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变（）

一

叶夫多基娅、尼古拉和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戈洛温（1940年代）

1930年8月2日，奥布霍沃村民举办盛宴来庆祝古老的宗教节日伊林（Ilin），一是标志夏季的结束，二是祈祷美好的收成。从教堂回来后，村民聚集在该村最大的家族戈洛温家，分享自制的馅饼和啤酒，孩子在室外撒欢。傍晚时分，村民舞蹈开始，带头的是三角琴手和手风琴手，后面的是排成两行的少男少女，身穿节日棉纱服，离开戈洛温家，沿着村里的街道载歌载舞。(138)

这一次过节已经笼罩在激烈争执的阴影之下。苏维埃政府下令成立集体农庄，但村民的意见严重分裂。大多数农民不愿放弃世代耕耘的家庭农庄，不愿与他人共用自己的财产、牛马、农具。在集体农庄里，所有的土地、牲畜、工具归集体所有，合并的大片土地可以使用拖拉机，农民变成赚取工资的劳工，只允许保留小菜园来饲养家禽和种植蔬菜。奥布霍沃村的村民本来就栈恋个体劳动和私人财产的原则，复又听到其他北部村庄的可怕故事，更被吓坏了。譬如，士兵逼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实施大规模的逮捕和驱逐，杀人放火，农民逃离自己的村庄或屠宰牲畜以躲避集体化。尼古拉·戈洛温在7月的公社会议上曾告诫大家，“在自己的农庄，我们辛苦是为自己；在集体农庄，我们将再次成为农奴”。(139)奥布霍沃村的许多老农，出生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前。

尼古拉在1917年领导了农民的土地革命，组织没收了教会土地（那里没有绅士阶层），再通过公社和苏维埃完成了土地的重新划分，使耕地面积与家庭规模相匹配。自耕家庭农庄的数量因土地革命而有所增加，村民尊重尼古拉，经常向他讨教农业上的见解，看重他的智慧、诚实、勤奋、节制、谦虚。他较能吃透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并作出浅白易懂的解释，从而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他房子外面的老石磨是个非正式的聚会场所，夏日傍晚，村民都聚集于此，聆听尼古拉对本地事件的意见。(140)

戈洛温家族是农民传统的捍卫者，其家庭农庄的管理遵照父系家长制，所有孩子都在父亲的指挥下参与农活，从小学会了服从他的至高无上权威（“天上有上帝，家里有父亲”）。像其他农民一样，戈洛温一家相信私家耕作的权利，这本来就是1917至1918年土地革命的指导原则。内战中，尼古拉帮助组织北方的红军。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将捍卫农民此类权利，所以给予积极的支持（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家主屋的圣像旁，挂的就是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的肖像）。但这些权利遭到布尔什维克越来越频繁的攻击，在奥布霍沃村领导集体化运动的，是激进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他们在村校召开会议，向奥布霍沃村最富裕的农民发出激烈的指控——主要针对戈洛温家。村民从没听到过如此的宣传，共青团干部的滔滔不绝给很多村民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些会议上，村民被告知他们属于三个相互敌对的阶层：作为无产阶级盟友的贫农、中立的中农，以及作为敌人的富农。[1]全由共青团员开列的三个阶层的名单，贴在村校外的告示牌上。村民以前都没有社会阶层的概念，一直以为自己属于一个大家庭。对戈洛温那样的最成功的农民，最贫穷的农民通常是尊重的，甚至于毕恭毕敬，但在村校的会议上，特别在酒精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对“富农戈洛温”的控诉。(141)

驻在奥布霍沃村的共青团工作队有12名青少年，携带枪支，身着军便服，在村庄里四下活动，令村民望而生畏。他们的负责人是科利亚·库兹明，18岁。他父亲很穷，又好酗酒，他家肮脏破烂的房子就坐落在贫民集聚的村庄尽头。还是小男孩时，科利亚就被家人派去村中其他农户乞求帮助。尼古拉的女儿安东尼娜回忆，他经常来自己家乞讨“火柴、盐、煤油、面粉。这类生活必需品，在库兹明家老是青黄不接，等不及来年”。尼古拉可怜他，让他来自己的皮革工场工作。他工作多年，直到1927年加入共青团，就对戈洛温家反戈一击。(142)

在许多村庄，特别是像奥布霍沃村那样的偏远村庄，布尔什维克尚未设立党支部，宣传鼓动工作必须依靠共青团。20世纪20年代中期，农村共青团员的人数是农村党员的4倍。离奥布霍沃村最近的党支部，设在7公里外的乌斯秋扎纳镇。由于奥布霍沃村的苏维埃掌控在戈洛温家族的手中，村里坐立不安的共青团年轻人，便成了开展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头人。从1928年秋天起，党领导呼吁大规模的集体化。库兹明和他的伙伴四下串联，鼓动最贫穷的农民加入战斗，以抵制“富农”和教会的反革命影响，还向镇党支部投送匿名控告信。到1929年春，尼古拉遭到奥布霍沃村苏维埃开除，又作为“皮革生意的资产阶级老板”而被剥夺公民权。11月，村共青团和镇官员前来尼古拉家里搜查，向他的“富农”农庄征收800卢布的重税。这项征税只是全国性政策的一部分，为了“榨干富农”和没收其财产，光在沃洛格达一地，就毁了近4000个农户。(143)

为了缴税，尼古拉被迫出售两头奶牛、制鞋机械、铁床和一箱衣服。那年冬季，他甚至与他四兄弟中的两位，前往列宁格勒的建筑工地，以赚取额外的现金。这三人意识到农业集体化的不可避免，甚至想离开奥布霍沃村，试探城市生活的可行性。他们睡宿舍的长椅，吃食堂，省下几百卢布寄回家中，但数月后仍决定返回。尼古拉在给家人的信中解释说：“如果什么都要从商店购买，面包、土豆、白菜，这样的日子没法过。”(144)

尼古拉在1930年春天返回，与共青团的关系也濒临破裂。一天晚上，他与来自邻村的兄弟伊万·戈洛温一起吃饭，坐在厨房窗口的桌旁。聚在屋外黑暗中的库兹明及其追随者，能清晰看到兄弟俩被煤油灯映出的身影。这帮年轻人显然喝醉了，高喊“富农”“走出来”，然后朝窗开枪。伊万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于血泊之中。

数星期后，库兹明又来尼古拉家，还带来两名镇上的党干部。那晚，尼古拉家正好有个聚会，主屋里挤满了朋友和亲属。库兹明指责他们举行非法集会，一边猛烈拍门，一边喊道，“一帮富农，开门，中止你们反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并朝天开枪。尼古拉来到门廊上挡着，不让他们进去。库兹明威胁要枪杀尼古拉（有人听到他说：“我要把你打死，像干掉你兄弟一样，没人会来惩罚我”），随即动起手来，却被尼古拉推倒在地，才和伙伴们悻悻而去。几天后，他写信给乌斯秋扎纳镇政治警察（OGPU）的主管，控诉尼古拉是个富农剥削者：

与十几名富农分子一起，在我们村里散布反苏维埃的宣传。他们声称苏维埃政府在抢劫人民，其目的就是要煽动人们反抗，破坏集体化。

库兹明很清楚，这足以让他的前雇主被捕，特别是他的控告还获得了两名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他们添油加醋，称尼古拉咒骂苏维埃时“始终是醉醺醺的”。(145)

果然在8月2日，即宗教节日结束时，客人们正准备离开戈洛温家，两名官员前来逮捕尼古拉，他被关押在乌斯秋扎纳镇。三人组成的政治警察法庭，裁定他有“恐怖分子的意图”（将库兹明打翻在地），判刑三年，押往白海一座岛屿的索洛韦茨基监狱。安东尼娜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是透过乌斯秋扎纳镇监狱的铁栏。她和母亲、兄弟姐妹步行到镇上，为了能在尼古拉奔赴索洛韦茨基劳改营之前，看上他最后一眼。之后的三年中，父亲身陷囹圄的形象不断出现于安东尼娜的梦魇中。(146)

尼古拉被捕几星期之后，奥布霍沃村的农民被迫出席村庄会议，通过决议，废除自己的家庭农庄，移交所有土地、工具、牲畜，以建立集体农庄。

集体化是苏维埃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它摧毁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家庭农庄、古老的农民公社、独立的村庄、教堂、农村市场。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障碍。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散布苏联各地，包括逃离集体农庄的、因集体农庄粮产的过度征用而造成的饥荒逃难者、孤儿、富农及其家人。这批流动人口成为斯大林工业革命的主要劳动力，充斥于城市、工业建设基地、劳改营、古拉格（劳改营的主要管理机构）的“特殊定居地”。创立苦役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革命（自上而下），巩固了斯大林政权。它打破旧式的关系和忠诚，铲除旧道德，推行（苏维埃）新价值和新身份，使全体民众从属、依赖于国家——住房、教育、就业、口粮——全受计划经济的控制。

消灭家庭农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对农民抱有根本的不信任，因在农村缺乏影响力，不得不忍受1917年农民的土地革命，以利用来破坏旧政权。但他们一直公开表示，其长远目标是扫除小农制度，代之以大规模的机械化集体农庄，将农民改造为“农村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导布尔什维克，农民是旧社会遗留下的“小资产阶级”残余，说到底，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互不相容。农民与俄罗斯父系家长制的习俗和传统牵连太紧，在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的原则和习惯上受了太深的影响，太倾向于家庭的“自我中心”，以致无法变得完全社会化。

布尔什维克认为，农民只要控制食物供应，就会对革命构成潜在的威胁。如内战时所显示的，农民如果不把粮食运去市场，就可以把苏维埃政权带到崩溃的边缘。1927至1928年的粮食危机，使斯大林小圈子再度担心“富农罢工”。斯大林为此重新启动粮食征用，为了替这一对策辩护，更营造了“富农在威胁内战”的气氛。斯大林1928年1月前往重要产粮区西伯利亚，敦促当地积极分子对涉嫌囤粮的富农毫不手软。他的战斗口号更配以一系列紧急措施，指示当地政府以刑法来逮捕拒绝上缴粮食的农民，没收其财产（这是刑法的滥用，在政府内遇到相当的抵制）。数十万“恶意的富农”（像尼古拉·戈洛温那样的普通农民）被捕，被送去劳改营，他们的财产遭到毁坏或充公。政府寻求打破“富农罢工”，更将监狱的人满为患转化成一个劳改营网络（很快被称作古拉格）。(147)

随着粮食争夺战的愈益激烈，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转向大规模集体化的政策，既加强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控制，又一劳永逸地消除“富农威胁”。斯大林在1928年说过：“我们必须制订一套程序，一旦威胁撤回国家的补贴和信贷，集体农庄就会向国家和合作机关交出所有的商品粮。”(148)斯大林对大规模机械化的集体农庄的潜力，抱有日益增加的乐观。有统计显示，已有的此类农庄所生产的商品粮盈余，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家庭农庄所能生产的。

对集体农庄的热情是这时才兴起的，之前，党对集体化并不十分重视。根据新经济政策，国家只是通过财政和农艺上的援助，鼓励集体农庄的成立。党内普遍认为，集体化只是一个渐进自愿的过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民并没有接受集体化的原则，集体农庄的增长实属微不足道。1927年之后，国家通过税收政策，施加更大的压力——向集体农庄提供信贷，向“富农”农庄征收重税——集体农庄因此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增长。但它不是土地和财产都汇集在一起的大型公社，而是土地共耕、牲畜农具仍属私人的小型合作社。它们属于非正式的，遂引起了大多数农民的兴趣。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没有改变政策的迹象，只字不提自愿原则的变动，只预测集体农庄的耕地量将有适度的增长。

该政策的突变是斯大林在1929年强行通过的，对布哈林是致命的打击。布哈林还想在五年计划中，拼命保留新经济政策的市场机制。该计划的原始版本（1929年春天通过，不过生效日期追溯至1928年）所设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虽稍嫌乐观，却尚算合理。但斯大林要求更高的工业增长率，1929年秋天订下的五年计划，其目标大大调高，要在1932年结束时，投资额增加到3倍；煤炭产量翻一番；生铁产量翻两番（原始版本要求增加250%）。广大党员普遍怀有疯狂的乐观，苏维埃报刊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149)这些乌托邦式的增长率，迫使党接受斯大林的大规模集体化的政策，似乎只有如此，方能获得廉价和保证的粮食供应，以养活迅速扩充的工业大军（还必须保证换取外汇的农产品出口）。

该政策的核心是党向农民的宣战，农业集体化的矛头直指在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旧观念，譬如农民对村庄和教会的依恋、家庭农庄、私人贸易、私人财产。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大转变的一年》，称五年计划是在苏联反“资本主义元素”的最后一场伟大革命斗争，让社会主义工业为共产主义社会打下基础。斯大林向高尔基解释，他的“大转变”是指“彻底摧毁旧社会，热火朝天地建设新社会”。(150)

从1919年夏季起，数千名党的积极分子被派去农村，鼓动宣传集体农庄的优越性。像奥布霍沃村的村民一样，大多数农民都不愿放弃沿续数百年的生活方式，盲目投入一个未知世界。另一方面，用以说服农民的集体农庄好榜样，却寥寥无几。1929年在西伯利亚工作的一名德国农业专家，将集体农庄描述成“死亡申请者”。它们中很少拥有拖拉机或其他现代设施，经营不善，其管理人员的农业知识匮乏，犯下“浅陋的错误，给集体化的全过程抹黑”。根据政治警察所说，农民担心加入集体农庄将“血本无归”——他们的土地、奶牛、马匹、工具、家园和家人。一位老农说：“讲师来了一个接一个，告诉我们应忘记私人财产，应与他人共享。然而，对私产的热望为何仍在我们的血管中燃烧不已？”(151)

积极分子无法说服农民，便开始采取强制措施。1929年12月，斯大林呼吁“消灭富农阶级”。从那以后，促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大战。党员和共青团员动员起来，全副武装，再加上当地民兵、军队及政治警察的特种单位、城镇工人、志愿学生，他们奔赴农村，肩负的严肃使命是如果办不成集体农庄，就休想回去。上级告诉他们：“最好超越目标，不可功亏一篑。记住，我们不会怪罪你们的过分，但如果你们不够努力——当心！”一名积极分子记得，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孟德尔·哈塔埃维奇向伏尔加河地区80名党员发表了如下讲话：

你们必须以共产党员强烈的责任感挑起重担，没有呜呼哀哉，没有腐朽的自由主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扔出窗外吧，成为无愧于斯大林同志的布尔什维克。无论富农代理人在哪里抬头，就在那里把他打倒。这就是战争——你死我活。腐朽资本主义农业的最后残余，必须消灭，不惜一切代价。(152)

1930年的头两个月，苏维埃农民的一半（约6000万人，超过10万个村庄）被迫加入集体农庄。在投票参加集体农庄的村民会议上，积极分子耍弄各种恐吓手段。例如，西伯利亚某村的农民，对集体农庄的议案甚不情愿；但到投票表决时，积极分子却带来全副武装的士兵，要求反对议案的人发言，大家噤若寒蝉，于是宣布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在另一村庄，农民投票反对集体农庄之后，积极分子要求知道谁投了反对票，并解释说，加入集体农庄是苏维埃政府的命令；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反对政府，积极分子便将投票结果改为“一致通过”。在其他村庄，只有少数村民（由积极分子挑选的）获准参加会议，表决结果却对全体村民都具约束力。例如，科米地区的切勒姆霍沃村共有437户农民，出席村民大会的仅52人，18人赞成，16人反对；然而在此基础上，整村加入了集体农庄。(153)

发言表示反对集体化的农民，遭到了殴打、折磨、威胁、骚扰，直到最终同意。还有很多人被当做富农逐出家和村庄。将农民赶入集体农庄，与猛烈攻击教会相伴相随，教堂是农村旧生活方式的焦点，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又是反对集体化的潜在源头。数千神父被捕，教堂遭到洗劫和破坏，数百万信徒被迫躲在自己家里偷偷保留信仰。反对强行集体化的农村党员和官员，被开除党籍，锒铛入狱。

