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的权力之争

一

1956年，拉斯金一家在莫斯科附近的伊林斯科耶乡间别墅。左起：热尼娅、贝尔塔、索尼娅、塞缪尔和法尼娅

索尼娅·拉斯金娜经过长时间的延误，终于在1955年11月，从沃尔库塔劳改营归来。拉斯金一家去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迎接她回家。除了曾去劳改营探望她的热尼娅，其他人在过去5年中都没有与她照过一次面。最终，索尼娅的火车到站。她从乘客人群中浮现，走出自己的车厢，看起来非常疲惫，面黄肌瘦，走向自己的家人。她站在塞缪尔和贝尔塔的面前，放下包裹，跪在月台上，恳求父母原谅她给家人带来的不幸。

像许多从斯大林劳改营归来的人一样，索尼娅为自己被捕所造成的伤痛而满怀内疚。她在沃尔库塔时为了寄钱回家，宁愿自己饿肚子，因此骨瘦如柴。归来后，她只想为家人而活。她已44岁，没有丈夫或孩子，愿为父母的福利和姐妹的子女，奉献自己的一切。她的外甥阿列克谢回忆：“她愿为我们做任何事，如有需要，她可以放下一切，或奔赴商店搜寻药物，或应付各种各样的差事。她对家人的奉献几乎是宗教性的，充满了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尽管她自己根本就不信教。”(842)

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继承了沙皇死后释放囚犯的俄罗斯传统。100万囚犯从劳改营获释，相当于古拉格总人口的40%。除了少于5年刑期的囚犯，大赦还适用于经济罪囚犯、带小孩的妇女、青少年及已达退休年龄的老人。政治犯不在其列，其案件要由苏维埃检察院逐个审查。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年，尤其是像索尼娅那样的案件，其“反苏维埃阴谋”的定罪当初曾牵涉党的高级领导人（在她的案件中是赫鲁晓夫）。到1955年4月底，苏维埃检察院审查了237412名政治犯的上诉（还不到自1953年3月以来所收到上诉的四分之一），只有4%的相关囚犯获释。(843)

这些决定既无规律，又没有理由。例如，索尼娅卷入的斯大林工厂案件源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据说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前主管所罗门·米霍埃尔斯策划的。但米霍埃尔斯自己已在1953年4月3日获得死后的平反，之后在苏维埃报刊中，他经常被称赞为忠心耿耿的爱国人士。但同年11月，总检察长通知索尼娅，找不到复查她案件的理由。因塔劳改营一名囚犯——当初也因斯大林工厂案件被捕，收到一个类似的答复，他对此愤慨不已。答复信上只有一句话：“没有理由对案件进行复查。”按理他要签字，再把它寄回，以确认当事人已收到答复。他向难友抱怨，“这完全没逻辑”，如果米霍埃尔斯是无辜的，为何自己却是有罪的。一名难友回答：“现在先签字——他们稍后会再给你一个逻辑。”(844)

释放囚犯该走多远，苏维埃领导阶层的内部也有分歧。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贝利亚就提出“只要不对社会造成严重危险”，就大赦所有的囚犯，包括170万政治流放者。在斯大林死后掌权的政治局集体领导中，贝利亚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权力基础在内务部和国安部。他与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共同处理国家事务。赫鲁晓夫（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坚决反对贝利亚，一开始就在尼古拉·布尔加宁（新任国防部长）的支持下运筹帷幄。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肯定对贝利亚的计划抱有疑虑。该计划除了要废除古拉格系统，还要在乌克兰西部、波罗的海、东德这些新近附属的领地上放松苏维埃政策。1953年春天，贝利亚要求东德领导阶层推动一系列改革。但柏林的共产党强硬派，在付诸实施时拖泥带水，导致了东柏林大街上一周的示威游行，只得借助于苏维埃坦克的镇压。贝利亚回到莫斯科后，因此遭到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甚至马林科夫的指责。6月26日，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政变中就擒，策划者是赫鲁晓夫和苏维埃首都的高级军官。他被囚在莫斯科军区总参谋部的地下掩体中，接受秘密审判，最后在1953年12月枪决（甚至有可能在审判之前已被打死）。政变一举没有法律依据，对贝利亚的指控极其模糊（他所做的都获得了集体领导的赞同），对他的判决甚至在审判之前就已在党内公布。但没有一位领导人反对政变，或质疑它的合法性。他们养成了斯大林的服从党的领导的传统习惯，只是一群俯首帖耳的官吏，一旦意识到顶层的权力变更，便迅速调整自己的原则。政变后的赫鲁晓夫变得信心倍增。西蒙诺夫回忆起公布枪决贝利亚的12月24日中央全会，赫鲁晓夫对“抓获”贝利亚“称心满意”，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他的叙述中，你能得出结论，赫鲁晓夫本人在此发挥了主要作用……他发起了策划，相比之下，他比其他领导人显得更加具有眼光、才华、活力，更为果断”，其他领导人别无选择，只好就范。(845)

尽管马林科夫是苏维埃政府的正式首脑，但在领导集体的内部，赫鲁晓夫的权力日益增长。政变与政策无关，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曾支持贝利亚的计划，此时据为己有，从1953年的年底起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该名词在整个苏维埃时期一直出现，却从来没有当真。他要苏维埃检察官审查自1921年以来所有的“反革命”案件，特别是列宁格勒案件。他的对手马林科夫，曾在此案中担任斯大林的主要心腹。1954年4月，在列宁格勒案件时期与马林科夫密切合作的数名国安部官员被捕，显然对马林科夫构成威胁。赫鲁晓夫所收集的不利于马林科夫的证据，暂时还秘而不宣——他仍需集体领导的支持——到了1955年初，才开始起而争夺党的领导权，先让马林科夫承担列宁格勒案件的“道义责任”，再让他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降尊纡贵，改任电站部部长。

赫鲁晓夫利用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打击集体领导中的对手（他1955年对付马林科夫的手法，将在1961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转用于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因为赫鲁晓夫自己也深陷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先是1935至1938年的莫斯科市委书记，再是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负责逮捕了至少有25万人。如果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赫鲁晓夫就会限制检察官的复查，斯大林工厂案件就属此列。由于赫鲁晓夫当初的牵涉，有关囚犯的上诉就遇上了长期的拖延，唯恐揭出对他不利的证据。1954年6月，索尼娅·拉斯金娜得到消息，她的上诉将在8月获得答复；到了8月，又被告知，还要等到9月。9月后来变成10月、11月。她又在1955年2月获悉，将在3月底完成复查，但案件的最后审定是在1955年9月。(846)

像其他党领导一样，赫鲁晓夫也害怕斯大林受害者的突然释放。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吓坏了。我们担心，解冻可能会酿成滔天大洪水，将无法控制，反把我们都淹没了。”担任政治局委员30多年的米高扬认为，宣布所有“人民公敌”无罪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显示“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党领导对加快释放政治犯并无真正的兴趣。检察院的官员也很不情愿承认当初起诉政治犯时的错误，更不用说承认他们在斯大林恐怖时期曾捏造证据。1954年，为两方面的利益服务，苏维埃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削减了三分之二，更延长了程序上的耽搁。(847)

拉斯金一家是幸运的家庭之一。他们能返回家庭生活的老节奏，等到索尼娅从劳改营归来，变得更加亲密无间。索尼娅应邀回到斯大林工厂担任旧职，经过几个月的申请（向检察机关提出的）和力争（与苏维埃官员的），终于收到平反证书，撤销对她的所有指控，恢复她的公民权利，发给她少量金钱，作为她在劳改营荒废5年的补偿。索尼娅在莫斯科郊区分到共用公寓中的一个小间，像拉斯金一家住过的其他场所一样，供各式亲属合用。周日晚上，祖博夫广场上著名的拉斯金晚餐照常进行，公寓里总是挤满家人和朋友，包括西蒙诺夫在文学院的老师、诗人卢戈夫斯科伊，他已被视同家庭一员。阿列克谢在索尼娅归来时已经16岁，他回忆起拉斯金家中的气氛：

这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场所，完全遵循外祖父[塞缪尔·拉斯金]的理念。他的行事规矩是：走进我家大门的任何人，都会受到家庭成员式的欢迎。有一次，我想测试一下。连续几个周日，我从大街上带回各种各样的女孩，但没人说一个字，包括道德观念上非常严厉的母亲，因为这是塞缪尔的规矩。(848)

亲属从劳改营归来，使许多家庭更加亲近。数年的分离使人们更珍惜天伦之乐，甚至是曾经只为政治而活的布尔什维克。露丝·邦纳在1937年被捕之前，对自己两个孩子的抚养兴趣索然，全身心投入党的工作。她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写信给十几岁的女儿艾莱娜，敦促她努力学习，但措辞相当冷漠，譬如“帮助你的外祖母，做一名模范共青团员”。她所关心的是请求米高扬（老朋友）搭救1937年被捕于共产国际清洗的丈夫，在信中一再坚持“他一直忠于党”。露丝获释于1946年，但不得返回列宁格勒，只好定居在列宁格勒向南135公里的卢加城。她在艾莱娜的朋友即那些青年诗人的帮助下，得到一份作家协会少先队营地的女舍监工作。艾莱娜曾在战争年代充任军队护士，现已返回列宁格勒，在医学院攻读儿科。她与几位女友（包括依达·斯拉温娜）合住一个房间；冬季少先队营地关闭时，露丝会来探望。起初，她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艾莱娜在回忆录中追忆：“我能感受到，她不能分享我们战后的欢乐，也不赞成我们的生活方式。”

现在我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她有丈夫的死、监狱、劳改营，我有自己的损失，还有当初看来是决然不同的生活。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如何敞开心怀，而且我也不愿意。妈妈仍把我当做她离家时的14岁小女孩，我为此而感到恼怒。她的询问简直让我发狂：“你去哪里？”“什么时候回家？”

采访中，艾莱娜在反思那些年份时承认：“我经常希望母亲离我远远的，但又不能把她赶走。不过，我可以退学，逃去别处，自己谋生，只要能躲开她。”艾莱娜的女儿塔尼娅1950年出生后，露丝的关注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艾莱娜回忆：“我们找到了共同的关注点——她外孙女的成长——这使我们更加接近。”从那一刻起，露丝不再对政治有真正的兴趣。她在1954年获得平反，搬回列宁格勒，后又重新入党，但再也没有扮演积极的角色。艾莱娜认为，她保留党籍“主要是为了我们，更重要的是为了外孙”。[1]艾莱娜回忆：“只有孙辈[塔尼娅和她弟弟阿列克谢]才是重要的，她为他们保存了这么多的热情和内在光辉，真叫人吃惊。”露丝逐渐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母亲的价值，即艾莱娜心爱的外祖母巴塔尼娅，当初负责照顾外孙女，以便露丝自己投身于党的工作。艾莱娜·邦纳反思母亲性格的骤变，回忆起了1987年12月露丝的葬礼：

我从橱柜拿出台布来布置守灵的供桌，首先拿出的是一块彩色刺绣的厚台布……它的下面即是那块粉红色的！现在，经过无数次洗涤，只透出些微的粉色。妈妈那漂亮、精细的缝纫针脚，反以明亮的粉红映入眼帘。我简直不敢想象：我身为党干部的母亲，曾经反对资产阶级，信奉最高纲领主义，在叶戈尔卡或我的面前从不允许自己使用甜言蜜语，竟然摇身一变，帮我缝补台布，缝制衣服，打扮塔尼娅，成为“狂热”的外祖母和曾外祖母，视外孙和曾外孙为“窗口最重要的烛光”和自己受苦受难的理由。我也无法想象：她喜爱和照看窗台上的盆栽花卉，让它们长得茂盛；她带着一定的自豪和挑战前去退回党员证，不是对党的示威，也不是要算老账……她走出了这难能可贵的一步，转而将自己鲜活的疼爱，全部奉献给我们。与抽象的概念和原则相比，这种疼爱更高级更伟大。她在去世前不久说，你必须以美好和善良的方式走完一生。(849)

瓦伦丁·穆拉夫斯基与女儿尼娜，1954年摄于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

家庭在斯大林统治下承受了巨大压力，但仍保存着坚持下去的神奇能力。在多年的恐怖之后，人类生存几乎所有的传统支柱——邻里社区、村庄、教堂——均遭到削弱或破坏，唯有家庭，如雨后春笋，仍是社会中的稳定单元。对于许多人而言，家庭成了他们可信赖的唯一关系、唯一能找到归属感的所在。为了能与亲人团聚，他们甘愿承担超常的辛劳。

很少人作出像瓦伦丁·穆拉夫斯基那样重大的牺牲。他1928年出生于列宁格勒的无线电工程师家庭，父亲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并遭枪决之后，瓦伦丁、妹妹狄娜和母亲1937年都流放去了乌兹别克斯坦，1940年再回到列宁格勒。战争时期，他们疏散到斯塔夫罗波尔附近的切尔克斯克城，沦入德军之手，被送去奥地利和德国的多家工厂做工。1945年，狄娜在纽伦堡附近的工厂做事，获得美军的解放。她与一名美国军官结婚，移民去了美国。瓦伦丁则返回列宁格勒，与母亲团聚。战争的经历使他重新思考苏维埃制度以及父亲被捕的真正原因；德国的经历又使他得出结论，生活在西方会有更多的自由。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对此直言不讳，结果在1947年被捕，接受审讯。国安部要他去说服妹妹回到苏联，却遭到瓦伦丁的拒绝。他因此被控以“反苏维埃宣传”，判刑3年，流放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他母亲于1948年被捕，缘于与狄娜通信，判刑10年，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瓦伦丁于1950年获释后，去黑海沿岸的阿纳帕——靠近克拉斯诺达尔城，与一名姨妈同住。他找到水泥厂的一份工作，但很快被征召入苏维埃海军，分配去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被迫服役4年。他娶了一位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19岁女孩，他们的女儿出生于1953年。

