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制度的未来展望

生育制度的未来展望_低生育社会的来临———中国生育革命与政策抉择

8.3生育制度的未来展望

生育多少、何时生育本是人们自主决定的事，但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生育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行为，更是社会行为。生育要在国家政策的框架内进行。⁽³⁴⁾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计划生育的运作实践中，还存在许多悬而待决的议题，这是新生育制度生成的现实风险。当务之急是做好人口发展方案预测，以找寻相应的解决之道。

首先，生育观念的根本转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经典生育理论认为，生育转变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的，其中，文化传统与传播也起着重要作用。中国以早育、多育以及对生男孩的偏好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生育观，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与无性别偏好的现代生育观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人们的生育观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2年以来，市场化使生育教育成本上升，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计划生育力度加强，超计划生育的政治成本加大。同时，选择生育成本随B超在产前检查的普及应用而大幅下降。鉴于自然生育中性别组合随机性强，生育数量又存在制度和成本的双重约束，选择生育在90年代成为实现子女组合偏好的一个手段。⁽³⁵⁾可见，计划生育可以促使生育率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时就超前下降，同时“多子多福”、“无后为大”等中国传统生育观念又会阻碍生育率的下降。⁽³⁶⁾大量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人们期望生育孩子数较以往明显减少，但与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儿女双全”构成当前生育意愿的主体。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是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大多数人的最低要求。⁽³⁷⁾

其次，生育政策的实践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管理对象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人群，即在以往计划生育正常管理范围（常住户口、正式在编职工和正常婚育人员）以外新形成的人口群体，主要包括流动人口、离下岗职工、非婚生育者、人户分离者、口袋户、离婚再婚人员等。同时，非法同居、非法结婚、再婚和涉外婚姻生育的人数直线上升，性观念变化以及青少年的性早熟，使青少年意外怀孕和未婚先孕现象增多，城市人流比居高不下。流动人口流动超生、外出务工超生、“旅行”超生现象严重。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因基层管理不善导致计划生育在地方变种，计划生育工作存在很多漏洞，早婚早育现象依然严重，多胎生育和计划生育“钉子户”仍大量存在，生育秩序较为混乱，并容易引发弃婴、非法抱养、买卖人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都给计划生育工作增加了难度，使人口增长失控，又给优生优育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的征管绩效有待深入探讨。可见，对特殊人群的计划生育管理问题已成为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³⁸⁾

再次，做好人口规划与增长方案预测，为科学人口决策提供重要依据。20世纪80年代，宋健等人利用控制论的方法，在不同定常生育率水平的假设下，对我国未来100年的人口增长进行了预测。但是由于人的生育行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与生理、社会等密切相关的动态行为，定常的假设难以有效地描述实际情况。Jianfa Shen利用城乡模型对我国人口进行了预测，但他将城市流动人口归进了城市人口，而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与城市居民的生育行为是有本质区别的。1996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也对中国未来50年的人口进行了预测，但它对中国未来生育率水平作了从2020年以后永为2.1的假设。⁽³⁹⁾众多研究表明，中国经济资源环境的人口承载容量在16亿左右，客观上规定了我国人口增长的上限。如果把16亿人作为21世纪中期中国人口数量控制的最大目标，根据预测，与低方案、中低方案相比，中方案经过零人口增长⁽⁴⁰⁾点的时间推迟到2045年，人口峰值为15.34亿；按中高方案和高方案预测，人口将持续增长，不可能有零人口增长点，都在2035年超过16亿，分别为16.18亿和16.05亿，2100年分别达到17.26亿和19.67亿。可见，总和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并持续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才可将人口控制在16亿以内，这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高方案和高中方案。考虑到老龄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选择中方案是最为理想的。⁽⁴¹⁾

最后，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何时调整以及如何调整，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和必要的政策试点。生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一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决策。人口学家已经发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生育率不断走低，应主要归功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是生育控制。生育政策放宽后，是否会出现生育率大幅度“反弹”甚至失控？政策调整是否会再次引发类似于1984年“开小口子”的政策调整后的混乱局面，即政策一松就会导致水涨船高，进而发生计划生育全面失控的风险？⁽⁴²⁾以程恩富和易富贤为代表，围绕一胎化的存废曾引发激烈的争辩。⁽⁴³⁾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些地区，包括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和湖北恩施，先后推行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20多年来，这些试点地区的实践表明，试点地区的生育率低于或接近于对照地区，而出生性别比明显低于对照地区，并且试点地区的干群关系也得到了改善，这说明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会引起天下大乱。⁽⁴⁴⁾考虑到未来生育率变动趋势及可能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后果，现在是调整中国生育政策的时候了，⁽⁴⁵⁾必须审时度势，及时扭转以往形成的许多片面观念和思维定式，否则将会发生错误判断并贻误时机，导致我国计划生育和人口转变的伟大成就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另一个极端。⁽⁴⁶⁾面对机遇，无论从人口规模、人口自然增长的稳定性出发，还是从人口的年龄结构的优化出发；无论是从人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自身规律出发，还是从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出发，我国生育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期就在最近的5～10年。在新的历史时期，独生子女政策模式无论是政策理念、控制效果，还是具体执行方式，都面临转型的需求。迅速少子化与日益严重的老龄化，使需不需要放开二胎、何时可以放开，成为国民普遍关心和倍受争议的话题。长期来看，二孩政策是一个合适的折中，它可以避免加速的老龄化，也可以缓解很多社会问题。普遍实行“单独家庭可以生育二胎”政策，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是一种比较合适的过渡性生育政策微调方案。⁽⁴⁷⁾“削峰填谷，迁移流动，以时间换空间，推动区域人口协调发展”应成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思路。⁽⁴⁸⁾

