展机器工业，扩大贫民的就业机会，以解决人满之患。“余观西洋用机器之各厂，皆能养贫民数千人或数万人。盖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富商；不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西人。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尚可分其余润以养我贫民……”⁽⁴²⁾而“夫开一矿，仰食者不下数万或数千人。果能养数万人，是不啻得十万亩良田也；能养数千人，是不啻得一万亩良田也”⁽⁴³⁾。兴建铁路“有修路之工，有驾驶之人，有巡瞭之丁，有路旁短送之车马，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夫役”，以及沿线“可增设旅店”，有钱者“可以广买股份”，“是皆扩民生计者也”⁽⁴⁴⁾。同时，他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大规模向海外移民，特别是有计划地向巴西、墨西哥移民，做到“不啻于中国之外，又辟一、二中国之地，以居吾民，以养吾民也。于以张国势、厚民生、纾内忧、阜财用、广声气，一举而五养备焉。救世之要，莫切于此”⁽⁴⁵⁾。

严复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主要是人口大增大减的结果。当人口增长，“积数百年，地不足养，循至大乱，积骸如莽，流血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直杀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为盗贼，而天下粗安，生于民满之日而遭乱者，号为暴君污吏，生于民少之日获安者，号为圣君贤相。二十四史之兴亡治乱，以此券矣！”⁽⁴⁶⁾梁启超指出，历史上人口发生增减源于治与乱，中国人口虽有八亿，但并不存在人满之患，主张发展生产来解决人口问题，把政治上的“自立”作为发展生产和解决人口问题的前提。“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同时，迅速发展农业，“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大力发展工、矿业，“尽地力者，农、矿、工之事也。”使三者配合发展，做到“一人耕能养百人”，“一日所作，能给百日食”⁽⁴⁷⁾。龚自珍认为，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大批脱离生产的游民，是加剧社会不安的重要因素。政府从人口稠密的内地各省，组织大规模向西域（今新疆）移民，建置行省，发展生产，以解决人口增长引起的社会危机。“所收之效在二十年后，利且万倍。”⁽⁴⁸⁾

2.2.2　人口质量观

薛福成认为，人口质量的高低，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才智上，还表现在形体上。凡长得“文秀”、“白生”、“魁健”者高，“面目黝黑，形体短小”者低。自然条件和人类差异，导致了人口质量的高低。“大抵地球温带，为人物精华所萃……往往有钟毓神灵，首出庶物者，则以精气凝敛之故也。”“南洋诸岛，皆在赤道之下”，气候炎热，万物蘩茂，“所以人之筋力不能勤，神智不能主，颓散昏懦，未由自振”。⁽⁴⁹⁾“大抵中国之民，皆神明之胄”，“且溯欧洲人类之始，颇有谓由亚入欧者，故其人聪明秀拔，足与中国颉颃，外此无能及者”⁽⁵⁰⁾。

严复认为，世界总是按照人种优胜劣败的规律不断进化的，“夫聚不教劣种之民于竞争之世，其不能为优胜明矣”⁽⁵¹⁾。“夫黄种之后亡于红种、黑种、棕色种者，岂智力之足抗白人哉？徒以地大人多，灭之不易，故得须臾无死耳。”“然吾窃虑支那之民虽众，未可恃也。”“夫支那有此生齿者，非恃其天时地利之美，休养生息之宜，以有此也。其故实由文化未开，则民之嗜欲必重，而虑患必轻。嗜欲重，故汲汲于婚嫁；虑患轻，故不可预筹其家室之费而备之。往往一人之身，餬口无木，娶妻生子，视为固然。”⁽⁵²⁾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进行改革，实行变法。同时，提倡优生，提高人口质量。“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⁵³⁾“欧人近创择种留良之说，其入手之次，有于限制婚姻，其说也，白人尚欲自行之，况于支那乎？”⁽⁵⁴⁾

梁启超极力主张倡晚婚、禁早婚，以提高人口素质。1902年12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禁早婚议》，历数早婚的弊端和晚婚的优点，主张男30岁、女25岁结婚。梁启超认为，早婚有五害:“害于养生”、“害于传种”、“害于养蒙”、“害于修学”、“害于国计”。所以，“凡愈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姻愈迟”；“优劣之数，常与婚媾之迟早成比例”⁽⁵⁵⁾。

2.2.3　马尔萨斯人口论辨析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中国人口问题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和廖仲恺等分别撰文，展开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明晰了人们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1920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人口问题号》发表9篇文章，对人口问题开展公开论辩，代表了当时的不同观点和认识水平。

1917年3月和1919年1月，李大钊分别在《甲寅》日刊和《每周评论》第三号上发表《战争与人口问题》和《新纪元》两篇文章，集中阐述了他的人口理论，成为中国当时批判马尔萨斯主义的杰出代表作。在《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李大钊概括了马尔萨斯的基本观点，指出其说法上四个方面的“不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马氏人口论所授近世侵略家以口实之事实”。当然，李大钊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不否认中国人口过剩的现象，只是反对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以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他也不反对节制生育，“虽不敢信其节欲以限制出生之说有显著之效果，但亦绝不否认其说之本旨”。在《新纪元》一文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摒弃了从纯精神上的原因来解释战争与人口问题，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最早探索。李大钊认为，人口问题的合理解决，战争的真正消弭，都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彻底改造。“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人类的衣食，没有少数强盗的侵夺、暴掠，自然也可足用了。”⁽⁵⁶⁾

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来观察和分析人口问题，在《人口问题号》上发表了《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批判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提出发展生产事业、限制人口等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七项主张。“在以上几种方法没有收效以前，用限制人口的法子减轻社会上一部分困难，也可使的。但限制底方面应该注重在游惰的上流社会，不限于贫苦的劳动者，这却和马尔塞斯底主张有点不同。”“中国不生产而消费的人过多，人口增加似乎是超过了生活资料之上，这也是到处发生生活困难的一种原因；但这种原因，不是专靠限制人口可以解决的。”

孙中山不同意当时关于中国已有“人满之患”、应该减少人口的主张，认为要富强中国、抵抗列强的压迫，必须调剂人口密度，移民实荒，合理分布人口。从政治上、经济上给移民以种种优待，并大规模兴建铁路和港口，连通沿海、内地和边疆。通过移民，既可以使“沿海沿江烟户稠密省分”的大量失业人口有工可做，又可以使“土旷人稀，急待开发”的西北和蒙古地区得到开发，做到两全其美。同时，孙中山很重视提高人口质量，主张恢复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和智能，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强调从提高精神生活、道德风尚等方面去提高人口质量。他否认人口质量决定于先天的人种，认为“世界上的人种，虽然有颜色不同，但是讲到聪明才智，便不能说有什么分别”⁽⁵⁷⁾。

廖仲恺认为，在科学技术文化水平提高以后，男女都会晚婚、少育甚至不婚，多妻的恶习会自然消灭；道德上的制约、脑力劳动影响生殖力比较薄弱等，都会引起出生率的大大降低。因此，“人口增加，在文明进步的国家里，断不会为这缘故，弄到土地所出的东西不够养人的。”“用不着那些灾害、罪恶、战争种种为人道之敌的东西来制限他。也不怕国家发达、文明进步了之后，人口会弄到领土装不下的。所以，‘人满之患’终归是一句傻话罢了。人满的患，在中国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倒是‘民穷财尽’这四个字，这四个字的根源，固然是在政治上……也有在财产制度上的。”因而，必须首先致力于各种社会改革，除掉“妨害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的原因”⁽⁵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