1954年，瓦伦丁从海军退伍，决定搬去母亲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而不是自己的家乡——列宁格勒，并带上了妻子和女儿。瓦伦丁放弃了在列宁格勒的美好前途，他在海军的表现突出，退伍时有很漂亮的评语。但良心告诉他，应该帮助自己的母亲。她已61岁，身体虚弱，更因多年的劳改营生活，在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瓦伦丁回顾自己的决定，将之归因于从小学得的做人原则：

母亲老是告诉我要讲道德，要诚实，要堂堂正正做人，就像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所提倡的，特别是赫尔岑。我们年轻时，她曾朗读他们的作品给我们听……我结婚时告诉妻子，我不会隐瞒母亲羁困于劳改营的事实，只会尽一切可能来帮她……别无选择，帮她是我的道德职责。

瓦伦丁决定跟随流放的母亲，部分原因是受了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影响。那些贵族妇女，在1825年12月起义失败后，追随自己的丈夫，义无反顾地奔赴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地。他自己承认，他的决定可能含有持不同政见的意味，故意躲避苏维埃制度和列宁格勒的美好前途。这一切又源于他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和对非正义的愤愤不平。(850)

瓦伦丁在哈萨克斯坦草原的大型集体农庄担任联合收割机的司机。苏维埃政府当时正投资于新技术，作为“处女地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开垦出大片干旱草原，改为种植小麦的农田，开初乐观，最终却贻害无穷。1954年推出该运动时，瓦伦丁所在的集体农庄是先锋之一，不少于19万公顷的牧场成了犁刀下的试验品。瓦伦丁带着妻子和女儿住在条件原始的营房中，位于一个偏僻的草原定居地。每周一次，他要走100公里的长路，去探望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为她带去衣服和食物。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和草原上的艰苦生活，给瓦伦丁与妻子的关系，增添了难以忍受的负担。妻子不愿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1956年离家出走，回到克里米亚的娘家。瓦伦丁既要照看3岁的女儿，又要照顾自己的母亲。同年，母亲从劳改营获释。瓦伦丁把她带回列宁格勒，一起住在共用公寓的小房间，自己在列宁格勒的地铁工地上充当劳工。1957年，母亲去世，8年的劳改营生活把她给毁了。两年后，妻子归来与瓦伦丁重聚，又生了两个孩子，到1964年再次出走。瓦伦丁全靠自己带大3个孩子。(851)

玛丽安娜·福尔瑟与家人的团聚是最不寻常的。1942年，她才4岁，病得厉害。祖母束手无策，只好把她送给戈尔登施泰因夫妇，自己带了玛丽安娜的哥哥格奥尔基，前去伊尔库茨克谋生。战争之后，格奥尔基回到列宁格勒母亲的娘家，由于失去了与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所有联系，甚至不知道其正确姓名，他无法找到玛丽安娜。玛丽安娜在第比利斯跟随戈尔登施泰因夫妇长大，一直把他们当做生身父母，完全记不得自己的家人。但是，她十几岁时，事情开始发生了骤变。

1949年，玛丽安娜第一次怀疑戈尔登施泰因夫妇不是自己的父母。其时，少先队营地的其他孩子取笑她是弃儿，遂勾起了她对自己幼年的痛苦回忆。她对祖母仍存有模糊的印象，甚至还记得有一个哥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反叛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严明纪律，愈加珍惜这些遥远的记忆，并为自己失散多年的家描绘出一幅近乎神话的图景。玛丽安娜还记得曾住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一家医院，便开始寻找自己的哥哥：

我当时16岁——那是1954年。我写信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医学院，在信封上写收信人是：第一年级，第一组，按字母顺序的第一位女学生。我告诉这位女孩：小时候，我曾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帕夫林·维诺格拉多夫大街，还有个哥哥；知道这一切的应该还有一位女医生，能否麻烦找到她？你信不信，这个女孩还真的找到了她！这位女医生告诉女孩，我的祖母和格奥尔基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她还通过熟人发现，我哥哥正在列宁格勒学习物理。这位女孩写信告诉我这一切，我因此极其兴奋，马上写信给列宁格勒的所有学院，要求他们帮助寻找一个名叫格奥尔基的学生，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住过。原来，他是在理工学院学习，回信给我，还附上了照片。(852)

玛丽安娜与戈尔登施泰因夫妇，1960年摄于第比利斯

1954年的夏天，格奥尔基来到第比利斯，与玛丽安娜共度3个月。他还记得，他们的重聚是一个欢乐的时刻，虽然隐约能感觉到妹妹的嫉妒。他回忆：“我与祖母一起生活，她却被送给了陌生人。”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是好人，把玛丽安娜当做自己的女儿，从没将真相告诉她，部分原因是保护她免受父母被捕的影响，现在看来，主要原因是害怕她知道真相后会离家出走。据格奥尔基说，他们的“唯物主义价值观”，既不同于他父亲一边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又不同于母亲一边列宁格勒的文化精英。1954年秋季，玛丽安娜在列宁格勒的杰美恩家度过一星期。他们让她看了所有亲戚的照片，包括她幼时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照片，但没告诉她父母被捕并死于劳改营，只搪塞说他们死于战争。玛丽安娜回顾这一次探访，认为杰美恩一家和戈尔登施泰因一家肯定有默契，故意对她隐瞒真相。这确有可能。[2]哥哥格奥尔基很清楚父母的命运，也对她隐瞒。玛丽安娜尝试解释哥哥的沉默：“对他来说，真相只会添加麻烦。唯一重要的是努力学习，以获成功。”他当时是列宁格勒大学的物理系学生，后来当上了教授。(853)

玛丽安娜就读于第比利斯的轻工业学院，后来在格鲁吉亚首都任教。她一直不知道父母的真实故事，直到1986年她收到邀请，出席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的父亲的画展，父亲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向她袒露了一切。玛丽安娜在严格的共产党家庭长大，一直以为父亲是死于战场的士兵，到此时年近50岁，方才获悉父亲原是被枪决的“人民公敌”。这无疑是极大的震撼，使她睁开眼睛，直面苏联的迫害历史。她曾怀抱天真的想法，因为自己家庭没受影响，向来漠不关心。她讲述道：“我觉得对不起这些人（我的生身父母）。”

我很同情他们，也想知道，如此奉公守法的好人，怎会遭受如此不公的迫害……我实在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有犯罪嫌疑，为何没有调查？为何法庭不能正常运作？我开始质疑苏维埃制度。以前长大时[在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抚养下]，对此都是全盘认同的……我渐渐明白，即使从3岁起就与亲生父母分开，我还是承继了他们的价值观。(854)

斯大林去世后的岁月，除了囚犯的归来，还见证了数万儿童走出孤儿院和儿童之家。他们中的许多人虽已长大，却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

1953年，16岁的尼古拉·科瓦奇离开孤儿院时，对家庭生活一无所知。他记不得自己1岁时就被枪决于劳改营的父母，也没有被送去不同孤儿院的姐姐的印象。他最早的家庭生活经验发生于哈萨克斯坦，他被共青团派去参与“处女地运动”的第一次收获（为了1954年的收获，共青团共招募了30多万志愿者）。拖拉机大队一名老工人干部，把尼古拉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带他回家同住。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都把尼古拉当成家中的平等成员。尼古拉回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家庭，3个孩子比我小，都爱我。我与他们一起玩游戏，也爱他们。”尼古拉与他们在一起整整住了18个月，直到1957年参军。他说：“我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是家庭。”

我观察这个家庭的运作和各式关系的相处，这个经验非常有用。后来，我读到的心理学家称，小孩子长大会像自己的家人。我还是孩子时，没有家庭，成年后才知道家庭生活。我很幸运，遇上这些了不起的人。我结了婚[1962年]，组织起自己的家庭。如果没有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经历，我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它让我懂得尊重和相爱——他们总是互相帮助，总是为对方考虑——我之前从没见过，在孤儿院肯定是看不到的。(855)

父亲1946年来孤儿院领她出去时，叶丽萨维塔·帕里佩琴科对他一无所知。父亲被捕于1935年，其时，她还只是一个婴儿。父亲在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和流放地整整度过10年，她一直没有他的音讯。母亲已死于劳改营，又没有其他家人，叶丽萨维塔别无选择，只好跟随父亲去阿拉木图城，他在那里担任地质学家。他们住在地下室，整个住所由好几个家庭合用。她虽还是一个少年，却承担了所有家务。父亲沉默寡言，难以相处，已经受了劳改营岁月太多的伤害。对叶丽萨维塔来说，与他沟通，把他当做父亲，实在太难了，因为自己身边从来没有过男性（孤儿院的所有员工都是女子）。像许多从劳改营回来的家长一样，叶丽萨维塔的父亲对她管得很严，如果不知道她去哪里、跟谁在一起，就不准她晚上外出。父女之间发生频繁的冲突，都想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叶丽萨维塔记得有一次：“我们面对面坐在桌旁一个多小时，因为我拒绝吃面包，我们都很固执。”父亲从来不谈自己的过去，她也从来不谈孤儿院的生活。所以，虽在一起生活，却形同陌路。1953年，叶丽萨维塔搬至列宁格勒，申请了内务部的工作。父亲曾作为“人民公敌”遭到逮捕，她竟一无所知。他发现女儿的申请后，立即赶来列宁格勒，将自己的污点履历，告诉她未来可能的雇主。他担心，她可能会因填表作假而受到惩罚。应父亲的要求，内务部同意不把他的污点履历告诉叶丽萨维塔。所以，1959年之前，她一直不知道他曾被捕。(856)

与父母分离的子女，很自然会在自己的心目中构建父母的形象，往往与重逢后的现实情形大相径庭。

父亲亚历山大·萨加茨基于1936年被捕，当时的加林娜·施泰因8岁。[3]加林娜在成长过程中，对身为列宁格勒经济学教授的父亲一无所知。父亲被捕之后，母亲也遭供职的图书馆解雇。她切断与丈夫的一切牵连，恢复了自己娘家的姓氏。战争期间，加林娜与母亲一起疏散到西伯利亚，开始燃起对父亲的渴望。她回忆：

每个人都在谈论他们“前线的爸爸”，或是战斗英雄，或英勇牺牲。我开始感到自己的欠缺，没有父亲，甚至不知道他是谁、身在何方、从事哪种职业。我不知道他长得如何，因为妈妈已销毁了他所有的照片。

加林娜写信给列宁格勒的地址局，希望找到父亲的弟弟，但被告知，他已死于列宁格勒围城之战。她放弃了找到父亲的希望，直到1947年的机遇把她重新引上寻父之路的正轨。其时，加林娜在列宁格勒大学攻读生物学，有一天在图书馆排队，突然听到有学生提及萨加茨卡娅的名字。原来，那个学生在谈论本校一位马列主义课讲师，加林娜因此去演讲厅的门外等候：

一位面容姣好的中年妇女走出演讲厅。我很紧张，一再为我的冒昧向她道歉，然后问：“有没有可能，您是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萨加茨基的亲戚？”她沉默半晌，然后说：“你是加林娜吗？”原来，她是我父亲的第一任妻子。(857)

加林娜的父亲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被判10年劳改，1948年获释后，又去古拉格定居地流放5年。加林娜写信给他，回邮地址用的是列宁格勒中央邮局的信箱。她解释：“我不想让母亲担忧。”

我每天都去邮局，查看有无父亲的回信。我从秋季[1947年]开始，到了冬天仍旧没有答复。最终，我在1948年4月决定再上一次邮局，如果还是没有，就想作罢。结果非常幸运，全亏了这最后一次的努力。他们在柜台上递给我4个厚厚的信封，纸质粗糙，都是手工制成的。每个信封里有一封长信，写在淡蓝色的信纸上。

第一封回信充满了感情：

1948年4月4日　诺里尔斯克

第一封信

（我于4月6日同时寄出3封信）

我亲爱的女儿加丽娅！

你的信让我充满喜悦……我一生中最大悲剧之一，就是与我心爱的孩子分隔得这么久。你写道：“我的信，毫无疑问，会是一个惊奇。但我希望，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愉快的惊奇。”我的回答：第一，惊奇——确是如此；第二，愉快——不止于此——它简直是一大欢喜。我甚至在你的遣词造句中，即“无论如何”，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假设我在写你这样的信，也会使用同样的措辞。在你身上看到自己的痕迹，使我不觉莞尔……相信我，加丽娅，你已找到你的父亲。我失去你这么多年，但对你的爱，却从来没有间断。(858)

亚历山大与加林娜，1956年摄于列宁格勒

加林娜通过信件与父亲开启了一段热切的交流，把他想象成书本上读到的浪漫英雄：“我崇拜勇敢的人、大胆的科学家、无畏的探险者，以及像父亲那样存活于逆境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还从没遇见这样的人士。”在早期信件中，父亲很符合她的理想。他的来信炽热、情感流溢，富有吸引力，充满他的生活细节、他的阅读、他近年来的观念转变。加林娜爱上了这个文字中的人物。她回忆：“对这些年来一直向往的父亲，我在心目中构建出了一个幻象。”

他似乎就是那种人：我可以敞开胸怀，畅所欲言；他总会耐心聆听，给我建议，等等。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尽管我比较内向，沉默寡言，但现在看来，像他一样，我终究还是情感丰富的人。现在我明白，对我来说，在信件中表达情感，要比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得多。(859)

1956年，亚历山大来列宁格勒看加林娜，但面对面的交往却令人失望：无法重建他们在通信中培植起来的心心相连。亚历山大刚刚从诺里尔斯克的流放地获释，又得到党内的平反，忙于重启自己的政治生涯。加林娜认为，他太投入党的工作，以致无法与她沟通。她回忆道：“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已不再对我感兴趣。”