在斯大林看来，向“富农”开战与集体化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有些布尔什维克提出，可以让“富农”中立化，或使之成为集体农庄的劳动力。但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辩称：“脑袋已被砍下，你就不要再为头发哭泣了。”(154)在他的心目中，迫害富农可以一箭双雕：一是消灭反对集体化的潜在力量，二是杀鸡儆猴，敦促其他村民加入集体农庄，以逃避与“富农”一样的厄运。

有关“富农”的讨论众说纷纭，却没有一个客观定义。该名称用得如此广泛随意，几乎每一个农民都可被冠以“富农”的帽子，从而遭到剥夺。向“富农”开战就是为了制造恐怖，这种含糊性更添加了恐怖的效果。根据列宁主义思想，“富农”是雇用劳工的资产阶级农民，但1929年后，实际上作为“富农”遭受迫害的农民中，符合上述定义的寥寥无几。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像戈洛温那样的农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在家庭农庄中创造了相当的财富。[2]但新经济政策对雇用劳工一直有严格控制，不管怎么说，1927年后的农民纳税大增，多数像戈洛温那样的富有农民，已失去私人财富的大部分。资产阶级农民的“富农阶级”，其实只是一种幻想。所谓的“富农”中，绝大多数是像戈洛温那样的勤劳农民——村中最为清醒、节俭、进步的农民——他们相对较多的财富往往是大家庭的结果，“富农”的勤劳在农民当中又是公认的。一名集体农庄员工在1931年说，反对“富农”的运动意味着，所有“最好、最勤劳的农人”都被赶出了集体农庄。(155)

对苏联来说，消灭“富农”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使集体农庄失去俄国最勤劳农民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伦理，最终导致苏维埃农业部门的持久衰退。斯大林发动对“富农”的战争，没作经济上的考量——只想剔除集体化农庄的潜在反对力量，因为“富农”是农村的个人主义者，又是农村旧生活方式最强大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必须让他们消失。

“消灭富农”在全国遵循相同的模式。1930年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定出配额：6万名“恶劣富农”送去劳改营，1.5万名其他“富农”家庭流放去北方、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这只是整体计划的一部分，最终将要求剥夺100万“富农”家庭（约600万人）的财产，把他们送去劳改营或“特殊定居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配额的实施（又将“富农”配额提高到所有农户的3%至5%），其具体执行再分配给地方上的政治警察和党组织（许多地区故意超额，相信这样做能显示自己的高度警惕性，以迎合上级）。(156)每村都有地区当局锁定的配额，共青团和党的积极分子开列每村逮捕和流放的“富农”名单，等他们被驱走后，再盘点清算他们家中被充公的财产。

令人惊讶的是，迫害“富农”的运动仅遇上零星的农民反抗——尤其应考虑到的是，俄罗斯的村庄团结具有浓厚的历史传统（反“富农”运动在内战时期无法分裂农民）。当然也有抵制配额的村民，坚持认为他们之中没有“富农”，或所有的农民都很穷。也有村民拒绝交出“富农”，甚至在积极分子前来拘捕时予以保护。但大多数农民，对于乡亲的突然失踪，只是战战兢兢地接受。在有些村庄，农民举行村民大会来选择“富农”（孤立无助的农民、寡妇、老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也有的地方，“富农”是通过抽签选出的。(157)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191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库尔干地区的农民大家庭。他讲述了自己父母如何被选定为“富农”并逐出家园：

他们没有调查或慎重考虑，只是赶来通知：“你们要走”。驱逐我们的村苏维埃主席谢尔科夫解释：“我收到命令[来自区党委]，找出要驱逐出去的17户富农。我召集贫农委员会，连夜开会，讨论人选。但村里没人富得够格，也没有很多老人，只好拼凑出17家，你们正好被选上了。”他还说：“这不是有意要针对你们家。我也是没办法啊！”(158)

1930年代早期被流放的乌克兰“富农”

作为“富农”受到迫害的统计人数很难确定。在“反富农运动”的高峰时期（1929年冬至1930年冬、1931年初的几个月以及1932年秋季），全国的道路上满是被驱逐之人形成的长队，每人携带自己仅剩的财产——可怜的几捆衣服和被褥，或自己拉车拖着这些家当。乌克兰苏梅地区一名目击者看到一长列人群，“朝两个方向延伸，一眼都看不到头，沿途还有人不断加入”，向铁路旁的聚集点行进。那里有载牛的车厢，把他们运去“特殊定居地”。由于铁路无法应付这么多人，许多“富农”必须在简陋的拘留营中等待数月。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老人和儿童像苍蝇一般死去。到1932年，已有140万“富农”抵达“特殊定居地”，主要集中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另有更多的人走进了附属于古拉格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劳改营；还有人仍在迁徙的旅途中。总而言之，从1929到1932年，被逐出家园的至少有1000万“富农”。(159)

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人间悲剧。1930年1月，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一家被逐出库尔干地区的巴拉巴，他们已在那里住了整整50年。祖父的房子遭到摧毁——农具、推车、马匹、奶牛转到集体农庄的名下；小件的家用品——如衣服、床单、锅碗瓢盆——则分给村民，家中的圣像全部被砸烂烧毁。德米特里的祖父母，其四个儿子中的三位和他们的家人（总共14人），被禁止与其他村民交往，暂居牛棚，等待镇上的驱逐命令。6个星期后，他们被流放至乌拉尔的木材营地（祖父母在一年之内死去）。德米特里的父亲尼古拉与家人仍留在巴拉巴的老家。尼古拉是内战时期的红军老兵，曾组织村里第一个集体农庄（TOZ），他的农业知识是集体农庄迫切需要的。尼古拉得以保住自己的房子，与他一起的还有妻子安娜和六个孩子。但到1931年早春，他们被告知也“中选”当上了“富农”，加入巴拉巴的第二波驱逐。被押送出村之前，他们只有一小时的时间来收拾简单的行装，然后就走上大草原，并被告知永远不得归来。 “我们失去了一切”，德米特里回忆：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左二）和她的姐姐（右二）以及她们的三位堂兄妹，摄于1939年

一小时之内能收拾什么呢？父亲要带走手杖（其中一根饰有银顶），但警卫不准。他们还拿走母亲的金链和金戒指，简直就是大白天抢劫。一切都被留下了——我们的家、谷仓、牲口、床单、衣服、瓷器，只能带上几件随身衣服——父母的、小孩的、兄弟姐妹的——成了我们合家的全部家当。(160)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1930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贫农家庭，到了1932年，却作为“富农”遭到迫害。瓦伦蒂娜最早的记忆是与父母从燃烧的家中逃出，此次纵火是村里共产党人下的命令，特意选在家人都已睡着的半夜。瓦伦蒂娜的父母差一点没有时间拯救两个女儿，他们带着严重的烧伤，从被火焰吞噬的家中逃出。当晚，父亲被捕，监禁之后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阿穆尔地区，在各式劳改营中度过之后的6年。他们的住房和谷仓被烧；奶牛和猪充公给了集体农庄；庭院里的果树被砍；地里的农作物遭到摧毁；唯一剩下的只有一袋豌豆。瓦伦蒂娜的母亲名叫叶菲米娅，不识字，不准加入集体农庄。她带着两个幼女度日，以前的家现在已是一片废墟。叶菲米娅只能从废墟中觅寻残片，在村边搭起一个小窝棚，帮人做清洁工，勉强维生。瓦伦蒂娜和姐姐都没上学——“富农女儿”好几年都不准上学。她们是在大街上长大的，跟随母亲到处做清洁工。瓦伦蒂娜回忆：“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是悲伤的，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饥饿，从没离开过我。”(161)

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1913年出生于伊尔贝伊地区——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家里务农，在11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她的母亲1924年死于难产，父亲伊利亚一人带大所有的孩子。父亲积极进取，抓住新经济政策的机遇，由务农转行做园艺。他种植自己年幼的孩子容易照看的罂粟种子和黄瓜，因此被冠为“富农”，遭到逮捕和监禁，后被送去劳改营，把孩子们留给17岁的克拉夫蒂娅照看。父亲的财产全被剥夺：他自己建造的房子现属于村苏维埃；马、奶牛、羊、农具都被集体农庄拿走。好几个星期，孩子们住在澡堂里，直到官员把他们带去孤儿院。克拉夫蒂娅带上最小的孩子，前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坎斯克，投靠已成年的姐姐赖莎。走之前，她们向其他村民出售最后的财产。克拉夫蒂娅回忆：“我们只是孩子，没有多少东西。一条毛皮衬里的毯子、一张老羊皮、一个羽绒床垫、一面镜子，都是从自己家里救出的，便是我们拥有的一切财产。”(162)

向农民开展残酷斗争的男男女女，其动机到底是什么？大多数推行集体化的人是应征的士兵和工人——他们急于执行上级的命令（在某种情况下还从中渔利）。“富农寄生虫”和“吸血鬼”是危险的“人民公敌”这样的反复宣传，再加上上级的灌输，培养了他们对“富农”的仇恨。库班地区一名年轻的共青团领袖回忆：“我们接受培训，不把富农当人，而是当做害虫和虱子，必须予以消灭。”另一名集体化推行者在1980年代写道：“如果没有集体农庄，富农可能早已掐住我们的喉咙，活剥了我们的皮！”(163)

其他人则因共产主义的狂热而失去理智。五年计划的宣传激发了浪漫的革命热情，他们因此相信，有了布尔什维克，人类的绝对意志可以创造任何奇迹。当年的一名学生回忆道：“我们坚信，我们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它将通过若干个五年计划得以实现，我们愿意付出任何牺牲。”(164)这种激起的救世愿望和狂热，其力量在今天很容易被人低估。要知道，年轻的一代从小就接受熏陶，“崇拜斗争”，向往内战的浪漫。这些年轻人愿意相信，继续斗争是他们的天职，借用《国际歌》的话就是要创造“新的更好的人生”。约有2.5万都市积极分子大军奔赴农村、开展集体化运动，其中的一员回忆：“不断的斗争、斗争，更多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受的教育——没有斗争，就没有成果，这是社会生活的规则。”(165)

根据这好战的世界观，创造一个新社会不但是要与旧社会力量进行一场苦战，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五年计划的宣传加强了这一逻辑，它喋喋不休地谈论，要在社会、经济、国际、国内等“战线”上，发起“运动”、“战斗”、“攻势”）。理想的共产党人以这种方式将“反富农”的恐怖与乌托邦的信念调和起来。有人震惊于野蛮的暴力，有人憎恨自己扮演的角色，但很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他们无法辩解自己的一无所知，或只是在“奉命行事”）。他们都相信，如果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

列夫·科佩列夫参与了对乌克兰农民的最惨无人道的暴行之一，当年他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解释了当年行为的出发点。1932年，科佩列夫自愿参加向“富农”征用粮食的共青团分队，夺走一切食物，不留下一个面包。他在20世纪70年代反思时，尚能记得孩子们的尖叫和农民们的表情——“宛如惊弓之鸟，哀求，充满仇恨，迟钝的冷漠，绝望，激怒，几近疯狂的凶悍”：

看到和听到这一切，会令人痛苦。更糟糕的是，还必须参与其中……我尽力说服自己，尽力自我解释：绝不能向怜悯让步。我们在实施历史的必然之途，在履行革命义务。我们征粮是为社会主义祖国，是为五年计划。(166)

大多数村庄默许对“富农”的迫害，对集体化却有广泛的抵制。从1929到1930年，警方登记了44779起“严重骚乱”。有数百共产党人和农村积极分子被杀害，受到袭击的有数千。这些骚乱包括农民的示威和暴动，对苏维埃机构的袭击，对集体农庄财产的纵火和破坏，对关闭教堂的抗议，简直是回到了内战尾期。其时，烽火四起的农民起义迫使布尔什维克放弃征粮，并引进新经济政策。但这一次，苏维埃政权已经强大，足以粉碎农民的抵抗（事实上，在1929至1930年的农民起义中，有不少是警方故意挑起的，为了引蛇出洞，以镇压“造反的富农”）。农民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转向传统的“弱者武器”，宰杀自己的牲畜，以防集体农庄征用。从1929到1930年，苏联的牛数量下降30%；从1928到1933年，下降了一半。(167)

斯大林眼看苏维埃农村行将变为废墟，便要求暂停集体化运动。他在1930年3月2日《真理报》登出的文章《得意忘形》（Dizzy with Success）中，指责当地官员头脑发热，对农民使用武力，以法令强行成立集体农庄。数百万农民视之为退出集体农庄的许可，纷纷以自己的双脚投了票。从1930年的3月至6月，加入集体农庄的苏维埃农户从58%下降至24%（在中部的黑土地区，从83%降至18%）。但到最后，退出集体农庄谈何容易，要回自己的私有财产、农具、牲畜几乎不可能。不安的休战持续了6个月，到1930年9月，斯大林发起了集体化的第二波浪潮，定出的目标是至少80%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第一次只是50%——还要在1931年底消灭所有的“富农”。中央政治局指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北部、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的偏远地区，准备1000个“特殊定居地”，每个接收多达300户“富农”家庭。从1930到1931年，流放到这些地方的共有200万人。(168)

1930年9月，即在第二次浪潮中，奥布霍沃村成立了集体农庄，取名为“新生活”（Novyi byt），之后就变成了该村的新名字，以取代自1522年起就使用的“奥布霍沃”。村口挂上红旗，表示它已集体化。村庄中心古老的木结构教堂被推倒，木材挪作他用，教堂的钟也被取下拿去熔化，围观的一群农妇边看边哭。

原先农民的自家土地，现在合并成集体农庄的大田。集体农庄带走耕地的马匹，将村里所有奶牛圈养在集体的奶牛棚，但原来讲好的吸奶器没有兑现，不得不将奶牛退回，由主人自己挤奶，只是每户都需要缴纳牛奶税。共青团干部科利亚·库兹明成了集体农庄主席，他从邻村娶来新娘，搬进了村里最大的房子。那房子是没收来的，原先属于瓦西里·戈洛温——因是“富农”而遭到流放。库兹明也许是全村中经验最少的农民，却负责集体农庄的日常管理。他经常醉酒，喜欢动粗。他们第一个冬天就遭遇了灾难。集体农庄向国家交付了很高指标的粮食和牛奶，但一半马匹死去，每名集体农庄工人每天仅能分得50克的面包。

有些村民继续抵抗。库兹明率领武装人员前来搬走财产，常常出现愤怒的场景，很多农民宁可逃跑，也不愿加入集体农庄。戈洛温家族作鸟兽散，1929年的奥布霍沃村仍有120名戈洛温家族的人，到1931年仅剩71人（20人逃去他乡，13人成了被流放的“富农”，16人不准加入集体农庄，径自搬去孤立的荒园）。

尼古拉的直系亲属全被打散，两个兄弟流放，母亲逃到最近的城镇。他的长子被捕，被送去白海运河充当古拉格的劳工；另外两个孩子玛丽亚和伊万，离家出走以避逮捕。妻子叶夫多基娅和三个最年幼的孩子想加入集体农庄，因是“富农分子”而得不到批准，更为乡亲们避而远之，只有与老朋友普日宁家还有来往。安东尼娜记得：“气氛非常可怕，妈妈经常哭泣，我们不再去外面玩，邻居不再来串门。一夜之间，我们都长大了。”叶夫多基娅和孩子获准留在自己家里，保留一头奶牛和一小块土地，再加上亲戚的暗中帮助，得以维持数月。但库兹明抢走了奶牛（牛奶是她们的主要食物来源），生活变得难以为继。1931年1月，库兹明宣布“榨干富农戈洛温家”的政策，村苏维埃向叶夫多基娅征收重税（1000公斤粮食）。安东尼娜回忆：“库兹明和他的团伙不会甘休，不断回来索取，贪得无厌。拿走所有粮食之后，就来没收家里的杂物、农具、大车、家具、锅碗瓢盆，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张铁床、旧床单和几件衣服。”

