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人道文学的兴趣日益增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运动被称为人文主义。的确,中世纪后期产生许多著作。其中不少著作,如神学、哲学、法律,都有专业性的特点;有些著作则旨在传授知识,例如各种编年史、历史专著以及自然世界图说等。那时业已创作出伟大的赞美诗;大学校园到处可听到轻快的学生歌曲;大教堂上演戏剧;亚瑟王⑫和罗兰⑬的古老传说已经记录下来;偶尔也有僧侣尝试撰写长篇叙事诗。可是,一种新型的文学和文学文化首次出现在 14 和 15 世纪的意大利。一个把写作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新社会阶层,为他们自己或为稍大一群人写作,他们利用写作来论述普遍性的问题,或审查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解决自己的难题,或使用言词来获得艺术的效果,或纯粹为了取悦读者。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是男性,但也有极少量妇女进入了这个新文学文化的潮流。例如克里斯汀·德·比桑的著作在 15 世纪初期就将人道主义的主题在法国传播(她的家庭还从意大利迁至法国),这还显示妇女也可参与欧洲知识生活的讨论。
人文学者与拉丁文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像他们的前辈一样,用拉丁文写了许多著作。他们与早期文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大都不是教士。他们抱怨拉丁文已成为僧侣的、粗野的、“经院”的语言,变成学校和大学的行话,他们倒喜欢采用一种西塞罗的或李维⑭的古典式语言。中世纪的拉丁文是一种具有新意的活语言,很富有生气,有许多词汇已转化为英语和罗曼语,成为十分标准的词句。然而,在古代作家的著作中,人文主义者发现了中世纪著作所没有的特性。他们发现一系列新的爱好,一种新的情感,一种涉及政治和公民问题的议论,一个没有落入宗教信仰框框的世界。此外,希腊人和罗马人无疑讲究风格——注意形式,追求雅致和警句。他们也时常为各种现实目的而写作,如写下旨在劝世的对话、演说及论文等。
如果说人文主义者因此而发起一个崇古运动,那是由于他们看到其中有与自己相仿的精神。他们感到有一种与他们自己时代有关的东西。在中世纪从未完全销声匿迹的古典影响,此时又作为一种主要力量重新进入欧洲的高级文明。人文主义者把他们的拉丁文变得很优美,并且越来越加强对希腊文的学习。他们竭力搜集尚无人知晓的古典文本,果然找到了许多,当然那是以前历代僧侣们抄写和保存下来的。
方言但是,当以整个欧洲通用的拉丁文来写作被视为格外尊严时,许多人文主义者还用意大利文写作。更确切地说,他们使用的是佛罗伦萨流行的方言。这也是《神曲》中但丁所用的语言。除这首浩瀚长诗外,人文主义者此时增加许多用佛罗伦萨语或托斯卡纳语散文体撰写的著作。结果,佛罗伦萨方言成为现代意大利语的标准语。这样,一种欧洲地方语言,即与拉丁文相对的普通口语,在多种多样的方言中得到了标准化,而且在结构和词汇上都很适合书面语言更为复杂的需要。这种情形是第一次发生。法语和英语不久也标准化了,其他欧洲国家的语言稍后也大都如此。
佛罗伦萨的流亡者,弗兰西斯科·彼特拉克一向被称为第一个文人。他是一个商人的儿子,一生走遍了法国和意大利各地。他受过律师的培训,还当过牧师,但后来却成为这两种受人尊敬的职业的不很坚定的批评家,斥它们是“烦琐哲学”。他是生于但丁以后的那一代人,死于 1374 年,他为即将来临的更充分发展的人文主义开了先声。他的多卷本著作表明对早期文艺复兴复杂而矛盾的态度。他对生活、爱情、美女、旅行以及与宗教界和政界的重要人物往来都深感兴趣,但他也能把这一切全蔑视为短暂的和骗人的东西。他热爱西塞罗,称赞他见识丰富又致力于政治自由,事实上,他在 1345 年发现了西塞罗信件的手稿。他热爱圣奥古斯丁,称道他的《上帝之城》的来世幻想。但是在西塞罗的著作中,他也发现有对宗教的深刻关注。在圣奥古斯丁身上,他看到这位做过主教的人是一个有活力的人,是他那时代的一名热心于论战的作家,曾告诫人们,对真正的基督徒来说,世界并不是罪恶的。