我甚至觉得，他不赞成我的所作所为。我记得，他曾对我说：“你怎会变成这样一个懒妇。”他为何有如此想法？因为我对毛泽东的诗词没有兴趣，因为我没读他推荐的政治文章。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却须臾不可离开。

1956年，亚历山大搬到了列宁的诞生地，即伏尔加河旁的乌里扬诺夫斯克。他在大学里教政治经济学，为各种期刊撰写相关的文章。加林娜回忆：“父亲痛恨斯大林，却是坚定的列宁主义者。尽管遭受了这么多痛苦，他仍继续相信，无捷径可走。他蒙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苏维埃历史还是正确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对他自己的生存很有必要，却成了与女儿沟通的障碍。加林娜持怀疑态度，而且不愿加入政治辩论。“与一位信徒争论，能有什么结果？他的见解完全是僵化的。政治是他生命的中心，却成了我们避而不谈的话题。”1958年，加林娜去乌里扬诺夫斯克探望父亲，这是她唯一一次探望，除了询问彼此工作的套话，两人几乎无话可谈。出于义务，加林娜继续给父亲写信，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但她承认：

真的没什么可说，再也不愿向他打开我的心扉，像我早年所做的。他写给我的信简直就像政治报告，所涉及的不是他曾出席的党员大会，就是他曾读过的书籍，没有一星半点的个人色彩。我已失去梦想中的父亲。(860)

二

布拉特·奥库德扎亚在“自传体故事”《我梦中的女孩》（The Girl of My Dreams，1988年）中，叙述了自己如何遇见从劳改营返回的母亲。先行被捕的是父亲，他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干部。接下来是母亲，被捕于1937年，判处10年，流放去了卡拉干达劳改营。其时，这位未来的诗人和作曲家只有12岁，由在莫斯科的外祖母抚养，后来又去了第比利斯与父亲的家人同住。1941年，他17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就主动请缨上前线。他1945年从军队复员回来，随后成为第比利斯大学的学生。他的母亲在古拉格系统内足足待了18年，到1955年才从劳改营归来。

奥库德扎亚在该书中重温了母亲归来之夜。故事叙述者是个学生，即“一名无辜的年轻人”，与室友合住一个单间公寓。他很幸福，因为坠入了爱河。他生活中唯一的悲伤是母亲的缺席，他珍藏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有“一双棕色的杏仁大眼”，还一直记得她温婉的笑容和柔美的声音。一天，他收到一封电报，“请接501次车，妈妈”。他在赴火车站的途中想象，他们的重聚将会非常快乐、简单：

我接到她，在家里吃饭，就我们两人。她说说她的生活，我讲讲我的。应该为此承担责任的人的动机，我们既不分析，也不想弄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现在，我俩再次团聚……然后，我带她去电影院，好好放松一下。

但现实决然不同于想象。载运囚犯的501号专列一再误点，他午夜再去火车站时，才得知该专列已经提前抵达了一个小时。他找到正走向自己公寓的母亲，互相拥抱，一起默默走回家。在他的公寓里，她坐在厨房的桌子旁，不停地抽烟。他抬头注视她的眼睛，没有看到“一双棕色的杏仁大眼”，只看到：

她的眼神既冷淡，又渺茫。她朝我看，但又没真正看到我。她的面容凝滞，像是石雕，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她晒黑的手放在膝盖上，软弱无力。她一言不发。

她不能与人对话，不明白儿子所表达的。他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她回答：“什么？”他再一次询问，她回答：“我吗？”她不问儿子的经历，只喃喃自语；讲出的孤立单词，都是自己劳改营附近的地名。她害怕儿子的室友，问他是否也是从劳改营归来的，并怀疑他是举报人。她也害怕出门，儿子拉她去电影院，坐了才几分钟，电影还没开始，她就走了。(861)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身心交瘁。在古拉格待上几年，就足以让一个人未老先衰。有些囚犯老得太快，等到回家时，亲属都认不出。伊万·乌戈列茨基赫33岁那年获释于科雷马，返回切尔登镇。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自己的回家经历：

我1953年11月返回，已13年没看到自己的家人。弟弟仍住在我家的老房子，恰好不在，去取干草。弟媳妇不知道我是谁，我们坐下喝茶，她开口说，我看上去很像她的丈夫，我便告诉她，我就是他的哥哥，但让她在丈夫回来时不要点穿。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弟弟带着干草回来了，先把干草倒入牲口棚，再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他看到家里来了客人——茶炊放在桌子上，旁边还有一瓶伏特加……弟媳妇对他说：“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回答：“不知道，他是谁呢？一个路过的老人家？”然后，他朝我问：“你去哪里，老人家？”他一点都认不出我。我们坐在那里，一起喝茶……[伊万控制不住，呜咽起来，结束了采访。](862)

弗鲁扎·马蒂内利，1956年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有的落下残疾，有的身患慢性病。弗鲁扎·马蒂内利的丈夫曾是达拉戈古拉格综合企业的主管，直到1937年被捕。她自己从哈萨克斯坦劳改营返回莫斯科时，已成残疾人。她在劳改营中遭受了酷刑和殴打，伤痕累累。女儿艾莱娜在1960年母亲去世前，从不知道这些殴打。其时，医生看到死者身上的伤疤和瘀青，向女儿提出询问。艾莱娜回忆：“他们说，从未见过受伤如此严重的身体，甚至心脏都已被打得移了位。”

他们问：“你母亲进过劳教营吗？”他们无法想象，身负如此重伤，母亲竟然还能存活下来。那时，我才终于明白，从劳改营返回的母亲，为何如此粗鲁残忍，总说粗话，有一次发脾气竟殴打我们，乱摔家什。我曾问她，是否在劳改营遭到殴打，但她拒绝回答，只称“有些事是不能谈论的”。之后，我就再也不问了。

艾莱娜发现，与母亲一起生活变得越来越难。母亲从劳改营归来后，狂热信教，并呈现精神错乱的迹象。艾莱娜的儿子出生于1953年，从小就有残障。弗鲁扎会对这位外孙动粗，还会打碎他的玩具，窃取他的糖果，再与其他食物一起藏在自己的被窝里。艾莱娜实在无法应付母亲的怪诞行为，只好在1958年搬去列宁格勒。(863)

格特鲁德·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把身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想象成“善良、美丽的人，只是生活在远方”。这个形象来自她从母亲那里收到的信件和小礼物，例如那块自制的绣有动物的漂亮毛巾。格特鲁德14岁时，母亲自劳改营获释，允许在莫斯科100公里以外的地区定居。她选择弗拉基米尔城的附近，她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充当集体农庄的农艺师。她离开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前往弗拉基米尔，途中经过莫斯科，格特鲁德与伯父一家住在那里。格特鲁德到车站接她：

突然，一个女人走下火车，身穿羊皮衣，手提胶合板箱子和背囊。她的头发全被剃光了，身上散发出可怕的气味，她已在旅途中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把她带回家，她叫我帮她洗澡……我在厨房炉灶上烧水，帮她脱下衣服，真是臭气熏天。她全身都有虱子，衣服里还有蟑螂，让人触目惊心。我不禁连连倒退，不能接受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母亲，而只是视为外人。(864)

埃斯菲莉·斯拉温娜1943年获释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不得返回列宁格勒或任何其他的主要城市。已在新西伯利亚担任教师的女儿依达伸出援手，把她安排在学校空置的办公室。依达记得母亲的外观：

她非常消瘦，肤色暗褐，受了哈萨克斯坦烈日的暴晒，更呈现疟疾的所有症状。她一点也不像过去的自己，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母亲。她病得很重，几乎步履维艰，什么都要依靠我。

左图：埃斯菲莉与女儿依达，1938年。

右图：埃斯菲莉，1961年

1944年，埃斯菲莉搬去莫斯科。他儿子在莫斯科是专搞研究的科学家，获得许可让母亲与自己同住。依达嫁给了新西伯利亚的一名教师，1945年也回到列宁格勒，与其他5家一起住在一个共用公寓。埃斯菲莉为了照看依达经常生病的新生儿，搬去与女儿住在一起，但这却是非法的。1949年，埃斯菲莉再一次被捕，因为违反了国内护照条例（她没有居住在列宁格勒的登记许可），被流放到东南方110公里之外的马拉亚―维舍拉镇。那里的居住条件很可怕，她无法照料自己，没有工作，又受到当地居民不断地骚扰，在他们眼中，她这个“政治犯”等同于“法西斯”。她搬到马拉亚―维舍拉镇6个月之后，又一次被捕，这次作为“反社会分子”被送去西伯利亚西部的沙德林斯克镇。她只好租用郊区最便宜的房间，没有工作，生活上全靠依达的每月汇款。1951年，埃斯菲莉终于获准回到列宁格勒。照看她的依达回忆：“她已经丧魂失魄。”

几乎所有的时候，她都默不作声，不敢说话；即使开口，也只是窃窃私语。你要哄出她的每一句话，但一旦说出，她马上又会后悔。她从来不讲劳改营的经历，我尝试让她开口，弟弟也作出类似的努力，但都无济于事。她不敢出家门，如果在街上看到警察，就会奔向某栋大楼入口处，躲在里面不敢现身，直到确信警察已经消失。这一点也不符合她的个性，以前的她一向非常坚强自信。她从劳改营归来后，判若两人，她的信心和健康一去不复返。她归来后的头三年里就中风两次，失去了活力和社交能力。她谁也不想见，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865)

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在季娜伊达·布舒耶娃的身上留下了不同的伤痕。她获释时，女儿安吉丽娜才10岁，在安吉丽娜看来，母亲因此而变得冷漠严峻。季娜伊达不喜欢谈论过去，什么都退避三舍。安吉丽娜回忆道：“很难与她相处。”

她老是沉默寡言，从不透露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为此责怪于她，我希望她开口。也许她想保护我们，不让我们知道她受过的罪……她总是与我们保持很大的隔阂，从不流露亲情，从不抚摸我们的头发，从不把我们搂在怀里。在她看来，当好一个母亲，就是要确保我们子女吃饱、上学、不生病——其他就没有了。在精神或情感上，她无能为力；事实上在劳改营之后，她想掏也掏不出来了。

归来的柳芭，1947年摄于莫斯科

安吉丽娜将母亲的情感枯竭归咎于劳改营。当年，季娜伊达要求从事体力劳动，不让自己有空暇思念失去的孩子。封闭自己成了一种生存机制，也被继续用来应付归来这一难题。这种生存本能，还表现在她的执迷性进食上，她总是随身携带面包，喜欢囤积粮食，半夜也会起来吃点东西，因为她害怕挨饿。(866)

柳芭·巴别茨卡娅1947年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返回莫斯科，因为没有定居首都的许可，所以是非法的，她只是想来寻找工作和亲友。她的第一任丈夫电影摄影师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早先曾劝她回到自己身边，但此时与一名年轻的制片助理有染（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雇员）。制片助理名叫塔蒂亚娜·洛博娃，仿佛对他施加了邪恶的影响，使他疏远了所有的亲戚，尤其是女儿奥克萨娜。在女儿看来，这种恋情无疑是背叛。柳芭在体力上已筋疲力尽，其电影明星的外貌也已荡然无存，莫斯科的大多数老朋友都避而远之。奥克萨娜回忆：“人们只要认出她是戈洛夫尼亚的前妻、被枪决的巴别茨基的遗孀，就设法穿过马路，避而远之。”最终向柳芭提供援助的，是女演员柳博芙·奥尔洛娃。她是柳芭的老朋友，可能是出于内疚，因为她丈夫电影导演格列高利·亚历山德罗夫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关系密切，当年曾涉及对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举报，导致了巴别茨基的被捕。奥尔洛娃收留柳芭，建议她去找地质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古列维奇，因为他能帮助柳芭找到工作，并获得莫斯科的居留许可。奥尔洛娃还解释“他一直都在爱你”，并马上打电话给古列维奇，将听筒塞入柳芭手中。古列维奇问了柳芭人在哪里，然后说：“等着，我马上就到，我们结婚吧。”多亏了他们的婚姻，柳芭获得在莫斯科居住和工作的权利，古列维奇则因此被免职。

柳芭1938年被捕时，女儿奥克萨娜才11岁，现在归来了，相隔9年，小女孩已成为妻子和母亲。奥克萨娜回忆：“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裂痕已经存在——有了这么多的痛苦、爱、嫉妒，又与隔阂混杂在一起；既渴求亲密和相互了解，同时又无法找到沟通语言。”柳芭想要控制奥克萨娜的生活。1948年，女儿与美国外交官发生暧昧关系，她很害怕，威胁女儿要向内务部举报，除非女儿提出分手。奥克萨娜的丈夫阿尔伯特·里希特来自德裔犹太人家庭，曾是海军军官，驻在敖德萨，已因“间谍罪”被捕，判处10年，去了马加丹劳改营。因此，新的举报很可能导致女儿本人被捕。最终，柳芭利用古列维奇的关系，让奥克萨娜充任助理，参加赴西伯利亚的地质考察队，中止了这段婚外情。

柳芭从劳改营返回，性情大变。母亲的温柔和亲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严厉和麻木。她在外孙们的面前，从不袒露温情；如果小孩摔倒或受伤，会要他们自己爬起、停止哭泣，因为人生中会有“使[他们]真正哭泣、更为可怕”的伤害。柳芭把劳改营的习惯带回家，如与食物有关，会显得非常自私，甚至贪婪；她脾气暴躁，有时几近残忍、暴虐；在感情上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的外孙女回忆：“她床下有一个手提箱，里面装满冬衣和干粮，以备再一次的被捕。她很怕夜间的电话和门铃，在街上看到警察也会吓一跳。”这些劳改营的伤痕镌刻在她的性格当中，她1983年临死前在最后的笔记本上写道：“从劳改营获释的人，甚至会害怕自由。一旦受过一次深刻的伤害，就会很容易再一次受伤。”(867)