然后是驱逐的命令。5月4日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叶夫多基娅和孩子们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流放去西伯利亚。她们仅有一小时的时间来准备长途旅行的行装。普日宁搬走铁床以便保存。这张床是戈洛温家仅剩的财产，是他们家所有孩子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们家族在奥布霍沃村扎根几百年的最后遗存。安东尼娜这样回忆她们离家时的情景：

妈妈仍保持平静，让我们穿上最暖和的衣服。我们一家四口：妈妈、当时15岁的阿列克谢、10岁的托利亚和8岁的我……妈妈给我裹上羊毛围巾，但前来监督我们的库兹明命令解下围巾，说那也是被没收的物品。妈妈苦苦哀求，因为等待我们的是寒冷的天气和漫长的旅途，但他置若罔闻。托利亚给我一顶带耳瓣的男帽，他曾嫌它破旧，早想扔掉。我虽戴上，但感到羞愧：这是男帽，不是围巾[农村女孩传统的头饰]。妈妈在家庭圣像前鞠躬，划十字，带我们走出家门……我记得像灰墙一般的沉默人群，看着我们走向大车，伫立不动，一声不吭……没人拥抱我们，没人说再见。他们害怕伴随在我们旁边的士兵，对富农表示同情是不允许的，所以只好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视……妈妈向人群道别，“妇女们，如果我曾冒犯你们，请原谅”。她一边鞠躬，一边划十字。之后，她转过身来，再一次鞠躬、划十字。如此一共做了4次，跟大家道别。最后，我们坐在车中出发。我记得站列两旁的人群的面孔，都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与我一起长大的人，但没人走近，没人告别。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宛如排成一条线的士兵。他们心存恐惧。(169)

二

作家莫里斯·兴德斯1931年6月回到自己在白俄罗斯的家乡，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他移民去了美国。他看到，作为集体化的结果，人们身上透出“从未有过的懒散。房屋、庭院、围栏一片颓圮，亟须修葺”。圣三一村庄马上就要到了：

但没有一扇窗户或百叶帘有新油漆的痕迹，没有一个屋顶有新敷茅草的迹象。这种疏忽只是意外吗？我简直不敢相信。集体农庄甚至已传至国外的传闻，给大家带来了迟疑和观望，毫无疑问，更打消了改善家居的任何念头。(170)

1933年，西伯利亚西部“特殊定居地”的流放者

兴德斯几乎可在所有的集体化村庄得到相同的观察结果。农民曾把家庭农庄视作自尊和立身的根本，现在没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也就不再有依恋感；一旦变为集体农庄工人，也就不再有方法或动力来作任何的维护和改善。

农民在集体农庄工作，所得报酬采用口粮的形式（预计他们还会在自留地上种植蔬菜，饲养猪鸡，贴补家用），一年领取现金一至两次（平均下来，够买一双鞋）。集体农庄的大部分产品，通过强制性的“合同”制度，以低价出售给国家。集体农庄的管理者不得不进一步压榨农民，以挤出日常运行的经费。农民抱怨集体化是“第二次农奴制”。他们的祖先沦为农奴，受地主的剥削，现在自己也被绑在土地上，受国家的剥削。

在经济上，集体农庄是令人沮丧的失败，只有很少量的拖拉机来取代遭农民屠宰的马匹（最初几年，大量土地的耕耘全靠人力拉犁）。集体农庄经营不善，像库兹明那样的管理者，其当选靠的是对党的忠诚，而不是农业技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所谓“富农”的主动性和精力，他们是集体化之前工作最勤奋的农民。集体农庄的新工人对工作没有兴趣，只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自留地，或偷占集体农庄的便宜。集体农庄的众多农民，难以忍受自己私人财产的损失。他们认识自家的马和牛，尽量选用它们来耕地或挤奶。(171)

奥莉加·扎普里加耶娃1918年出生于克里沃舍伊诺村——地处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地区，家里务农，在六个孩子中她排行老四。1931年，克里沃舍伊诺村集体化。集体农庄拿走她家的大宗财产（3头奶牛、3匹马、农具、大车和两个装满干草的谷仓），只留下鸡和山羊。13岁就辍学下地的奥莉加回忆：“我们没有得到集体农庄的任何补偿，必须依靠自留地、鸡、山羊来维持生活。”该集体农庄没有拖拉机，耕地仍要使用马匹。集体农庄办事处旁边设有特殊的马棚，保管所有的马匹。但奥莉加的母亲，像很多村民一样，担心自家的马在那里受委屈，经常将它们牵回家，以确保它们得到梳洗和喂养。为了铲断农民与牲口之间的关联，该区集体农庄主席采用了调动工作的对策。奥莉加的父亲允许留在克里沃舍伊诺村集体农庄，但奥莉加的母亲和孩子们要去不同的集体农庄——8公里之外，靠近索科罗夫卡村，只能租房而居。奥莉加回忆：“我们在那里工作两年，只看到父亲一两次，因为大家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常常与父亲的休息日错开。”1935年，全家终于在托木斯克获得团圆，父亲在建筑工地的马厩工作，母亲得到一份肉类工厂的工作。他们与其他十几个家庭一起住在宿舍，都是背井离乡的前农民。(172)

1930年是个丰收年，1931和1932年的收成非常糟糕。然而，国家在1932至1933年的采购量，反而是1929和1930两个丰收年的两倍多。党的采购计划以1930年的好收成为基础，再加上地方官员为求政绩，虚报了1931和1932年的产量。1932年的实际收成，与官方数字相比，至少低了三分之一（实际上，它是自1921年那个荒年以来最差的一年）。无可避免的后果是普遍的饥荒，始于1932年春天，在第二年达到高峰。生活在饥荒地区的高达7000万人（将近苏维埃的一半人口），死亡人数无法计算，因为其中很多人的死亡并未登记在册。但据最可靠的统计估测，从1930到1933年，死于饥饿或疾病的高达850万人，最少也有460万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那里的农民抵制集体化特别顽强，粮食征收量也特别高。这种巧合使某些历史学家生疑，罗伯特·康奎斯特即认为，饥荒是“故意酿造的”，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动机，“对男人、妇女、儿童的大屠杀”。这并不完全准确，苏维埃政府无疑要为饥荒负责，但其政策并不等同于“饥荒恐怖”，不能视作康奎斯特等所暗示的种族灭绝。(173)看到饥荒的规模，政府也大吃一惊，但没有可向饥民提供的储备粮。它仍向受灾最重的地区征粮，只是到了1932年秋季才减少征购数量，这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太晚了。饥荒开始肆虐，政府却尽量隐瞒，阻止人们从受灾地区逃至北方城市。(174)

然而，还是有数百万人逃离了土地。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当中，每30人中就有10人永久离开，大多变成了赚取工资的产业工人。到1932年初，数百万人朝外流窜，挤在火车站，拼命逃离饥荒地区。(175)城市无法应付这一人群的洪流，疾病到处传染，住房、食品、燃料承受愈益增长的压力。为了寻找更好的环境，灾民从一个城镇移至另一个。中央政治局担心，工业重镇将充满叛逆的饥民，遂实施国内护照制度，限制农民迁入城镇。新法律规定，成人必须拥有在警方备案的护照，方能获得在城镇就业所必需的居留证。1932年11月，该制度在7个大城市推出，第二年又扩展至其他城镇。警察以此来控制人口流动，还把潜在的反政府“社会危险分子”（富农、商人、心怀不满的农民），从城镇中清洗出去。结果，数百万无家可归的农民，在各城镇之间流窜，在工厂和建筑工地非法打工，直到国内护照制度最终把他们逮住。(176)

随着年轻农民离开家园、奔赴城市，家庭逐渐解体。那些年间，数百万儿童遭到遗弃。许多农民逃离集体农庄，放弃留在家乡的孩子。“富农”宁肯将子女送给他人，也不愿把他们带上漫长的旅途，前往“特殊定居地”或其他流放场所，因为听说那里的条件恶劣，小孩活不长。一名西伯利亚“富农”解释，“让他们流放我好了，但不会带上孩子，不想贻害他们”。在饥荒受害者中，遗弃儿童的人太多了。母亲将孩子留在人家门口，或送去苏维埃办事处，或遗弃在邻近城镇。孤儿们在建筑工地和街上游荡，在垃圾堆里翻寻人家丢弃的食物。他们以乞讨、小偷小摸、卖淫为生，不少人加入在车站、饮酒场所、繁忙大街等聚乞活动的儿童帮派。有些遭到警方的围捕，被送去“接收中心”，再转运至儿童之家和劳教营。根据警方的数字，从1934到1935年，送到接收中心的共有842144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到1934年底，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孤儿院注册的就有329663人，还有更多儿童住在警方控制的特殊家庭和劳教营（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营地）。1935年4月又颁布新法律，将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降至12岁。自那以后，古拉格系统中的儿童人数开始稳步上升。超过10万名12岁至16岁的儿童，在后来的5年中，被各式法院判了刑事罪行。(177)

叶夫多基娅·戈洛温和3个小孩离开奥布霍沃村后，先去了最近的佩斯托沃火车站——约56公里的路程，再在那里的拘留营等待。3天后，她们被装上载牛的车厢，前往西伯利亚的克麦罗沃，整个旅途历时6个星期。车厢里坐满各式家庭，男女老少，年龄各异。每节车厢配备一只木桶，权作厕所，一天清空一次。车厢门打开时，外面的警卫分发面包，一人一条。抵达克麦罗沃后，戈洛温一家被带到暂时看管了数百家庭的疏散中心。那是一片旷野，周围是高高的带刺铁丝网，他们只能睡在自己的行李上。一个月之后，他们被转送至专为“富农”设置的“特殊定居地”沙尔铁地区，地处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

“特殊定居地”是原始且孤立的营地，大多数仅有简陋的营房，是流放者来了之后自己建造的，可容纳数百人，大家睡在木板上。另有不少“特殊定居地”，“富农”们挖穴而居，或住入废弃的教堂、牛棚、谷仓等。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摩肩接踵，拥挤不堪。沃洛格达附近的普里卢茨基修道院，住有7000名流放者，没有正常的厕所或盥洗设施，也仅有一个厨房。在沃洛格达当地，2000人挤入一座教堂。一名见证人如此描述2.5万名流放者在科特拉斯劳改营的生活：

容纳250人的营房里，几乎是一片黑暗。分散的小窗，让光线只能照见低层的铺位。居民使用室外的篝火煮食，公共厕所——只是栅栏圈起的一块地方，水——下面有一条小河，尽管仍在结冰。当地居民锁上水井（“你们会感染我们，你们的孩子已奄奄一息”），并按瓶销售。

“特殊定居地”严格说来不算监禁（大规模驱逐只是行政命令，不是法庭的执法），从1931年春天起，划归负责劳役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控。“特殊定居地”的流放者每月必须向警方汇报一次。古拉格系统的主管马特维·伯曼说，定居地的条件比劳改营的还要恶劣。男人在伐木营和采矿区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妇女和儿童的工作稍轻，只有很少食物（一月领取几条面包），如果生病倒下，就只好听天由命了。1931至1932年的冬季，这样死去的有几十万人。(178)

沙尔铁定居地有5座沿河的两层木造营房，其居民（约1000个农民）来自苏联各地，其中最大的群体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伏尔加德裔和西伯利亚人。男子赴邻近的伐木营砍树，每个周日回来。叶夫多基娅的儿子阿列克谢·戈洛温，虽然仅15岁，也名列其中。9月1日，她的小儿子托利亚和女儿安东尼娜开始上学——定居地所有的儿童组成一个班级，教室设在营房之中。女孩被迫剪掉辫子（农家姑娘结婚之前的传统发型）——似乎在抛弃她们从小濡染的农民文化。为了庆祝新学年的开始，定居地指挥官作了讲话，要孩子感谢苏维埃政权——“那么好，那么善良，甚至允许我们富农的孩子上学，长大成为苏维埃的好公民”。早期的古拉格系统，即使像沙尔铁那样的偏远、孤立的定居地，其意识形态的重点仍放在促使不符合“苏维埃人格”的人，通过改造而“重新做人”（perekovka）。

抵达沙尔铁定居地的第一个冬天异常寒冷，鹅毛大雪压坍了两个营房，迫使许多男孩，包括其时10岁的托利亚，挖地穴而栖。由于没有强壮的男子——他们都在伐木营过冬——只好动员学生清晨起来清理积雪。整个定居地困在深雪中长达数星期，没有粮食补给，全靠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度日。数百人患上斑疹伤寒而倒下，被隔离在单独的营房，因为没有药品，死活全凭天命。叶夫多基娅也患上斑疹伤寒，安东尼娜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每天去看妈妈，站在窗前，可以看到她躺在木板上。她的头发被剃光了，眼睛睁得很大，目光游移。她已失去记忆，根本不认识我们。托利亚一边敲窗，一边流泪，哭着叫：“妈妈，妈妈，不要生病，快起来吧。”

叶夫多基娅活了下来，但有很多斑疹伤寒患者死去。指挥官决定，因为没时间埋葬所有的死者，只能让尸体冻成一垛，等到春天解冻时，再扔进大河。

第二年冬天甚至比前一年还要恶劣。流放者得不到食物，这似乎是蓄意为之的政策，要把定居地居民削减四分之三。流放者只好捣碎树皮和马铃薯的烂根，再做成菜饼，结果肠胃急剧膨胀，因此而死去许多人。到了春天，每一个人都患上痢疾。戈洛温一家全靠运气才活了下来。指挥官视察营房时，发现叶夫多基娅正在读福音书。他需要识字人，专管前往岑特拉尔尼―鲁德尼克送信和收信——那是古拉格的采矿定居地，单程就有12公里。她被选上了，每次去送信，就会带上孩子在邻近树林收集的浆果，到岑特拉尔尼―鲁德尼克的市场出售，再买回食物和衣服。安东尼娜回忆：“指挥官当然知道，但装作没看见，因为没有其他人选。”有一次，在邮件中收到一包土豆种子，叶夫多基娅带领一组人去播种。安东尼娜回忆当时的喜悦：

真像是一个节日！我们很高兴参与种植土豆！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我们都很努力。我们是真正的农民，我们的祖先耕耘土地都有几百年了，现在获准重操旧业。妈妈是大队负责人，西伯利亚人斯内吉列夫是我们农庄的主席。我们因为是富农，不能自组集体农庄。妈妈担心，不施肥，土豆恐怕长不好——在种植土豆方面，我们也没有任何经验。到秋天，我们却挖出一个大丰收。那个冬天，再也没人饿死，土豆是我们的救命菩萨。(179)

克拉夫蒂娅展示的两张照片。左：列昂尼德（年长者）和亚历山大，1930年；

右：克拉夫蒂娅站在右侧，纳塔利娅站在中间，赖莎与丈夫在左侧，1930年摄于坎斯克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和家人，要在雪地里跋涉几天才抵达第一个流放地。那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大地窖，位于库尔干。几百户“富农”家庭，其中有不少是他的远亲，领不到任何食物或饮用水，只得自生自灭。如果没有库尔干的亲属和别人的食物援助，他们肯定会饿死。整整一周，他们被关在地窖里，睡在自己的行李或光溜溜的地面上。后来他们被装入载牛的车厢，前往彼尔姆北部的乌索勒镇。到了那里，他们在武装卫兵的监护下，行军150公里，到达波日瓦工厂城镇。他们被安置在一个工场里，大家睡在水泥地上。德米特里回忆：“父亲很痛苦，一夜之间老了很多，说他的一生完蛋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即使别无选择，听从吆喝，仍想维持自己的尊严，不愿成为当局的奴隶。”为了在乔尔莫兹镇附近建立“特殊定居地”，德米特里的父亲被派去伐木，其家人与另外3户人家挤住在木工车间楼上的小房间。半年后，他们搬入“特殊定居地”，才与德米特里的父亲重聚。那里有10座营房，每一座可容纳500人睡在木板床上，四周耸立着高高的带刺铁丝网。定居地坐落在松林的中间，男子出外伐木，每周只能回来一次。每日的面包定量仅200克，所以死亡率非常高。但斯特雷勒兹基一家，凭借农民的勤俭得以存活下来：孩子们采集蘑菇，到乔尔莫兹镇出售；母亲晚上悄悄去集体农庄的地里偷土豆；父亲与附近屠宰场的工人达成交易，帮他们建造木屋以换取牛血（不比肉和骨头，当局比较不在乎）。到1933年的大饥荒，每天口粮减至50克面包，“特殊定居地”的居民一半死于饥饿和疾病，但斯特雷勒兹基一家全靠牛血活了下来。(180)