彼特拉克彼特拉克用意大利文写过许多十四行诗,用拉丁文写过一部史诗,还写过一部反省自己的作品以及一大批信件,他曾清楚表明那些信件也都是文学作品。他追求文学的声望。从这一切,我们看到一个新型的作家,他不仅把语言作为实际的工具,而且作为一种分外精细的表达媒介,用以进行沉思,表达沮丧或满足的情绪,澄清疑虑,提高自己对生活所提供的各种选择的判断能力。对彼特拉克来说,简言之,文学已成为一种职业,并且也是伦理学方面的事,它虽然仍与宗教有关,但已不再从属于它。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正是伦理学提出了人如何适应于世界,什么是美好的生活或美好的生活应该是什么,在哪里才能找到真正的、根本的生活的回报等问题。
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是一个象征,预示着一些事物即将到来。他的同时代人薄伽丘也是佛罗伦萨人,他用意大利文写成《十日谈》,这是一部故事集,既给人以娱乐,也传授一些有关人性与行为的知识。在他们之后,就是人文主义者的主力队伍,人数很多,但名气都不如他们。文人们开始参与公众生活,招收门徒和创立学派,充当政府机构或诸侯的秘书,以至本人也担任官职。人文主义者科卢奇奥·萨卢塔蒂就曾于 1375 年成为佛罗伦萨的执政官。在随后几十年期间,佛罗伦萨遭到米兰人的扩张野心的威胁,维斯孔蒂家族在米兰确立了诸侯般的专制统治。面对这种威胁,涌现出一种崭新而强烈的市民意识。萨卢塔蒂除履行执政官的通常职责外,还用他的笔为国服务,歌颂佛罗伦萨的自由,把它与恺撒破坏以前的古代罗马共和政体的自由等量齐观。另外两名人文主义者,布鲁尼和波焦继萨卢塔蒂之后成为执政官。布鲁尼写过一部佛罗伦萨史,与中世纪的各种编年史和记事史相比较,这部历史标志着历史学上的一种新成就。他把往昔视为轮廓分明的过去,与现在不同但又相关,并提出一种新的历史分期。他以李维这样的古代作家为榜样,采用一种流畅的叙事文体。他运用历史来为现实的政治目的服务,说明佛罗伦萨人具有长期的自由传统,拥有值得为反对强邻威胁而誓死加以捍卫的价值和成就。历史曾经对希腊人和罗马人产生过功用,而后来在欧洲以至最后在世界其他地区也都保有这种功用,即促使提高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还不属民族主义性质,而是市民的集体意识或群体同一感。这意味着,历史唤醒它的读者投身于承担义务和参与事务的生活中去。
现代批评方法所有这些文学写作活动都是学术性活动,作家们通过这种活动,就像读书或亲身阅历那样,同样可以扩大自己的认识。而且,学术活动,即养成悉心研究所写每一页的真正涵义的习惯,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纯文学或地方爱国主义的范围。这里产生一种新的批判态度。布鲁尼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就显示出务求资料来源可靠的新观念。洛伦佐·瓦拉成为校勘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具有以历史观点看待拉丁文的能力,发现拉丁文的独特单词和表达方式随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那不勒斯国王与教皇发生争论时,他曾用这方面的知识为那不勒斯国王服务。瓦拉通过对文件所使用的语言的分析,指出君士坦丁捐赠不可能是 4 世纪君士坦丁时代写的,因此属伪造文件,而教皇那时却以此为据,提出世俗的要求。此种学识帮助建立了评估书面文本真实性的现代方法,也有助于对人类知识范围和效用的人文乐观主义形成。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和其他人则寻找基督教《圣经》中未揭示的各方面的真理。他们作为文人,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信仰;但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他们又善于接受任何地方别人所写的任何作品。佛罗伦萨科学院有一批人对研究柏拉图极感兴趣。热情而又学识渊博的年青人皮科,在 1486 年二十三岁时就写了九百篇论文,对人类各门知识都提出了公开而详尽的阐述,这些论文的素材取自“迦勒底、阿拉伯、希伯来、希腊、埃及和拉丁哲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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