很多人从劳改营归来，带回了神经过敏的习惯和偏执。艾莱娜·切尔卡索娃回家后，仍计算自己走的步伐，这是她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养成的习惯，以此提高劳动效率，避免不必要的体力消耗。去劳改营之前，艾莱娜从没工作过，劳改营繁重的劳动使她经常筋疲力竭、饥肠辘辘。特别是战争年代，古拉格囚犯的工作摊派量提高，艾莱娜往往因无法完成任务而只能分到更少的面包。为了节省能量，她教会自己尽量少走路。亚历山德拉·菲利普娃也从劳改营带回类似的偏执：猜疑别人偷吃自己的食物。她与女儿住在共用公寓，经常会把食物藏在房间的隐秘之处，之后自己吃了，却忘得一干二净，等到后来寻觅不得，就会指责女儿或邻居偷吃了。亚历山德拉与女儿的关系越来越僵，最后竟逼女儿搬走。(868)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在儿童之家长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在军队中度过青少年时期，后来又在各式劳改营待了15年。他在每一个机构都遇上过抢夺食物的争斗——永远是抢夺最满的杯子或盘子——学会了全不考虑他人，能抢到就是赢。他36岁那年获释于劳改营，由于从没在正常家庭中生活过，对于正常家庭生活什么都不懂。据爱上并嫁给他的维克托林娅·施韦策尔回忆，他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留一把大胡子，在莫斯科的文学界中被称为“来自火星的野人”。她把他引介给自己的家人，却为他的餐桌礼仪感到莫大的震惊。她不明白，他怎么可以不先向他人敬食，自顾自抢吃餐桌上所有的食物。她很长一段时间都缄口不言，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责备他怎可抢夺最后一个橙子，而没有照她家习俗留给孩子。维克托林娅回忆：“米哈伊尔回答：‘我实在不懂，没人教过我，你为什么不给我解释？’”“他并不贪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只是吝啬而已”，可能更由于自身经历而变得自私自利。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那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一个所知甚微的男人。“必须学会再一次爱上他。这一次，他是真正的米夏，出身于孤儿院。这样，我才能真正了解他，帮助他回归正常生活。”(869)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往往很难与亲人重建亲密关系。他们在古拉格生活多年，能期望怎样的“正常家庭生活”呢？对这些人，没有辅导或精神分析；对他们身体和行为上的失调，也没人给予帮助；甚至他们一直承受的心理创伤，也得不到承认。同时，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又不甚了解自己家人这些年来忍受的紧张和恐怖。双方——从劳改营归来的和在家等待的——都有遭排拒和疏离的感觉。

由于种种原因，劳改营的幸存者发现很难开口谈论自己在“里面”的经历，即便在家人面前，也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有些人不讲是害怕惩罚（囚犯获释时被告知，不得在公共场所讨论自己的经历。其中许多人因此而担忧，即使在私人场所也不敢袒露）；其他人不讲是不想制造负担，或担心亲人不会或无法理解自己的遭遇。家长特别不敢告诉孩子，因为不愿让子女游离于苏维埃制度之外，或惹上麻烦，引起当局的注意。

即使在谈论已成为常态的家庭，父母仍在叙旧时持谨慎态度。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从科雷马劳改营归来后发现，自己不在时，儿子已经长大，成了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对斯大林无比崇拜。她在一天晚餐时询问斯大林生病一事是否属实：

当然没人知道，但儿子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我不知道他是否生病了，但如果他真的病了，而我的血液能够救他，我很乐意为他而死。”我明白，这算是给我的教训和警告，我只得闭上自己的嘴。(870)

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的劳改营经历，使她对政权持怀疑态度，但她明白，即使希望儿子知道自己所经历的，也不能说出口。她回忆：

我在“里面”所发现的，不敢向他倾诉。也许能够让他明白，国家有很多过错，他的偶像斯大林远非完美。但儿子只有17岁，假如我解释一切，假如他被说服了，就无法欢呼斯大林的名字，无法写信给斯大林，无法在课堂上称赞我国的公正平等。假如他做不到这一切，可能早已死去。也许，他会设法过双重生活，但我不想让他这么辛苦。我害怕与他坦诚相见，但不知何故，我渐渐打动了他，他会认真仔细地端详着我。几个月后，他对我说：“妈妈，我爱你。”(871)

比较普遍的交往，恰恰与此相反。从劳改营归来的父母，仍持守着20世纪30年代布尔什维克理想，却发现子女已形成了决然不同的想法和态度。在赫鲁晓夫解冻的相对宽松的气氛中，政治审查逐步放宽，苏维埃媒体重新评估斯大林时代。年轻人背离政治，开始追求个人幸福。赫鲁晓夫的时代经济繁荣，私人房屋的街区如雨后春笋，消费品更多，又从西方引进了新技术、新时尚、艺术和音乐。不可避免，共产党员们因此担忧，每当政权放松对私人领域的管制，个人主义就会抬头，社会行动主义、集体主义和其他苏维埃价值，会消亡于年轻一代的手中。所以有不断的呼吁，鼓励苏维埃青年加入共青团，成为“积极分子”，参与像“处女地运动”那样的集体活动。(872)

玛丽亚·伊利纳从波特马劳改营归来，在女儿玛琳娜的面前就遇上这种代沟。她于1937年被捕，之前是基辅大型纺织厂的主管，丈夫曾是党委书记，直到在同一年遭到逮捕和枪决。玛丽亚1945年获释，在一家乌克兰孤儿院找到女儿玛琳娜。上一次见面时，女儿才2岁，现已10岁。之后的12年中，母女住在一起，先是在切尔卡瑟，后来在莫斯科，直到1958年玛丽亚孤身一人搬回基辅。玛丽亚死于1964年，此前，母女俩每到假日都会互访，但相互关系已经非常糟糕。玛丽亚掌控女儿的生活方式，希望她以被捕前的自己为榜样，成为一名模范共产党员。她在1956年获得平反，重返党内，积极宣传党的事业。据她女儿说，“父母年轻时奉行的共产主义理想，她必须坚持到底。否则她会无法忍受，因为她已作出太大的牺牲”。

玛丽亚全身心投入女儿的政治教育，制订读书计划——包括苏维埃和俄罗斯的经典著作，旨在培养正确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态度。例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不好的，因为安娜非常自私，“对女人来说，最主要的不是爱情，而是同志友谊，以及对社会的责任”。

她要我变得坚强果断，勇敢无畏，成为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她要我像苏维埃文学中的英雄一样，成为自己的主人，克服身上的缺点，不断提升自己。在妈妈看来，这是最重要的——成为自己的主人……她总是告诉我，即使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一定要去做。

玛丽亚以各种方式加以干涉。女儿想学文学，成为教师，母亲却让她入读著名的莫斯科动力工程学院。玛琳娜加入共青团，成为工程学院的团委主席；获得工程师资格之后，在莫斯科的研究部门上班。玛丽亚想让她入党，设法安排该部门的党委书记向女儿发出入党邀请，自己再亲自出马，对女儿做劝服工作。但玛琳娜有不同想法，像很多朋友一样，她受到自赫鲁晓夫解冻后的自由气氛的鼓舞。她在思想上变得自信、独立，对政治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她认为，入党将会有太多要求——远远超过她愿意投入的。这些想法得到了丈夫伊戈尔的支持，她是在工程学院读三年级时结婚的。伊戈尔对苏维埃制度持批判态度，经常与玛丽亚发生争论。对这种政治辩论，玛琳娜毫无兴趣，她拒绝党和政治，不是因为反思了家人的悲剧，而是因为想忘记过去，以开始“幸福生活”。她的主要兴趣是音乐、电影、跳舞、交友，并得到伊戈尔的鼓励。他担任工程师，收入不错，梦想着把妻子留在家里。玛琳娜关注自己的个人形象，却老是遭到母亲反对。母亲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斯巴达态度，决不容忍这种“小布尔乔亚”的闲情逸致。玛丽亚自己整齐清洁，也有漂亮身材，但从劳改营归来之后从不重视自己的相貌，甚至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她收入微薄，买不起衣服或化妆品。但她女儿认为，她对此兴趣索然的另一原因是：劳改营的经历使她陷入抑郁，特别是在1955年之后，其时她终于发现儿子弗拉基米尔已死于古拉格。玛琳娜说：

她经历了这么多，以致自暴自弃，从不对镜顾盼，从不使用香水或化妆品……只有一次，她买了一件合身的大衣。从后面看，她还很年轻，身材高挑，双腿修长，脚踝精致。男人往往会在街上超越我们，为了回头瞟她——他们无法理解，从前面看的她却判若两人，头发灰白稀疏，脸上留有伤疤。

弗拉基米尔，1956年

由于缺钱，玛丽亚卖掉了合身的大衣，只穿棉外套，跟古拉格囚犯穿的式样差不多。(873)

弗拉基米尔·马赫纳茨——负责全市煤气供应的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前主管，在泰舍特劳改营度过14年后，于1955年6月返回苏维埃首都。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已22岁，一直不满意自己的“污点履历”。他出生于苏维埃精英的特权环境，父亲被捕之后，只好与母亲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之中。母亲没有自己的收入，他们住在共用公寓的一个小间，却遭到警方好几次突击检查，以搜寻“人民公敌亲属”的罪证。列昂尼德急于改善自己的处境，在申请莫斯科电影学院时，隐瞒了父亲的被捕。父亲回来时，列昂尼德正游走于电影界的波希米亚圈子——在解冻后的自由气氛中得以蓬勃发展。他还与国安部挂上钩，他的未婚妻塔玛拉是纳夫塔利·法兰克尔的养女。1929年，法兰克尔首创了古拉格系统的构想，此时隐居于苏维埃首都，对列昂尼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弗拉基米尔坚持要对妻儿行使权威。他的归来肯定会与列昂尼德发生冲突，这位年轻人突然多出一个严厉的父亲，在他眼中，弗拉基米尔“很难相处”：

他沉默寡言，喜怒无常，不愿谈论劳改营的经历，在感情上自我封闭。他把自己在劳改营养成的习惯和恐惧带回家，还期望我们作出配合。他不愿与当时仅46岁的母亲同睡一张床。我还记得，她有一天含泪对他说：“在你看来，我已不再是一个女人！”

尽管在劳改营待过那么多年，弗拉基米尔仍是一名坚定的列宁主义者。他坚持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斯大林政策——强迫性的农业集体化和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自己曾在实施这些政策时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他看来，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斯大林才不再是一名共产党人。对弗拉基米尔来说，归来的过程是一次时光的倒流。他重新入党，党员资格追溯到1921年。他重新进入原先的工作领域，1956年被任命为莫斯科燃料和能源局的副主管。他甚至配备了有专职司机的汽车和乡间别墅，仍在银松林专区，离原先拥有的那栋不远。被捕后发生的社会变化，对弗拉基米尔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那一代的农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斯大林工业革命中跃起而成为苏维埃的精英，他是其中一员。他在政治上激进，但社会态度依旧保守（列昂尼德出生后，他就叫玛丽亚辞职，因为他认为“资深党干部应有一位全职太太”）。现在，弗拉基米尔满心盼望自己再次成为一家之主，颇不满意列昂尼德的晚归，部分原因是劳改营使他严重失眠。父子之间不断发生争执，有一天晚上，列昂尼德参加派对，半夜才回，他们先是争吵，后来竟至动武。弗拉基米尔狠狠一拳打在儿子的脸上，列昂尼德冲出公寓，直奔法兰克尔的住所，一直住到1958年他与塔玛拉结婚。列昂尼德回忆，与弗拉基米尔关系破裂之后，法兰克尔成了他生活中的父亲角色。法兰克尔反对赫鲁晓夫的解冻，与国安部保持紧密联系。后来，国安部委任列昂尼德为电影导演，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那是一部有关冷战中苏维埃间谍的宣传故事片。(874)

劳改营幸存者的普遍感觉是自己的经历难以言说、交流。他们与没去过劳改营的人，始终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玛丽亚·德罗兹多娃在诺里尔斯克整整度过20年的监禁和流放生涯，1962年返回红村的家人身边。她写道：“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

我是活着回来了。但那里的生活，如何被押送去诺里尔斯克，我实在无从说起。他们怎能理解“押送”一词的真正含义？不管我描述多少细节，他们都难以理解。没人能理解我们所经历的，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会真正懂得和同情。(875)

左起：艾莱娜·康斯坦丁诺娃与母亲柳德米拉、外祖母艾莱娜·列别杰娃和姐姐纳塔利娅，1950年摄于列宁格勒

像许多前囚犯一样，与家人相比，玛丽亚感觉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里的朋友更亲近，获释后仍然与他们经常见面。一名前囚犯写道：“劳改营中形成的友谊是一生的友谊。”许多古拉格幸存者认为，劳改营难友的相互扶持，往往胜过家里的亲友。在社会上，前囚犯经常是偏见和恶意的受害者，遂建立起相互信任和依靠的特殊纽带。他们不与家人谈论劳改营，却与古拉格朋友倾诉衷肠。他们互相通信，节日见面，互相拜访，安排重聚。索尼娅·拉斯金娜有个大型联络网，成员都是她在沃尔库塔劳改营的老朋友。她在莫斯科的公寓总有老朋友借宿，其中有些人就像是拉斯金家庭的成员，出席拉斯金家所有的纪念日。瓦莱里·福雷德回忆起自己在因塔劳改营的老朋友：“难友精神非常了不起。没有任何做作，没有漫长劝说，我们尽量互相帮忙。”福雷德认为，古拉格大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是错的，因为他曾写道，囚犯在劳改营的经历一无是处。他自己与制片人尤里·敦斯基的终身友谊与合作，借助在因塔劳改营的共同经历而获得大大加强。福雷德回忆：“我感谢劳改营，它教会我友谊的含义，并给了我这么多朋友。”(876)