斯特雷勒兹基一家很幸运，他们始终能聚在一起。对许多人来说，流放就是家破人亡的代名词。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的父亲被捕于1930年，她的7位兄弟姐妹被送去各式各样的儿童之家，从此失去联系，音信杳无。克拉夫蒂娅和妹妹纳塔利娅，搬去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坎斯克，投靠已成年的姐姐赖莎。克拉夫蒂娅去医生家当保姆，后来因为国内护照制度的推行，作为“富农”的女儿，她不得不逃。她留下纳塔利娅由赖莎照顾，自己赶去伊尔库茨附近的切勒姆霍沃镇，投奔时任高级森林督察的叔叔，并在当地的苏维埃注册于叔叔的名下。1933年11月，叔叔收到克拉夫蒂娅的父亲伊利亚的来信。原来他已经出狱，现住在2000公里之外的塔什特普“特殊定居地”，离中国边境不远。克拉夫蒂娅先乘火车，再搭便车，赶到塔什特普时已是1934年1月，到处是厚厚的积雪。她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她的注册文件上没有父亲的名字，没人愿意聘她。但她又不敢透露真相，重回“富农”女儿的身份。最终，塔什特普的苏维埃主席雇她做保姆，并安排她去一家服装厂打散工。有一天，在与主席的嫂子闲聊时，她拿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的两个兄弟列昂尼德和亚历山大，另一张是她自己与两个姐妹。

她[主席的嫂子]立刻说：“伦卡[列昂尼德]，我认识他！”我非常惊奇，她竟然认识我的哥哥。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忙问：“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当时，我很怕自己说漏嘴，很怕让人发觉自己父亲原来是一名流放者。

克拉夫蒂娅在塔什特普找到哥哥，通过他才发现，父亲就在附属于基洛夫矿区的“特殊定居地”，位于哈卡斯自治州。克拉夫蒂娅回忆道，父亲再婚，与第二任妻子开始了新生活：

我去探望，抵达时已是傍晚，他们正好从矿区下班回来，还牵回一头奶牛，看到我，既不害怕，也不惊讶。父亲和我打招呼，仿佛前一天刚刚见过我。我与他们一起坐在营房外几分钟，然后我就离开了。(181)

奥热姆伯罗斯基一家。左：1914年婚礼那天的亚历山大和谢拉菲玛；

右：1937年，谢拉菲玛与萨沙（左）、安东（右）从流放地返回

这是克拉夫蒂娅最后一次看到父亲，他后来再次被捕，枪决于1938年8月。

许多“富农”家庭逃离“特殊定居地”，冒险在外漂泊。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资料，到1930年夏天，从“特殊定居地”逃走已成普遍现象，数以万计的“富农”在外漂泊，逃跑人数在饥荒期间达到高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统计，从1932至1933年，逃离“特殊定居地”的竟有422866名“富农”，之后抓获的只有92189人。(182)

奥热姆伯罗斯基一家是波兰裔的小贵族，1917年之后，失去了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但仍住在自己的村庄奥勒什科韦齐——地处明斯克的普霍韦齐地区。他们继续务农，只是家境降至当地小农的水平。亚历山大和妻子谢拉菲玛有4个孩子，两男两女，最大的生于1917年，最小的生于1928年——那一年，奥勒什科韦齐集体农庄成立。亚历山大向集体农庄交出所有的牲畜和农具，只留一头奶牛自家享用，但他拒绝加入集体农庄，希望像当地其他波兰人一样，移民去美国或法国。然而，谢拉菲玛争辩道：“谁会碰我们呢？我们做了什么错事？我们已交出所有的财产！”亚历山大在1930年春天被捕。几天以后，政治警察又找上门对谢拉菲玛说：“准备行李，你和孩子都将被流放。”谢拉菲玛用毯子裹起几件衣服，设法藏入几件金首饰，再与孩子们挤上大车，赶去另外数百个“富农”家人集聚的教堂。几天之后，她们的男人被带回来相聚，再一起坐上大货车，赶去3000公里之外北方的科米地区定居地。索菲亚回忆，到了那里，他们被告知在空谷仓里安家，“但什么都没有——没有床板，没有刀子、勺子。我们只好在树林里收集树枝，自制床垫”。

流放者渐渐在定居地为每一个流放家庭造起木屋，就像家乡的村庄一样。奥热姆伯罗斯基家以随身带来的金首饰买回一头牛，重新开始新的家庭生活。但不久，大饥荒来临，生活变得难以为继。他们想出一个逃生计划，因为小儿子在生病，所以决定女人先逃，让亚历山大照顾小男孩，承担再度被捕的风险。谢拉菲玛带上9岁的索菲亚和5岁的艾莱娜，晚上赶路，白天躲在森林中睡觉，主要以浆果为食。谢拉菲玛镶有几颗金牙，有时会拔出来一颗以备急需，用它搭乘农民的大车或贿赂官员。最终，她和女孩们回到白俄罗斯，藏在普霍韦齐地区的娘家，长达一个星期。但她的父母怕得不得了，建议女儿向警方自首。谢拉菲玛只好去见普霍韦齐地区的警察，听了她的逃生经历，他们反而生出同情之心，让她在24小时内再次逃走。谢拉菲玛把艾莱娜留给父母，自己去附近的奥西波韦齐镇，向一对老夫妇租房，让索菲亚入学，自己再赶回科米地区，试图找到丈夫和儿子。索菲亚回忆道：“妈妈走了，没留下一句话——没有说再见，也没提供我何以为生的建议。”

整整一年，索菲亚与老夫妇同住，没想到这对老人竟是恶人。“他们咒骂我，称我为人民公敌的女儿，并威胁如果不听吩咐，就要把我赶走。我整天哭泣，没有钱，无处可去。”索菲亚实在忍受不了，逃去外婆家，发现他们自己也已被赶出家门，暂住一间旧澡房里。不过，他们还是将她收下，与艾莱娜做伴。

与此同时，谢拉菲玛抵达科米的定居地，发现亚历山大已经不在。原来，自己逃走的第二天，他又一次被捕，判刑3年，去附近的科特拉斯劳改营服刑。长子安东被警察招募为举报人（他接受训练，窃听定居者的交谈，每一次汇报可换取面包）；幼子萨沙仍然非常虚弱，由学校老师照看。回来后没几天，谢拉菲玛就被捕了，也被送去科特拉斯劳改营，但她再次逃脱，在出工回来的路上从流放者队列中逃走，潜入树林的深处。她长途跋涉3000公里，重又回到普霍韦齐地区，与两个女儿团聚。她们住在亲属为她们购买的小房子里，位于奥西波韦齐镇，生活全靠自己在小菜园的种植，还喂养了一只山羊和几头猪。1937年，萨沙和安东（继续为白俄罗斯警方工作）回来团聚。真正的阖家大团圆在两年之后到来，亚历山大获释于科特拉斯劳改营，返回家园。索菲亚回忆那一刻：

妈妈跑出去迎接，投入他的怀抱。爸爸说：“妈妈，孩子们在哪里？”妈妈回答：“别担心——孩子们都好，全部四个。”爸爸瘫倒在地，跪着吻她的手和脚，感谢她救了我们大家。(183)

奥科洛科夫一家的故事更为离奇。1931年5月，阿列克谢·奥科洛科夫作为“富农”，被逐出库兹涅茨克地区的伊琳卡村庄。那是在西伯利亚的西南部，而流放地则是在西伯利亚的北部。他从车队中逃脱，走了一个月，回到900公里之外自己的村庄，才发现妻子叶夫多基娅、7岁的女儿玛丽亚、9岁的女儿塔玛拉以及自己的父母，都被放逐到800公里之外的“特殊定居地”，离纳雷姆地区很近。阿列克谢怀揣伪造的文件，日夜兼程赶到那里。几天之后，他又组织一大队“富农”出逃，包括自己一家，有老有少。他们只在晚上赶路——母亲背着玛丽亚，父亲背着塔玛拉一一避开在针叶林搜查“富农”逃犯的巡逻队。他们走了10个晚上，有时竟在兜圈子，因为当地的地形实在太复杂，直到水尽粮绝，老人们因体力耗尽而纷纷倒下。到第11个晚上，巡逻队将他们重重包围，还开枪打伤了阿列克谢的肚子。士兵用大车把他们带去附近的村庄，关在一个澡堂。逃犯都要被送回纳雷姆地区，只让老人留下，包括阿列克谢的父母。之后，他们便再也没有重逢之日。

奥科洛科夫一家再次设法逃脱。前往纳雷姆地区的车队行将出发，叶夫多基娅贿赂一名村民给巡逻队灌酒，她和阿列克谢、两个女儿顺利溜走。他们逃向托木斯克，白天躲起来（可以看到道路远处的警卫和狗），晚上急行军（主要的危险是熊和狼），好几个晚上没有面包或其他食物，正好遇上一个克尔扎基部落。由于天花肆虐，该部落所有孩子都已死光，部落头人建议，以面包、蜂蜜、小船来交换已能在部落工作的塔玛拉。他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要报警。阿列克谢勉强答应，而叶夫多基娅变得歇斯底里，但说服不了丈夫。玛丽亚回忆：“我们在克尔扎基部落整整待了一个星期，以养精蓄锐。”

妈妈仍然哭泣不止，姐姐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妙。我们离开那天，爸爸把姐姐带入一个单独的房间，把她锁在里面；然后再将悲痛欲绝的妈妈、我和食物放入船中，我们划船离开。

走了几公里之后，阿列克谢把船停下，让妻女躲在灌木丛，自己潜回克尔扎基部落搭救塔玛拉。他在4天后返回，身上背着塔玛拉。

但他们的麻烦远远没有结束，在向北的旅途中他们又碰上了巡逻队，被带到另一所劳改营，营房周围有高高的铁丝网，此处距离托木斯克仅8公里。他们在那里度过了6个月，阿列克谢驾马车向托木斯克城运送蔬菜，叶夫多基娅和孩子像其他囚犯一样，在集体农庄工作。在托木斯克，阿列克谢渐渐认识一名镇官员，对阿列克谢的厄运颇表怜悯，出于良心，他愿意助一臂之力。有一天，阿列克谢将女儿藏在马铃薯麻袋下，驾车去托木斯克，躲在镇官员的家中。不久，叶夫多基娅跳上经过她农地的火车，也赶到镇官员的家。他们穿上那位官员帮助买好的新衣服，坐火车返回库兹涅茨克（此时已改名为斯大林斯克）。阿列克谢在煤矿上班，叶夫多基娅在食堂工作，全家开始了新的生活。“父亲立即着手建造自己的木房子，带一扇窗和一个炉灶。我们住在自己的小小角落，既不伤害他人，也不依靠他人。”

几个月后，国内护照制度推行到斯大林斯克，阿列克谢决定返回家乡伊琳卡，希望能够获得注册，但刚一到就遭逮捕，被关在劳改营。在斯大林斯克等候音信的叶夫多基娅，终于收到阿列克谢的来信，她担心来信可能已经泄漏自己的下落，便与女儿马上逃至国内护照制度尚未实行的邻镇塔什塔戈尔。不久，阿列克谢设法逃出劳改营，与她们重聚。他建起一个窝棚以避风雨，叶夫多基娅四处打散工。当她意识到自己已怀孕时，只得自行流产——用拳头猛击腹部，再将胎儿拖出。她险些丧命，在床上足足躺了几个月。镇上的医生都不敢施以援手，因为政府早已宣布堕胎是非法的，叶夫多基娅全靠吃草药来治愈自己。

1934年，国内护照制度抵达塔什塔戈尔镇。阿列克谢再次被捕，被送去斯大林斯克金属制品工厂，充当刑事劳役犯。叶夫多基娅和女孩们也被捕，纯粹是巧合，竟被送去同一家工厂。他们一家住在沿河岸挖出的地穴——共有几百户人家，紧靠工厂的围墙。“屋顶”是与泥浆搅拌在一起的树枝和松针，“墙壁”在下雨天会渗水。阿列克谢自制了基本的家具，还用木头雕出杯子和勺子。他们再次拼凑出家庭生活。他们奇迹般活下来，仍维持一个家，但过去3年的创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尤其是在女孩们身上。玛丽亚和塔玛拉噩梦连连，充满恐惧，变得内向。玛丽亚追忆道：“经过3年的逃亡生活，我和姐姐已习惯于沉默不言，不会说话，只会耳语。”(184)

三

五年计划的许诺是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社会。斯大林在1929年说：“我们万马奔腾，迈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扔掉我们俄罗斯古老的落后帽子。我们正在变成一个金属、发动机、拖拉机的国家，要让苏维埃人开上汽车，让农民坐上拖拉机，再让吹嘘自己文明的西方资本家试图赶上我们。”(185)

其象征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型建设项目：像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那样的工业城，那是在乌拉尔荒坡上平地建起的大型钢铁厂；像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白海运河那样的运河和铁路，帮助开发新疆域，向蓬勃发展的城市提供基本的生活用品；像第内伯罗斯特罗伊那样的巨型水坝，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1932年它的涡轮机开始启动。对斯大林政权来说，这些“成功”具有重大的宣传价值，因为在当时，对强制集体化和五年计划过高的工业目标，仍有相当顽强的反对意见——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这些“成功”使得政府更容易激发“社会主义进步”和苏维埃乌托邦将临的信念，这些信念又变成意识形态上的理直气壮，要求人民为完成五年计划而作出一切牺牲。阿纳托利·梅苏诺夫是农民的儿子，后来成为政治警察，在白海运河担任狱警。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中，解释了这种宣传对数百万“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包括他本人：

我对五年计划存有疑惑。我不明白，为何要迫使这么多罪犯，千生万死地去赶建运河，为何赶得这么急？有时，我感到困扰，但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建设伟大的事业，不只是一条运河，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光用自愿的方式是不够的。谁愿主动请缨来参加运河工作？我现在懂得，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未免太严苛了，几近残酷，但我仍然认为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186)

斯大林的工业革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工业化。正如梅苏诺夫的看法，斯大林在五年计划中要求的增长率，如果不用强迫劳役，根本就无法达到，尤其是在寒冷偏远的远北（Far North）和西伯利亚——那里藏有苏联大部分的矿产和燃料。奴役劳工的供应，开始于1929年对“富农”的大规模逮捕和流放，后来成为古拉格系统的经济上需求的理由。该系统开始只是关押政权敌人的监狱，很快变成了经济殖民化的工具——作为廉价且迅速的捷径，以开垦荒野和发展苏联偏远地区的工业资源，那是没人想去的地方——这条理由是古拉格官员之间公开承认的。(187)历史学家对古拉格的起源持有不同的见解——有人把它当做斯大林巩固政治权力的副产品，有人强调它只是一个手段，为了孤立和惩治幻想中的“阶级”（比如“资产阶级”、“富农”）和所谓的危险族群。(188)这些因素各自发挥作用，但经济动机才是关键，随着政府追求监狱的自力更生而变得愈益重要。

20世纪20年代，劳改营基本上就是监狱，囚犯参加工作来养活自己。其中最重要的是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1923年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于同名的白海岛屿上，其前身是修道院，在利用劳役方面成了古拉格的原型。该修道院在沙皇时代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在布尔什维克的手中，又变成了关押所有敌人的普通监狱——包括被取缔的反对党成员、知识分子、前白军，甚至还有“投机倒把者”和普通刑事犯。其中一个囚犯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商人纳夫塔利·法兰克尔，因为涉及走私而在1923年被捕。他有感于监狱的效率低下，写了一封有关如何运行劳改营的建议信，投入“意见箱”。不知何故，该信竟然到了快速晋升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管格里科·雅戈达的手上。法兰克尔很快被带到莫斯科，向热衷于利用囚犯完成经济任务的斯大林，解释如何利用监狱劳力的计划。法兰克尔在1927年获释，并被委以重任：将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转化成一个盈利企业。该监狱的人数迅速增长，从1927年的1万人上升到1931年的7.1万人。它赢得合同，在芬兰边界的卡累利阿地区砍伐木材，修建道路，接管工厂。新来的囚犯大多是“富农”，尼古拉·戈洛温就在1930年12月进入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囚犯们根据自己的体能组织起来，口粮分配依照他们的产量，强者生存，弱者瘐亡。(189)