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中国将迎来就业人口、老龄人口和人口总量三大高峰，持续增长的人口、日益增长的乡城人口流动与迁移、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衡等问题逐渐凸显。⁽⁴⁹⁾凡此种种，都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挑战，也是生育制度持续创新的源动力。正如前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约瑟夫·项密（Joseph Chamie）所言:“全球人口在同一列车上，我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我们知道未来的方向，那就是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⁵⁰⁾

【注释】

(1)参见拙作:《新中国生育制度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1期。

(2)任青云:《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妇女生育与健康》，见李小江:《生育:传统与现代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3)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4)姚新武，尹华:《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版，第8—9、144页。

(5)李建新:《中国人口控制中的政府行为》，中国人口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6)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7)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稿》，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271页。

(8)马瀛通:《人口控制辨析论》，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

(9)张纯元:《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年第1期。

(10)冯立天:《80年代中国生育率的变动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92年第1期。

(11)陶勃，苗志坚:《新时期人口问题综合治理研究》，《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2)翟振武，陈卫:《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人口研究》2007年第1期。

(13)参见拙作（与张飞来合作）:《当代中国计划生育的法制化进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4)张纯元:《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法律保障——学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初步体会》，《人口与计划生育》2002年第3期。

(15)陈卫:《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的人口转变》，《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

(16)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2月25日。

(17)包蕾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50年评估及未来方向》，《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18)于学军:《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的回顾与评论》，《当代中国人口》2008年第5期。

(19)王金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5期。

(20)李建民:《中国的生育革命》，《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21)叶明德:《低生育稳定期: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阶段》，《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6期。

(22)参见黄宝凤:《中国人口增长:过去的演变和未来的预测》，《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23)吕昭河:《制度变迁与人口发展——兼论当代中国人口发展的制度约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24)李建新:《中国人口控制中的政府行为》，中国人口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25)颜峰，胡文根:《中国生育革命非常规性背景下的老年人精神问题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26)姜全保:《中国生育水平预测与生育政策展望》，《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4期。

(27)王金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人口学刊》2009年第3期。

(28)“江苏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课题组:《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29)李建民，原新，王金营:《持续的挑战——21世纪中国人口形势、问题与对策》，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14页。

(30)胡粮纲:《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影响因素分析》，《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31)王金营，何云艳，王志成，段成荣:《中国省级200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评估》，《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

(32)陈友华，陆建新:《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人口与经济》2003年第4期。

(33)时金芝:《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协调我国现实人口与环境人口容量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西北人口》2001年第2期。

(34)张祥晶:《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构建——基于子女成本和效用的分析》，《西北人口》2005年第3期。

(35)马忠东，王建平:《子女组合偏好与选择生育: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下降和子女组合序列的变化》，《人口研究》2009年第5期。

(36)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08年第4期。

(37)陈友华，陆建新:《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人口与经济》2003年第4期。

(38)李光荣:《论特殊人群的计划生育管理问题》，《发展论坛》2001年第11期。

(39)黄宝凤:《中国人口增长:过去的演变和未来的预测》，《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40)零人口增长（Zero Population Growth），是稳定人口（stable population）的一种特殊形态，即人口增长率为零的稳定人口。零人口增长有两种形态:一是零人口增长点，二是零人口增长域。前者是指在某一年（或几年）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恰好相等的人口现象，而后者是指在多年（甚至更长）时段内，连续每年的出生人数都等于死亡人数的人口现象，即通常所说的静止人口。斯彭格勒（J.J.Spengler）是零人口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实现相对稳定零人口增长域要经历人口正增长阶段、人口负增长阶段和相对静止人口阶段（即零增长域）。

(41)李建民，原新，王金营:《持续的挑战——21世纪中国人口形势、问题与对策》，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8、100—101页。

(42)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学海》2010年第1期。

(43)参见程恩富:《激辩“新人口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44)左学金:《追问中国真实生育率》，《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18期。

(45)姜全保:《中国生育水平预测与生育政策展望》，《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4期。

(46)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学海》2010年第1期。

(47)穆光宗:《非大智慧大勇气不可为:论我国生育政策的抉择》，《人口学刊》2006年第1期；胡伟略:《低生育理性预期理论及其政策意义》，《人口与经济》2005年第2期。

(48)翟振武，刘爽，陈卫，段成荣:《稳定低生育水平:概念、理论与战略》，《人口研究》2000年第3期。

(49)陈卫:《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的人口转变》，《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

(50)转引自于学军:《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2期。