有些囚犯归来时，带回了在“里面”遇到的新丈夫或新妻子。特别对女子来说，这些“古拉格婚姻”的动机往往是为了生存。但另有一些，确实基于囚犯间的理解和信任。

矿物学家奥莉加·洛巴切娃，1946年获释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后，留下充当志愿工。她嫁给了地质学家弗拉基米尔——来自萨拉托夫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比自己要年轻20岁。1956年，他们一起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城。奥莉加被捕前，由于第一个丈夫米哈伊尔的被捕，她曾在那里流放。奥莉加不知道米哈伊尔的下落，长期杳无音信，只好推定他已死去，正是基于此，她才同意嫁给弗拉基米尔。但事实上，米哈伊尔被判处10年，送进卡拉干达劳改营。在那里，他娶了难友索菲亚·奥克兰德。她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匈牙利犹太人，1948年更为他生下个女儿。奥莉加和米哈伊尔的儿子深思道：“劳改营中的他们也渴望爱情和友谊，最终与别人聚在一起。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只是我的父母都爱上了年轻的对象，互相背叛。”1956年，米哈伊尔带上新妻子和女儿搬到阿拉木图城，设法找到奥莉加，甚至去塞米巴拉金斯克探望。他想说服她回到自己的身边，但奥莉加不肯原谅她的前夫，因为他在再婚之前，都没有试图找到她。(877)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娃也嫁给了自己在劳改营遇到的人。米哈伊尔·叶菲姆夫是来自诺夫哥罗德的农民，强壮、英俊，1934年因“流氓罪”被送到科雷马劳改营，帮助建造马加丹小镇。到1937年，叶菲姆夫已服完自己的3年刑期，但没钱返回诺夫哥罗德，所以作为志愿者留在马加丹。1938年，柳德米拉遇见他时，正好在棉花厂充当囚犯工，而叶菲姆夫则在建造该厂的通风管道。自1937年以来，柳德米拉一直在科雷马劳改营。她的丈夫被捕于1936年，之后就音信全无。她遇上叶菲姆夫后不久，因为肾脏感染而病得很重。叶菲姆夫替她买特殊药品和食物，照顾她恢复健康。1944年，她获悉，外祖母从孤儿院救出女儿纳塔利娅和艾莱娜，又在偏远的草原小镇阿克―布拉克流放地抚养她们长大。一年后，纳塔利娅、艾莱娜与外祖母返回列宁格勒，叶菲姆夫就开始给她们寄包裹和金钱。柳德米拉1945年秋天从劳改营获释，决定留在马加丹，因为叶菲姆夫无资格搬去列宁格勒。1947年，她与叶菲姆夫结婚。丈夫被捕至此已有10年，一直没有消息。她向苏维埃当局打听，仍无结果，只好推测他已死去。[4]1945年获得离婚许可之后，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你不能让对方永远等待，人需要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

柳德米拉不爱叶菲姆夫。在给母亲的信中，她将他描述成“科雷马最初患难日子中的好同志”，强壮、善良、乐于助人。俩人的持久友谊以古拉格的共同经历为基础，即使获释后，她仍依赖他的情感支持。1948年，柳德米拉与叶菲姆夫搬到新切尔卡斯克城，离顿河畔罗斯托夫不远，她在那里一直住到1992年去世。每年一次，她赴列宁格勒看望女儿和母亲。有时，叶菲姆夫也会同行，但对继女来说仍是疏远人物，她们称呼他时，一直客套地使用通常用于陌生人的“您”。纳塔利娅回忆：“只是在妈妈死前不久，我才开始使用[非正式的]‘你’。”艾莱娜和纳塔利娅一直与亲爱的外祖母住在一起，直到她1968年去世。她们再也没有与母亲重聚一堂，像家人一样一起生活。(878)

伊利亚和亚历山德拉·法伊韦索维奇夫妇，在彼尔姆以南的乌拉尔小镇奥萨开理发店。他们均被捕于1939年，因为有顾客举报他们抱怨物资短缺。伊利亚被判刑10年，进了高尔基城附近的劳改营；亚历山德拉判处5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他们的女儿伊拉伊达由外祖母抚养，直到亚历山德拉1945年归来。4年后，伊利亚也被释放。亚历山德拉耐心等待他的归来，这一天终于来到。房子里坐满了亚历山德拉的亲戚，亚历山德拉为伊利亚的归来准备了特殊的聚餐，但伊利亚没有出现。相反，他的妹妹利达从彼尔姆赶来告诉他们，伊利亚已与年轻的新妻子到达她的家。亚历山德拉带着女儿去看他，伊拉伊达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门开了，就是父亲——我们已有10年没见到他。他给我一个拥抱和亲吻……尼娜[他的新妻子]站在房间当中。妈妈开始哭泣，利达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劝说道：“如果10年没有看到对方，你能指望什么呢？”妈妈仍在哭。父亲把我拉近，仿佛在说，他也无能为力。我想，他那天喝了很多酒，已经醉了。妈妈开始咒骂：“你毁了我的一生！你毁了我们的家庭！”她不停地喊……“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叫我不要再等？”

尼娜和伊利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他们家屋外，1954年

亚历山德拉因此而精神崩溃，在精神病医院住了4个月。伊利亚和尼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小镇定居，住入一个旧澡堂。他们是在劳改营认识的。尼娜是来自列宁格勒的犹太医生，在医院工作，救了伊利亚的命。他外出伐木，没有食物，筋疲力尽，失踪好几天才被送到医院，已有严重的冻伤。尼娜的悉心调养使他逐渐恢复健康，这位医生最终还爱上了病人。伊利亚从劳改营归来已是残疾人，走路都需要尼娜的帮助。他每年去奥萨一次，探望亚历山德拉和伊拉伊达，有时也会写信，但互相再也不亲近。尼娜死于1978年，伊拉伊达尝试说服父亲回到母亲的身边，但他又娶了别人。亚历山德拉一直没有再婚，对伊利亚的背叛，始终耿耿于怀。她女儿说，她仍然爱着他，床边还放有他的照片，一直到死。(879)

季娜伊达·莱维娜是乌克兰少先队创始人之一，1904年出生于犹太家庭。她于1937年被捕，判刑8年，被送进科雷马劳改营。丈夫丹尼尔是工程师，作为人民公敌的亲属被捕，流放去了土库曼斯坦3年（他获释后参军，在前线受伤，再疏散到西伯利亚）。父母被捕时，女儿拉丽莎才4岁，由外祖母照看，住在基辅与别人合用的共用公寓。1945年，丹尼尔从西伯利亚归来，同时带回了新妻子里贾纳和他们的小女儿。他们搬进两个小房间，与丹尼尔的三个姐妹同住。拉丽莎搬去与他们住在一起，与同父异母的妹妹相处得很好，但遭到里贾纳和姑妈的忌恨。拉丽莎说，丹尼尔担心如果自己仍是人民公敌的丈夫，从流放地归来时就有可能再次被捕，所以选择离婚，与季娜伊达划清界限。但季娜伊达的母亲视女婿为好色之徒，认为他只是利用妻子的被捕，趁机娶了年轻漂亮的里贾纳，所以拒绝上门拜访。拉丽莎因此连外祖母都见不到，在父亲家的处境变得愈加困难。

季娜伊达1946年获释之后，依规定只能住在基辅附近的小镇兹韦尼戈罗德卡。有一天，她出现在母亲的公寓，带了个名叫瓦莱里的小男孩，介绍他是自己的儿子。季娜伊达在科雷马劳改营时，听闻了1941年9月纳粹在巴比雅对犹太居民的大屠杀，担心自己家人都已遭殃，遂下定决心再生一个孩子（当时已经37岁）。她在1942年生下瓦莱里，但一直拒绝透露孩子父亲的名字（她把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但每个人都揣测他是一个狱警。1949年，季娜伊达作为“反社会分子”再次被捕（正是反犹太人运动的高潮），被判刑3年，送往波特马劳改营（后来又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瓦莱里由外祖母照管，但几个月之后，老妇人过世。拉丽莎恳求父亲向瓦莱里伸出援手，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这个行为有异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有一种东西迫使我去爱他。我感觉到一种责任，来自我的内心。我没有家人，我想保护他，把他当做自己的亲人。”但是，丹尼尔的姐妹仍把瓦莱里送进了孤儿院，认为狱警的儿子应由国家来照看。瓦莱里消失了，直到1953年他从位于乌克兰西部的乌日哥罗德孤儿院写信给拉丽莎。拉丽莎前去认领，再把他带去身处江布尔城的母亲那里，合家三口在那里住了两年。拉丽莎回忆：

当时，我基本不了解母亲，从没真正与她在一起生活过。那段时间，从1953到1954年，是我第一次与她共同生活……她在我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爱……我不知所措，很不习惯……但我很快找到了家庭亲情的喜悦。

1955年，季娜伊达爱上了在江布尔城流放的另一个犹太人，他的家人都死于巴比雅。他帮助照看瓦莱里，视同己出。他们在1956年喜结连理。流放解除之后，他们回到基辅，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880)

就有些囚犯而言，家庭生活已经不再有可能。他们太害怕了——包括自己的失望，担心成为他人的负担，无法与人沟通。

纳塔利娅·伊斯纳尔1893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律师家庭。20世纪20年代，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歌剧工作室，从事图像艺术和舞台设计工作。1932年，她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嫁给格列高利·阿别孜高兹，他是教育艺术人民委员会的低层官员。1937年，阿别孜高兹遭到逮捕和枪决。纳塔利娅也被捕，获刑8年，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她于1946年获释，却留在多林卡镇，在内务部的政治部担任装饰艺术家，参与劳改营的宣传艺术和戏剧。纳塔利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有亲属，还有第一次婚姻的一个女儿。但她选择留在古拉格定居地，而不是返回家人身边。多年羁绊于劳改营使她心碎，再也无法复原。纳塔利娅写信给莫斯科的小姑：

清水塘（Chistye Prudy）15号，27号公寓

艾莱娜·莫伊谢耶夫娜·阿别孜高兹

亲爱的，值得庆幸的是，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朋友]将亲手把这封信送给你。终于，我能以你能够理解的方式，作出详尽的解释。从我获得自由那天起，至今已有6个星期。然而，这却是我的第一封信，如何解释呢？不得不承认，经过漫长的分隔，我们之间已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很痛苦的。在这短暂的所谓自由时期，我已认识到，再也不能感受到与你的亲近。每当想及要回来见你，我就会因下列的担忧而望而生畏：我将没有用处，我将手足无措，我将帮不了你。我已失去当母亲的信心，这么多年下来，已变成一个决然不同的人——变得更加冷静。我要工作，努力让自己学会随遇而安，没有家人也能生存下去。我要彻底剔除这种家庭情感，使它再也不会渗入我的内心。除了工作，我什么也不需要……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会告诉你一切，有关我的生活、性格、外表，等等。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胜过任何家人，因为她一直与我在一起，经受了劳改营同样的坎坷。遇到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真叫人欣喜若狂……我觉得，我的内心已失去你。我不再需要家庭——这种情感已在我的心中死去……这不是一件坏事，事实就是如此……(881)

三

索尼娅的释放证书。上有索尼娅监禁的时间，最高法庭军事委员会“因证据不足”而终止关于她的案子的决定，并允许她回莫斯科居住

索尼娅·拉斯金娜获释于沃尔库塔劳改营时，领到两样东西：一张由劳改营两名管理员签署的释放证书，一张返回莫斯科的二等火车票。索尼娅在莫斯科有家人、工作、公寓等着她回来，其他囚犯就没那么幸运。他们无处可去：家庭已经破裂或搬走；住房已经消失或充公；禁止返回曾经生活过的城市。许多前囚犯无法回到大城市，被迫谋求边缘性的生存，寻找能获得居民登记的任何临时住所。苏维埃当局一向不太情愿向前“罪犯”提供这样的居住权。阻止他们返回自己的城镇和家园的，既有法律上的障碍，又有制度化的歧视。克服这些障碍和歧视的斗争，也是长期且复杂的。

1953年，78岁的柳德米拉·泰德曼（娘家姓奥博连斯卡娅）从流放地奥伦堡回到列宁格勒。她是西蒙诺夫三个姨妈中最年长的，自1935年起，就住在奥伦堡，也是唯一幸存于流放困顿的（桃莉和索尼娅均死于奥伦堡）。她经过多次上访，终于从市苏维埃获得许可，搬回被捕前自己和子女的共用公寓。当她搬回时，居民委员会却予以拒绝，理由是她家原有三人，现只剩一人，不可自己独居。好几个星期，柳德米拉排队上访派出所、当地住房部、市苏维埃及其他各种办事处，为了争取独居的权利。她写信给西蒙诺夫：“最令人厌恶的是，各部门的人都以为我是个骗子。他们声称，我[在市苏维埃的住房许可上]列出补充的名字，是想骗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当局不让她一人独居，也不愿修改住房许可，并声称“他们是不会弄错的”，使这个案子一拖再拖。她足足等了好几个月，才获准搬回自己的老家。(882)

西蒙诺夫的私人秘书尼娜·戈登遇上了同样的麻烦。她的丈夫约瑟夫再次被捕，作为惩罚，被送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1951年，尼娜随他而去。1954年，夫妇俩返回莫斯科，在找到自己住所之前，只好借住在西蒙诺夫那里。尼娜和约瑟夫都是莫斯科人，即使借助于西蒙诺夫的影响力，仍无法登记为居民。西蒙诺夫帮这对“诚实勤劳、近年来却遭受如此不幸的夫妇”出面，写信给市苏维埃和莫斯科民兵组织的主管。最终，他们获得在莫斯科居住一年的许可，然后搬进西蒙诺夫帮忙觅得的房间。约瑟夫在高尔基电影制片厂找到工作，尼娜回来为西蒙诺夫做事。但他们的居住许可，不知何故，很快就被作废。夫妇被告知，必须在一个月之内离开首都。西蒙诺夫只好再一次写信，这次是给莫斯科内务部的主管：