1928年，大规模逮捕的对象包括“富农”、教士、商人、“资产阶级专家”、工程师、“颠覆分子”、“破坏者”，以及斯大林强行工业化的其他“敌人”。人数之多，使苏维埃监狱制度陷入瘫痪。中央政治局为此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如何利用日益增长的监狱人口。为首的是司法人民委员N. M. 扬松，成员包括内政人民委员V. N. 托尔马乔夫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管雅戈达。到底由谁来控制监狱人力，这三人争执不下。雅戈达建议通过新设的劳改营网络，在远北和西伯利亚开发荒野和工业资源，显然获得了斯大林的青睐。那些偏远地区有几乎取之不尽的木材，像帕维尔·维滕贝格那样的地质学家，还在绘制金、锡、镍、煤、天然气、石油的丰富矿产分布图表，借助犯人的劳动，就可发起廉价的开采。1929年4月，该委员会建议实施“实验营地”的新制度，每个营地容纳5万犯人，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监控。委员会强调，集中管理大量的犯人，劳役的成本就可从每人每年的250卢布降至100卢布。两个月后，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关于使用监狱劳力），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立一个“劳改营”网络，“以囚犯的劳力来开垦荒野[偏远地区]、开采天然资源”。从那以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成为苏维埃工业化的主要推手之一。它控制一个迅速扩展的劳改营帝国，其人数从1928年的2万人，增长到1934年的100万。其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合并，新机构接管政治警察，再通过古拉格系统管辖全部的劳改营。(190)

在早期的苦役劳改营中，最大的是贝尔巴伊特拉戈，到1932年已有10万多囚犯，他们被用于挖掘白海运河长达227公里的航道，以连接白海和波罗的海。首次提出这条运河的想法是在18世纪，结果发现，其要求远远超出了当时政府的技术能力。此时重提，变成了宣传五年计划的重要部分，以显示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计划，因为规划者不打算使用机器，甚至都没有开展妥善的地形勘察。该项目的批评者（他设想雇用的是自由劳工）认为，巨大的建设成本实在划不来，因为白海航运并不频繁。但斯大林坚持认为只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可以提供足够的苦役劳工，运河不但可以便宜建成，而且能实现创纪录的速度——象征党的意志和力量。法兰克尔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建筑工程的主管，将他的“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方法，转用于运河工程。修建运河的许多囚犯，也来自索洛韦茨基劳改营。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运河深度很快从22英尺降至12英尺，使之仅适用于浅水驳船和客船（1932至1933年工程扫尾时，南部几段是匆匆完工的，仅有6英尺深）。囚犯们只有原始的手动工具——粗制滥造的斧头、锯子、锤子，没有炸药和机器，一切都靠人力——挖土、拖曳巨石、用手推车运土、建造木质的起重机和脚手架，还要沿河建起囚犯的自住营地。他们在严寒中工作得筋疲力尽，仅在1931至1932年的第一个冬季，就有将近2.5万人死去。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但根据幸存者的传言，实际的死亡人数更高。德米特里·维特科夫斯基曾是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的囚犯，在白海运河的工地上担任领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工作日结束时，工地上留下冻尸。他们的面孔上洒满雪花，其中一人弓着腰背，卧在独轮车下，他的手还拢在袖子里，就以这样的姿势冻死；有人冻死时，头低垂，夹在自己的膝盖之间；还有两人背靠背，互相支撑着，一起冻死。可以想象，他们都是农村小伙子和最好的工人，一来就是近万人。当局试图打散家庭，故意安排儿子和父亲分住不同的营地；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下挖掘鹅卵石和大石块的高定额的石方任务，即使在夏季你也无法完成。没人能够教他们，或警告他们。他们以乡下人的敦厚实在，全力以赴，很快就筋疲力尽，然后相互抱着冻死。到了晚上，雪橇出去收集他们的尸体。驾雪橇的人把尸体扔上雪橇，发出沉闷的声响。没有及时清除的尸体，到了夏天只剩下骨头，与鹅卵石一起进入混凝土的搅拌机。他们以这种方式，钻进了混凝土，浇铸了白海城最后一座升降台，由此而获得不朽。(191)

玛丽亚、娜杰日达、伊格纳蒂·马克西莫夫和伊格纳蒂的哥哥安东（站立者），1934年摄于阿尔汉格尔斯克

除了对人命的摧残，白海运河还给许多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

伊格纳蒂·马克西莫夫和玛丽亚从小青梅竹马，住在诺夫哥罗德省瓦尔达伊地区的杜伯洛沃村。1924年玛丽亚16岁的时候，他们结了婚，一起在伊格纳蒂的家庭农庄工作，直到1927年他们搬至列宁格勒，伊格纳蒂找到一份木匠工作。1929年10月，即女儿娜杰日达出生后5个月，伊格纳蒂被捕（他曾参与1919年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起义），先被送去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后转至白海运河的北部工地。同时，玛丽亚也被赶出列宁格勒，只好带娜杰日达回到杜伯洛沃村，方才发现自己父母的房子已经遭毁，家人都已被流放，村里竟没留下一位亲人。一个老邻居劝告玛丽亚快快逃离，以免自己陷入囹圄。她背起婴儿，越境来到比邻的特维尔省（希望诺夫哥罗德的警察鞭长莫及），遇上第一个村庄第一栋房子就急急敲门，开门的是一对老夫妇。玛丽亚跪倒在地，恳求他们照看女儿，让她逃生，因为没人愿意雇用带婴儿的女子。这对老夫妇心地善良，抚养娜杰日达整整两年。玛丽亚在列宁格勒到摩尔曼斯克的铁路上找到一份厨师工作。这条铁路沿白海运河的北部运行，恰恰就是伊格纳蒂服苦役的地方，但在当时，玛丽亚对此一无所知。到1932年，她才从熟人处获悉，丈夫就在白海城地区的劳改营，即运河与白海的交汇之处。玛丽亚想找到他，便在小纸片上写下寻人启事，每当火车驶过白海城工厂建筑场地时，就从餐车车窗向外投掷。最终，奇迹真的发生了。她收到了伊格纳蒂的来信，他实际上是在凯姆镇附近的劳改营，还要朝摩尔曼斯克的方向继续北上55公里。伊格纳蒂在1932年底获释，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终于在那里与妻女重聚。(192)

古拉格不仅向白海运河那样的建设项目提供劳工，本身也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古拉格系统第一座工业园区是维舍拉纸浆造纸综合工厂，由众多劳改营组成，位于乌拉尔的维舍拉河畔。该综合工厂始于1926年，当初只是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所管辖的伐木营大网络。到1929年夏天，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爱德华·别尔津负责建造工厂，才在这伐木营大网络中发展了工业。维舍拉河的水质纯度很高，中央政治局因此选择该地生产20世纪30年代初出现的高品质纸张。像《苏维埃大百科全书》（Large Soviet Encyclopedia）那样的著名出版物，都使用维舍拉造纸厂的纸张。到1930年，维舍拉劳改营共有2万囚犯（包括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其中1.2万人受雇于伐木营，2000人受雇于小工厂（制造砖块和纤维），其余的参与建造纸浆造纸厂和两处营房定居地，分别处于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城和“光之城”（Gorod Sveta），后来都发展成了平民城镇。(193)别尔津设想，这些古拉格定居地是“工业发展的实验形式”，其文化机构将提供再教育，使囚犯变成“苏维埃工人”。“光之城”还吹嘘拥有电影和无线电的俱乐部、图书馆、食堂、卫生中心、喷泉花园、野生动物区、露天剧场、辩论场所和柱廊大厅内的“营地总俱乐部”。沙拉莫夫看到这座柱廊大厅，就会联想起帕特农神庙，“只是更为可怕”。(194)

在早期的古拉格系统中，维舍拉是非常典型的。以苦役来“重塑”苏维埃新人的想法，并不仅只是宣传，更是许多布尔什维克的信念。即使如此，以造纸出名的维舍拉劳改营，基本上还是一个经济企业。别尔津的经营原则仍基于投资的预期回报，包括以精神和物质上的鼓励来刺激囚犯完成生产计划。1931年11月，别尔津成为远北建设托拉斯（Dalstroi）的首任主管。那是一个劳改营大网络（包括臭名昭著的科雷马劳改营），地处西伯利亚的东北角——占地面积相当于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的西欧——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就躺在它的冻土之下。别尔津以管理维舍拉的经济原则，来经营远北建设托拉斯的众多劳改营：驱使囚犯挖出尽可能多的黄金（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手下生产出的黄金已超过苏维埃1928年的黄金生产总量）。(195)在别尔津的治理时期（1931—1937），远北建设托拉斯的劳改营的条件远远优于后续时期，许多囚犯甚至会怀念别尔津当政时的情形。沙拉莫夫在他的《科雷马故事》（Kolyma Tales）中写道：

乌戈列茨基赫一家（伊万站在后面），1938年摄于切尔登镇

别尔津尝试——不能说没有成功——解决这个难题：既要开发这一偏远苦寒之地，又要设法改造这些囚犯的灵魂。判处10年徒刑的人，如果积累足够的工作成绩，便可在两至三年之内获释。在别尔津的治理下，食物充足良好，冬天工作4到6小时，夏日工作10小时。虽是囚犯，仍能领取相当优渥的薪金，得以资助家人，一旦刑满释放返回内地，绝无囊中羞涩的窘态……当时的坟场很少，那些科雷马的早期居民，在后来人的眼中，似乎是长生不老的。(196)

维舍拉本身在1934年被废除，因为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的纸浆造纸厂已是工业中心，成为乌拉尔北部的经济重镇，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入工厂。

工业的兴起需要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专家。伊万·乌戈列茨基赫1920年出生于费奥多尔措沃村的农民家庭——位于乌拉尔的切尔登镇。他父亲因是“富农”，不准加入集体农庄，只好逃到切尔登镇，在河上的驳船工作，专门向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纸浆造纸厂运送木材。父亲的哥哥和叔叔也在那里的劳改营服刑。伊万从小就有强烈的上进心，父亲总是叫他学会一门专长。伊万回忆：“我们的居住地很落后，没有任何工业。我的梦想是去彼尔姆，但太远，买不起票……最主要的是学会一门手艺，要不然就真没有前途了。”他14岁之后仍能学习的唯一地方，就是附属于纸浆造纸厂的工厂技校。伊万回忆，那里所有的老师都是维舍拉的前囚犯：

他们是工程师和其他方面的专家，来自劳改营，教我们学造纸和电工。我学的是电工，后来又在造纸厂工作。我能在任何城市、任何工厂找到工作，因为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技术工人极受欢迎。我甚至去了彼尔姆，在内河航船的码头工作……我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父母也为我感到骄傲。(197)

数百万的农民子弟来到城镇，为自己努力谋求全新的身份。从1928到1932年，城市人口以每周增加5万人的速度突飞猛进。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对消费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家穷于应付。但在五年计划中，这并不属于苏维埃的优先考虑。所以，1928年之后食品、燃料、各式生活用品均实施配给制。由于私营贸易受到压制，大街上一片灰暗，餐馆和咖啡馆逐一消失，商店橱窗空空如也，人们衣着寒酸。亚历山大·巴尔米讷时任苏维埃外交官，在国外待了4年后，于1930年返回莫斯科，他震惊于首都的经济困境：

1922至1928年，莫斯科经历了经济好转，如今却显现令人震惊的变化。每一张脸、每一家门面，都充满着无可置疑的痛苦、疲惫、冷漠。几乎找不到还在营业的商店，罕见的陈列橱窗里弥漫着萧条的气氛，除了纸箱和食品罐头，橱窗内什么也没有。店员在张贴“无货”的标签，所带的神情与其说是轻率，毋宁说是绝望。每个人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其质量真是难以形容，我身上的巴黎西装让我不知所措、无地自容。什么都短缺，尤其是肥皂、靴子、蔬菜、肉类、黄油、脂肪类食品。(198)

住房情况更是糟糕透顶。1928年，苏维埃城市居民平均只有5.8平方米的生活空间，但多数最贫穷的工人，其居住面积仅有1至2平方米。有一位美国人如此描述莫斯科工人的生活条件：

库兹涅佐夫与约550名男女，一起住在800英尺长、15英尺宽的木屋中。它容纳500张窄床，填塞床垫的是稻草或干叶，没有枕头或毯子……有些人没有床，只能睡在地板或木箱上。有时，一张床供多人轮班使用，没有提供隐私的帷幕或墙壁……也没有壁橱或衣柜，因为每个人拥有的衣服早已穿在身上。(199)

很多出身农民的工人，本来就对私人空间抱有极小的期望。在自己村庄时，一家人传统上使用同一口大碗，在炉子旁的长炕上一起挤睡。尽管如此，搬进城镇后必须与其他家庭共享生存空间，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大冲击。

娜杰日达·普霍娃1912年出生于普斯科夫省的农民大家庭，1929年逃离集体农庄，来到列宁格勒工业郊区的科尔皮诺，在伊若拉机器制造厂找到工作。她在工厂附近租了一栋木屋的底层房间的一角，那个房间既大，又不挡风，全靠普里默斯式煤油炉取暖，但配有厨房、厕所和直通院子的入口。娜杰日达就是在此遇上了未来的丈夫亚历山大。他来自雅罗斯拉夫尔省的雷宾斯克地区，也是农民，排行老大，新近才来到科尔皮诺，充当汽车修理工的学徒。房东是他的远房亲戚，让他租用楼上房间的一角。结婚后，亚历山大搬至楼下与娜杰日达同住，给床铺围上帘子，以求点滴的隐私。共有16人住在这一个大房间，其中有一名妓女，晚上常常带回客人；还有一名消防员，清晨4点就要去上班。娜杰日达回忆：“我们都睡不好。消防员睡在隔壁的床位，会在深夜起床，点燃火柴，察看时间。奥莉加[妓女]总是把男人带进带出，还威胁说，如果有人报警，她就会杀了我们，大家都变得神经兮兮的。”冬季，亚历山大在雅罗斯拉夫尔城的亲戚会来借宿，或是找工作，或是出售自制的毡靴，以补充他们集体农庄的收入。“他们都会来——姨妈、叔叔、姐妹、携带妻子的兄弟。”娜杰日达回忆：

我十分震惊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此的肮脏、原始，一点也不像我在普斯科夫城的生活，我父母的房子总是十分干净。亚历山大的亲戚睡在地板上——为了保暖，女人盖毯子，男人只盖自己的长袍，令我们的房间闻起来像马厩。(200)

奥布霍沃村戈洛温家的铁床（2005年摄于佩斯托沃）。与安东尼娜回忆的传奇色彩相比，它显得平淡无奇

戈洛温一家也走上迁徙到城镇的路。1933年2月，尼古拉终于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获释，但受到警告，不得前往沙尔铁定居地与妻子儿女团聚，否则就会再一次被捕。他只得搬去沃洛格达附近的小镇佩斯托沃，设法在建筑工地找到一份木匠工作。像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其他省城一样，佩斯托沃充斥着逃亡的“富农”，其中有叶夫多基娅的弟弟伊万·索伯列夫——他曾是神父，但布尔什维克关闭了他的教堂。他改名换姓后，开始在伐木业中充任会计。尼古拉升为工地上的工作队长后，就搬进了护林员放弃的小木屋，家庭大团圆渐渐成形。儿子小尼古拉从白海运河来到佩斯托沃，加入父亲的工作队——运河在1933年8月完成，作为对他们辛勤劳动的奖励，1.2万名囚犯获释。当初遭难时，另一个儿子伊万逃离奥布霍沃村，在西伯利亚游荡数年，现在也来到佩斯托沃，同样加入父亲的工作队。下一个是女儿玛丽亚，她在1934年寻来，当初也是潜逃者，作为“富农”的女儿流浪了3年。她担惊受怕够了，遂改名换姓，嫁与一名布尔什维克工人；当他发现她的真实身份后，不但拳脚相加，还将她抛弃。最后在1934年12月，经过数月向乌斯秋兹地区政治警察的书面请求，妻子、安东尼娜、托利亚、阿列克谢得以安全离开“特殊定居地”，与尼古拉重聚。尼古拉安家的护林员小木屋实在太小，但曾在营房度过三载的安东尼娜，却把它当成了天堂：