结论非常简单：一个没犯过任何罪行的人，已在监狱和流放地荒废多年，终于重拾曾被冤枉夺走的工作。现在，他又要被迫离职，再一次离去。他的妻子，为了与丈夫在一起，曾放弃过自己的工作。而现在，如想留在丈夫的身旁，必须再一次放弃工作，离开自己生长的城市。这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不人道的。

多亏了西蒙诺夫的申诉，夫妻俩获准在莫斯科暂住。他们在后来的4年中，换住过8个不同的房间和公寓，最后终于遂愿，注册成为永久居民。1958年，西蒙诺夫帮助他们挤入待建公寓的轮候名单，那是为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工人兴建的，但一再的延误，迫使约瑟夫和尼娜不得不寻找更多的临时住所。直到1966年，即约瑟夫去世前不久，夫妇俩才终于分得自己的一小套公寓。(883)

寻找工作和住所，都困难重重。苏维埃官员普遍不信任前囚犯，许多雇主继续持怀疑眼光，视他们为潜在的惹是生非者和“人民公敌”。1953年3月的大赦公布之后，离开劳改营的先是普通罪犯，再是政治犯，但苏维埃大众不作区分。他们将1953年后犯罪和“流氓行为”的增多，归罪于古拉格囚犯的释放（1956年匈牙利起义之后，将重新浮现的“内部威胁和敌人”，也归罪于古拉格囚犯的释放。其时的苏维埃报刊，更作了推波助澜的宣传）。许多前囚犯即使获得平反，在申请工作时仍遭到拒绝。平反一事本身往往成了雇主们产生偏见和猜疑的起源。他们都不想冒险聘用几年前还是“政治犯”的人。一名前囚犯回忆，哈尔科夫的工厂主管当面直言，“尽管我已获平反，但在他眼里，仍有见不得人的过去”。在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谴责斯大林之前，公众对待归来的古拉格政治犯的态度，要么是不信任，要么是敌视。人们不敢与来自劳改营的前“敌人”有任何瓜葛。看到这些归来的囚犯，往往会唤起尴尬的回忆，甚至会在许多公民的心中激起内疚和羞耻。他们的生活相对舒适，他们的同胞却在劳改营中憔悴凋零。对归来的前囚犯，大多数人倾向于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以前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他们也只字不提失踪的数百万人。列夫·科佩列夫回忆，从劳改营归来后，与避开斯大林清洗的成功人士相处，反而觉得不舒服，他宁可与“某种程度上的倒霉人士”交往。他至少可以肯定：这样做，没有与以配合迫害获致成功的人为伍。(884)

寻找工作和住房如此艰难，以致部分前囚犯不得不重返劳改营。1953年之后，许多劳改营以特殊经济区的形式仍在运作，雇用名义上的自由劳工，主要是获释囚犯。他们领取工资，但行踪接受法律限制，不得随意离开偏远的定居点。有些人选择留在劳改营或定居点，因为他们觉得，还没做好重回社会的准备。有些劳改营，前囚犯一直留住在旧营房，直到20世纪60年代。甚至还有例子，前囚犯故意触犯小罪，为了回到劳改营，至少能有面包吃。(885)

伊万·乌戈列茨基赫1953年从科雷马劳改营返回家乡切尔登镇，无法找到工作和住所，警方也就拒绝向他颁发享有居住权的必要护照。他只得动用当初在科雷马当电工时的储蓄，到处游走，寻找工作。首先，他去了莫斯科，想亲眼看看红场，以遂心愿。但他身上缀满补丁的劳改营棉外套，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很快被驱逐出去；他本来就没有资格进入莫斯科。接着，他去布良斯克地区的小城新济布科夫——位于首都的东南方向，他的前妻与新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就住在那里——结果找不到工作。然后，他去顿巴斯寻找煤矿上的工作，但无处可住，没有居民登记，便无法得到他人的雇用。他在日丹诺夫和塔甘罗格遇上同样的麻烦。经过几个月的绝望寻觅，他来到了亚速海附近的国营农庄，那里所有的工人都挖地穴而栖。即使在这里，他也找不到工作，农庄官员一看他的科雷马释放证书，就予以拒绝。伊万最终决定返回科雷马劳改营，在途中却意外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在克拉斯诺卡姆斯克稍作停留，去探望居住于前劳改营营房的弟弟一家，正巧遇上附属砖厂的官员。他最初的申请也遭拒绝，但一块手表的贿赂让那位官员改变了主意。伊万在砖厂一直做到1981年退休。(886)

从1953到1957年，估计共有61.2万名前囚犯获得苏维埃当局的平反，其中多人是在死后追认的。根据苏维埃领导人的说法，平反过程是还原真相的过程——为了重建对1917年公正原则的信心——从表面上看，确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从争取权利的老百姓的角度看，实际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一系列持久且屈辱的上访。他们必须排队，填写表格，与往往充满敌意的官员争斗。前囚犯要写十几封信，其上诉才会获得苏维埃当局的恩准，这是司空见惯的。不过，1956年之后，司法审查和平反的进程有所加快。有时，上诉人会被传唤去内务部或司法部的办公室，这类地方很容易引发前囚犯的恐惧。他们相信自己将被送回劳改营，因此穿上冬装，由哭泣的亲属陪同。一点也不奇怪，这种恐惧和障碍打消了不少的平反申请（很可能是当局的初衷）。相关的司法审查和官方程序，开展得非常勉强，苏维埃官员有明显的动机来敷衍了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初靠捏造证据整肃“人民公敌”而立功晋了级，现在却要披露其中的不公，岂不要让自己上被告席？抓住稻草以求自保的尝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非常卑微可笑的。例如，一个退伍军人1947年因“反苏维埃宣传”而被判处劳改10年（他讲过“反苏维埃”的笑话），在1954年提出上诉，赢得减刑5年，遂立即获释。调查官在审查时，判定他的笑话不是反苏维埃的，但为了维持原诉（从而无需推翻原案，无需予以平反），声称其中之一有可能被理解为反苏维埃的。(887)

最后，即使获得平反，也得不到相应的道歉，更不用说在劳改营浪费的宝贵年华。在大多数官员眼中，前罪犯的平反并未抹去他的所有罪行。一名克格勃上校在1960年提醒一位前囚犯：“平反并不表示你无辜，只是你的罪还不够严重，但总归是有保留的！”(888)

就许多人而言，尤其是那些前党员和笃信1917年革命价值的人，对平反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致任何障碍都无法予以阻止。承认其公民价值，关乎他们人格尊严的根本。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人希望重新入党，只有重新领到党员证，才会感到自己重又成为十足的苏维埃公民。一名“人民公敌”的遗孀，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度过12年，她还记得收到丈夫的养老金和恢复党籍通知时的自豪。作为党员的遗孀，她可以得到普通受迫害家庭无缘的特殊好处（因此对平反者的地位持有扭曲的看法）。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这些优势是她重返社会的象征：

我觉得终于再一次成为完整的人，在政治上和作为一个公民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今日英雄”。获得平反的党员，其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各式排队，无论是宿舍和假期的分配，还是财政补助和其他种种，都享有优先权。(889)

对其他人来说，平反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给他们的生活和信仰重新带来意义。他们尽管遭受了不公正，仍坚守自己的苏维埃理想。这种信仰使他们的生命，乃至他们的牺牲，充满了意义。许多人甚至认为，他们在劳改营辛苦劳作，也为苏维埃事业作出了贡献，因此而感到骄傲。列宁农学院的学者亚历山大·杰格佳廖夫，在20世纪70年代向记者阿纳托利·朱可夫作出如此解释：

我在劳改营亲手挖出那么多贵金属，如果留给自己，早已是百万富翁了。这是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贡献。我在严苛条件下存活下来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我对列宁主义党和其人道原则的信念坚定不移，永不磨灭。党给了我力量，让我可以忍受这些考验；党振奋我们的精神和觉悟，帮助我们坚持斗争。恢复党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890)

另一类人追求平反，因为他们相信，这将能洗刷他们名字上的耻辱。玛丽亚·德罗兹多娃获释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但在获得平反之前，并没觉得自己已是真正的自由人：“只有平反之后，我才能正视他人的眼睛，满怀荣誉和自豪，没人再会骂我。”(891)

对图尔金一家来说，平反是一大解脱。1936年，来自彼尔姆的老布尔什维克兼记者亚历山大·图尔金，作为“托派分子”被捕。自那以后，家人一直被当做“人民公敌”的亲属。20多年来，亚历山大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一直认为，亚历山大确实犯了反对国家的罪行：这也是解释老朋友和邻居敌视的唯一办法。亚历山大的岳母更从客厅的全家福照片上，挖去他的脸（“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敌人，就必须将之清除出去”）。从此，家人再也不提他的名字。后来，亚历山大的妻子被告知丈夫是无辜的，提出申诉后，又收到他的平反证书，这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大解放。最终，她们可以不带任何耻辱感来谈论已失去的丈夫和父亲。[5]亚历山大的女儿维拉回忆：“一旦人们获悉我父亲平反了，便开始软化对我们的态度。这对我们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也曾怀疑他有罪，原来我们都错了。”(892)

不是每个人都视平反为足够的结果。有些人认为，他们一直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并不需要已被证明是不公正的制度的平反。这种观念常在老党员中间听到，他们是列宁的追随者，视斯大林为“反革命”。诺里尔斯克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列夫·内托，1956年从劳改营获释，他干脆拒绝申请平反，视之为“原则问题”。他为起义中的战友辩解：“我们都认为，并不需要国家的宽恕。国家迫害我们，本身就是罪行，这是一个自我尊重和自身尊严的问题。”(893)

对许多党员及其家人来说，光是平反，没有恢复党籍，还不算伸张了正义（恢复党籍意味着他们可得到国家的额外补偿）。但恢复党籍的过程非常缓慢，特别是在地方省份，当地的许多党组织，仍在老领导的管辖之下。他们当初捏造证据，整肃“人民公敌”，攀爬至高位；如今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岂不自找麻烦！1936年，亚历山大·图尔金是彼尔姆作为“托派分子”而受到不公正逮捕的30位布尔什维克之一。当他1956年获得平反的时候，当地媒体就提出给他们恢复党籍的问题，但是尽管有他们的家人的努力，恢复党籍一事还是被党组织压制住了。它的重新浮出水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然而市级领导仍然处处设绊。到1991年苏联自身解体时，这30名布尔什维克当中仍无一人得以恢复党籍。(894)

如果没有恢复党籍，前囚犯的平反赔偿便微不足道，很多人干脆谢绝接受。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1957年获得平反，领到两个月工资——是以1938年被捕时的币值计算的——以赔偿她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8年。她还领到了另外的两个月工资，赔偿其1938年遭到枪决、现因“缺乏证据”而获得平反的丈夫。她用这笔钱买了一件大衣，让两个女儿共用；给儿子买了一套西装；还有一张桌子外带6条板凳，用来布置彼尔姆苏维埃配给的一间屋的住房。(895)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在1954年为自己和丈夫申请平反，等了两年才收到一份普通的证书，声称她的案件已得到复查，因缺乏证据已告撤销。她写道：“为了这个错误，我付出的代价是20年零41天的生命。”她自己的补偿是两个月工资；她死去的丈夫的补偿也是两个月工资，此外另加上11卢布50戈比，因为丈夫死时身上还持有115卢布。她是在莫斯科最高苏维埃大楼的等候室收到这份证书的，前来领取类似证书的还有另外20名妇女。其中有一名乌克兰老人，被告知她儿子的赔偿金额时，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

乌克兰老妇人开始大叫：“我不要你们的钱来换我儿子的血。你们自己留下吧，凶手！”她撕毁证书，将之掷于地上。

发放证书的士兵走近她说：“冷静下来，公民。”

这位老人又叫喊起来：“杀人犯！”并朝他的脸吐唾沫。她在狂怒中竟噎得回不过气来。一位医生带着两名助理，跑进来把她带走。每个人都默默无言，一脸压抑，四下都有努力克制的呜咽声。我发现自己也无法遏制感伤……我回到警察再也不能将我驱走的公寓，没人在家，可以尽情大哭。我哭泣，为我的丈夫，37岁，正是精力和才能的高峰，却死于卢比扬卡的地窖；为我的子女，从小变成孤儿，身为人民公敌的子女，受尽污辱；为我的父母，死于悲伤；为自己20多年所受的酷刑；为活不到平反而长眠于科雷马冻土的朋友。(896)

数以百万计的人奔赴劳改营后，一去不返。亲属很少被告知他们的下落，在1953年之后，更面临一个漫长且痛苦的等待：或等他们的归来，或等他们的噩耗。在很多情况下，要给这个等待画上句号，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甚至苏维埃政权崩溃的1991年。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一直不知道丈夫已在1938年遭枪决。直到1992年去世，她仍不知道他是否依旧在世：如已死去，她会为他哀哭；如还活着，只是选择不再回家，她可能认为他一直是有罪的。(897)

阿夫纳西娅·博托娃一直相信丈夫可能还活着，直至自己1981年去世。丈夫1937年在附属于彼尔姆火车站的工程车间工作，上班时遭逮捕，被送去巴姆拉戈劳改营。那是专为建造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的古拉格综合企业。后来，他又被送去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他女儿尼娜在1989年获悉，他在那里筋疲力尽，死于1940年11月。但阿夫纳西娅对此一概不知，只在1941年1月收到丈夫的一张便条：“到目前为止仍然活着，这里的气温是零下50度。”40年来，这张褪色的小纸条支撑着阿夫纳西娅的一线希望：她的丈夫将会回来。(898)

直到自己1982年亡故，艾莱娜·切尔卡索娃一直坚信丈夫还活着。丈夫弗谢沃洛德是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地质学家，1937年被捕，1938年2月被判处死刑。行刑之前，弗谢沃洛德获准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将永远不再见面，但没透露自己行将枪决的消息，只说自己的判决是“无权通信”，这无疑是行刑人的指示。像劳改营囚犯的数百万亲属一样，艾莱娜不知道，“无权通信”就是古拉格中死决的代称。过了1953年，她推测他的刑期应已结束，开始寻觅。她查询了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总部，又写信给莫斯科的苏维埃检察院，但没有任何信息。艾莱娜拜访内务部总部后不久，一位陌生女人来访，自称她与弗谢沃洛德曾在同一劳改营，几年前还见过他，鼓励艾莱娜相信丈夫依然在世。(899)

这是内务部的伎俩，用来欺骗遭枪决囚犯的亲属。苏维埃官员想方设法掩盖杀人真相，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遮掩1937至1938年的大量死亡。他们将其时处决的囚犯的死期，改成后续的年份，通常选在战争年代；并伪造发给亲属的死亡证书，声称那些囚犯死于心脏病发作，或其他疾病，但事实上都是在多年前死于枪决。

依达·斯拉温娜1955年申请父亲的平反，获得成功，除了平反证书，她还收到了列宁格勒注册局发出的死亡证书，称她父亲死于1939年4月的心脏病发作。依达感到困惑，因为苏维埃当局曾在1945年告诉她，父亲当时还活着。她上访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总部，被告知应以死亡证书为准。10年后，即1965年，她向莫斯科的克格勃询问，得到同样的答复。依达一直相信这个说法，直到1991年她有机会看到父亲在克格勃档案馆的资料，才发现他被捕3个月之后就已被枪决，即1938年2月28日。在档案中，她还发现克格勃1955年的命令：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必须误导依达，让她相信父亲死于1939年的心脏病发作。(900)

伊琳娜·杜达列娃从不放弃找到丈夫的希望。她丈夫是南部亚速小镇的党委领导，1937年8月30日被捕，10年过去了，一直音信全无。伊琳娜认为他的刑期将满，便开始写信给内务部；还向罗斯托夫地区被捕的其他囚犯的亲属，打听所有劳改营的名字和地址，也一一写信相询。不久，丈夫在亚速小镇的党内同事来访，声称曾在劳改营看到她的丈夫，活得很好。伊琳娜继续向有关当局写信，仍被告知，她的丈夫还活着，还在劳改营服刑，只是“无权通信”。1953年之后，她写得更加频繁，推测丈夫肯定已被释放，因为从没听说超过15年的苦役。她以为会被告知，丈夫的刑期出于某种原因又延长了。最后在1957年，伊琳娜收到证书，说她的丈夫病死于1944年。这是伊琳娜所知道的一切，直到她1974年去世。1995年，她的女儿加林娜查阅克格勃档案中有关父亲的文件，当中注明，他在被捕的当晚被执行枪决。(901)

四

“现在，被捕的人要回来了。两个俄罗斯人，各自注视对方的眼睛。其中一人曾把那些人送去劳改营，另一人则刚刚归来。”(902)诗人阿赫玛托娃以这些词句，预示一场即将上演的变剧。囚犯们从劳改营返回，遭遇当初举报自己的同事、邻居和朋友。

1954年，玛丽亚·布德克维奇回到列宁格勒的一套共用公寓，父母带着她和弟弟曾住在这里，直到1937年被捕。他们的两个房间已被隔壁邻居占据，那是一对抚养3个小孩的夫妇，其中的妻子曾与布德克维奇一家非常友好，临到1937年大逮捕时却突施冷箭。她指控玛丽亚的父母是“反革命分子”和“外国间谍”（玛丽亚的父亲是波兰裔），甚至宣称玛丽亚的母亲是把客人带回自家公寓的妓女。到1954年，当年的那个女人已垂垂老矣，身体瘦弱，头披长长的白发，一人独居。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搬离公寓，她的丈夫1941年被送去劳改营。玛丽亚需要这个女人签署一份文件，证明她一家曾住这里。她最近收到枪决于1937年的父母的平反证书，因此需要这份文件为逮捕时没收的住处和个人财产申请补偿。那女人听到玛丽亚说起自己的名字，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她说：“没想到你竟还能回来。”玛丽亚解释访问的目的，保证不会来争夺生活空间。那女人邀请玛丽亚坐下，开始查看需要签署的文件。玛丽亚环顾四周，仍能认出母亲收藏的瓷器、父亲从明斯克带回的皮沙发，还有靠垫、灯具、桌椅。这一切，她从小就很熟悉。那女人签完文件，叫玛丽亚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低声说：“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那女人告诉玛丽亚，自己丈夫被捕后不久从劳改营写了一封信，她出于恐惧而不敢保留。他在信中说，他的牙齿在审讯中全被打掉，思忖自己活不下去，所以叫她不要等，早早改嫁。她的丈夫再也没能从劳改营回来。她解释，之所以告诉玛丽亚这一切，只是想让玛丽亚明白，她自己也已承受很多苦难，觉得对不起玛丽亚的父母。(903)

1948年，尤里·施塔克尔贝格被控属于列宁格勒大学一个“犹太民族主义学生团体”，并遭到逮捕。据称，该团体是反苏的“间谍小圈子”，其组织者兼资助者是一名德国男爵。尤里被指控企图成立一个秘密印刷所，在大学里散布反苏维埃的宣传。这些指控没有根据，仅基于虚幻的编造和4名大学同学签名的举报信。现在看来，他们当初的动机主要是仇外心理，之所以挑上施塔克尔贝格，是因为他的外国姓氏（也有可能知道，尤里的父亲曾因“传播德国宣传”的罪名于1941年12月被捕）。1949年3月，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尤里25年苦役，把他送去巴姆拉戈劳改营（他的父亲1942年即丧生于此），帮助建造铁路桥梁。1956年，他从高处摔下，身受重伤，作为残疾人而获释。他先是住在卢加城，后来终于回到列宁格勒，在公共图书馆上班。尤里应克格勃的邀请，查看了自己的审判记录，遂得知举报人的名字。他为此一一拜访了那4个同学。尤里回忆：“他们心知肚明，我已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

其中一名女生告诉我：即使我现在回来了，但无关紧要，什么都没变，因为我当时是一个混蛋，现在还是一个混蛋……她还说，我应被拉出去枪毙。另一个男的——过去一直是挑衅者，而且举止愚蠢——带我去他的家，给我看大门口一大捆纸。这是寄售的那种，有时会在大商店出售。他说：“如果你想要，自己拿吧。也许，现在正是你开印刷所的好时候。”我笑而不答，但我的脊椎骨直打哆嗦。我真想告诉他，这捆纸尺寸太小，并不适合印刷机，但我一言未发。(904)

易卜拉欣·伊兹梅尔―扎德被捕时是巴库医学院的资深医学教授和系主任，1938年被控属于一个“反苏维埃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组织”。他从科雷马劳改营获释后，返回巴库城，在同一所医学院做些基层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从事的是尖端性研究，现在，只是在应付日常的临床工作。1955年，阿塞拜疆前党领导米尔·巴吉罗夫因涉及1938年巴库的大恐怖而接受审判，易卜拉欣充当控方的证人，得以查阅自己的档案。易卜拉欣发现，他最喜爱的学生当时却在悄悄地举报自己，后来官运亨通，升为他现工作部门的负责人。易卜拉欣在科雷马劳改营时，这位学生经常拜访他的妻子和女儿，被当做家庭成员之一。易卜拉欣归来后，这位学生冷淡许多，很少再来，特别是会与他一起坐下聚餐的晚上。他和家人之后因无法躲避，又与这位学生见面数次，虽没挑明，但大家对出卖一事都心照不宣。有一天，医学院的政治部主任来到伊兹梅尔―扎德的家，希望易卜拉欣签署一份文件，说明他家并没心存不满，会继续与这位学生保持友好关系。易卜拉欣拒绝签署，如果没有旁人的劝阻，真想把这位主任赶出家门。他女儿说，易卜拉欣为此受到了极大打击，更羞愧于被迫在这不够格的负责人手下做事。被要求签署这样的文件，无疑成了最后一根稻草。(905)

1953年，奥布霍沃村的共青团前负责人科利亚·库兹明，也搬到沃洛格达附近的佩斯托沃小镇。他曾在1930年的集体化运动中指控戈洛温家为“富农”，而戈洛温一家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归来后，也定居于此。指控之前，科利亚是戈洛温家的常客，甚至受雇于尼古拉·戈洛温的皮革作坊。当时，尼古拉可怜这位全村最贫穷人家的少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科利亚前来探望，请求尼古拉夫妇宽恕自己，不单指对他的指控，也包括他在尼古拉弟弟被杀一案中的责任。尼古拉和妻子叶夫多基娅笃信宗教，不仅予以原谅，还邀请他搬来佩斯托沃。他们的女儿安东尼娜，此时在列宁格勒附近的科尔皮诺城行医，不赞成父母的慷慨，想说服他们改变主意。她的理由是：“他杀害了伊万[尼古拉的弟弟]，摧毁了我们一家。怎可原谅这样的人？”但叶夫多基娅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徒应原谅自己的敌人。”科利亚定居于戈洛温家的隔壁，为过去的行为感到羞耻，经常帮戈洛温家跑腿，试图赎罪。周六，他与尼古拉一起上公共浴池；周日，与尼古拉夫妇一起上教堂。叶夫多基娅于1955年去世，3年后轮到尼古拉，科利亚·库兹明也于1970年去世。他们都埋葬在佩斯托沃的同一块教堂墓地。(906)

还有很多前囚犯对当初举报自己的人表示了宽容。但不像戈洛温家那样，他们这种宽恕极少植根于宗教，而是基于一种豁然开朗：几乎任何人，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有多好，但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强压之下，都会变成举报人。所有经历过监狱和劳改营的人，都会有此同感。记者伊琳娜·舍尔巴科娃回忆莫斯科纪念学会（专为受迫害者设立的）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一次会议：

一位大约在1939年被捕的女子，以完全平静的声调对我说：“那边那个男人，曾举报过我。”接着她又若无其事地跟他打招呼。她看到我脸上的困惑，便解释说：“当然，我们当时只有18岁，他父母是受迫害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内务人民委员会]也想招募我。当然，他自己之后也受了迫害。”我觉得，她之所以这么说，不是不愿关注过去，或想把它忘却，而是已看透这个制度对人民惯用的可耻伎俩。(907)

到20世纪80年代，懂得这一点自然变得较为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痛苦的回忆逐渐软化，受迫害者了解到更多的历史，对苏维埃制度也有了更客观的认识。不过，避免责怪个人的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明晰。苏维埃的海外流亡者，显然不愿敌视普通的党员干部，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人本身也无能为力，兴许自己也是该制度的受害者。(908)

并不奇怪，斯大林的囚犯的归来，在有愧于心的人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惧。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所有的杀人犯、挑衅者、举报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从没想过，他们的受害者竟然还会归来。”

他们都以为，被送去另一个世界或劳改营的人，将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他们从没想到，那些幽灵还能借尸还魂，来找掘墓人算账。因此，在平反时期，他们变得恐慌失措。他们想着，时光倒流了，那些所谓的“劳改营渣滓”，突然再次披上肉身，启用自己的名字。他们一下掉入恐惧的魔掌之中。

一个“可怜的女举报人”，不断收到检察官办公室的传唤，要她撤回曾对那些已经亡故和依然活着的人所作过的各项证词。曼德尔施塔姆回忆，每一次传唤之后，她就会跑去她曾举报的家庭，申辩自己“从没说过当事人的坏话，上帝是她的证人。现在去检察官办公室，只是为了帮那些死人说好话，以便他们尽快恢复名誉”。曼德尔施塔姆的结论是：

那女人从未有过近似于良心的东西，但这也已超过她所能忍受的，她不久便中风，全身瘫痪。在某一时刻，她肯定怕得要死，以致相信这些平反是严肃、认真的，所有的造谣者和其他爪牙都会面临审判。(909)

曼德尔施塔姆还讲述了一名内务部高级官员的故事。他任职于塔什干城，斯大林死后，便开始领取退休金，但“偶尔还会受到传唤，去见侥幸从劳改营归来的前受害者”。他实在无法忍受，最后自己上吊而死。曼德尔施塔姆看过他写给中央委员会的自杀信。这位官员写道，他一直在为党努力工作，从没想到：

自己服务的对象可能不是人民，而是“某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他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他所审讯的人签署各式假口供，从而误导办案官员；来自莫斯科的官员迫使自己改用“简化的审讯程序”并完成定罪配额；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那些举报人自愿提供各式指控，迫使秘密警察对这么多的人采取行动。

这位内务部官员的自杀受到遮掩，秘而不宣，他在自杀前点了太多官员和举报人的名。但他的女儿，决意要责怪迫使她父亲自杀的人。曼德尔施塔姆指出：

她的愤怒针对激发这些噩梦的人：“他们应为办事人设想！当时担任官职的人，并没有发起这些迫害，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910)

自杀的还有另一位斯大林心腹，即酗酒成瘾的亚历山大·法捷耶夫，他曾是作家协会的主管，但在1954年丢掉乌纱帽。他很长一段时间患有抑郁症，斯大林的去世更使他精神错乱。他写信给另一位作协成员：“我的病根不在肝里，而在脑中。”法捷耶夫向西蒙诺夫坦称，作为一名作家，他已“破产”，放弃了自己最后一部小说。那是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有关党与工业破坏的斗争，以20世纪30年代的审讯资料作为借鉴。他已意识到，如他向朋友所解释的，其道德宗旨是错的，因为工业破坏根本就子虚乌有。他领导下的作家协会，参与了对作家的迫害，法捷耶夫为此而追悔莫及。他在给丘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竟是这样一个恶棍。”他尤其对老朋友约翰·奥特曼感到歉疚，奥特曼于1955年去世，即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两年后。法捷耶夫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曾举报奥特曼，后者在1949年入狱时，自己又袖手旁观。奥特曼死后，法捷耶夫沉溺于饮酒买醉。他向一个朋友坦承，他批准逮捕了许多明知无辜的作家。(911)