这只是一个小房间，放着一张铁床——即我们被逐时，邻居普日宁为我们保存下来的——那是父母睡的床，也是他们的子女出生的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床，确切无误。它的床架上有同样的镀镍小球和床垫，这是我们旧日生活唯一的纪念。(201)

四

1932年9月3日，两名男孩被发现死于格拉西莫夫克村附近的森林——位于西伯利亚的西部。据报道，他们是被亲戚刺死的，因为其中年长的15岁男孩帕夫利克是少先队积极分子，向苏维埃举报了自己的“富农”父亲特罗菲姆·莫罗佐夫，所以亲戚施以报复。事实、谎言、政治阴谋相互交叉、纠缠，很难弄清真相。从调查的一开始，苏维埃报刊和警察就把谋杀当做一种政治犯罪：帕夫利克是少先队模范，杀人者是“富农反革命分子”。

格拉西莫夫克村是一个偏远的森林村庄，靠近塔夫达镇——在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东北方向，相距350公里。这个村的周围都是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晚上，村民们能听到警卫犬的吠叫。格拉西莫夫克村又是一个悲惨的所在，最穷的农民拥有一头牛，最富的拥有两头，拥有茶炊的只有9户人家。简陋的学校建于1931年的年底，只有一位老师和13本书。如同西伯利亚西部的其他农民一样，格拉西莫夫克村的村民非常独立。为了赢得土地和自由，他们在19世纪从俄罗斯中部东迁至此，故不愿加入集体农庄。1931年8月，没有一家签署协议加入集体农庄，难怪苏维埃报刊斥之为“富农的巢穴”。(202)

特罗菲姆·莫罗佐夫头脑清醒、勤劳，家境一般，曾在内战中参加红军，两次受伤。他颇得老乡尊敬，到 1931年秋季，已是第3次当选为村苏维埃主席。有人向政治警察举报他出售假证件给“特殊定居地”的“富农”流放者，他儿子可能就是报案人。与苏维埃报刊的宣传相反，帕夫利克其实不是少先队员（格拉西莫夫克村根本没有少先队组织），但显然有如此的憧憬。他在开学后参与了宣传鼓动工作，便与警方愈益接近。在格拉西莫夫克村，帕夫利克素有举报犯错邻居的名声（村民数年后回忆，一直把他视为“烂小子”）。因为父亲抛弃自己的家庭，喜欢上了另一名女子，他一直怀恨在心。帕夫利克作为长子，必须照顾母亲塔蒂亚娜——她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妇，似乎因特罗菲姆的出走而有些精神失衡，又因妒火中烧，可能曾煽动帕夫利克打小报告。1931年11月，对特罗菲姆的审判在学校举行。据报道，帕夫利克当众谴责父亲的罪行，特罗菲姆随之大喊“我是你的父亲”，男孩告诉法官：“是的，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已不再认他为父亲。我这样做，不是作为谁的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特罗菲姆被送去远北的劳改营，后来遭枪决。(203)

帕夫利克基于自己在审判中的表现不凡而变得愈加大胆，开始举报隐藏谷物或反对集体农庄的村民。他的行为得到了9岁的弟弟费奥多尔的帮助。村民对兄弟俩的所作所为异常愤怒。帕夫利克的祖父谢尔盖·莫罗佐夫禁止兄弟俩上门，其他亲戚则试图阻止他们举报。但目前还没证据表明，亲戚参与了谋杀，很可能仅是青少年之间斗殴的结果，包括帕夫利克的堂弟达尼拉，双方曾为马具和枪支发生争执。(204)

谋杀事件一旦上了当地媒体，接踵而至的调查立即趋于政治化。达尼拉受到压力，要指控自己的祖父谢尔盖为凶手，支持此一指控的还有另外两名家庭成员：为儿子夭亡愿意指控任何人的塔蒂亚娜，以及帕夫利克的表弟伊万·波图帕契克。后者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和警察帮手，在此案中表现积极，被吸收入党。最终，莫罗佐夫“富农家族”的5名成员在1932年11月接受审判：帕夫利克的伯父和教父，被控策划谋杀；祖父和堂弟达尼拉，被控是谋杀执行人；祖母，被控将两名男孩骗去树林。从公审的一开始，他们的罪名就仿佛已经获得证实（检察官援引斯大林有关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讲话，来证明凶手的政治动机），审判不过是一次做秀。5人中的4个被判处“最重的处罚”——由行刑队枪决。不知何故，帕夫利克的伯父命大，逃过此劫。(205)

事到如今，全国新闻界已得出自己的结论。格拉西莫夫克村是俄罗斯落后农民的象征，莫罗佐夫家族是家长制“富农”家庭的典型，集体化就是要将之横扫一空。帕夫利克很快成为英雄，一场个人崇拜的宣传活动在1933年秋天推出。高尔基呼吁为这位年轻的烈士建造纪念碑，认为他“懂得血缘的亲属可能是精神上的敌人。对这样的人，决不能姑息养奸”。(206)这场个人崇拜无远弗届，故事、电影、诗歌、戏剧、传记、歌曲，都把帕夫利克描绘成一名完美的少先队员，他身在家中，却是党的忠实岗哨。他牺牲自己父亲的无私勇气，应该成为苏维埃全体小学生的榜样。对他的崇拜在道德准则和情感上，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孩子。他们从帕夫利克的身上学到，与亲人之爱及其他个人关系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则是更为高尚的美德。举报朋友和亲戚不是可耻的，反而是爱国热忱的表现——这种想法借助于这场个人崇拜，植入千百万人的脑子，成了对每个苏维埃公民的切实期待。(207)

莫罗佐夫故事的教训，到底在谁的身上产生了最深的影响？根据采访资料，在父母明确界定道德原则的稳定家庭中，仅有极少数孩子受到影响。不过在今天，我们是以大恐怖时代的背景来理解此类尴尬话题，记忆是靠不住的。现在看来，对在不稳定或受压迫家庭长大的孩子来说，帕夫利克的确是积极向上的榜样。在那些环境中，成年人的影响太弱，无法抗衡苏维埃政权的思想。这场个人崇拜的鼓吹者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帕维尔·索洛缅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的记者，他的报道首次引起苏维埃公众对帕夫利克的关注。他自己还是孩子时，就曾逃离残暴的继父，在一系列孤儿院长大成人。高尔基被逐出祖父的家——那是个残酷且落后的所在，男人借酒浇愁，女人向上帝寻求安慰——9岁起就在伏尔加河的工业城镇自生自灭。对具有如此不幸背景的人来说，帕夫利克就是一名英雄，因为他摆脱了自己家庭的“黑暗”生活，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积极投入公共事业，找到更高层次的少先队“家庭”，加入党和苏维埃人民的行列，迈向“光辉灿烂的未来”。帕夫利克的故事尤其对孤儿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从未受到家庭生活的影响，弄不清男孩举报父亲究竟错在哪里。他们由国家带大，一直接受思想灌输，要忠于和感谢把自己从贫困中救出来的国家。他们还被告知，出生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苏联真是三生有幸，否则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2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3岁，因父母被捕而被送进孤儿院，并换了新名字。他从没弄清自己的真名，也不知道父母姓甚名谁、何等人士、为何被捕以及被捕后的去向。儿童之家的政策就是擦去原来的身份，把米哈伊尔之类的孩子，重塑成“苏维埃公民”。米哈伊尔还是小男孩时就深受莫罗佐夫故事的影响，孤儿们很小就开始反复接受此类教育。他认为帕夫利克是一名“真正的英雄”，梦想自己向他看齐，也能“抓到一名间谍”。回顾童年，他认为假如自己与家人一起长大，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会有很大的不同：

与正常儿童相比，我们这些孤儿对生活只有非常贫乏的了解。我们失去家庭活动、厨房饭桌上的对话，以及一切非官方信息。在我看来，那种信息才是最重要的，它塑造了儿童对人生的看法，以及自己与外界的关系。我们的“世界之窗”只是课堂、少先队、墙角的红色电台、《少先队真理报》。它们所有的信息都千篇一律，解读的方法也只有一种。(208)

帕夫利克的故事广受欢迎，尤其在年轻人中更是如此，这更加深了家长制农村的旧世界与苏维埃政权的城镇新世界之间的文化代沟，并在许多家庭内造成分裂。农村人口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有文化。根据1926年的人口普查，农村人口的39%低于15岁（低于20岁的超过一半），20岁出头的农家小伙识字率是父辈的两倍多（同年龄的农家女子识字率高达母辈的5倍）。他们在苏维埃学校接受教育，不再接受父母亲人生态度和信仰。许多人通过少先队和共青团，信心倍增，不愿再受父母的控制。他们不愿上教堂、佩戴十字架，拒绝遵循宗教的仪式，往往捧出苏维埃政权作为此类问题的新权威，有时导致与父母起争执。他们越来越向往城市，向往城市里的信息和价值观。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城镇的流行文化蔓延至偏远的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不愿留在农村，希望进城。这愈加促使农村孩子认为，与农村相比，城镇的生活方式更好，更有文化。20世纪20年代中期，共青团在沃罗涅日省农业最发达地区的调查发现，85%的共青团员来自农民家庭，但只有3%的共青团员愿意继续务农。大多数的农村孩子想离开农村：或去城市的商店或办公室上班，或上大学、进入工业领域，或参军。(209)

梅德韦杰夫一家因老一辈与青年之间的分歧而变得七零八碎。安德烈·梅德韦杰夫1880年出生于奥布洛夫卡村——在莫斯科的东南方，相距570公里——旁边有连结坦波夫和巴拉绍夫的铁路线。他是一名铁匠，冬天帮富裕农家修理金属屋顶，夏天和5位兄弟在父亲费奥多尔的家庭农庄上干活，全家共有17人。费奥多尔是农民大家长，又是虔诚的东正教徒，白发垂肩，全以旧法治家。他的孙女回忆：“我们遵守古老的习俗，大家吃饭使用同一只大碗。祖父以勺敲碗，就是大家开始吃饭的信号。他不开口，没人敢作声。”

1923年，安德烈与年龄仅有他一半的阿廖娜结婚。她和家人1917年逃离饥饿的彼得格勒，来到坦波夫的乡下。阿廖娜来自贫困的劳工家庭。她的父亲是铁路搬运工，妻子去世后，一人抚养7个孩子，在坦波夫帮做农活，勉强维生。安德烈将年轻的妻子娶进门，1924年女儿尼娜出生。阿廖娜从一开始就发现很难适应夫家的家长制习俗。尽管只上了3年学，她还是当上了村苏维埃的秘书。她开办学校，教村里的孩子——还有许多成人——读书写字。安德烈对书本没有兴趣——梅德韦杰夫家的其他人也一样。阿廖娜从当地集镇把书籍和杂志带回家，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1928年，阿廖娜的学校变成共青团扫盲运动中的扫盲点，这是反宗教、反家长制文化的苏维埃运动之一。她又成为共产党妇女部的积极分子，常常要去镇上开会。费奥多尔对她的独立性深感震惊，威胁说要把她赶出家门，也因此经常与安德烈发生争执。安德烈自己是村苏维埃的干部，即使善妒，不赞成妻子单独去镇上，但还是予以支持。

1929年9月，奥布洛夫卡村成立集体农庄。虽然村里67户家庭中只有29户同意加入，但被认为已经足够。安德烈当选为集体农庄的主席，但费奥多尔拒绝加入，他的奶牛刚生牛犊，不愿放弃。父子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尼娜回忆：“如果母亲不拦着，他俩早已把对方杀死了。他们开口大骂，并发誓分道扬镳。”家庭农庄分给了各位成员，安德烈带上自己的一份加入了集体农庄，而81岁的费奥多尔仍然单干。4个月后，老人作为“富农”被捕——缘于村苏维埃的报告，奥布洛夫卡全村共逮捕了12名“富农”。费奥多尔的房子被砸，自己被流放去西伯利亚，但家庭戏剧仍没落幕。安德烈身为集体农庄主席，把前途寄托在农村，但阿廖娜向往城镇，主要是想找到治愈女儿尼娜的好办法。尼娜因病失明，需要特殊的照顾。1930年4月，阿廖娜离开安德烈，与尼娜一起回到列宁格勒，向亲戚的朋友租借了房间的一角。尼娜回忆：“我们只有4平方米，刚好能放一张窄床、床头柜和两把小椅子。我睡椅子，妈妈睡床。”家人分离两年后，安德烈也在1932年10月来到列宁格勒，亲情战胜了他对集体农庄的承诺。梅德韦杰夫一家搬去市中心一个较大的房间，阿廖娜在尼娜的学校教书，安德烈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程部门从事屋顶修建工作。(210)

像梅德韦杰夫家一样，许多家庭屈服于集体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压力。集体化只是俄罗斯农民所经历的一系列社会剧变的最后一幕——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革命、内战、饿死数百万人的饥荒——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最惨痛的。因为它在是否接受苏维埃生活方式方面，迫使父子反目，拆散了许多家庭。究竟有多少儿子真的举报了自己的父亲？这很难说，肯定有，只是没有像苏维埃报刊所报道的那么多。20世纪30年代，报刊给人的印象是，农村中充满了真实生活中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据报道，一个名叫索罗金的少先队员看到父亲偷集体农庄的粮食，报警把父亲给抓了起来；小学生谢廖扎·法捷耶夫告诉校长，父亲悄悄囤积了大量土豆；13岁男孩普罗尼亚·科利宾举报母亲偷窃集体农庄的粮食（他获得奖励，前往克里米亚的著名少先队度假营阿尔捷克，母亲则被送去劳改营）。(211)

少先队鼓励孩子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学习，举报自己的父母。少先队经常参与看管集体农庄的田园，举报窃取粮食的农民。《少先队真理报》登载年轻举报人的姓名，列出他们的功绩。20世纪30年代，在对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个人崇拜的高潮中，真正的少先队员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几乎都要揭发自己的亲人。一份省级杂志警告，没有举报自己家人的少先队员，应受到怀疑，如果发现是由于缺乏警惕性，少先队员自己也应受到举报。在这种氛围中，家长们害怕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说话也就不足为怪了。一位医生回忆：

我从不在孩子面前说斯大林的不好。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故事出来之后，你害怕说漏嘴，甚至在自己儿子面前也一样。因为他可能会在学校里无心提及，有关部门就会记下，问男孩“是从哪里听到的”。他会说：“爸爸说的，爸爸不会错的。”你自己还浑然不知，却已陷入了莫大的困境。(212)

亚历山大·马里安的父亲就是这样遇上麻烦的。亚历山大的家乡马拉什蒂村在乌克兰的西南部，靠近蒂拉斯波尔城。他是共青团干部，1932年他17岁时曾写信给警方，举报父亲季莫费。亚历山大是集体化的狂热支持者，积极拥护反对“富农”的战争。他在1931年6月8日日记中，称“富农”是“苏联最后且最大的剥削阶级”。季莫费不同意，对集体化牢骚满腹，在儿子面前也不忌讳，马上被儿子举报。季莫费被捕后被送进劳改营。亚历山大在1933年10月的日记中，记下了与共青团同志的交谈。后者声称，既然亚历山大的父亲有“反革命”思想，他就不适宜担任干部一职。亚历山大写道：

我不得不向他解释，我父亲的被捕是应我的要求。他之所以持有反苏立场，归罪于他在奥地利当战俘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带回了对奥地利秩序的钟爱，坚信他在奥地利看到的资产阶级小农庄，才是创造农业财富的关键……他只是简单地把集体化初期的错误当做了动乱，而不是暂时的并发症。他如果知道辩证法，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就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公开认错。(213)

这种基于狂热意识的检举可能相当罕见。更为常见的是年轻人被动应付，宁可断绝关系也不检举家人，而且也要等到亲人已经暴露成“敌人”之后才会如此。他们接受学校和少先队的灌输，意识到如不与被捕的亲人划清界限，反而会危及自己的前途。左右这种行为的，往往有复杂的压力和考虑。除非抛弃被捕的亲人，以此证明自己时刻警惕着并且一切忠于苏维埃，否则他们自己可能遭到少先队和共青团的驱逐，不能就读大学或就业。因此有成千上万印在苏维埃报刊上的公式化通告：

我，尼古拉·伊万诺夫，与我曾是神父的父亲断绝关系。他多年来欺骗他人，宣称上帝的存在。我要切断与他的一切关系，这就是理由。(214)

这些背弃可能得到了父母的鼓励。父母很清楚，孩子如果想在苏维埃社会谋求上进，必须与自己脱离关系。例如，1932年，一名来自克列缅丘格城附近传统犹太家庭的16岁男孩，给当地意第绪语的报纸写信，声明脱离自己家庭的落后生活：

我拒绝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我觉得，真正的父亲是共青团，能教我学会生活中的大事；真正的母亲是我们的祖国；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人民才是我的家人。

根据后来对他妹妹的采访，男孩是在父亲的坚持下才写下这篇声明的。那个女孩回忆道：

我14岁那年，父亲把我和哥哥叫进房间，解释说他的生活方式不合时宜，不想我们重复他的错误，譬如遵循犹太人的宗教传统。他说，我们必须去找学校墙报的编辑，宣布我们开始了新生活，不愿与父亲的宗教过去有任何瓜葛。父亲硬要我们这样做，还说，这样做不会给他带来困扰，只会为我们开辟美好的前景。(215)

迫使年轻人背弃自己亲人的不仅仅是野心，还有其他因素。此类断绝关系的公开信，大多写于离家上大学或进城工作的前夕。这是新身份的宣言，也是对苏维埃梦想和目标的承诺。20世纪30年代初充满了巨大的机遇和社会流动性：工人的子女有望成为专业人士；农民的孩子梦想进城。苏维埃的宣传对症下药，刻意鼓动这类抱负，把对个人成功的崇拜放到了五年计划的中心位置。电影、书籍、歌曲，都突出无产阶级“普通英雄”的功勋——工程师、科学家、劳动模范、飞行员、勘探人员、芭蕾舞演员、男女运动员——给苏联带来荣耀。年轻人受到鼓励，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工作也可取得同样的成就，以此证明自己无愧于苏维埃公民的称号。

最重视这种抱负的往往是“富农”和其他苏维埃“敌人”的子女——这个悖论恰好又是“富农”父亲和他们的儿子之间冲突的症结。子女从小就背上出身不好的烙印，一直希望成为社会上的平等成员，唯一途径就是诀别自己的过去。有些背弃自己的“富农”亲人，有些在自述中避而不谈，还有些声称他们已“死去或消失”。这种否认往往是生存所必需的，但相关的记忆仍可唤起悔恨和羞耻。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曾经举报他人，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相对“正常”，追求各自的事业，而父母却消失于古拉格。他们接受苏维埃制度，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尽管心里很清楚，该制度已将自己的家庭摧毁。

对这些悔恨情感的表达，没人比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更为有力。他1910年出生于斯摩棱斯克省的扎戈列村；父亲特里凡是铁匠，夫妇俩养育了7个孩子，生活中等，尚算舒适。亚历山大年纪轻轻就是共产主义者，1924年加入共青团，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他经常因政治问题与父亲发生争论，曾两次离家出走，因为无法接受家人的农民生活方式。1927年，他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RAPP），搬到斯摩棱斯克，在共青团报纸《青年同志》（Young Comrade）上发表了第一首诗《写给父亲和富人》：

你家没有缺乏，

你富裕——我观察，

所有有墙有顶的农舍中，

最好的是你家。(216)

1930年的春天，当局向特里凡课以重税。他担心被捕，逃去顿巴斯寻找工作；到秋天，儿子伊万（当时17岁）和康斯坦丁（22岁）相继跟来。他们认为，跑去寻找父亲会减轻母亲的负担。伊万在当年冬天回家，却发现自己已成“富农”的儿子，无法上学。1931年3月，除了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家都被逐出扎戈列村，康斯坦丁（已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和特里凡（一从顿巴斯归来即被逮捕）也加入了家人的流放行列，前往乌拉尔。在随后两年中，他们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进进出出，四处潜逃，如果能找到国内护照制度中的漏洞，就在工厂和矿区打打零工。家人时聚时散，直到1932年秋季。其时，特里凡在乌拉尔的下塔吉尔镇工厂找到了一份铁匠工作。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在斯摩棱斯克的教育学院学习，努力成为年轻诗人。他的第一首长诗《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1931年），描绘了集体农庄生活的灿烂图景。他在学院的学生会议上发言，赞成反对“富农”的运动，但他显然对家人的遭遇感到不安。1931年春天，他去拜访地区党委书记鲁缅采夫，希望他能从中斡旋，以减轻他们的磨难。特瓦尔多夫斯基在1954年回忆，鲁缅采夫却说“生活当中，有时必须在家庭和革命之间作出选择”。那次会谈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被选为“动摇分子”，苏维埃当局要考察他的忠诚。他在文学会议中，被攻击为“富农”的儿子。他得以躲避厄运，全仗当地作家阿德里安·马克多诺夫为他作了勇敢且积极的辩解（后来自己却入了狱）。(217)

由于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特瓦尔多夫斯基刻意疏远家人。1931年春天，父母从乌拉尔的利亚利亚“特殊定居地”给他写信。他们并不指望经济上的帮助——因为他们知道儿子自己也很拮据。伊万在1988年回忆：“他们只希望，他也许想与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保持联系。”伊万继续讲述了后面的故事：

亚历山大回过两次信。他在第一封信中答应帮忙，但很快寄来第二封信，内含我难以忘怀的字句：“我的亲人们！我既不是野蛮人，也不是动物。我要你们坚强起来，要有耐心，努力工作。消灭富农阶级，并不意味着消灭富农本身，更不会是消灭孩子……”再后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不能给你们写信……也不要写信给我。”

当这封信读给伊万的母亲听时，她——

低下头，坐在板凳上，陷入深思，然后大声讲出话来。她不是讲给我们听，而是讲给自己听，用来说服自己仍拥有儿子的爱和忠诚。她说：“我知道，我觉得，我相信……他并不容易。我儿子当然是别无选择，人生就像旋转木马，你又能如何呢？”(218)

两个月后，即1931年8月，特里凡带上小儿子帕夫利克逃离利亚利亚定居地，其余的人都留在原地。一个月后，他们到达斯摩棱斯克，前往苏维埃大楼寻找亚历山大，知道他在那里的编辑部工作。特里凡叫门卫打电话给儿子，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知道他来信的内容，但我想：他是我儿子！至少可以帮帮帕夫拉希卡[帕夫利克]。一个小男孩，他的亲兄弟，能给他带来什么危害呢？亚历山大出来了。上帝保佑，与儿子见面，怎么会如此担惊受怕的！我在恐慌中看着他，他已长大，修长又帅气！他父亲的儿子！他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我们，然后开口，不是说“你好，爸爸”，而是一句：“你怎么来的？”

“修罗[亚历山大]！我的儿子！我们正在饥饿、疾病、任意处罚中慢慢死去！” 我回答。

“那么，你是逃出来的？”他突然问，这似乎不是他自己的声音，他的目光也变得异样，似乎要把我钉在地上。

我保持沉默——我能说什么呢？只能如此了——我只是为帕夫拉希卡感到遗憾，他只是一个小男孩，希望得到哥哥的爱，没有想到如此的结局！

“我只能把你们送回原地，免费。”——这是亚历山大的原话。

我知道，进一步的请求或乞求都已无济于事。我只让他等一等，因为我还要去斯托尔波沃镇向朋友讨债，等我回来后，听凭他安排。他显然有些吃惊。

“那好，你走吧。”他说。

特里凡在斯托尔波沃镇找到朋友一起喝酒，帕夫利克在一边睡着了。午夜时分，警察赶来逮捕特里凡，因为亚历山大已把他出卖。(219)

亚历山大再次看见或听闻家人的消息已是4年之后。在这段时间，伊万认为，亚历山大只能将自己的内疚注入他从未发表的诗里：

你是谁，兄弟？

你好吗，兄弟？

你在何处，兄弟？

在哪一条白海运河？

——《兄弟》，1933年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1940年

1935年，伊万前往斯摩棱斯克找亚历山大。他逃离“特殊定居地”，在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镇漂泊3年，以打零工为生，但渴望回到自己的故乡，也想让哥哥知道家人的近况。兄弟俩仅有两次简短的会面，亚历山大告诫弟弟赶快离开斯摩棱斯克：“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只会发现不愉快而已。相比之下，生活在这里对我很重要，这里的人都认识我！”(220)

伊万当时对哥哥存有太多的抱怨，到了晚年，才渐渐理解亚历山大承受的压力：他必须留在人们认识和尊重自己的地方，所取得的成功又能提供某种保护。对哥哥的选择，伊万不无同情：

我敢说，我的到访激起了他的内疚和自责。他忘不了写给流放中的我们的信，也忘不了他与父亲在苏维埃大楼的见面，我为他感到遗憾。不管我喜欢与否，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一名真诚的共青团员，自20世纪20年代起，矢志不渝。我现在认为，亚历山大亲眼目睹了伤害自己父母和兄弟姐妹的革命暴力，虽然是不公且错误的，却变成了一种考验，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共青团员。也许他并不想向别人证明——只想证明给自己。毫无疑问，他以这种方式来自我说服：“每一名富农都是某某人的父亲，他的孩子是某某人的兄弟姐妹。我的家人凭什么与众不同呢？要勇敢，要坚强，决不向抽象的人道主义和阶级利益之外的情感低头。”他的逻辑是：你如果支持集体化，就意味着你也支持消灭富农阶级；在道德上，你没有权利要求自己父亲获得例外的待遇。亚历山大可能在心里为家人哀痛，不过，我们家也仅是众多富农家庭之一而已。(221)

五

1928至1932年的“大转变”，摧毁了维系家庭和社区的旧关系和旧忠诚，创造了以人与国家的关系来定位的新社会。在这个制度中，社会阶级是至关重要的：国家推崇“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但阶级又不是固定或僵化的，数百万人离开家园，变换工作，在全国各地搬来迁去，很容易改变或重塑自己的阶级身份。只要有助于上进，大家都学会了编造自己的阶级身份。他们变得越来越聪明，或隐瞒和掩饰自己的不纯出身，或文饰自己的履历，使之显得更像“无产阶级”。

“自我改造”的概念，在布尔什维克的圈子里是非常流行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中心，就是要清除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的冲动，创造更高层次的人格（苏维埃新人）。一位党领袖在1929年写道：“我们都是过来人，身上仍存有以往的弊病。我们在自己的身上，就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自我改造。”(222)同时，人们能改变和操控自己的阶级身份，又给党领导带来极大的焦虑。(223)他们普遍担心，涌入城镇的大量破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富农”、商人、教士等），将稀释“无产阶级”的纯度——“无产阶级”是他们想象中支持专政的社会基础——党内会充斥隐瞒自己出身的“自私自利者”和冒险家。

苏维埃报刊上有不少此类骗子故事，最有名的是弗拉基米尔·格罗莫夫。他冒名顶替，自称是熟练的工程师和获奖的建筑师，在1935年被判处10年劳改，去白海运河工地服刑。格罗莫夫使用伪造的文件，获得高薪工作和莫斯科的高级公寓，甚至说服后勤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向他预支了100万卢布。(224)对冒名顶替者的担忧，折射出党领导的深刻焦虑，直接影响了之后的大清洗文化。大清洗中激烈的指控，就是为了要彻底揭露暗藏“敌人”的真实身份。整个20世纪30年代，党领导鼓励人们相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都有可能躲在假面具之后——这种观念，既毒害了人际关系，又为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推波助澜。艾莱娜·邦纳的弟弟在父亲被捕后曾说：“看，人民公敌到底是什么嘴脸，有的甚至伪装成父亲。”(225)

除了集体化，伴随五年计划的还有一场对“阶级敌人”和“异己分子”的大清洗，以铲除潜在的反对和异议。随着国内护照制度的引入，警方奉命加强措施，把“社会不纯分子”——“富农”、教士、商人、罪犯、“寄生虫”、妓女、吉普赛人及其他族裔（芬兰人、朝鲜人、伏尔加德裔等）——赶出城镇。(226)害怕自己受到社会的排斥，驱使数百万人隐瞒自己的出身。在理论上，自我改造是可行的，但过程可能很长，很不确定。隐瞒似乎更加可靠，更是为社会接受的捷径。20世纪30年代初的混乱时期，改变自己的身份相对比较容易，或搬去另一城市，或领取新的档案。假档案很容易获得，或通过行贿，或向每个集镇都有的伪造者购买。如果要漂亮的履历，甚至无需花费钱财。很多人干脆扔掉旧的，换一个苏维埃政府申请新的履历表，填上不同的履历，甚至还可篡改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227)各省的苏维埃官员和警察，其低效和腐败是众所周知的。

对于女性而言，婚姻是掩饰自己社会出身的又一途径。安娜·杜博娃1916年出生于斯摩棱斯克省的农民大家庭。父亲1929年作为“富农”被捕，被送去波多利斯克的建筑工地——就在莫斯科的南边，妻子和孩子也跟了过去。母亲得到兔场的一份工作，安娜就读于附属于面包厂的工厂技校，原以为可以回归为“正常”人，却没想到安娜姐姐的共青团员朋友，站出来揭发她们在隐瞒“富农”出身。杜博夫一家全遭驱逐，丢失了所有的财产和居住权。父母带着年幼的孩子去了莫斯科以东200公里的勒热夫地区，住在父亲亲戚的草棚内；安娜逃到莫斯科。姐姐嫁给了当地人，她让安娜睡在自己小房间里的地板上。安娜没有居住证，纯属非法居留，却仍在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她从工厂技校毕业，成了布尔什维克蛋糕工厂的糕点厨师，专门从事蛋糕的装饰工作。她的前途开始变得光明，但危险始终存在：“富农”出身和非法居留一旦暴露，她将失去一切。她在20世纪90年代的采访中说：

那段时间里，每当看到警察，我就很怕。因为在我眼中，他会告诉大家，我有嫌疑。所以我结了婚，只是为了能掩饰我的背景……我丈夫是个贫农，又是共青团员，在莫斯科附近的村苏维埃担任秘书。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他的工作就是识别和剥夺富农……我的婚姻只是一种伪装。我没有地方住，结婚之后，才有自己的一小间。上床睡觉时，我会自言自语，亲爱的主呀，我竟睡在自己的床上。

变成“无产阶级”的西蒙诺夫，1933年

安娜的丈夫很善良，就是喝酒太多。“我一直在做梦——‘主啊，要是能嫁给一位体面人，那该多好啊。’我和他朝夕相处，即便已经生下女儿，却还在梦想有一位体面的丈夫。”(228)

被迫过这种双重生活的人，需要不时承受曝光的威胁。有一名前秘密警察上校，还是共产党的模范，一直隐瞒自己的贵族出身。他回忆道：“我一直处在恐惧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假如我的真相突然暴露’，我所努力的、我为自己和家人所建立的、我的生活、我的职业生涯，都会轰然倒塌。”除了恐惧，还有其他相互矛盾的冲动和情感——被动、内向、羞愧、自卑——能在同一人身上，既激起他对苏维埃政权的秘密憎恨，又激起他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决心，以此克服自己的出身不纯。人陷入如此的双重人格，变得得不知所措，其公众形象完全吞噬了他的内心世界。有人这么回忆：“我开始觉得，我就是我正在扮演的人物。”(229)