1953年后，法捷耶夫试图赎罪，他请愿当局释放那些被送去劳改营的作家，并为他们平反。他给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写信，呼吁党放松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控制，但遭到忽略，后来又被撤职。到1956年，法捷耶夫已成孤家寡人，在文学知识分子的眼中，只是一个顽固守旧的斯大林分子，其帮助受迫害作家的努力却鲜为人知。开枪自杀之前，即1956年5月13日，他曾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这封信在1990年之前一直雪藏于共产党档案之中：

我看不到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因为党领导的傲慢无知，摧毁了我奉献一生的[苏维埃]艺术事业……我们最好的作家，由于当权者对犯罪的默许，已被消灭殆尽，或是在巅峰未至前即已殒折……作为一名作家，我的生命已失去所有的意义。灵魂在这邪恶的生存中遭受恶意、谎言、诽谤的蹂躏。我离开这样的人世，只会感到解放和喜悦。(912)

到底要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还是做一个好人，两者之间的冲突使法捷耶夫悲不自胜。许多受害者都知道他天性善良。但他在斯大林政权中服务多年，所作出的妥协和调和，逐渐摧毁了他的良心、身份，乃至活下去的意愿。(913)

西蒙诺夫和儿子阿列克谢，1954年

尽管法捷耶夫对文学现状态度悲观，苏维埃作家在解冻的初期却发挥了主导作用。由于政权不再对作家行使直接的否决权，文学便成为关注的焦点，既强调个人和私人的生活，又拒绝斯大林官僚的横加干涉。苏维埃作家逃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公众主题和英雄人物，开始努力塑造家庭和社会中的真实人物。那个年头最大胆的虚构作品是爱伦堡的《解冻》（1954年），它有意作出挑衅，仿佛在试探新气象究竟能走多远。这部小说讲述一名专制的工厂主管，即“小斯大林”，变得越来越腐败且惨无人道，为了扩大生产、努力完成五年计划的配额，而挪用职工的住房资金。妻子对他的铁石心肠实在忍无可忍，春季的解冻预示更美好的新生活，使她鼓起勇气离他而去。解冻刚刚开始的1954年，其时的政治气氛还不容许苏维埃读者讨论小说中的反斯大林主义，再说它本身也不甚明显。所以，读者关注那部小说的另一主题，即艺术家的独立，体现在一名画家身上，仅属于次要情节。该画家以制作国家需要的产品，换取舒适的生活，但与不愿向制度妥协的其他画家相比，他承认自己的平庸。

《解冻》的发表分裂了苏维埃文学界。登载该小说的《新世界》和《旗帜》属自由派，希望它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作家终于可以坦诚相见，与其反映现政权的利益，毋宁发挥塑造私人感性的真正作用。1954年，在莫斯科图书馆有关自己作品的讨论会上，爱伦堡坚持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表达“情感文化”、促进“个人对同胞的理解”。(914)苏维埃政府的保守派震惊于这些自由派言论，开始组织一系列针对解冻自由作家的反攻。1954年8月，他们解雇了《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他是个诗人，也是“富农”的儿子。批判爱伦堡的任务，落到了西蒙诺夫的头上，他取代特瓦尔多夫斯基，接任《新世界》的主编。之所以选择西蒙诺夫，是因为他被视作温和保守派，与索夫罗诺夫那样的斯大林主义强硬派相比，更具权威性。西蒙诺夫在《文学报》的两篇长文中，向《解冻》发起攻击，认为它对苏俄的描写过于黑暗，它的次要情节的结局又过于简单。西蒙诺夫认为，当好一名艺术家和为国家服务，鱼与熊掌，两者可以兼得。(915)

西蒙诺夫继续留在斯大林主义的阵营，直到1956年他开始接受改革精神。像生活在斯大林阴影下的许多人一样，西蒙诺夫因斯大林的去世而晕头转向。一开始，克里姆林宫政治的走向很不明朗，也有可能重返大恐怖。在这种不确定气氛中，像西蒙诺夫那样的高官，坚持斯大林逝世前的政治立场来明哲保身，那是合情合理的。西蒙诺夫回忆：“那些年头，我对斯大林的态度不断演变，在各种情感和观点之间左右摇摆。”1953年的大部分时间，他的主要感受是“为损失一个伟人而感到的深切悲痛”。这促使西蒙诺夫在《文学报》的惊人悼词（《作家的神圣职责》）中主张：“苏维埃文学的最高任务，就是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子孙后代，描述不朽的斯大林的伟大和天才。”这篇文章激怒了赫鲁晓夫，坚持要把西蒙诺夫调离《文学报》。整个1954年，西蒙诺夫仍忠实于自己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出身，在办公桌上放置一张自己特别喜爱的斯大林像：斯大林在凝视伏尔加至顿河的运河——恰恰也是古拉格劳工的纪念碑。斯大林在世时，西蒙诺夫从没在自己办公室或住所里悬挂他的肖像，现在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叛徒”和“野心家”的愤慨。那些人在斯大林活着时高歌自己对领袖的爱戴，等他一死就大加谴责。西蒙诺夫回忆：“促使我[摆放画像]的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近似于高尚的或知识分子的荣誉的想法。”西蒙诺夫不愿背弃自己的过去，他还在1955年的诗集中收入一首委实可怕的《斯大林颂歌》。它写于1943年，以前一直没有发表，诗中称赞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916)

西蒙诺夫在批判爱伦堡之后，又向自由派解冻中的其他先锋作家，发起一系列攻击。他在1954年7月《真理报》的重要文章中，谴责文学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排斥，愈益趋向讽刺文学。西蒙诺夫特地点了乌克兰剧作家亚历山大·科尔涅伊奇克的名，批评他放弃了剧院的重要职责，借用西蒙诺夫的界定，即“教育苏维埃人民如何去爱护和珍惜苏维埃制度”。(917)

作为《新世界》的主编，西蒙诺夫也反对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爆炸性小说《不是单靠面包》，这份来稿想以连载的形式在《新世界》发表。这是有关发明家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物理教师，致力于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但由于小腐败和苏维埃官场的低效，他的独具匠心遭到了扼杀和破坏。在西蒙诺夫1956年发表它之前，坚决要求杜金采夫缓和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因为他担心这部小说可能引发对整个制度的质疑。即使有了西蒙诺夫要求的改动，这本书仍被改革者欢呼为反对当权派的攻坚生力军。该小说的第一次公开讨论，吸引许多人来到作家协会，学生们为了听到辩论甚至攀援水管爬到二楼窗外，最后只好请来骑警驱散人群、维持秩序。(918)

《新世界》拒绝发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西蒙诺夫对此负有直接责任。1956年9月，他代表该杂志的编委会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解释出于政治考虑的反对意见。这部小说以俄国革命和内战为背景，是史诗般的人生戏剧。1958年，苏维埃领导人发起运动，迫使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就反复引用了该信。[6]西蒙诺夫对这部小说评价甚低，曾写信给儿子说，这是“一部庸俗主义的作品，既卑鄙，又刻毒，有的地方更是赤裸裸地反苏维埃”。西蒙诺夫的观点是，小说提出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知识分子接受1917年10月革命的决定是否正确——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其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知识分子决定跟随布尔什维克，却背叛了自己对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文化和人类的职责。在西蒙诺夫看来，这种偏见不仅使之成为一部反苏维埃小说，而且侮辱了整整一代专业人士，包括自己的母亲和继父。他们留在苏俄，为布尔什维克工作，不是出于政治选择，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是俄罗斯爱国者。(919)

随着解冻的深入，赫鲁晓夫的改革者在苏维埃领导阶层占了上风。西蒙诺夫在莫斯科文坛上成了日益孤立的人物。改革的自由精神，与拒绝改变观点的斯大林主义信徒，无法相容。西蒙诺夫在1956年写道：

主编可以要求删除

我诗句中的斯大林，

但无法帮助我赶走

我灵魂中的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发言谴责了斯大林。之后，西蒙诺夫开始驱赶内心的斯大林，过程非常缓慢。(920)

赫鲁晓夫的讲话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在恐怖制度的缓慢消亡过程中，其重要性超过斯大林的去世。自1917年以来，这个恐怖制度一直在统治苏维埃人民。赫鲁晓夫的讲话显示，苏维埃政府终于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划清界限，人们的恐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开始渐渐离去。

苏共二十大是斯大林去世后的首次大会，1956年2月14日在大克里姆林宫召开。1355名投票代表与会，期待高层领导解释斯大林之后的路线，论定已死领袖的地位。揭露和谴责斯大林的罪行这个决定是由领导集体作出的——但究竟到何程度，曾有激烈的争论。早在2月9日，另一个特别委员会曾就1935到1940年之间的党员迫害，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调查结果，让高层领导大吃一惊——无论是逮捕和枪决的庞大规模，还是这恐怖浪潮所依托的证据捏造——临到苏共二十大的前夕，才决定在封闭的秘密会议上向大会代表披露真相。讲话文稿是集体起草的，但赫鲁晓夫是披露真相的主要推手，并充任2月25日的发言人。

赫鲁晓夫的动机很复杂，但仍是勇敢之举，因为其他的党领导人，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显然都犹豫不决，不愿揭露自己曾扮演重要角色的现政权的罪行。赫鲁晓夫在2月9日的讨论中呼吁采取大胆措施：

究竟是什么样的领袖，会摧毁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勇敢地讲出真相……我们曾与斯大林一起工作，但这并不连累我们。随着真相的浮现，我们必须予以公布。否则，我们就在赞同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响亮发言，不以为耻，无需害怕，绝不满足于心胸狭窄的诡辩。

披露真相也有利于赫鲁晓夫对权力的觊觎。他利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打击或威胁主要的竞争对手，并在欢迎解冻和政治改革的社会群体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基础。但最重要的，像党的其余领导人一样，赫鲁晓夫也许还在担心，如果不公布斯大林的罪行，人民将会接过发言权。在解冻的气氛中，党的批评者将会指责高层领导人人有责。最近刚从劳改营归来的一名党内老同志，向赫鲁晓夫提出警告：“要么，你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告诉他们；要么，你会发现自己也在接受审查。”赫鲁晓夫的讲话，特地提及这位老同志的证词。赫鲁晓夫给人一个印象：党领导只是在最近，经由2月9日的调查结果，才发现大恐怖的真相。他得以将责任推到斯大林的头上，以“不知情”的理由洗脱其他领导人的嫌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赫鲁晓夫为1935年以来党的不公提供了开脱罪责的解释：斯大林个人应负全部责任，其他领导人反而成了他“滔天罪行”的受害者（即使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追随者，也罪不该死）。没有怪罪苏维埃制度的问题——只有“克服个人崇拜”的问题。整个讲话的目的是要重新恢复列宁主义。(921)

赫鲁晓夫以保密的需要来结束他的讲话：

这个议题不得传到党外，更遑论媒体。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在封闭会议中谈论此事……我们绝不向敌人提供弹药，绝不袒露我们的伤口。我相信，大会代表都明白这一点，都会遵行不悖。

他发言完毕，会场中一片死寂。大会代表之一亚历山大·雅可夫罗夫——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的领军人物——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坐在楼座上，记得很清楚，赫鲁晓夫发言之后，把我紧紧攫住的，如果不是绝望，那就是一种深沉的忧虑。大厅中的寂静简直是高深莫测，没有椅子的吱吱嘎嘎，没有咳嗽，没有窃窃私语，没人注视旁人——或出于对刚刚发生的事件的猝不及防，或出于紧张和恐惧……我们都低下头，鱼贯离开会议大厅。

离开大厅走进玄关的大会代表中就有西蒙诺夫。他站在那里良久，陷入了震撼和混乱，一边吸烟，一边与中央委员会文化顾问伊戈尔·切尔诺乌索夫交谈。切尔诺乌索夫回忆：“我们已知道很多，但真相以如此方式坍塌于眼前，仍被惊得目瞪口呆。这是真相的全部吗？”(922)

[1]塔尼娅和弟弟阿列克谢在1978年移居美国后，她立即要求退党——那正是克里姆林宫反对艾莱娜·邦纳和她第二任丈夫安德烈·萨哈罗夫的高潮期。艾莱娜·邦纳1956年入党，1968年苏维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她就停止缴纳党费。露丝·邦纳担心孙辈的福利，悄悄地帮她代缴到1972年（根据对艾莱娜·邦纳的采访，波士顿，2006年11月）。

[2]玛丽安娜的表姐卡蒂娅·布龙施泰因（娘家姓杰美恩）当年18岁，对此未予证实。

[2]玛丽安娜的表姐卡蒂娅·布龙施泰因（娘家姓杰美恩）当年18岁，对此未予证实。

[3]加林娜使用母亲的姓氏。

[3]加林娜使用母亲的姓氏。

[4]她到1989年才发现，丈夫在1937年即遭枪决。

[4]她到1989年才发现，丈夫在1937年即遭枪决。

[5]图尔金家收到平反证书的同时也获悉，亚历山大被捕几星期后就死于劳改营，时年52岁。

[5]图尔金家收到平反证书的同时也获悉，亚历山大被捕几星期后就死于劳改营，时年52岁。

[6]《日瓦戈医生》被偷运出苏联，1957年首次出版于意大利，成为国际畅销书。帕斯捷尔纳克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但面临作家协会的压力和苏维埃报刊的民族主义谩骂，被迫拒绝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