年轻的西蒙诺夫有过类似的经历。他隐瞒贵族出身，在萨拉托夫的工厂技校学做车床工，填在登记表上的身份是“无产阶级”。西蒙诺夫擅自决定进工厂技校，而继父希望他去高等学院或大学攻读——在他父母的旧世界服务阶层看来，那是理所当然的教育轨迹。但十几岁的西蒙诺夫，为新工业社会的前景而感到无比兴奋。他看到，无产阶级是新兴的统治阶级，亟想加入其中。西蒙诺夫回忆：“这是五年计划的开始，其浪漫精神彻底征服了我。我加入俱乐部，讨论该计划和它的不同版本。它对我的吸引力，远远超过我的中学课程。我的继父非常恼火，我在工厂技校的第一年，他几乎都不理我。”(230)

工厂技校笼罩在激进的、无产阶级的氛围之中。一半学生来自工人家庭，另一半来自儿童之家。作为贵族的儿子，西蒙诺夫在此出格得危机四伏，但他尽量调整，舍弃他少年时的短裤和凉鞋，换上工人的套衫和鸭舌帽，努力与同学们打成一片。西蒙诺夫受无产阶级的吸引，其重要原因在于工人的独立性：“我认为，成人的生活始于他开始上班，赚钱养家。我也要尽快独立，养活自己。”(231)西蒙诺夫加入产业工人的大军，自然也就独立于家庭之外，不再让其贵族背景拖自己的后腿。

为了供自己在萨拉托夫工厂技校学习，西蒙诺夫去生产弹药的通用工厂当学徒，上夜班，组装突击步枪的子弹盒。到1931年春天，他的月收入是15卢布，虽然微薄，对家庭预算来说却是一大贡献。特别是在4月之后，继父亚历山大被捕，15岁的西蒙诺夫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

那次逮捕进行得有条不紊。敲门声在晚上10点钟响起。由于亚历山德拉感到不适，家人早已上床睡觉，亚历山大要到穿戴齐整，方才让警察进入自己的营房公寓。康斯坦丁醒来，发现继父正在用放大镜核对搜查证：

搜查持续了很久。他们做得中规中矩，在两个房间里逐一检查全部的物件，甚至查看我有关金属技术的技校笔记、七年级笔记和母亲的一大堆信件——她喜欢写信，也喜欢所有的亲戚和朋友给她写信……等到他们完成搜查，理好文件和信件，好像还开出了一张被没收物件的清单——也可能我弄错了。我想，终于结束了。其中一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它递给父亲，这是对他的逮捕令。我当时没想到，事后才意识到，不管搜查结果如何，逮捕从一开始就在计划之中。真不忍心看到母亲的反应，尽管她有坚强的性格。她显然病了，一整夜坐着，持续发烧，浑身颤抖。父亲很平静，认真读完那张纸——再一次从背心口袋拿出放大镜——确定它真是一纸逮捕令，然后他简速吻了母亲一下，并告诉她，一旦弄清误会，他就会回来。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一言不发，与逮捕他的人一起离开了。(232)

像亚历山大一样，西蒙诺夫也认为这只是一场误会。他应该知道，许多专家在萨拉托夫被捕，包括继父任教的军事学院的好几名军官。像众多失去亲人的其他人一样，西蒙诺夫也倾向于把继父的被捕，当做一桩乌龙事件。“我认为，其他人肯定有罪，他们是我的敌人，但我无法将他们与我继父联系在一起。”(233)这种区别帮助他维持对苏维埃司法制度的信心。政治警察官员有条不紊的行为——不仅体现在亚历山大被捕之时，西蒙诺夫4年前目睹继父的亲戚叶夫根尼·列别捷夫被捕的过程也是如此——更加强了这一信心。

西蒙诺夫遵照亚历山德拉的命令，向技校老师汇报了逮捕一事。她说，不汇报反而是懦弱的表现。西蒙诺夫没被学校开除，但被告知，最好等到继父获释后再递上他的入团申请表。亚历山德拉和儿子被逐出营房的小公寓，所有家当被扔到街上——包括配有几张板凳的桌子、两个书架、一个衣柜、一张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军用木箱和西蒙诺夫曾睡过的吊床。那天正好大雨滂沱，邻居收容了正在发烧的亚历山德拉，她的儿子则赶去萨拉托夫郊区寻找新的住所。他租好房间后，又找来一个货车司机帮助搬家。终其一生，他永远记住那一天——他第一次挑起家庭的重担，一刹那间，他长大成人。

我没齿不忘，没有怨恨，甚至有点自我得意，因为我证明了我能应付一切。我有一种受伤的感觉，主要是为我的母亲……她不能原谅那些将我们赶走的人。毫无疑问，我仍能记住那些人的名字，因为我对母亲的受辱感同身受，即使我还只是一个男孩……(234)

西蒙诺夫在继父被捕一事上的反应，不是责备和质疑苏维埃政权，而是更加努力工作，以补贴家用。也许，继父的被捕更加强了他的信念：为了保护自己，他必须夯实自己的无产阶级身份。整个夏天，西蒙诺夫白天读书，晚上打工。他获得晋升，成为二级学徒工，工资翻了一番。这足以供奉母亲，还能每周送两个包裹给狱中的继父。亚历山德拉在一所中学教法文和德文，赚取额外的现金。到秋天，亚历山大出狱了。西蒙诺夫回忆：“他拥抱、亲吻母亲，甚至也吻了我，这很不寻常。他好像起了变化，起初我没注意，后来才明白，他的脸色变得阴冷苍白，不再是以前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模样。”(235)

亚历山大并没透露在监狱遭受的折磨，只称所有的指控都被撤销，因为他在“严峻压力”之下也拒绝认罪。西蒙诺夫回忆，在他看来，这件事的教训在于坚定不移：

时至今日[1978年]，我自问：那个夏天发生于萨拉托夫的事件，是否影响了我对生活的态度？是否在我十五六岁的心灵中留下了烙印？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就继父而言，其结果并不出乎意料。他还是原来的他——绝对是思路清晰和认真负责的典范——认识他的人全都相信他的无辜。在那可怕的岁月中，与我们交往的几乎每个人都很友好——那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对继父的审讯，由于他的强大和坚毅，其结局也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它却给我带来不安。我想，如果是一位较为软弱的人，如果承受不了同样的折磨，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令人担忧的想法，久久停留在我的脑中……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这可能是潜意识的。我也已证明，自己可以应付一场危机。(236)

“富农”子女试图掩盖自己的社会出身，其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亚于资产阶级子女和贵族子女。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就读苏维埃学校和大学，不得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不得参军，不得从事较好的职业。他们往往渴望与家人划清界限，以证明自己是“苏维埃公民”，其实质就是害怕自己受排斥。1942年，20岁的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被流放去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地区，他父亲是1935年抵达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人。沃尔夫冈在师范学院学习，同学中的大多数是“富农”子女，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被流放到这个半沙漠地区。他们幼时吃了很多苦，后来才获准上学，很快就要变成教师。莱昂哈德注意到，这使他们的政治身份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

我的大多数同学周末回家，回到卡拉干达周围的[特殊]定居地。他们返校后，谈及自己的父母时，经常义愤填膺。我经常听到他们说：“他们还是不懂！我多次向他们解释集体化的道理，但旧派人永远都不会觉悟！”

这些富农的子女，刚流放至此时还是幼儿，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上已成了斯大林主义者。(237)

很多“富农”子女最终变为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甚至加入国家的镇压机关，开创出一片事业）。对有些人来说，转变的过程涉及一个长期且自觉的“自我改造”，不无心理成本，斯捷潘·波德鲁布尼便是一例。他1914年出生于乌克兰西部文尼察地区的农民家庭，他父亲作为“富农”流放至阿尔汉格尔斯克，他与母亲1929年逃到莫斯科。斯捷潘在《真理报》印刷厂的技校找到一份学徒工，加入共青团，率领工人突击队，编辑墙报（一种宣传鼓动），成为工厂理事会成员，似乎还被警方招募成了举报人。那段时间里，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隐瞒着自己的“富农”出身。他的日记记录了自己的战斗历程：如何清除身上农民老祖宗的病态心理，如何脱胎换骨当上一个苏维埃公民。他尽量阅读正确的书籍，采纳正确的态度，以穿着整齐和学习舞蹈来提高个人修养，在自己身上培养关心公益和保持警惕的苏维埃美德。每年年底，他制订进度表，以便衡量自己“在文化上的进步”（犹如国家机构为五年计划规划每一年的经济进步）。他的“富农”出身，一直是自我厌恶和自我怀疑的根源，一再被视作自己缺点的缘由。他还在思忖，到底能否真正成为社会的平等一员：

1932年9月13日：我已经几次思索自己的生产工作，为何无法从容应付？为什么对我来说总是这么难？有一个念头，我似乎摆脱不掉，像吮吸桦树液一样在吮吸我的血液——那就是我的心理问题。我难道真的是与众不同吗？这个问题使我毛骨悚然，全身发抖。我现在正处在中游，不上也不下，但很容易滑向两端。

波德鲁布尼不时担心自己的出身会暴露出来，会在工作单位（充满“敌人”的巢穴）受到批斗，会被解雇，甚至会被捕。最终，政治警察确实查出了他的“富农”出身，但告诉他，只要他“继续积极配合”，就不会有事。很有可能，波德鲁布尼从此开始举报他的同事。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像是一头困兽——厌恶自己扮演的角色，渴望成为“真正的自己”。

1932年12月8日：我每天的遮掩，我内心的秘密——他们不允许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我不能有任何的自由思想，不能公开、明确地站出来。相反，我不得不鹦鹉学舌，必须走在不平的路面，朝阻力最小的方向。这真是非常糟糕。不知不觉中，我染上了阿谀奉承者和老狐狸的品性：软弱、卑怯，总是屈服。

有一位同学，其“富农”儿子的身份暴露之后，却没有遭到处罚，波德鲁布尼称之为“历史性时刻”。这似乎显示，他可以不必再为自己的出身而痛感耻辱。他满心喜悦，怀着对苏维埃政府的感激来拥抱这种个人的解放。

1935年3月2日：我也能成为苏联大家庭的公民，我热爱使之成为可能的人。我再也不是敌人圈子里的人。我一直害怕敌人，无论何时，无论何处。我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周遭。像大家一样，我可以对各种事物发生兴趣，做一个爱护自己土地的主人，而不是一个向主人叩头的仆人。

6个月后，波德鲁布尼被接收为莫斯科第二医学院的学生。他一直梦想在高等学院学习，但心知肚明，他的“富农”出身将是一大绊脚石。《真理报》印刷厂的共青团支持他的求学申请，对他来说，无疑是首肯了他的苏维埃新身份。(238)

对于许多“富农”子女而言，渴望被认作苏维埃人，亟想成为社会中有价值之人，与其说与政治或个人身份有关，毋宁说应该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非常聪明，精力充沛，积极主动，又继承了父亲尼古拉的强烈个性。她在沙尔铁定居地时，曾是学校里的大队干部，辅导其他学生的阅读。她1934年回到佩斯托沃与父亲重聚，年仅11岁的女孩便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证明自己的价值”。(239)但在新学校，年龄较大的男孩把她当做“富农”的女儿加以嘲弄和虐待（佩斯托沃学校有很多“富农”子女），甚至老师们也会挑剔找碴。有一天，孩子们因行为不端而受训斥。一名资深女教师更是把安东尼娜叫到全班面前，予以特别的惩戒，大声叫嚷：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卑鄙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安东尼娜在回忆录（2001年）中，把此事当做她人生中的决定性时刻。她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喊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迫使她缄默不语。

佩斯托沃学校B班的优秀学生，1936年。13岁的安东尼娜（唯一没穿少先队制服的）站在左侧

突然，我心里泛起一种感觉：我们[富农]与众不同，我们是罪犯，很多事情都没有我们的份。我现在明白，我当时即有一种自卑感，深深陷入恐惧之手。这个政府可以生杀予夺，因为我们是富农，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沉默无言中忍受一切。

同学玛丽亚的父亲也作为“富农”被捕，女教师训斥事件发生之后，玛丽亚低声对安东尼娜说：“听着，老巫婆吐出这样的骂人话，我们来写一封投诉信！”安东尼娜很怕，所以由玛丽亚一人执笔写了那封信，但是以两人的名义。她写道，她们的父母是富农，但不能怪罪于子女，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以勤奋学习来证明自己。她们还在信上画了新年树[3]作装饰。安东尼娜将信藏在洗衣袋中（母亲承担学校的清洗工作），送去校长办公室。校长颇表同情，把她们叫去他的办公室，告诉她们“私下里，他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我们不得外传”。显然，他后来找了那位刻薄的女教师，因为她的态度有所软化，甚至允许这两个女孩参与学校的话剧表演。那部戏讲述农民保姆（安东尼娜饰）在“富农”（玛丽亚饰）家受尽苦难，安东尼娜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最后的独白中，我必须说这样的话：“你已吸干了我的生命，我现在懂得，再也不愿同你在一起。我要离开你，去上学！”——讲完这几句，我就离开舞台，随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深深融入这个角色，我的愤慨显得既自然，又逼真。(240)

安东尼娜全身心投入学业，她喜欢学校，成绩优秀，好几次出现在学校礼堂的优秀学生榜上。这意味着她有资格参加苏维埃节日的学校游行。安东尼娜喜欢这些游行——不是因为在政治上要求上进（她认为扛旗反而有失身份），而是因为代表自己的学校而感到自豪。她渴望加入少先队，但由于“富农”出身，不能遂愿，她为此而伤心欲绝。她戴上自制的红领巾，赶去少先队聚集的俱乐部，渴望自己能够参与他们的游戏。(241)渐渐地，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尽管有“富农”的背景，还是在1939年加入了共青团（共青团委员会看重她的主动精神和能力，对她的出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安东尼娜因此变得大胆，鼓足勇气在1939年夏天，隐姓埋名，重访自己的家乡——已改名为“新生活”集体农庄。她发现，她的老家已变成集体农庄的办公室。(242)

安东尼娜的信心和雄心在与日俱增，决定不再努力让人接受真实的她，而是为自己编造全新的身份。每当填写新表，她就开始撒谎。她回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决定重编自己的履历。”从青年起，安东尼娜就过上了秘密生活，不向朋友谈论自己的私事。1940年，她遇上第一个认真交往的男朋友，但闭口不谈自己的家世，因为她害怕对方获悉她的过去可能就会离开。之后的整整50年，她都不让家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她害怕，这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家人。回首往事，她记得：

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能漏嘴，不能暴露。我一开口，就要动脑筋：我忘掉了什么？我说的话会使人生疑吗？无时无刻不是这样……我很怕，就会保持沉默。这种恐惧伴我一生，须臾不离……妈妈总说：“当你与狼一起生活时，就必须学会狼的习性！”(243)

[1]从“拳头”一词派生出来的“富农”（kulak），最初被农民用于泛指剥削性质的行业（放高利贷的、出租土地的、投机倒把的，等等）。在他们看来，即使雇用他人的自耕农，也不可算作“富农”。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误用此词，将富裕农民全部划作富农。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将农村中的雇人（这在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本来就极为罕见）视作一种“资本主义”（而不是农村劳动力短缺的弥补）。所以，富农就等同于资本家了。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想在农村挑动阶级斗争和征用粮食，便将无地农民（主要是流入城市的）组成贫农协会，以对抗被控囤积粮食的富农。到集体化时，反对加入集体农庄的任何农民——不管是富是穷——都被控为富农。

[2]戈洛温家有两个谷仓、几部小机械、3匹马、7头牛、几十只猪羊、两辆大车，还有一些家具，包括苏维埃农村中象征着富裕的铁床和茶炊。

[2]戈洛温家有两个谷仓、几部小机械、3匹马、7头牛、几十只猪羊、两辆大车，还有一些家具，包括苏维埃农村中象征着富裕的铁床和茶炊。

[3]1929年圣诞树在苏联遭禁，到1935年才获得恢复，但改称为新年树。苏联的新年节日承继了传统圣诞节的很多活动，譬如家庭团聚、交换礼物以及类似圣诞老人的弗罗斯特叔叔（Uncle Fr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